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咱们的五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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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的《北京晚报》上，有一段很动人的报道，题目是《他们虽然失去了父母》，说的是北京崇文区东唐洗泊街五号，周同山、同庆、同来、同贺、同义五个兄妹，在失去父母之后，如何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周围一切人们的慈爱和关怀的故事。这个报道出来，全北京轰动了。五个孤儿的门槛，几乎被更多的、要在他们身上尽上一份心的人们踏破了！紧接着，一月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又登了一段《孤儿不孤》的报道和一段《编后感》。随着《人民日报》的全国飞速的投递，全国也轰动了。来自全国的邮件：书信、包裹、汇款单，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东唐洗泊街五个孤儿的住处。这些信件和赠品，有从新疆高原来的，有从福建前线来的，有从陕西、甘肃、吉林、江西、广东……来的。寄信的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战士，有的是干部……更多的是和孤儿们年纪不相上下的少年儿童。这些信，每封都充满了鼓励安慰，充满了热情与爱。每一封大人写的信，都有一段自己过去的痛苦的历史，而大人和儿童的许许多多的信里，又同样地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对我们自己的党和政府，有着沦肌浃髓的感激和爱戴。这些信件，这些赠品，这些登门造访伸出热情帮助之手的群众，使得这几个孤儿，就像突然被卷到暖流的漩涡里一般，惊喜得眼花缭乱。怪不得当我们约他们星期天来玩的时候，他们笑嘻嘻的脸上，显出怪难为情的样子，说：“我们星期天更是走不开的。有许多叔叔阿姨来看我们，还有许多小朋友来帮助我们学习，搞家务，此外，还有许多来信我们要回复呢！”
像《孤儿不孤》这样的事，在解放以后，本来不是太稀奇的。在我们的新社会里，这种助人为乐的新风尚，可以说是天天在发生，处处在发生。北京东唐洗泊街的五个孤儿为什么一时成了全国关怀的中心？那是因为这件事在北京和全国性的报纸上登载了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前都有自己苦难的过去，现在忆苦思甜，在感激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政府的激动心情之下，都想在这几个孤儿身上，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总在想，我们新社会里的许许多多新人新事，就好像一座百花盛开的花园。人们走进园来，目不暇给地看到一大片的纷华绚烂，只在其中有两个人在某一种花卉旁边停留下来，惊奇地赞赏的时候，四周才围上一大群人来仔细地观看评论，又把这种花卉的特点宣传开去，此后它便成了广大群众注意的中心。《孤儿不孤》这朵花，也是由两位《北京晚报》的记者首先发现的。他们从一篇表扬北京磁器口服务站长陈玉珍助人为乐的来稿中得到的原始材料。一件好人好事的刨根问底，就会牵引出许许多多的好人好事来。我们这个崭新的社会，是一个多么丰富多宝的矿藏呵！
我们就从“矿苗”拜访起，见到了磁器口服务站长陈玉珍。
这位满面春风的中年妇女，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她一面让我们坐下，一面笑说，“这本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话还得从头说起。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带那五个孩子来做棉衣的时候，我不在站里，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去了，是管裁剪的刘大妈接的活。回来听我们站里的人们正在热烈地议论，说这几件棉衣是五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的。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的干部田迈琴给买的布，和孤儿们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带来，让我们给赶的。一提起孤儿，我们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感触，旧社会里孤儿的悲惨情况，都跑到眼前来了。党和政府对他们这样关心，办事处和街道上人们都这样帮忙，我们还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吗？于是我们几个人裁的裁，缝的缝，忙了一夜。为了省下几尺布，我把自己的一件汗衫给孩子做了棉衣里子。我们站里的沙秀琴、薛美廉、李佩云她们，说是有了棉衣还应当有棉鞋才好，她们又给孩子们拿来了几双棉鞋。孩子们来取衣服的时候，看到新棉衣和棉鞋，还有剩下的布，都高兴得了不得。这件事做过去也就忘了。不想我们站里一位同事的小叔子，他也是位工人，听到他嫂子回家来提起这件事，他觉得我和我们站里的人们都挺积极地为人民服务，他就写了一段稿子投到《北京晚报》去，过不几天，《北京晚报》的记者就来调查访问了。
“自从替那几个孩子做了棉衣以后，我心里总是放不下他们。春节头几天，我就跑到他们家里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该拆该补的衣服回来。我心里想，虽然在春节里要孩子们穿得光鲜整洁，可是春节前站里的活也特别忙，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来，一时做得了吗？等我一回到站，大家果然就问，这是哪家的这许多活呀？我一面打开包袱，一面说：‘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说，就又都忙起来，一个人洗，九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
自从我离开这个服务站，手心里一直存留着陈玉珍有力的把握的余热，耳中一直响着她口里的、亲热负责的“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坚强清朗的声音。这声音给我以无限的鼓励和力量。
在我见到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干部田迈琴之先，从我听到的这位同志办事的周到细心，和由他名字引起的联想，就总以为这是一位女同志，不想走进来和我们握手的，是一位高个子，长方脸，双目有光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这位年青精干的干部款款地告诉我们，这个办事处底下有三十个居民委员会，经管的是这一地区居民的卫生福利事业。这些户里的老、弱、病、残，从解放后，就一直是政府照顾下来的。这一区里孤儿就有三家，他自己管的一个居民委员会，就有一千四百多户。这时我不禁想到，北京在崇文区以外，还有其他区的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在全国各处也一律地有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这些春笋一般的居民委员会，照顾关怀了多少孤儿，多少老、弱、病、残呵！自从中国一解放，党的阳光就是这样地普照大地了。我们广大人民，都是春晖下的寸草。现在我彻底真正地领会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含义了……
我的思想开了小差，看到对面的微笑的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时候，我赶忙笑着点头请他说下去。他说：“崇文区一直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这里住的是拉车的、修鞋的、拣破烂的贫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个孤儿的父亲周永寿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拣破烂，夜里就摆‘鬼市’摊卖破烂，生活苦得很。解放后，他加入了废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资，生活安定下来了。一九五九年他又被调到一家煤厂当了送煤工，孩子的母亲参加街道上办的纸匣厂，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周同山底下的四个弟妹，都是解放后生的。这对勤劳的夫妇刚刚尝到快乐家庭的甜味，不幸在一九六一年孩子的母亲就因患胆囊炎，一九六二年周永寿自己也因血压病，先后去世了。在顺利快乐的环境中，突然成了孤儿的五个孩子，就像天塌下来似地，悲痛而惊惶！那时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十五岁，最小的弟弟同义才三岁。他们无主地哭着喊着，感到世界上最悲惨的境遇落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这时，街坊们都围上来了，劝慰这个，抚抱那个。周永寿做工的那个煤厂的韩厂长来了，送来了五百元的安葬费和抚助费，他一面料理着葬事，一面给办事处打了电话，委托我们经常照顾这几个孩子，才放心地回厂去。
“我接到电话跑来的时候，孩子们已在街坊的爱抚之中了。在办事处的会议上，我们决定除了不收房租水电费之外，还由国家给孩子免费上学，医药费、文具也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给他们生活费。我同他们同院的田淑英还有其他的街坊们商议，怎样帮助孩子们安排生活。”说到这里，他的眼角上露出一丝忍不住的笑意，“这些一直在父母照顾下的一群孩子，的确是不懂得怎样过日子的。他们领到月费，头两个月是不到月底就用亏了。周同山还拿一笔存款，买了一些不必要的摆设，像书柜、挂图和留声机等等。同院的田大婶气得说了他一顿。我们和街坊上的人们，也不断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教给他们记帐，看看钱都花在哪里，教给他们精打细算。周同山那时还在中学上学，他突然负起一家生活，感到手忙脚乱。他认为照拂弟妹的担子重，不如退学去找工作。
我就劝他：你已经读到初中二年，丢下多么可惜。你的父母当初想读书还念不成呢！拿我自己来说，我到北京学徒以前，只上过四年半的学，那时日本军队还占领了我的故乡——束鹿，我们只能在坟地里上课，拿土地当石板，连钢笔都没有见过。今天，你的条件这样好，不好好念下去，将来后悔起来也就晚了。这样，他才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变电站作工人，本来是分配他到一个东郊的工厂，我们和这厂的工会主席商谈了一下，大家认为东郊离他家太远，往返不便，就把他调到城里的另一个工厂，还派给他一位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的五好劳模师傅。他现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们在一起，工作也很起劲，又加入了团学习小组，正在申请加入青年团。最小的弟弟同义，也送进附近的东厅幼儿园，周末才回来。这样。四个兄姐更能专心学习了。”说到这里，他又笑了，“可是，也有接不回来的时候，因为幼儿园里的别的孩子的父母们，来接自己孩子的时候，常常把小同义也接走了。比如上星期就有一位工厂里的医务人员王桂兰，把同义和她的孩子一块儿接去。她给同义洗澡、理发、洗衣服，包饺子给他吃，到时候又把他们一起送回幼儿园去。这样的事情还多得很。街坊们照顾孩子，真是无微不至。春天该打什么防疫针，吃什么防疫药，天气冷了，该添衣加被，关窗上门，同院里的大爷大娘们从来没有忘了他们。街道居民委员会里每一个人，若不替孩子们做一件事，就仿佛丢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大家抢着给孩子们拆洗衣服，没抢着的人就说，‘不让我洗，就用我的肥皂吧。’“至于说给孩子们做棉衣，逢年过节去照料一下什么的，报纸上都给作了宣传了。这些都是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以后还要加倍努力。”这时他看一看表，说，“我们去看看田淑英吧。孩子们也该放学了，看看他们也好。”
在东唐洗泊街五号，这个十四家住的整洁的大杂院里，我们先拜访了居民委员会的积极分子田淑英。这位同周永寿夫妇有过二十多年老交情的田大婶，眉宇间洋溢着纯朴和热情，对我们滔滔不断地说着周永寿一家解放前后的变化。
“周永寿是个苦孩子，从十几岁就拣破烂，每天夜里从十二点到三四点，在家门口摆着卖破烂的小摊，那时是上顿顾不了下顿。周同山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都是因为出疹子，吃不起药，转成肺炎死的。解放后一九五八年，小同贺和小同义，也同时出疹子。周永寿的公司里来了人，放下十块钱，还批评周永寿，说他不该不赶紧给孩子们看病。您说这世界的变化多大！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穷人会有这样好的日子吗？就说周同山的母亲病的时候，她还是从前的想法，说我的病麻烦，看病是有钱人的事，住医院她更不敢想了。最后呢，组织上来了人，把她送进同仁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替她付了七八百块钱。周永寿自己血压高，死以前也在第四医院里住过两个多月。如今这几个孩子，一切都由国家照顾，在工厂、在学校、在幼儿园有师傅老师们照管，真是比有父母的时候还强！我常常对孩子们说，‘旧社会那种苦，你们可真是没法想。连你父母从前的苦境，你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的了。我们这院里从前有个老头子，单身一人，一天早起，我们发现他爬在门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阁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在哪里，还不是喂了狗了！这院里还有一个孩子，出门玩去，就让人拐跑了。你们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情心吗？那时候这里是个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顾不了，还顾得上别人吗？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们兄妹五个，现在已经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大的学坏了，流落了，小的让人拐了、卖了、折磨死了，有谁管呢？感谢党吧，感谢毛主席吧，忘了这些，你们死去的父母也不容许。’”
她提起周同山开始不会安排生活，把钱花在乱买东西上的事情以后，又对同山说，“你是大哥，特别要学好，你想想你父母受过的苦，再想想今天的甜，活在这社会里多么幸福，没了父母也不算孤儿。现在你做什么事、花什么钱，都得先好好地想一想，我的话不一定都对，你也去问问老师，问办事处的叔叔们，问问同院里的大爷大娘们……”说到这里，她噗哧一笑，“还有那个小同来，又聪明、又淘气，常和街上的小朋友们吵架，学习也不专心，我也是看见了就说，也有把他们说哭了的时候。可是过了一会他们就又来了，说‘大婶，您别生气，您的话句句对，我们一定听。’要说这几个孩子，倒是真不错，肯学。小同庆已经学会发面做饭，小同来慢慢地也会帮哥哥姐姐的忙了。同山也会自己补衣服缝袜子。说起补衣服，那天有位解放军同志来了，穿的是呢大衣，许是位军官吧，和孩子们在屋里说了半天话。看见同山袖子上破了个口子，就把自己大衣打开，给孩子们看里面自己补过的军服。他劝孩子们：衣服破了要立刻补，要整洁却不要浮华，不要净想穿好的新的。也劝他们预备一个针线包。这些日子，来访问孩子们的人多极了，人人说的那些话，都对他们有教育。一月八日，孩子们的事情上了报，九日中午就来了一位客人，他说他从上午七点就出来了，找到这时才找到孩子们的住处。他一进门就要给孩子理发，他说，‘我的爱人是个孤儿，从小就给了人，在人家受气的时候，就自己偷偷跑到护城河边去哭。昨晚上我俩看了报，都激动得不得了。我们想，照顾孤儿人人有份，我们没有什么可给的，我是个理发师，就给孩子们理个发吧。’他一边给孩子们理发，一边掉眼泪。我们在旁边看着，也直难受！还有一位工人……”这时院子里响起一阵孩子说笑的声音，田大婶望一望窗外，说，“同山在厂里，同义在幼儿园，中午只有同庆姐弟三人回来，我们到他们屋里去坐坐吧。”
我们拉着孩子们的手，一同走进一间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进温暖的阳光。屋里四平落地，床上被褥整洁。墙上挂满了相片和年画，桌上堆满了书。墙上正中间是一幅毛主席的挂像，他的深沉的眼光，仿佛时时刻刻在慈祥地注视着在这屋里劳动、学习、睡觉的几个孩子，也慈祥地注视着到这屋里来的，给孩子们包饺子、送元宵、挂花灯、赠年画的一切人。他的慈祥的目光也注视着这屋间所发生的令人感奋的一切！
我们在床上椅上坐下，把孩子拉到身边。这几个孩子都有一副引人爱怜的笑脸，和我们谈话的时候，都显得十分亲密而自然。这时屋内窗外挤满了一大群的孩子，大姐姐同庆在大家要求之下，唱了一节《唱支山歌给党听》。唱到“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时候，我看着她的含笑而激动的小脸，觉得她的歌声比我从前所听过的唱这支歌的声音，都更带感情。有谁对这支歌的体会能比她更深呢？
和我们第一次见面，平常很活泼淘气的小同来，这时反而腼腆了。热情的小同贺，却一直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看了许多他们收到的赠品，还坚决地要留我们吃饭，当她知道留不住我们的时候，还恋恋不舍地和哥哥姐姐一起，把我们送到门口，笑着喊着地招手，请我们常来！
在访问他们以前，我曾想过：自从报纸上报道了他们的事情，登了他们的照片，广播电台请他们做了讲话，以及许多机关、单位、学校请他们参加了春节晚会，请他们看话剧、电影，给他们送来了书籍、糖果、年画……这些“光荣”和“机会”，会不会把他们惯坏了，使他们特殊化了呢？
在我和办事处干部田迈琴，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谈过以后，我感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等到我访问了孩子们的工厂领导人，学校和幼儿园的老师，看过了许许多多封的来信——特别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我彻底地感到我们的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的广大人民，是懂得怎样关怀我们的接班人的成长的。
我第一次看见周同山，是在他工厂的会客室里。这个笑嘻嘻的小青年，对我情不自禁地感谢坐在我们旁边的工厂党委杨同志，说他是怎样地关怀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一切。他又称赞和他一起学习的团小组的成员，怎样地常到他家来帮助他做些家务事。他尤其喜欢比他才大十岁的孙全德师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关系特好！”
同庆的老师、文昌宫小学五年级主任张少华，是从同庆的母亲死后，就对她特别关怀的。因为九岁的同庆要照顾她生病的父亲，张老师就特别安排她在第四节课时，可以回家照料父亲吃饭。她还安排一个很好的学习小组，到她家里帮助她学习，买菜，做饭。在张老师的教育之下，同庆的同班和其他同学们，对同庆也特别关怀。大队委何敬芬，在一次春游里，把父母给她喝汽水买冰棒的钱，给同庆交了春游费。
游园的时候，她虽然又渴又热，可是她拉着同庆的手，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愉快。这班里还有几个男同学，素来是不大好意思常和女同学们打交道的，在这次春节里，他们也联名给同庆写了一封贺年信，偷偷地夹在她的书里。春节时候，有几个男同学到她家想帮着做点事，看见人多插不下手，有个外号“大个子”的同学，发现周同庆的针线包里没有顶针，就悄悄地给她买了个顶针和两根针送去了。小同庆的同学们对她的关怀是多方面的，对她物质上的缺乏，提供了补充，对她的缺点也提了积极的意见，他们之间发展了真正的互助的友谊。
东唐洗泊街小学四年级主任崔承京同志，是敏感而又淘气的小同来的老师，他是一位特别细心的教育工作者。他教到一课语文《一个孤儿的回忆》的时候，事先把同来叫到一边，告诉他新旧社会里的孤儿是如何地不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孤儿和有父母的儿童们会同样地欣欣成长。他一方面又教育同来的同学们，要加倍地帮助爱护同来。有一次，班上开联欢会，一个小同学，就把分到的一个苹果，留着不吃，悄悄地塞到同来的怀里。同来是个爱动的孩子，在班上常常注意力不集中，作业也比较马虎，在这一点上，崔老师对他要求得特别严格，也告诉他不要糟蹋书籍和本子，说国家的一文钱，都是人民劳动得来的，不能随便浪费。在孩子的事情登上报以后，他告诉小同来，说：“上报的‘光荣’不是你的，应该归于党，归于毛主席，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你们，你应该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二十岁的青年李和平同志，是法华寺小学二年级的主任，小同贺的老师。她高中毕业以后，填的志愿是到农村工作，结果被分配做小学教师，她欣然地接受了。她对小同贺特别关心，怕她回家去做不好功课，就在每天放学后把她留在校里自习，晚上送她回家。天气冷了，她也不忘记给小同贺买口罩，买润面油。她的眼光总离不开小同贺。喜欢撒娇的小同贺，也是永远围着李老师转。在这个小学校里，有谁不疼爱这个活泼的小姑娘呢。去年的一年级级任老师周秀文，在同贺生病时，给她喂药、做面。看门的老校工，每天从进门的孩子当中，留心看着小同贺是否来到了，他一天没有看到她，就像心里添了一块病。有这么多人的爱护关注，难怪这张小脸上，看不出一丝孤儿的悲哀！
小同义的笑脸上，还比哥哥姐姐多一对迷人的酒窝！当东厅幼儿园的老师，轻轻地掀起被头，把正在休息着的同义的小脸露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他睁起一双大大的眼睛，向我们笑，这一对盛满了人们慈爱的小酒窝，从那天起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幼儿园里的老师们认为，对小同义的爱护，也就是对其他四个孩子的爱护。她们把管小同义的负担，从兄姐的肩上接了过来，她们和许多幼儿园里同学的家长们，轮流地挑起了这个快乐的负担，这是一个不重也不轻的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负担啊！
孤儿们收到的信件，我看了有上百封，不止一次地我流下了感动的热泪。这里最使人感动的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从这些信里，我看到了我们的党对下一代人的教育的成果，我看到了我们祖国和全人类的前途和希望！这些少年儿童们，从不同的角度里说出同情和勉励的话语，同时也说出了他们心里的共同的誓愿。
北京二十三中初中三班李淑玲小朋友，她的父亲身体不好，不能工作，一家八口，也受到党和政府的种种照顾和关怀，她的感受是最深最切的，她写：
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不容易得来的。让我们共同高声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努力，一同做红色的接班人。
北京女十五中初二，四中队第二小队全体队员来信中说：
“孤儿不孤”的事实告诉他，在这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他就不敢不低头！
北京四中初二第一小组全体同学，寄给他们一包东西细小而意义重大的礼物，信上写着说：
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一条光明的大道——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这颗阶级友爱的针，这条鲜红的线把我们串连起来，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党走，永远保持自己历史的赤心，学毛主席的好战士、伟大的普通一兵——雷锋，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要知道咱们的五个孩子，对于党和政府以及周围一切人们的慈爱和关怀，是怎样感谢地接受，而又怎样地像一面明朗晶莹的镜子，把这温暖的阳光反射出来，映照在周围的人们身上，我们不能光看他们给人们写的感谢信，我们要看他们怎样地以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培养关怀。小同庆的张老师告诉过我，在学期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买纸包了新书的书皮。班里有一个比较清苦的同学唐金增，没有包书纸。同庆知道了，就悄悄地给他几张纸，还替他包上。同庆说：他虽然不是孤儿，但是他父亲没有劳动力，家里有八口人，生活很苦，我应该帮助他。她还鼓励唐金增申请加入少年先锋队。最近她还送给他四支铅笔，附了一封信，上面写：“希望你能在我们自己的节日——六一节，加入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去年十一月，周同山在一个商店里，拾到一个钱包，他看到钱包里有失主的姓名住址，就赶紧送回去给她，回来后，这个小青年满怀激情地在日记中写下这一段，他说：
问我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一句：“住在北京”，就跑回家来。因为，在我们首都北京，在我们全中国，这种助人为乐的人太多了。
孩子们把话都说尽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前夕，我欣祝咱们的五个孩子，和我们全体的接班人在一起，健康快乐地成长！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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