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爱之惑

    金庸的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虽然总体的艺术成就还不算高,与他后来的作品相比差了一截,这也难怪,因为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然而,正因为是第一部作品,作者的技巧虽还未臻圆熟,但作者对人生的感受却写得自然、真实、而又丰富。几乎金庸所有作品中的成熟的思想,在这一部作品中都有了萌芽。从而,这是最值得我们注意,也最值得我们研究的一部作品。
    比如在爱情生活中的“选择的困惑”,在这一部书中便已初露端倪。即主人公陈家洛对翠羽黄衫霍青桐、香香公主喀丝丽这一对姊妹花的爱情,撇开个性、命运及道德、伦理等等因素或评价,我们看到,这对于陈家洛来说也的确是一个难题:“我心里真正爱的到底是谁?”这一问题无时无刻不在陈家洛的心头荤绕。因为这一对姊妹各有各的好处,而又都对他一往情深,尽管一个说了,一个没有说,但都能使他感受到。当真是“一个可敬可感,一个可亲可爱,实在难分轻重”。
    ——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中都有可能遇到的难题。
    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面对林黛玉与薛宝钗,一个木石前盟,一个金玉良缘;“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实在是难以抉择。——后世评家简单地认定贾宝玉只爱林黛玉而“不爱薛宝钗”,这恐怕是太简单了,也太武断了。没有看到,贾宝玉之所以更偏向林黛玉,那是包含着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婚姻不能自主的家庭环境和命运的反抗。若是没有父母之命,两个都可以自由抉择,贾宝玉恐怕要反而感到为难。——
    不说这个,让我们还是回到金庸的小说上来。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提出了这一两难的抉择,最后因为命运的播弄,香香公主惨死,陈家洛失败,又与霍青桐失散,从而不了了之了。但这种选择的困惑一直都存在着。
    只不过,在此后的创作中,金庸——像许多古典作家一样——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这种两难的抉择。实质上是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将“爱”与“不爱”明确地区分开来——
    如郭靖爱黄蓉,而不爱华筝公主;胡斐爱袁紫衣,而不爱程灵素;杨过爱小龙女,而不爱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如此等等,我们也不必一一列举了。
    这样做,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首先是艺术叙事方面的考虑,中心突出,旁枝不至喧宾夺主,读者也看得明白。其次,是基于一种创作的“严肃性”,以防将恋爱变成了“乱爱”(当代的畅销小说中确有不少这种不严肃的作品)。再次,这样写,还有一个客观的依据,那就是一个人只能爱一个人。——这无疑是受了一夫一妻的现代婚姻制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再说由相爱到结婚也正是我们的习惯心理及其定势。——最后,可能还有更深的一种信念。即“一个人一生只能爱一次(当然只爱一个人)”..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
    其实,上述的理由多少有些似是而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性的文化心理及其审美定势在起作用。并不是真理,人性的真实状态也并不是这样简单明了。
    男女之间的爱情常常表现为“一对一”的形式,这是受到了现实的制约,诸如婚姻制度、法律、道德观念、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等。但这不一定符合真实的(深刻的)人性本质、爱情真相及人心的真实愿望。
    男女的相爱,常常总是事先有过一番理想(或幻想)的蓝图,总希望其对象是十分完美的。而生活中的男人和女人,却往往都不是完美的,实际上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且不说每一个具体的对象身上有优点也有缺点,仅是优点,也只能符合我们心目中的“理想蓝图”的某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可能在另一些(异性)对象身上发现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可敬可感,一个可亲可爱”或一个温柔贤惠、一个活泼开朗;一个英雄豪迈,一个儒雅敦厚的..
    等等状况,令我们难以抉择。
    我们“只能”取其中之一,但我们“希望”的却是合二而一。
    合二而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必然面临着选择的困惑。
    金庸毕竟是一代宗师。他不可能总是回避这样一种人性的愿望和真实的“隐秘”。
    他不可能总是回避;袁承志对阿九、令狐冲对仪琳、杨过对程英、郭襄..
    的情感的真实态度和真实的情感性质。——杨过追逐陆无双这位“白衣少女”,又欣赏完颜萍的楚楚可怜之态,对程英的温柔体贴铭感于内,对郭襄的灵性知己倍加赞赏..难道能简单地以“不爱”一言以蔽之?黄蓉说郭靖与华筝是“草原上的一对大雕(佳侣的意思吧)”,而她自己则只是“江南屋檐的鸟雀”,这难道不是有意思的吗?夏青青对阿九的嫉妒,难道纯粹是有毛病、无理取闹吗?
    以上的这些都已成定局。过去了的就只能让它过去。
    金庸不能回避,他也没有回避。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小说《倚天屠龙记》的男主人公张无忌的爱情故事,看到了他面对着小昭、殷离、赵敏、周芷若这四位少女而感到难以抉择的真实情形。
    书中有这样一段:
    ..张无忌惕然心惊,只吓得面青唇白。原来他适才间刚做了一个好梦,梦见自己娶了赵敏,又娶了周止若。殷离浮肿的相貌也变得美了,和小昭一起也都嫁了自己。在白天从来不敢转的念头,在睡梦中忽然都成为事实,只觉得四个姑娘人人都好,自己舍不得和她们分离。他安慰殷离之时,脑海中依稀还留有着梦中带来的温馨甜意。
    这时他听到殷离斥骂父亲,忆及昔日她说过的话,她因不忍母亲受欺,杀死了父亲的爱妾,自己母亲因此自刎,以致舅父殷野王要手刃亲生女儿。这件惨不忍闻的伦常大变,皆因殷野王用情不专、多娶妻妾之故。他向赵敏瞧了一眼,情不自禁地又向周芷若瞧了一眼,想起适才的绮梦,深感羞惭。..(第29 回) 上面的那个梦无疑是真实的,是张无忌的真实的愿望的再现。同时,后面的“羞惭”也是真实的,那是一种道德理性的自责。人的道德理性是与人性本能的愿望相矛盾的,人之所以需要道德理性,正是要对人性本能及其愿望进行监督、防护、遏制。从而,我们所“做”的(含有道德理性监督的)
    与我们心里所“想”的(人性的本能及其愿望)总是不能够一致,总是相互冲突,最终获得某种程度的妥协。——这种妥协的程度,首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其次取决于人物所在的具体环境;再次取决于人的不同个性意志。
    张无忌面临着这样一种状况,并不仅仅是一种梦想,而且也正是一种真实,他在白天也会想这件事的。如书中所写:
    当日张无忌与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四人同时乘船出海之时,确是不止一次想起:“这四位姑娘个个对我情深爱重,我如何自处才好?不论我和哪一个成亲,定会大伤其余三人之心。到底在我内心深处,我最爱哪一个呢?”他始终彷徨难决,便只得逃避,一时想:“鞑子尚未逐出,河山未得光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尽想这些儿女私情做什么?”一时又想:“我身为明教教主,一言一动,与本教及武林兴衰均有关连。我自信一生品行无亏,但若耽于女色,莫要惹得天下英雄耻笑,坏了本教的名声。”过一时又想:
    “我妈妈临终之时,一再叮嘱我,美丽的女子最会骗人,要我这一生千万小心提防,妈妈的遗言岂可不谨放心头?”
    其实他多方辩解,不过是自欺而已,当真专心致志地爱了哪一位姑娘未必便有碍光复大业,更未必会坏了明教的名声,只是他觉得这个很好,那个也好,于是便不敢多想。..
    ..有时他内心深处,不免也想:“要是我能和这四个姑娘终身一起厮守,大家和和睦睦,岂不逍遥快乐?”..张无忌生性谦和,深觉不论和哪一位姑娘匹配,在自己都是莫大的福泽,倘若再娶姬妾,未免太也对不起人,因此这样的念头在心中一闪即逝,从来不敢多想,偶尔念及,往往便自责:“为人须当自足,我竟心有此念,那不是太过卑鄙可耻么?”(第40 回) 这一段叙述已经十分精辟。我们无需多言。应该理解张无忌的困惑和愿望,他内心的矛盾和冲突。面对这样一种矛盾冲突,任何一个人都会感到大大为难的。同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冲突。
    怎么办呢?
    小说的作者,给张无忌安排了一条“无为而治”的自然之法。那就是将这种选择交给命运。让苍天来为他作出安排。——在小说中,曾出现了两种局面:一种是,小昭被迫去了波斯,殷离逝世,又认定殷离是赵敏所害,那么顺理成章,自是要与周芷若成婚。另一种是,不料突生不测,小昭还是远去,殷离不知生死,但周、赵二女原来善恶颠倒,真相逐步揭露,幸好张无忌并未与周芷若成婚,赵敏更公然与父兄决裂,决心嫁鸡随鸡,于是张无忌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赵敏。当然也因为赵敏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婚姻对象。
    这是一个绝妙而又深刻的故事。
    不过,我们也看到,金庸在写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还有些遮遮掩掩,半推半就,总怕给人造成不良的印象,或者怕读者看不懂,看不明白,所以要处处加以解释。对最后,还是“言归正传”地添上一段“明白结局”。—
    —那是周芷若故意出一个题目,问倘若小昭、殷离、周芷若和赵敏四位姑娘都好端端地在他面前,张无忌“你便如何”?书中写道:
    张无忌道:“芷若,这件事我在心中己想了很久。我似乎一直难决,但到今天,我才知道真正爱的是谁。”周芷若问道:“是..是赵姑娘么?”
    张无忌道:“不错,我今日寻她不见,恨不得自己死了才好。要是从此不能见她,我性命也是活不久长。小昭离我而去,我自是十分伤心。
    我表妹逝世,我更是难过。你..你后来这样,我既痛心,又深感惋惜。然而芷若,我不能瞒你,要是我这一生再不能见到赵姑娘,我是宁可死了的好。这样的心意,我以前对旁人从未有过。”
    他初时对殷离、周芷若、小昭、赵敏四女似是不分轩轾,但今日赵敏这一走,他才突然发觉,原来赵敏在他心中所占位置,毕竟与其余三女不同。(第40 回)
    这样,似乎读者就更能理解,也更能接受了。因为,“毕竟..人总是要爱一个人的”。
    当然,我们不能排斥,张无忌在四女之中对赵敏的感情略深一筹(尤其是在她出走之后,倍感宝贵),但这并不能否认他对这四位姑娘同样有深深的爱情。如若是那样,便有些假做真,真当假了。
    金庸其实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后记》中又来“订正”说“张无忌却始终拖泥带水,对于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这四个姑娘,似乎他对赵敏爱得最深,最后对周芷若也这般说了,但在他内心深处,到底爱哪一个姑娘更多些?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作者也不知道,既然他的个性已写成了这样子,一切发展全得凭他的性格而定,作者已无法干预了”。——说得好!金庸之所以要张无忌在小说的最后“表态”(究竟最爱哪一个?)那恐怕是从读者的接受心理方面去考虑的,当然张无忌当时的处境(赵敏出走对他打击很大)也导致了他表态的内容。不过后来似乎又觉得不大妥当,所以在《后记》中又来一次订正的订正,说明的说明。其苦心可想而知。
    只不过,金庸将张无忌所面临的这种困惑尴尬的处境,全然地推给他的个性上的“拖泥带水”,这又在一定的程度上掩盖了其人性的普遍意义及其人性的真实与深刻性。张无忌固然是有些拖泥带水,然而即使不拖泥带水的郭靖和杨过碰到这样的境况又如何呢?——郭靖碰到黄蓉与华筝,觉得爱与不爱十分清楚,这一半是出于他的个性,一半也是出于作者的安排。正如作者甚至不愿意正视杨过与程英、陆无双、郭襄..之间的情感真实性与矛盾心理,以便保持杨过的“个性”及其爱情的“纯洁性”,其实是有较多的人为的痕迹的。
    相比之下,作者对张无忌的情爱心理的描述就要真实得多,也要深刻得多了。因为这涉及了(也正视了)人性的隐秘。
    在写张无忌的情爱心理及其人性隐秘的时候,金庸多少还有些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似想叫人明白又怕人家不明白,想说清楚又觉得还是不说清楚为好。
    而这种犹豫,到《天龙八部》中,在写到大理国皇弟段正淳的风流韵事时,就烟消云散了。一来因为段正淳不是小说的主人公,因而少了一些道德的束缚,多了一些“人生自由”。二来是因为段正淳是一国储君,风流浪荡一些也是可以谅解的;三来是因为《天龙八部》这部书本来就是一部风月宝鉴式的“破孽化痴”的寓言教化之作,所以作者尽可以放开来写,而最后却可以“收”。当然,最后一个原因,也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还是作者对人性的隐秘的认识又深了一层。
    段正淳在金庸小说人物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爱情故事一反常态,这是一位风流情种,几乎是一位“见一个爱一个”的人。但与《笑傲江湖》中的大淫贼、万里独行田伯光却又不同,他不是“淫”而是“情”。与《鹿鼎记》中的兼收并蓄、艳福齐天的韦小宝就更加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实作者完全可以让他娶上五六位嫔妃,在自己的宫廷里谈情说爱。但小说中偏偏没有这样,而是让段正淳在江湖上四处奔波,寻芳猎艳,造爱播情。与妻子刀白凤以及江湖上的王夫人、甘宝宝、秦红棉、阮星竹、康敏等六位女性(还有没有?书中没有写,只怕段正淳自己也不很清楚)都分别有过不同寻常的性爱关系。并且都还(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联系,不愿意失去,更不愿意断绝,而那一些女性(除康敏之外),无论是否与他人结婚,无论与其他的女性之间有着多么深的忌恨或仇怨,但对段正淳竟也是一往情深。——她们在没见到段正淳之时;对他“恨”得要死,似乎要剥他的皮、吃他的肉这才解恨,甚而连“大理”与“段氏”都恨上了,但只要一见到段正淳这个人,她们便又都将恨意抛到九霄云外,一个个盾花眼笑、缠绵悱恻,只恐时月无多,恩爱不尽。..
    “段正淳现象”在金庸的小说里是显得特别突出的。
    问题不在于段正淳与这许多女性发生性爱关系本身,而在于作者对此现象的认识和评价。——作者的认识和评价是明确的:
    段正淳纵起身来,拔下了梁上的长剑。这剑锋上沾染着阮星竹、秦红棉、甘宝宝、王夫人四个女子的鲜血,每一个都曾和他有过白头之约、肌肤之亲。段正淳虽然秉性风流,用情不专,但当他和每一个女子热恋之际,却也是一片至诚,恨不得将自己的心掏出来,将肉割下来给了对方。眼看着四个女子尸横就地,王夫人的头搁在秦红棉的腿上,甘宝宝的身子架在阮星竹的小腹,四个女子生前个个曾为自己尝尽相思之苦,心伤肠断,欢少忧多,到头来又为自己而死于非命,当阮星竹为慕容复所杀之时,段正淳已决心殉情,此刻更无他念,心想誉儿已经长大成人,文武双全,大理国不愁无英主明君,我更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回头向段正淳夫人道:“夫人,我对你不起。在我心中,这些女子和你一样,个个是我心肝宝贝,我爱她们是真,爱你也是一样的真诚!”..(第48 回) 段正淳殉情而死了。他的夫人刀白凤在他生前一直不原谅他的风流放荡,但在他死后,却对着他的尸体说:“淳哥,淳哥,你便有一千个、一万个女人,我也是一般爱你。我有时心中想不开,生你的气,可是..那是从前的事了..那也是正是为了爱你..”。段正淳为情妇们而自杀,刀白凤又为自己心爱的丈夫而殉情。
    这真是一幕人间惨剧。
    问题是:这是真的吗?段正淳说:“这些女子和你一样,个个是我心肝宝贝,我爱她们是真,爱你也是一样的真诚!”——这是真的吗?可信的吗?
    人难道可以这样吗?
    这恐怕是许多读者心中难解的困惑。
    爱之惑。
    段正淳这样做显然是不道德的,不说别的,就说他给这些女性造成的痛苦和伤害,也是惊人的。段正淳占有了她们的青春、爱情,使她们从此变得嫉妒、变态和疯狂,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且最终因为他而牺牲了生命。
    然而,从人性的角度去考察,从爱情心理及其“可能性”方面去探讨,则又是一回事了。
    我们不能怀疑段正淳的真诚,因为他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殉情之前,又何必说假话呢?他是那样做的,那样想的、也就那样说了。
    作者对“段正淳现象”的认识和评价,也正是这样。即“段正淳虽然秉性风流,用情不专,但当他和每一位女子热恋之际,却也是一片至诚”。而且“爱她们是真,爱你也是一样真诚!”。
    其实,这一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实的。是深刻的,人性的隐秘。
    如前所述,就人性而言,“人一生只能爱一次”,只是一种受到一夫一妻制及其道德伦理观念所制约、支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导致产生的一种社会规范化的观念,是一种人为的、似是而非的观念。但又是一种长期流传、积淀深厚的观念,从而让人难辨真伪,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作为一种信仰来接受了。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人只准爱一个,而不是只能爱一个。前者是文明社会的明确规范(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规范),后者才是人性本身。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人只能爱一次或人只能爱一个的现实情感可能性。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作品中,这种只爱一个或只爱一次的人和事都是存在的。(在金庸的作品中也大量存在,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等等,举不胜举)同时,我们更不是主张无休无止的“乱爱”。金庸写段正淳的故事,正是要揭示这种用情不专所造成种种痛苦与罪孽。
    我们提出这一问题、分析这一问题,只是希望能深入地了解人性,认识人性及其在爱情世界中的种种可能性与真实面目。只是想提出从道德或人性等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人事,往往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认识与评价。只是想说,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不惑”的未必是真实的、合理的,而对真实的事物(如人性)则常常是大惑不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家和哲人的最根本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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