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
提到四弟和四弟妇,真使我又心疼,又头痛。这一对孩子给我不少的麻烦,也给我最大的快乐。四弟是我们四个兄弟中最神经质的一个,善怀、多感、急躁、好动。因为他最小,便养得很任性,很娇惯。虽然如此,他对于父母和哥哥的话总是听从的,对我更是无话不说。我教书的时候,他还是在中学。他喜欢养生物,如金鱼、鸽子、蟋蟀之类,每种必要养满一百零八只,给它们取上梁山泊好汉的绰号。例如他的两只最好勇斗狠的蟋蟀,养在最讲究的瓦罐里的,便是“豹子头林冲”和“行者武松”。他料到父亲不肯多给他钱买生物的时候,便来跟我要钱;定要磨到我答允了为止。
    他的恋爱的对象是H,我们远亲家里的一个小姑娘。他们是同日生的,她只小四弟一岁。那几年我们住在上海,我和三弟四弟,每逢年暑假必回家省亲。H的家也在上海,她的父亲认为北平的中学比上海的好,就托我送她入北平的女子中学,年暑假必结伴同行。我们都喜欢海行,又都不晕船,在船上早晚都在舱面散步、游戏。四弟就在那时同她熟识了起来。我只觉得他们很和气,决不想到别的。
    过了半年,四弟忽然沉默起来,说话总带一点忧悒,功课上也不用心。他的教师多半是我的同学,有的便来告诉我说:“你们老四近来糊涂得很,莫不是有病吧?”我得到这消息,便特地跑进城去,到他校里,发见他没有去上课,躺在宿舍床上,哼哼唧唧的念《花间集》。问他怎么了,他说是头痛。看他的确是瘦了,又说不出病源。我以为是营养不足,便给他买一点鱼肝油,和罐头牛奶之类,叫他按时服用,自己又很忧虑的回来。
    不久就是春假了,我约三四弟和H同游玉泉山。我发现四弟和H中间仿佛有点“什么”,笑得那么羞涩,谈话也不自然。例如上台阶的时候,若是我或三弟搀H,她就很客气的道谢;四弟搀她的时候,她必定脸红,有时竟摔开手。坐在泉边吃茶闲谈的时候,我和三弟问起四弟的身体,四弟叹息着说些悲观的话,而且常常偷眼看H。H却红着脸,望着别处,仿佛没有听见似的。这与她平常活泼客气的态度大不相同,我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从玉泉山回来,送H走后,我便细细的盘问四弟,他始而吞吐支吾,继而坦白的承认他在热爱着H,求我帮忙。我正色的对他说:“恋爱不是一件游戏,你年纪太小,还不懂得什么叫做恋爱。再说,H是个极高尚极要强的姑娘,你因着爱她,而致荒废学业,不图上进,这真是缘木求鱼,毫无用处!”四弟默然,晚风中我送他回校,路上我们都不大说话。
    四弟功课略有进步,而身体却更坏了。我忽然想起叫他停学一年,一来叫他离H远点,可有时间思索;二来他在母亲身旁,可以休息得好。因此便写一封长信报告父母,只说老四身体不大好,送他回去休息一年,一面匆匆的把他送走。
    暑假回家去,看他果然壮健了一些。有一天,母亲背地和我说:“老四和H仿佛很好,这些日子常常通信。”这却有点出我意外,我总以为他是在单恋着!于是我便把过去一切都对母亲说了,母亲很高兴,说:“H是我们亲戚中最好的姑娘,她能看上老四,是老四的福气。”我说:“老四也得自己争气才行,否则岂不辱没了人家的姑娘!”母亲怫然说:“我们老四也没有什么太不好处!”我也只好笑了一笑。
    那时英国利物浦一个海上学校,正招航海学生,父亲可以保送一名,回家来在饭桌上偶然谈起,四弟非常兴奋,便想要去。父亲说:“航海课程难得很,工作也极辛苦,去年送去三个学生,有两个跑了回来,我不是舍不得你去,是怕你吃不了苦,中途辍学,丢我的脸。”母亲也没有言语。饭后四弟拉着三弟到我屋里来,要我替他向父亲请求,准他到英国去。我说:“父亲说的很明白,不是舍不得你。我担保替你去说,你也得担保不中途辍学。”四弟很难过地说:“只要你们大家都信任我,同时H也不当我作一个颓废的人,我就有这一股勇气。我和你们本是同父一母生的,我相信我若努力,也决不会太落后!”我看他说得坚决可怜,便和三弟商量,一面在父亲面前替他说项,一面找个机会和H谈话,说:“四弟要出国去了,他年纪小,工作烦难,据说他憋下这一股横劲,为的是你。假如你能爱他,就请予以鼓励,假如你没有爱他的可能,请你明白告诉他,好让他死心离去。”H红着脸没有回答,我也不便追问,只好算了。然而四弟是很高兴,很有勇气地走的,我相信他已得了鼓励了。
    爱情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四弟到了船上,竟变了一个人,刻苦、耐劳、活泼、勇敢。他的学伴,除了英国人之外,还有北欧的挪威、丹麦等国的孩子,个个都是魁梧'G悍,粗鲁爽直,他在这群玩童中间混了五年,走遍了世界上的海口,历尽了海上的风波。五年之末,他带着满面的风尘,满身的筋骨,满心的喜乐,和一张荣誉毕业证书回来。
    这几年中,H也入了大学,做了我的学生,见面的机会很多。我常常暗地夸奖四弟的眼光不错,他挑恋爱的对手,也和他平时挑衣食住行的对象一样,那么高贵精致。H是我眼中所看到的最好的小姑娘,稳静大方,温柔活泼,在校里家中,都做了她周围人们爱慕的对象,这一点是母亲认为万分满意的。五年分别之中,她和四弟也有过几次吵架,几次误会,每次出了事故,四弟必立刻飞函给我,托我解围。我也不便十分劝说,常常只取中立严正的态度。情人的吵架是不会长久的,撒过了娇,流过了眼泪,旁人还在着急的时候,他们自己却早已是没事人了。经过了几次风波,我也学了乖,无论情势如何紧张,我总不放在心上。只有一次,H有大半年不回四弟的信,我问他也问不出理由,同时每星期得到四弟的万言书,贴着种种不同的邮票,走遍天涯给我写些人生无味的话,似乎有投海的趋势,那时我倒有点恐慌!
    四弟回国来,到北平家里不到一个钟头,就到西郊来找我,在我那里又不到一个钟头,就到女生宿舍去找H,从此这一对小情人,常常在我客厅里谈话。在四弟到上海去就事的前一天,我们三个人从城里坐小汽车回来,刚到城外,汽车抛了锚,在司机下车修理机件之顷,他们忽然一个人拉着我的一只手,告诉我,他们已经订婚了。这似乎是必然的事,然而我当时也有无限的欢悦。
    第二年暑假,H毕业于研究院,四弟北上道贺,就在北平结婚。三弟刚从美国回来,正赶上做了伴郎。他们在父亲那里住了几天,就又回到上海去。我同三弟到车站送行,看火车开出多远,他们还在车窗里挥手。出了车站,我们信步行来,进入中原公司小吃部,脱帽坐下,茶房过来,笑问:
    “两位先生要冰淇淋吧?”我似乎觉得很凉快,就说:“来两碗热汤面吧。”吃完了面,我们又到欧美同学会,赴表妹元元订婚的跳舞茶会。在三弟同许多漂亮女郎跳舞的时候,我却走到图书室,拿起一张信纸来,给这一对新夫妇写了一封信,我说:“阿H同四弟,你们走后,老三和我感到无限的寂寞,心里一凉,天气也不热了。我们是道地中国人,在中原小吃部没吃冰淇淋,却吃了两碗热汤面!”
    五六年来,他们小巧精致的家,做了我的行宫,南下北上,或是夏天避暑,总在他们那里小驻。白天各人做各人的事,晚上常是点起蜡烛来听无线电音乐。有时他们也在烛影中撒娇打架,向大哥诉苦,更有时在餐馆屋顶花园,介绍些年轻女友,来同大哥认识。这些事也很有趣,在我冷静严肃的生活之中,是个很温柔的变换。
    上星期又得他们一封信说:“我们的船全被英国政府征用了,从此不能开着小炮,追击日本的走私船只,如何可惜!但是,老头子,我们也许要调到重庆来,你头痛不头痛?”
    我真的头痛了,但这头痛不是急出来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1941年7月4日《星期评论》重庆版第31期,署名
    男士,后收入《关于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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