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庸 趣 事

    早已讲过写金庸并不容易写,因为他没有倪匡那么风趣。
    既不风趣,趣事自然不会多。
    但有时又不尽然。金庸也有他风趣的一面。比方他请人写稿,有时也会奇招迭出。
    有一回他请我替《内明》杂志写稿,为了怕我拒绝,便给我来一封信。
    信有一定格式,把要求的事列成几点,最后以弟自称。
    所列几点,包括稿件性质,字数,稿费若干,为着怕我担心稿费,另加小说稿费由弟负责追讨。
    接到一封这样的信,叫人怎能不写?
    至于金庸为什么会替《内明》杂志拉稿,这里不能不闲扯一笔。
    《内明》杂志是一本佛经杂志,主编沈九成跟金庸是好朋友。原来,金庸对佛经一直很有兴趣,时常跟沈九成过从,研讨佛经。尤其在他的长子在哥伦比亚大学里遇事后,金庸更醉心于佛经的研究。听人家说,《内明》杂志的经费有部分是由金庸负责的,难怪他这么热心。
    看到前面写的金庸对作者稿费如此负责,读者一定以为金庸对稿费一定不会计较。
    不过这里所谓稿费,是指金庸付与各作家的稿费而言,并非人家付与金庸的稿费。
    事实上,现时香港恐怕没有人能请得起金庸写稿了。他的稿费如何计法。已无准则,这又如何请法?
    《明报》的稿费一向定得不很高,至少它没有《东方》与《成报》那么高。
    大约七九年,三孙介绍我去《东方日报》写稿,订明写三个月的连载,每天七百五十字,稿费是一千元。但我在《明报》翻译日本推理小说,每天八百字,稿费只有六百五十三,比《东方》少了三百五十元。我没有提过抗议。但倪匡和亦舒就不同了。兄妹齐向金庸抗议,电话,信件齐飞,要求加稿费。
    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势。
    倪匡气他不过,乘住一场宴会,带住几分酒意,大声疾呼要金庸加稿费。
    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
    总算把一场风波平了。
    事后,稿费真的加了,是百分之五,聊胜于无。
    倪匡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拗他不过,于是杀手锏来了。
    “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给你写信。”金庸用近乎哀求的语调说。
    一听写信,倪匡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原来以论口才,金庸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道理,倪匡绝对不是对手。
    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独有金庸是一等一的傻瓜,偏偏喜欢写信。
    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有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人。”
    坐言起行,过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便是经济不景气,惟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谓你加,人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只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所以,一路到现在,倪匡在明报的稿费并不太高。比起《东方》、《清新》、《翡翠》大有不如。
    倪匡常自叹:“跟查良镛太熟,有时反而不好乱说话呢!”
    亦舒是继倪匡后第二个敢同金庸谈稿费的天下勇者。
    亦舒比倪匡还辣,她在专栏里直接提出,文辞尖刻,几乎在说金庸在刻薄爬格子动物。
    面对如此刚猛的攻势,金庸以不变应万变,甚而以静制动,一样把亦舒弄得服服贴贴,到了升任政府高官后,仍乖乖地化个笔名在写稿费不如理想的连载。
    在本港文化界里,倪氏兄妹素以辛辣出名,居然都给金庸弄得服服贴贴。你说金庸的本领有多大?
    木蚤虽恶,遇上糯米也是变不出戏法的。
    金庸就是治服倪氏兄妹这两只顽皮木蚤的糯米。
    为了这个原因,许多人说金庸吝啬。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不过是深懂节省之道理而已。他不像倪匡乱花钱,也不会富而后骄。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有时也很慷慨。这一点倪匡体会很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就会预支版税。这是是倪匡跟明报出版部的人亲口说的。 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一趟皱过眉头。顶多会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啊!”
    虽然金庸办报发了大财,倪匡是他的老朋友,但是他没有义务一定要照料倪匡。现今世界,势利现实,像金庸那样对待朋友,是不多见的。
    说起来,金庸很爱才,有才的人,在明报服务,都会受到他另眼相看。
    这里举几个例子,读者就可以明白。
    这二十年来,明报人才辈出,已故的漫画家王司马就是金庸爱惜的人。
    王司马进入明报工作的时候,还未成名。大约在一九六八年,我常投稿《明灯日报》“日本小说丛”版,王司马便常常替我配图,《明灯》的稿费很低,可想而知。进入明报后,由于工作勤力,表现好,金庸很喜欢他,但是他的稿费一直没有怎么加过,依然是三百元一个月。
    有一天,他遇到倪匡,在倪大哥面前发了一点牢骚,倪匡便答应替他去说项。
    倪匡见到金庸,问:“喂,查良镛!王司马的漫画崭不崭?”
    “崭!交关崭!”金庸竖起了大拇指。
    “应不应该加稿费?”倪匡带金庸进入正题。
    “应该!”金庸想也不想回答。
    “你知道他只有三百块一个月吗?”倪匡说。
    “吓!这么少,不行,不行,”金庸顿足:“他想加多少?”
    “一千五百元。”倪匡说。
    “甚么?”金庸有点犹豫,“这太多一点了吧!”
    “那你可以加多少?”
    “嗯!”金庸想了想,“一千二百元吧!”
    “多谢!多谢!”倪匡马上脱帽致敬。
    原来王司马的本意只要求加到五百元。现在有一千二百元,倪匡如何能不致敬?
    这一回是小倪匡计取金庸了。
    后来,金庸知道了,笑笑说:“一千五百元买王司马的画,还是太便宜了。”
    可见金庸是多么的爱才。
    还有一个是王世瑜,这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许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
    据《明报》老职员说,王世瑜初入明报,职位只是信差。
    但这个信差,套句广东话,是“话头醒尾”,兼且“做事勤力”,因此甚获金庸欢心,很快就由信差,升为校对,助理编辑,编辑,而到最后,金庸更叫王世瑜出任《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堪称一时无俩。
    后来,王世瑜因事离开了《明报》,进入《新报》做事。《新报》创立《新夜报》,王世瑜出任总编辑,我就坐在离他十尺不到的那张写字台。其时我在《新报》任通天小职员。
    何谓“通天小职员”?便是报馆大小事务都要做:校对,听电话,写新闻,而工作时间或日或夜,毫无准则。
    王世瑜虽然身为老总,助手只有号称零零八的雅伦方一个。真佩服王世瑜的干劲,《新夜报》是他一手搞出来的,销路几万份,替《新报》罗斌赚了不少钱。
    后来王世瑜自己办《今夜报》,销路居然盖过《新夜报》。《新夜报》停刊后,《今夜报》一枝独秀,成为小报之王,王世瑜因而赚了不少钱。
    最近王世瑜举家移民加拿大,把报纸卖掉,报社变现钞,袋袋平安,王世瑜的本事你看有多大!
    金庸对王世瑜堪称念念不忘,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报政,衔头是《明报晚报》社长兼《财经日报》社长,风头之盛,一时无俩。
    谁都知道,王世瑜离开明报时,是满腔冤气的,年少气盛,到了创刊《新夜报》,便常在报上拿金庸开玩笑。
    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总不放在心上。
    现在居然邀请王世瑜回巢,金庸气量之大,真是罕见!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斯是至理明言。金庸爱王世瑜的才,才对金庸而言,实在可以盖过任何积怨。《明报晚报》有王世瑜这样的鬼才,当大有机会重振声威也!
    除了王世瑜,还有林三木。
    林三木在明报,起初只是在资料室任职。金庸欣赏他,把他保送到英国念书。学成归来,立刻请他出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
    后来总编辑潘粤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报》,林三木升任老总,恰值股市狂潮,《明报晚报》这张全港独一无二的经济报纸,遂成为一纸风行的晚报。销路有好几万份。直到林三木创办《信报》后,《明报晚报》的销路才逐渐跌下来。
    许多人都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
    然而,金庸从来不这样说过。反而替林三木辩解:“人望高处,水望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在许多宴会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
    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老板的习气,大言炎炎的叫林三木做“三木,三木”。
    甚至对胡菊人,金庸也是念念不忘的。
    八十年代初,明报发生了一件大事,便是《明报月刊》的总编辑胡菊人脱离《明报》,创立《中报》。
    金庸劝胡菊人三思,胡菊人坚持不纳,而且暗中招兵买马,金庸逼于无奈,只好忍痛割爱。
    为了酬谢胡菊人对明报十三年以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海城”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赠与“黄金劳力士”,场面异常感人。
    及至胡菊人失意《中报》,金庸十分难过。常向孙大姐询问胡菊人的近况。
    胡菊人当年离开《明报》,曾经暗底拉拢《明报》编辑部的人员,当时军心颇为动摇,幸赖金庸震压才保平安,但金庸一点没怪胡菊人,还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辑。
    胡菊人是个好编辑,这是无可置疑的。离开《明报》后,月刊的销路一直下跌,开战鼓而思良将,金庸午夜梦回,大概是忘不了胡菊人的。
    金庸有什么嗜好呢?
    他喜欢看书。住在渣甸山的时候,除了那个一千尺的大书房外,楼下还有书库。最保守估计,他储藏了几万册的好书。
    书以外,金庸极喜欢捉围棋。
    可以说他是一等一的棋迷。段数嘛,现在也应该有一段了吧。
    这几年,金庸不断请了大陆的围棋高手来香港跟他对奕。有一段时期,有两个围棋高手一直住在他家里,食佣工全归金庸。工作就是每天陪金庸下棋。
    为了棋,金庸可以浑忘一切。以前他每天晚上都回报馆。有了围棋,他不常回报馆写社论,所以现在《明报》的社论有部分是由徐东滨执笔,偶尔也有老总潘粤生的客串。
    对围棋,金庸甚有研究。家中收藏有关围棋的书实在不少。而对棋盘及棋子,也十分谨慎选购。
    最近金庸搬了家,从北角半山搬了去山顶道。
    那是一座大洋房,面积好几万尺。那个花园也大得惊人,据说单是装修费已用了百万元。
    新居搬定,倪匡去参观,第一个印象是“必须装室内电话”,否则同居一楼,招应不易。
    金庸听了也不在乎。独要倪匡看他新买的木棋盘。
    他把棋盘拿了出来,让倪匡过目:“猜猜看,买了多少钱?”
    倪匡一看,暗想:“你查良镛问得我价钱,自然不会是次货,那就估高一点吧!”
    “一万块!”倪匡想了想答。
    “喂!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呀!”金庸提醒他。
    “那么----”,倪匡再想了想,“三万块!”
    “唉!”金庸摇了摇头:“倪匡,你怎么这么不识货?”
    倪匡有点不服,“我怎么不识货?”
    “这是甄品,在日本店里看到,要买下来,老板不肯,还要托人去求情。才勉强答应卖给我。”金庸一本正经地说。
    “甚么?”倪匡跳了起来,这么一个劳什子的棋盘,还要央人去说项,放屁!没好气地问:“那么到底多少钱?别卖关子了!”
    金庸竖高十根指头。
    “哇!十万块!”倪匡跳了起来,指住那个棋盘,“这个棋盘要十万块?”
    金庸把棋盘抱得紧紧,生怕它溜走似地。
    “唉!”这回轮到倪匡叹气了。
    十万块买一个木棋盘,你说金庸对围棋是迷到了什么地步。 除了书与围棋,金庸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了。
    最近有记者问他,还会不会写武侠小说?
    金庸没有正面答复,但言下之意,是不会再写了。
    为什么金庸不再写武侠小说呢?
    倪匡的解释是:“他写不出了!”
    以我看来,写不出则未必,但会否比旧作写得更好呢?恐怕金庸没有十足把握。
    一个作家做到金庸的地步,可谓苦乐兼尝。他一方面享受成功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又受着精神压力煎熬的苦处,正是茫茫然不知所措。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便是受尽这种心情的煎熬而踏上自毁之路的。
    金庸比川端康成聪明得多,在事业上,他有《明报》,让他享受成功的果实,在精神上,他籍自潜修佛经和围棋来得到解决,所以他能超脱,不会有任何困扰。
    有许多认识金庸的人,都以为近年金庸变得孤家,不爱交际。孰不料这正是他自保之道,他实在 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那样的小说。 不过,一个写惯小说的人,如果叫他常年不写字,也是会技痒难熬的。金庸没有新作,但这十年间,却从事修订的工作,他将出版了的武侠小说重新修订。
    所谓修订,有时是变相的改写,像《天龙八部》,就将倪匡所代笔的那一大段删掉了。
    据金庸说,删掉那段,并不代表倪匡写得不好,而是想统一风格。
    修订过的新版,好不好呢?见仁见智。
    倪匡在他论述金庸小说的专著里,曾提出抗议,认为有时斧击之根实在太深,反而减弱了阅读的趣味。对这一点,不独倪匡如此,许多人都有同感。
    但是,有时也得替金庸想一想,他的武侠小说发表时都是一天一天的刊在报上,结集成书,碍于时间,也未必逐一看清楚,所以有些情节往往出现首尾不接的现象。如果不加以修改,实在有碍小说结构的完整性。
    就是修订过后的小说,情节也有不如人处。
    八一年,我在”无线“工作,创作组决定把金庸的《天龙八部》搬上银幕。我们一队工作人员跟随萧笙去澳门“度桥”,每人事先精读《天龙八部》,这才发觉漏洞百出,编剧人员惟有想尽办法修补,同样情形,相信一定出在《射雕》和《神雕》身上,可见长篇小说并不易写,强如金庸,经过修订,仍有瑕疵,何况未修订之前。


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在手机上阅读或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图书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