- 金庸谈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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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
电影高远，霞光万丈，昨日薄暮时分，大侠金庸翩翩又临宝岛。喜爱金庸小说的旧友和知音，特别趁机和他相聚晤谈。初秋夜凉，灯影曳曳，颇有几分西窗剪烛的意趣。
一年不见，大侠风采依旧，健谈依旧。满座佳朋，话题却总环绕着他，因为总也出不了他的多才、多识和多学。
话题先从他去年看的一出戏说起。因着那出戏的的谈兴，倒引伸出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同样是对古代社会的部分反映，民间戏曲是否提供了武侠小说某些素材或张本呢？”
“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金庸先生缓缓说道：“从历史的资料里，我尽可能地把所接触到的生活层面包括进去，其中也许还包括文人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情怀，这是就生活面而言。然而就艺术的造型来说，传统的戏曲和现在的小说中间就差异显然了。”
“京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当然这已经是十分粗略的说法了。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然而从发展的形式上看，京剧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憾，却正是和小说难以契合的地方。”说着，他赫然一笑，像是为什么而抱歉着了：“在过去，舞台的照明设备不健全，音响效果也未必好，脸谱便往往成为人物造型上最重要的条件。演员一登台，善恶分晓、忠奸毕露——而且往往很难将人比较复杂的个性呈现出来，仅止于典型式的划分。这对反映人生来说，是比较粗糙的。一般说来，京剧或者其他的民间戏曲的目的，也未必是在通过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来表现人生，或许它的重心在于歌舞与表演艺术本身的成就。小说则不然了。但是我仍然要强调：从民间艺术中即使未曾直接吸取些什么，间接的启发和影响于我而言却是难免的。”
金庸先生的一番见解便是如此谨慎温婉地娓娓道来，即使在论断时也一样：“中国的艺术大约都是互通的。有很多国画大师喜欢去看京剧，他们能从舞蹈之中捉摸作画的灵感，那也许是一根线条，或者一个笼统的轮廓，但是‘美’的印象是鲜明而且流通的。
在我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时也有类似的体悟，就拿武功来说，当它臻于化境，便自然成为一种艺术了，所以我曾用书画之道解释一些招式，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喜欢把一切事物圆融浑化，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罢？甚至将人生哲学也纳入艺术或武技之中，这是非常独特的解释。”
谈到人性以及民族性，金庸先生神色一振，叙说起他的作品《鹿鼎记》，和它的主人公韦小宝。
“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相当悠久而旦普遍，但是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时走访国外，我也常发现，几乎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有他们精神胜利的方式。所以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在传统的说法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我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德国去一一拴套。就事实来说，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训相左的。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一方面他重义气——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赌，时时也玩弄一些阴谋诡计。诸如此类，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却也相当真实而普遍。”
座中一位人士问起有关小说中所叙述的奇能异才，是否也多因生存环境的艰苦？
“我想是的，诚如你所说：雪地里的蜈蚣可以吃吗？在传记小说里曾经出现过这种场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条件欠缺的土地上，这个古老民族如何奋斗的历程，所以烹饪终于也发展成一门艺术了。”金庸先生说：“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窗外夜风乍起，而那个古老的中国，却仍旧悬着从武侠，从戏曲，从所有即使是浮光掠影如雨的灯花般轻轻摇起的玄思里，逼近了来。置身在历史当中，某些人生态度正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了。它能引起多少记忆或影响呢？
“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现在人何尝有余暇玩这些，落一粒子十几分钟，一盘棋可以下好几天。
所以我到日本竟然发现：麻将比围棋更流行！”
“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涵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间变化万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的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他从容地点烟，也不忙着吸，然后长长的一截菸灰滚落。他答复了一些关于个人学佛的问题。
“或许就如同文学一样，流派纷纷，有浪漫的，也有古典的，随人的兴趣所近，选择所好。佛学也是如此，具有八万四千法门，因人的个性而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径。”
“在最基本的理论上，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的讲法了。透过‘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逃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
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这是东方神秘色彩的画笔么？文学与艺术一旦逼近了这份氤氲，冲突或者挫折或者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那么东方的悲剧情怀又如何藉着文艺形式加以传递、感染呢？
金庸先生从头说起：“简单地说，希腊的古典悲剧总是强调着‘命运’，人受制于它，并与之抗争，然后遭受到永恒的挫败。而在中国或者印度的传统思想中并不是这样，悲剧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根据人的个性而衍发。世事纷坛，人总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选择也可能是出于误会，但是误会是对是错呢！即使人能了解自己的选择，又能否肯定那了解就是正确的呢？正确就是一定的吗？选择真能归结于命运吗？或者还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呢？从个性决定的观点，我个人以为是比较落实一些的。”
他这时深吸了一口烟，说道：“希腊悲剧似乎总是一连串的惊疑和恐怖，观众可以眼看着剧中人一步一步踏入命运的牢笼，无法解脱。然而东方色彩之下的理念却不是这样简化了的。佛家既说‘无常’，同时也强调‘因缘’。‘因’可以看做是人事上主要的动力；‘缘’即是其间许许多多的附带条件，比方说今夜之会吧！我从香港来，高先生、高太太邀我到这里，——这是‘因’；诸位今晚也都有空过来谈谈——这是‘缘’，因缘定分，所以大家便能相聚了。佛家不谈命运，不谈上帝，积极的地方在于相信某些‘缘’是可以由人为控制的。——这是佛家主张‘有为’的一种见证。”
那么，人如何去知道命运，或者知道因和缘呢？人又如何知道何以有为，以及如何有为呢？座中另一位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知识”在佛家的哲学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就涉及到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分歧的一点上了。”金庸先生说：“越谈越玄了，好像？——佛家有两种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只是落脚的层面不同的说法。所谓‘八正道’，也就是八种落实于生活的方式，其中第一条路就是‘正见’：求得正确的知识以及见解。佛家不像基督教，强调人的‘罪’。却认为人所犯的错误不过是出于‘无明’而已，人因为不能求得正确的见解，所以会犯错。但是另一方面，佛家又要人祛除‘所知障’。当人生在世数十年，接受各式各样的见解和经验之后，总会有所执着和坚持。
如果人想得到最后的真理，势必须要抛弃所有的成见，那时知识可能只是障害了。”
在“正见”的语意上，西方的苏格拉底在论述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见解，他也是将人的罪恶、虚伪和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诉诸人的无知，与佛说是很接近的。然而在知识与发展的历程中，东西方又分别导领出有着相当差异的轨道。金庸先生挥语如行云，对这个问题作了扼要简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学传统里对知识是相当重视的。柏拉图也曾认为追求知识就可以完满地解决人生问题。发展到康德，有一部分的理念就和前面所提及的佛家‘去所知障’的精神相近了。康德认为人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理，它和人类的语言及思辨能力是相抵触的，知识亦无能为力。康德只作如是说，并没有进一步地说明。而在佛家则进而用打坐以及默想以接近真智慧。禅宗尤其主张如此。这就是属于宗教的问题了：信则是；不信则否。哲学家想当然是不容易接受的。佛家基本上认为一切哲学的解释，总是片面的，也就是有限的。有人问佛祖：宇宙是有尽是无尽的？是有限是无限？人死后会如何？问了十四个类似的问题，释迦牟尼都不回话，这是著名的‘十四不答’。这些问题获得不同的解释，却终不能有答案，提问便是无稽的。释迎牟尼还作了一个比喻：
有人中了毒箭，这时去研究那箭身的质料为何，研究那箭羽的种类为何，研究那射箭人状貌如何，诸如此类皆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怎样去拔出毒箭，救回一条性命。”
“——唉！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其实人人学佛各随缘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门’的，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宗教的意味变淡了；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
金庸先生显然是不准备多说什么了，无语因缘，在座者也多只便会心而笑了。
接着，座中人的联想忽发，从佛教世界到武侠小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万八千里的旅程，而追怀之下，《西游记》这部书已如“筋斗云”般浮跃而来。
金庸先生倾身换了个坐姿，缓缓道来：“《西游记》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总是附会故事，敷陈情节，刻画人物，最后辑补撰订的。其中猴子造型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去。佛经中也利用了那些传统的民间故事，后来传入中土，踵事增华，便不只于佛家一门。《西游记》里儒、道两家的风味和理想也具有相当分量的地位，这是中国人合异取同的天性了。”
当人们提及金庸先生早年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他连忙摇摇手，笑道说：“我在电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长城电影公司做一年多，导过两部戏。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作环境，我没有待下去。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仍然未曾摆脱那许多束缚。
去年，中共召开‘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许多人在会中也强调了：主题的限制需要放宽，创作需要自由。连邓小平也在开幕典礼中说：中国地大物博而历史悠久，文艺创作也必须要有多方面的表现。至少在趋势上，放宽是不可避免的。记得去年我在香港，见到一出由大陆的剧团所演出的京戏《辛安驿》，竟然也采用传统的演出形式，刻画一对假凤虚凰的思春之状，这和前几年中共的姿态是大异其趣的。
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须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
金庸先生语重心长地作了结论：“中华民族有伟大的文化传统，这深厚的文化传统，大有可能导引我们进入光明的未来，重视文化经验多方面的发展，然后我们期待！”
夜凉方浓，一灯如炬，座中人依依相别，仿佛是结束了什么。然而结束了么？或者告别了儒侠金庸，便顿然觉出有一程岁月正将开始呢？那是慧思与灵感的开悟么？然而一席话间怎容得下这许多境界呢？他留下一些值得细品深思的课题，引燃了归客的心绪，一如灯火引燃夜色，直到黎明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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