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①〔印度〕泰戈尔著-第六卷-冰心全集-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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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①〔印度〕泰戈尔著: 我不知道谁在记忆的画本上绘画；但不管他是谁，他所画的是图画；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只是用他的画笔忠实地把正在发生的事情摹了下来。他是根据他的爱好或添或减。他把大的东西画小了，也把小的东西画大了。他毫不在乎地把前面的东西放在背景里，或把后面的东西放到前面来。总而言之，他是在绘画而不是在写历史。
    这样，在“生活”的外表上，一系列的事情走过了，在内里也画出了一套图画。这二者是符合的，但不是一件东西。
    我们没有工夫去彻底查看我们心中的画室。其中的一部分常常吸引我们的眼光，但是更大的一部分总在黑暗的、看不到的地方。为什么那永远忙碌的画家总在绘画；他什么时候可以画完；他的画要在哪个画廊陈列出来——谁能说出呢？
    几年以前，因为有人问起我的往事，我得到了去窥探这间画室的机会。我以为能为我的传记选出一些材料就可以满①根据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ｕＡｎｄＣｏ，Ｌｏｎｄｏｎ，1954年出版的英文本翻译。
    意了。后来我发现，我一打开门，生活的记忆不是生活的历史，而是一个不知名的画家的创作。到处涂抹的五彩斑斓的颜色，不是外面光线的反映，而是出自画家自己的、来自他心中情感的渲染。因此在画布上的记录不能像法庭上的证据那样适用。
    虽然从记忆的仓库里去收集正确的历史这种尝试是没有结果的，而在重看这些图画时却有一种魅力，一种对我诱惑的魅力。
    我们走着的旅途，我们憩息的路旁凉亭，在我们走路的时候还不是图画——它们太必需了，太明显了。而在进到夜晚的驿舍之前，我们回顾我们在生命的早晨所走过的城市、田野、江河、山岭，那时，在过去一天的光辉中，它们就真是一幅一幅的图画。这样，当我的机会来到，我好好地回顾一下，就热心起来了。
    只为了是我自己的往事而引起我的自然的情感，因而引起我的兴趣吗？这其中当然一定有些个人的情感，但这些图画本身也有其独立的艺术价值。我的回忆录中的事情，没有哪一件是值得永远保存的，但是主题质量不是写记录的唯一理由。一个人实地感到的事情，只要能使别人也感觉到，对于我们的同类往往也是重要的。如果在记忆中形成的图画能够用文字写下来，它们在文学上是配占一个地位的。
    我是把我的记忆的图画当作文学材料贡献出来的。若把它当作一个自传的尝试那就错了。那样去看的话，这些回忆不但无用，而且也不完全。2教育开始
    我们三个男孩子在一块儿长大。我的两个同伴都比我大两岁。他们从师受业的时候，我的教育也开始了，但我学过什么，在记忆中一点也没有留下。
    我时常忆起的是：“雨儿滴沥着，叶儿颤动着。”①我刚刚渡过风暴的ＫａｒａＫｈａｌａ②地带，抛下锚来；我念着“雨儿滴沥着，叶儿颤动着”，对于我是诗王的第一首诗。每当这一天的欢乐回到我心上的时候，甚至于在今天，我也体会到为什么诗歌是那样地需要韵律。只因为有了韵律，字句终止了而又没有终止，背诵过了，余音还在回响着；耳朵和心还能够不时地把韵律抛来抛去地玩着。这样，在我一生的意识中，雨儿就不停地滴沥着，叶儿就不停地颤动着。
    我童年时期还有一段插曲，在我心里也记得很真。
    我们有一个名叫卡拉什的老会计，他就像我们家里人一样。他是一个大滑稽家，整天对老老少少任何人都讲笑话；新姑爷，新亲戚，都是他特别嘲弄的对象。使人疑心到连他死后也还有幽默。有一次，家里的大人们试作与阴间通讯的扶乩。乩笔有一次画出卡拉什字样。人问他在那边的生活怎样。
    他回答说，“我什么都不说。我死后才知道的东西，你们想轻易地就得到吗？”①②双音的练习。——译者
    孟加拉儿童初级读本里的韵文。
    这位卡拉什曾为讨我的好对我哇啦哇啦地唱着他自己编的歪诗。我是这篇诗里的主人翁，诗中还有在期待中将要来临的女主人翁在闪闪发光。我在听的时候，我的心思就粘在这位坐在“将来”的怀抱的“宝座上”，光艳照人的绝代的新娘这一幅画上。她从头到脚戴着的一系列宝饰，从未听过的豪华的婚礼准备，可能会使大一点的、聪明一点的人都晕头转向；但是感动了这孩子的，使美妙欢乐的图画在他的幻象中飞闪的，还是那迅速铿锵的尾韵和摇曳的节奏。
    这两段文学上的愉快至今还留连在我的记忆里——此外还有，是儿童的古诗：“雨点滴滴下，潮水涨上河。”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我的学校生活的开始。有一天我看见我的六哥和我的外甥萨提亚，也是比我大一点的，都上学去了，把我丢下，因为我不够年龄。我从来没有坐过车子，也没出过家门。因此当萨提亚回来，说着许多浮夸的、他路上遇到的惊险闪光的故事的时候，我感到我不能再呆在家里了。我们的家庭教师企图用正确的指教和震响的耳光来驱逐我的幻象：“你现在哭着要进学校，将来恐怕你更要哭着想离开学校呢。”对于这位老师的姓名、面貌和脾气，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但对于他的沉重的教导和更沉重的手掌的印象，至今还没有消失。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听见过比这句话更真实的预言。
    我的啼哭就使我不到年龄也被送进东方学校去了。我在那里学了些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有一种责罚的方法我还记在心里。凡是不能背诵功课的儿童，就被罚站在凳子上，两臂伸开，手掌向上，上面叠放着几块石板。这种方法会不会促进孩子们对事物更好的认识，是心理学家可以争论的问题。我就这样在很小的年纪开始了我的学校教育。
    我对于文学的登堂入室是有它的根源的，但也由于下房流行的书籍，其中最主要的是译成孟加拉文的昌纳克耶的格言，和克里狄瓦斯的《罗摩衍那》。
    那一天读《罗摩衍那》的图画，很清晰地回到我心上来。
    这天是阴天，我在临街的楼廊上玩，忽然间萨提亚要吓我，我忘了为什么原故，喊了起来：“警察！警察！”我心里对于警察的责任只有一个极模糊的描摹，但是有一件事是我确信的，就是一个罪人一落到警察手里，他就一定像一个可怜的人落在鳄鱼锯齿似的爪里一样，一下去就不见了。我想不出一个无辜的孩子怎样才能逃脱这无情的刑罚，我全身发抖地跑到内院，只想警察从后面追来。我把这面临的大祸吐露给我母亲，她却并不惊慌。但是恐怕再出去就有危险，我就坐在母亲房间的门槛上，读着我祖姑的一本大理石纹纸面的、书页已经折角的《罗摩衍那》。四合的楼廊，围着内院，阴暗的过午天空的微光照在院里。我的祖姑发现我正在为着书中一段悲惨的情节哭泣起来，她就过来把书拿走了。
    我在童年几乎不知奢侈为何物。总起来说，那时的生活水平比现在简单得多。同时，我们家里的孩子，有完全不受过分照顾的自由。事实是，照顾的手续对于保护者也许是偶然的殷勤，而对于孩子来说却总是一个绝顶的麻烦。
    我们是处在奴仆的统治之下的。为着省他们的事，他们几乎压制了我们自由活动的权利。但是不受娇惯的自由，补偿了这个约束的粗暴，我们的心灵没有受到不断的娇养、奢侈和盛饰的迷惑，因此始终是清明的。
    我们的膳食是没有什么美味的。我们所穿的那些衣服，只能引起现代儿童的嘲笑。在我们满十岁以前，无论如何也穿不上鞋袜。冷天就在布衣上加一件棉布外褂。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这就算寒伧。只在我们的老裁缝尼亚玛蒂忘了在我们的外衣上做口袋的时候，我们才提出抗议，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孩子穷到连把口袋装满的零钱都没有的地步；由于老天爷慈悲的分配，贫富家庭孩子的财富也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每人有一双拖鞋，但都不大穿。我们把拖鞋踢到前面去，追上去再踢，通过这样每一步有效的打击，使得拖鞋也一样容易破烂。
    我们的长辈在衣、食、住、行、谈话和娱乐各种事上，都和我们相距很远。我们偶然地看到了他们的起居服食，但却是接触不到。对于近代儿童，大人们变得微贱；他们太容易接近了，而且也是一切需求的对象。我们的东西没有一件是那么容易得到的。许多微小的东西对于我们都很希罕。我们生活在希望中，希望有一天我们长得够大了，可以得到遥远的将来给我们储存起来的东西。结果是无论我们得到多么微小的东西，我们都享受到了尽头；从皮到核一点也不丢掉。近代有钱人家的孩子，得到东西只啃掉一半，他们的世界的大部分都在他们身上浪费掉了。
    我们在外院①东南角的下房里度过光阴。我们的仆人中有一个夏玛，他是从库鲁那地区来的，黧黑圆胖，长着鬈发。
    他把我放在一个挑好的地方，用粉笔在外面画一个圆圈，正正经经地竖起指头警告我，说我一越过这个圆圈就有灾祸。我从来不十分了解这危险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但我总是很害怕。我在《罗摩衍那》中读到悉多因走出了罗什曼那所画的圈圈而遇到苦难，因此我对于这可能性不敢怀疑。
    在这屋子的窗下有一个水塘，一道石头台阶直达水面；水塘西头的院墙边有一棵很大的榕树；南边还有一行柳树。我转着圈走近窗前，就能穿过拉下来的百叶窗，整天像看画书似的不住地凝望着这个景物。从一大早我们的街坊就一个一个地来洗澡了。我都知道谁在什么时候来。每个人的洗法我都熟悉。有的人用手指头堵上耳朵，泡了几次就走了。有的人不敢整个地下去，只在头上拧几下浸湿了的手巾。第三个人飞快地、小心地用手臂拨开水面上的脏东西，然后在突然的冲动之下，猛然一下跳进水里去。有一个人干脆从台阶顶上一下跳到水里。有的人从台阶上一步一步走下，嘴里还念着晨经。有的人总是急急忙忙地一洗完就回家。有的人是一点也不忙，悠闲地洗着，洗完又仔细地擦着，把湿的浴衣脱下来再换上干净的衣服，慢慢地整理腰带的褶子，再在外院花园里绕几个弯儿，采几朵花拿着，慢慢地走回家去，同时他干净的身体上发着清爽愉快的光。这种事一直到过午才完毕。那时候浴场没有人来，也显得寂静了，只有鸭群还在，游①外院是男人住地，女人住在内院。——译者来游去地寻找水蜗牛，或是整天梳理它们的羽毛。
    寂静笼罩着水上以后，我的全部注意力就被榕树的影子吸引住了。有几条气根，从树身爬下来，在树下形成一个黑暗纠结的蟠曲。仿佛宇宙的法则还没有找到门路进入这神秘的地区；仿佛古老世界的梦境逃出了天兵的看守，徘徊着进入近代光明之中。我在那里所看到的人，和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我不能用明确的语言述说出来。关于榕树我后来写过：
    你昼夜凝立着，像一个苦行者在忏悔，
    你还记得那个以幻想和你的影子游戏的孩子吗？
    可惜得很，那棵榕树已经不在了，那面照着这位庄严的树王的水镜也没有了！许多在里面洗过澡的人也随着榕树影子一同模糊了。而这个孩子，长大了，正在计算着那穿透这错综复杂的白日和黑夜、这个错综复杂就是他抛在四旁而又把他包围起来的树根。
    我们是不许走出家门的，事实上我们没有走遍全部屋子的自由。我们只能从栅栏里面窥视自然。有一件我们得不到的、无限的、叫做“外面”的东西。它的闪光、声音和香气，时常从它的空隙里来摩触我。它似乎在栅栏外做出许多想同我玩的姿态。但它是自由的，我是受束缚的——没有法子相会。因此这诱惑就格外强烈了。今天那道粉笔线条是擦掉了，而那个禁圈仍然存在。遥远的依然遥远，外面依旧是外面；我忆起我长大以后写的一首诗：
    驯养的鸟在笼里，自由的鸟在林中，
    时间到了他们相逢，这是命中注定。
    自由的鸟叫着说，“啊，我爱，让我们飞到林中去吧！”
    笼里的鸟低声说，“来吧，让我们都住在笼里。”
    自由的鸟说：“在栅栏当中哪有展翅的空间呢？”
    “可怜呵，”笼里的鸟叫着说，“在天空中我就不会栖止了。”
    我们屋顶凉台的短墙比我的头还高。当我长高了些，当仆人的专制松弛了些；当我们家娶进一位新娘子来的时候，作为她闲时的游伴，我得到了承认，才能在中午的时候到凉台上来。这时候全家都用过午餐；家务事有个休歇；内院里充满了午睡的寂静；潮湿的浴衣搭在短墙上晒着；乌鸦在房角垃圾堆上啄取残食；在这午休的寂静里，笼中的鸟就从短墙的空隙中，同自由的鸟喙对喙地交谈着。
    我总是站立凝望……我的眼光首先落到我们内花园较远的那一边。一行行的椰子树上。穿过这树看得见“新积园”和它周围的茅舍和池塘，水塘旁边就是我们送牛奶的女工塔拉的牛奶房；再远一些，和树梢交错在一起的，就是不同形式不同高低的加尔各答的屋顶凉台，反射出中午灿白的阳光，一直伸到东方灰蓝色的地平线上。有几所远一些的房子，它们的屋顶通向凉台的楼梯，看上去就像用一只向上指点的指头使着眼色，向我暗示它们里面的秘密。我就像一个站在皇宫门外的乞丐，在想象着关在严密的屋子里无法得到的珍宝一样，我不能说出这些陌生的房子里堆积着的游戏和自由。从充满灼热阳光的天空的最深处，一只鸢鸟的微小尖锐的叫声达到我的耳中；卖玻璃镯子的小贩，从和“新积园”相连的巷里走来，经过在午憩中寂静下来的房子，唱着“谁要手镯，谁买手镯……”我整个人就从劳作的世界中飞走了。
    我的父亲很少在家，他总在外面漫游。三层楼上他的屋子总是关着。我常把手从百叶窗隙伸进去，弄开门闩把门打开，在屋子南端的沙发上不动地躺着，度过一个下午。首先因为这屋子是常常关着的，而且是偷着进去的，这样就有很深的神秘意味；南边凉台的空虚广阔，在阳光映射之中，使我做起昼梦。
    这里还有另一种魅力。自来水管的安装在加尔各答还刚刚开始，在它第一次胜利地洋溢输送里，它对印度住宅区也并不吝惜。在自来水的黄金时代，这水一直流上三层楼我父亲的屋里。拧开淋浴的水龙头，我尽情地洗着不合时的澡，——并不是为舒服，而是要给我的愿望一个随心所欲的机会。自由的快乐和怕被捉住的恐怖不断交替着，使得市政府的淋浴水把愉快的箭矢震颤地射进我的心里。
    也许是因为和外面的接触是那么遥遥无期，接触的快乐更容易进到我的心里。当物质很丰富的时候，心思就变得懒惰了，而把一切都交给物质，忘了在准备一个成功的快乐筵席的时候，内部的装备比外部更有价值。这是一个人的孩童地位能给他的最主要的教训。他占有的东西又少又小，但是为他的幸福，他不需要更多的东西。那担负着无数玩具的不幸的孩童，他的游戏世界都被糟蹋了。
    把我们的内花园叫做花园是太过分了。它的产业包括一棵香橼树，一两棵不同种的李树，一行椰子树，当中有铺着石头的圆坛，各种各样的杂草侵入它的裂缝里，把石头打败，插上自己胜利的军旗。只有那些不愿因受忽视而去就死的花木，继续毫无怨尤地尽着自己可敬的责任，对园丁没有任何不满的毁谤。花园北角上有一个打谷棚，当家里需要的时候，内院的人们也偶然在那里聚会。这个农村生活的最后痕迹，已经自己认输，羞愧地、无人注意地偷偷溜走了。
    但是我仍在猜想亚当的伊甸园也不会比我们这座花园收拾得更好；因为他和他的花园都同样是赤裸的；他们不必用物质的东西来点缀。只是从他尝到知识树的果子，又充分地把它消化了之后，人对于外表的家具和装饰的需要，才会持久地增长。我们的内花园是我的乐园；对我这就够了。我记得很清楚，在初秋的黎明，我一醒来就跑到那里去。一阵露湿的花叶香气扑上前来迎接我，带着清凉的阳光的早晨，会从花园的东墙上、椰棕颤动的穗叶之下向我窥视。
    在房子的北边还有一块空地，我们至今还称它为谷仓。这名字表示，在早年，这一片是个储藏全年的谷米的地方。那时候，像襁褓中的弟兄姐妹那样，城市和农村相似的地方，到处可见。现在这种亲属的相似的形象已经无从追迹了。我只要一得到机会，就以谷仓为我的假日留连之地。说我到那里去玩是不对的——事实上吸引着我的是这地方而不是游戏。
    这是为什么，很难说出原故。也许因为那是一小块荒芜之地，又是一个人迹不到的角落，对我就有了魅力。它在住所的外面，没有贴上有用的标签；而且是既无用又无修饰，因为没有人在那里种过任何东西。一定是由于这些原因，这个荒凉的地点对于一个孩子的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并不加以拒绝。任何时候只要我能找到一个逃出监护人看守的空儿，而跑进这谷仓里，我就真觉得是一个假日了。
    在房子里还有一个处所是我始终没有找到的。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游伴，管这个地方叫做王宫。“我刚上那里去过，”她有时告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她能带我同去的好日子，永远也没有来到。那是一个美妙的地方，玩具和玩法都是美妙的。我仿佛觉得这地方一定很近——也许就在第一层或是第二层楼；可就是永远进不去。我不知道问我的同伴问过多少次：“只要告诉我，这地方真正在房子里面还是外面？”
    她总是回答说：“不在外面，不在外面，它就在这座房子里。”
    我就坐下想：“这王宫会在哪里呢？这房子的每一间屋子我不是全知道吗？”我从来也不问这国王是什么人；他的还没有被找到的王宫在哪里；但这一点是清楚的——这王宫是在我们的房子里。
    回忆童年的光阴，最常想到的是那充满在生活与世界中的神秘。梦想不到的事物到处潜伏着，每天最先浮上心头的疑问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我们能碰到它呢？就像自然把些东西握在拳头里，微笑地问我们说：“你猜这里面有什么？”我们想不出有什么东西是她听拿不到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颗我在南边凉台的一角种下而又每天浇灌的蕃荔枝的种子。这种子会长成大树的想法，使我总在不安的悬望之中。蕃荔枝种子还是有发芽的习惯，但是因为有了悬望的情感与之俱来，这习惯就没有了。这过失不在蕃荔枝上，而是在我的心里。
    有一次，我们从一位长亲的假山上偷了几块石头，自己也堆上一个小假山。种在假山缝里的草木，因为我们过于殷勤的照管，使它们勉强靠着植物的本能，活到它们夭折的日子为止。这座小山头给我们的喜悦和叹赏是无可形容的。我们毫不疑惑地认为，我们的这个作品对于大人们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可是当我们把这问题寻求证实的这一天，我们屋角的这座小山和一切石头一切草木都不见了。书房地板上是不宜于叠假山的这条学问，是这样粗暴而突然地传给我们的，使我们大为震惊。当我们体会到我们的幻想和大人们的意志大相径庭的时候，把地板从石头的重压下释放出来这件事，就永远记住在我们的心里。
    那些日子，世界生活的脉搏对于我们是多么亲切啊！地，水，叶子，天空都对我们说话，也不让我们不睬它们。我们是怎样地常常抱着很深的遗憾，就是我们只了解大地的上层而不了解大地的下层！我们的一切计划就是如何去窥测大地的土色被窝下面的东西。我们想，如果我们能够一根竹竿接着一根竹竿地捅下去，我们也许能和它的最深处有点接触。
    在过马格月①的时候，外院就立起一连串搭天篷用的木头柱子。马格月的第一天就开始在地上挖立柱子的窟窿。准备过节对于孩子总是有趣的，但是这种挖掘对我特别有吸引力。虽然我年年都看着他们挖——也看到窟窿越挖越深，直到挖的人都没在里面看不见了，但是从来也没有发现什么特①马格月，在印历十月，相当于公历十二月至一月。——译者别的、值得王子或骑士去探求的事物——而每一次我都有神秘之箱已经开锁的感觉。我觉得再挖深一点就行了。一年一年地过去了，这一点从来也没有成功。帘幕只拉动了一下而并没有拉开。我想大人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为什么他们只满足于这样地浅挖呢？若是我们小孩子也可以发号施令的话，大地最深的秘密，是再也不许被闭闷在它的尘土被窝之下的。
    想到在蔚蓝的圆穹之后，到处潜息着天空的神秘，这也会刺激我们的想象。当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孟加拉科学读本第一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蓝天不是一个盖子，我们是多么惊奇啊！他说，“把梯子一个接上一个，一直往上爬，可是你永远也碰不着头。”我断定他一定想省梯子，就一直追问下去：“可是要是我们接上更多，更多，更多的梯子呢？”当我体会到再加上无数的梯子也是没有结果的时候，我就吓住了，呆呆地想这问题。我下了结论，这种震惊世界的消息，一定只有世界的老师们才会知道！
    在印度历史上，奴隶王朝不是一个快乐朝代。回到我自己的仆人统治的一段生命史中，我找不出在那时期有什么光荣或者快乐的事情。国王常常更换，而折磨我们的拘禁和责罚的法规却一成不变。我们在那时期没有机会在这个题目上作哲理的探索；我们的脊背竭力忍受着落在上面的打击：我们把它当作宇宙的规程承受了下来，就是说“大的”要打人，“小的”要挨打。我花了很多时间才学到相反的真理，就是“大的”要受苦，而“小的”是使人受苦的根源。
    被猎取的不站在猎人的立场上去看善恶。因此那警戒的鸟，在子弹发出以前，警告它同伴的啼声，会被骂为恶意的。
    挨打的时候，我们的号哭就不被打我们的人认为是礼貌；它事实上算是对于仆役统治的暴动。我忘不了为了有效地镇压这种暴动，我们的头曾被撞在当时用着的大水罐上。无疑地，这种呼号对于引起呼号的人是讨厌的；而且很可能有不愉快的结果。
    现在我有时想，为什么我们的仆人会给我们以这样残酷的待遇。我不能承认那全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态度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致使他们把我们放在人类仁慈的界限以外。真正的理由一定是我们的一切负担完全放在仆人的身上，这全部负担就是对于最亲近的人，也是一件难于担承的东西。只要让孩子做孩子的事，让他们跑跑玩玩，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事情就很简单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的造成，就是因为你要把他们禁闭在屋里，叫他们老老实实地呆着，或是禁止他们做游戏。这时候，由于他们的孩子气而轻松地产生的负担，就沉重地落在监护人的身上——就像寓言里的马，不让它自己甩脚走而把它扛了起来，虽然为这个负担花钱雇来了扛夫，可也不能阻止他们从这可怜的畜生身上，每一步拿走一点负担。
    对于我们童年时代的大多数暴君，我只记得他们的拳打手击，此外什么也想不起了。只有一个人物在我的记忆里屹立着。
    他的名字叫做艾思瓦。他做过乡村教师。他是一个正经、规矩、稳静、庄严的人。对于他，大地仿佛泥土气太重了，水也太少了，不能使土地够得上干净；因此他必须和这长期的肮脏情况作持久战。他以闪电般的动作把水桶戳进水里，为的是要从不会玷污的深处取水。他就是那个在水塘里洗澡的时候，不住地把水面的脏东西拨开，直到仿佛出其不意地猛然钻进水里去的人。在走路的时候，他的胳臂撑出老远，我们觉得似乎他连自己衣服的干净程度，也不肯相信。他的全部举止动作都显示出一种努力，要扫除一切通过没有设防的道路而进到土地、水、空气和人身的秽物。他的严肃是深不见底的。他把头略偏着，用浑沉的嗓子咀嚼着精选的语言。他的文学辞令给大人们以背后说笑的资料，有些夸张的章句在我们家的妙语节目上占有永远的地位。但是我疑惑他所用的语法在今天是否还是那样地好听；文言和口语从前有天地之别，现在却已经接近了。
    这位前教师发明一种使我们晚上安静的方法。每天晚上他把我们召集在一盏破的蓖麻油灯的周围，对我们读《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别的仆人也来听着。油灯把巨大的影子投射到屋梁上，小壁虎在墙上捉着虫子，蝙蝠在外面凉台上飞来飞去地跳着疯僧舞，我们安静地张着嘴听着。
    我还记得我们听到俱舍和罗婆的故事的那一天晚上，那两个英勇的孩子要把父亲伯叔的声名，糟蹋得尘土不如的时候，紧张的沉默使得这间灯光昏暗的屋子，洋溢着热烈的悬望。那时已经很晚了，我们指定的不睡的时间快要过完了，而结局还远得很。
    在这紧要关头，我父亲的长随基肖里就来帮忙，用达苏拉亚①的铿锵快步的诗句飞速地替我们结束了这个插曲。克里狄瓦斯的十四字的柔缓歌调的印象，一扫而空，我们被韵律和头韵的洪流卷走了。
    有时候读着故事会引起关于经典的讨论。最后总是按照艾思瓦的智慧深奥的宣言来断定。他虽是看管孩子的仆人之一，他的地位在我们家庭社会中是在许多人之下的，但是他就像《摩诃婆罗多》里的毕斯玛老爷爷一样，他的威仪是会把他从下面的地位提升上来的。
    我们这位庄严的、受人尊敬的仆人有一个弱点，为了历史的正确性，我觉得我不得不提到。他吸食鸦片。因此他贪求丰美的饮食。当他早晨给我们送牛奶的时候，他心里对牛奶的吸引力就大于排拒力。如果我们稍为露出一点对于这顿早餐自然的嫌恶表情，那么即使他对我们的健康负责，他也不会一再地勉强我们吞咽下去的。
    他在我们对于固体食物的吸收力上，也有狭隘的见解。我们坐在晚餐桌上，一只又厚又大的圆木盘上面堆着油炸薄饼，放在我们面前。他开始小心谨慎地，从相当的高度把几块饼丢到我们的碟子里，就怕把自己弄脏②了——这饼就像是凭着暴力从神人那里强夺过来不愿施予的恩赐一样，在他迅速而冷淡的手法之中，落了下来。以后他就问是不是要他再分一点。我知道那个最使他感激的回答，为了不使他吃亏，我①
    ②饮食的时候，抓东西吃的手如碰到食具之类的东西，被认为是宗教仪式上的不洁净。——译者
    达苏拉亚（1806—1857），用孟加拉语写作的印度诗人。
    就不再要了。
    艾思瓦还受托管理我们每天下午的点心钱。他每天早晨就问我们想吃什么。我们知道说出最便宜的东西他会认为是最好的，所以有时我们就要一点小吃的炒米花，有时要一种不容易消化的煮豆或是炒花生。很明显，艾思瓦对于我们的饮食并不像对经典那样地用功和死板。
    在东方学校的时候，我发明一个方法来提高我的作为学生的地位。在我们凉台的犄角上，我成立了一个班。木头栏杆是我的学生，我做老师，拿着一根棍子坐在他们面前。我决定哪一个是好学生，哪一个是坏学生——不但如此，以后我还能分别哪个安静哪个淘气，哪个聪明哪个笨。那几根坏栏杆假如是活的话，一定也被我打得连鬼都不愿当了。而且我越把他们打怕了，他们就越生我的气，直到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责罚个够。我是怎样专横地虐待我那一班可怜的哑巴学生，现在已经没有证据可寻了。我的木头学生已被铸铁的栏杆所代替，新的一代没有受过这种教育——他们永远不会有同样的印象。
    从那时起我体会到学方法比学内容不知道要容易多少。
    我毫不费力地就从老师们的表现上学到了一切暴躁、性急、偏心和不公平，而没有学到其他的教学方法。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还没有在任何有知觉的生物身上，发泄野蛮行为的力气。但是，我的木头学生和东方学校学生的差别，并不妨碍我的心理和东方学校教师完全一致。
    我在东方学校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我进师范学校的时候年纪还是很小。我只记得一个特点，就是在上课之前，所有的孩子都在廊上坐成一排，吟唱一些诗句——显然是想在日课里加进一些快活的成分。
    不幸的是这些字是英国字，调子也是外国味儿的，所以我们一点不知道我们是在练习着什么咒语；而这无意义的单调的表演也不能使我们快活。但是这并没有妨害准备这个款待的学校当局的严肃的自满；他们认为去检查他们恩赐的措施结果是多余的：他们也许认为孩子们没有顺从地快活是有罪的。无论如何他们很满足于应用那些他们找到的歌，连歌带曲都是从那本提供这理论的英文书上来的。
    这段英文到了我们嘴里所变成的语言，只能请语言学家去揣摩了。我只记得一行：
    Ｋａｌｌｏｋｅｅｐｕｌｌｏｋｅｅｓｉｎｇｉｌｌｍｅｌｌａｌｉｎｇｍｅｌｌａｌｉｎｇｍｅｌｌａｌｉｎｇ想了半天以后我才能猜到一部分原文。那个Ｋａｌｌｏｋｅｅ是哪一个英文字变成的我还不清楚。余下的我猜是：
    ……ｆｕｌｌｏｆｇｉｅｅ，ｓｉｎｇｉｎｇｍｅｒｒｉｌｙ，ｍｅｒｒｉｌｙ，ｍｅｒｒｉｌｙ！
    （高兴之极，快乐地，快乐地，快乐地唱！）
    当我对于师范学校的回忆从模糊渐渐清晰的时候，这些回忆一点都不甜蜜。我如果能和大一点的孩子接近的话，学习的苦痛也许不至那样地难于忍受。但那终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孩子在举止习惯上是那样讨厌。因此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跑到二层楼上，整段时间我坐在窗口看街。我数着：一年——两年——三年，心想不知有多少年头要这样度过。
    在教员当中我只记得一位，他的语言是那么肮脏，只因看不起他，我坚决拒绝回答他的任何问题。这样我终年沉默地坐在他班里的末一个座位上，在别人都忙着的时候，我就被丢在一边，去努力解决许多疑难问题。
    问题之一，我记得，我曾深深地考虑如何才能不用武器而战胜敌人。我至今还记得，在同学们哼哼地背诵功课的声音当中，我如何在这问题上出神。如果我能训练出一些狗、老虎和其他凶猛的动物，在战场上摆上几行，这样，我认为，可以作为激励士气的前奏。以后再把我们的人力涌上前去，胜利是一定可以取得的。当这个奇妙而简单的战略图画，在我的想象中越来越鲜明生动的时候，我方的胜利就变成不容置疑的了。
    在工作没有来到生活中之前，我总发现很容易找到成功的捷径；从我工作以后，我发现冷酷的还是真冷酷，困难的也真是困难。这个，当然不那么愉快；但是还不像努力去寻找捷径的不快那样糟糕。
    在这班中的一年终于过去了，我们接受瓦查斯帕蒂老师用孟加拉语的考试。在所有的学生当中我得到最高的分数。那位教师向教育当局控诉说，在我的考试上有了徇私。因此我又考了第二次，校长坐在考官的旁边，这一次，我还是考了第一。6做诗
    这时候我还不到八岁，我堂兄的儿子乔提比我大几岁。他刚开始读英国文学，用很大的兴味背诵哈姆雷特的独白。他为什么想起让像我这样的孩子来写诗，我也说不出。有一天下午他把我叫到屋里去，让我试写一首诗，他又给我讲十四字诗帕耶尔韵①的句法。
    到那时为止我只看到印在书本上的诗——没有划掉的错字，看去没有疑问，没有麻烦或是任何人类的弱点。我甚至于不敢想象我的任何努力能够创作出这样的诗歌。
    有一天我们家里捉住一个小偷。被好奇心所驱使，我虽然恐怖发抖，也冒着危险去偷看他。我发现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当他受到我们看门人的一点虐待的时候，我感到很深的怜悯。我对于诗也有同样的经验。
    当我凭着自己温柔的意志，把几个字穿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变成一首帕耶尔诗。我感到我对于做诗的光荣的幻象已经没有了。所以直到现在，当可怜的“诗”受到虐待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想到那个小偷一样的不快。有好几次我感动到了怜悯的地步，但又控制不住那痒痒地要去袭击他的烦躁的手。小偷们很少受过那么大的痛苦，也没有受过那么多人的虐待。
    第一次的敬畏情感克服了之后，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①一种三节拍的韵律。——译者我拉回来了。我想法求我们的一个地产管理员送我一个蓝纸的纸本。我亲手用铅笔画上不大均匀的道道，在上面用巨大的孩子式的瞎画写着诗句。
    像一只小鹿以新生的嫩角到处乱磨，我也以萌芽的诗歌到处去麻烦人。又加上比我大一点的哥哥①很以我的吟诗为骄傲，便在家里到处找人叫我吟诗。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两人从楼下地产办公室里出来，在胜利地征服了管理员之后，我们碰到《国家报》的编辑，拿巴勾帕·密特，刚走进门来。我哥哥赶紧拉住他说：“你看，拿巴勾帕先生，您好不好听听拉比新写的诗？”我就立刻高吟起来。
    我的作品还不能编成诗集。我这个诗人能把所有的大作都揣在口袋里。我的一身兼了作者、印刷者和发行者；我的六哥，作为一个宣传者，是我唯一的同事。我写了几首关于莲花的诗，就在梯口用和我的热情一样高亢的声音，朗诵给拿巴勾帕先生听。“写得好！”他微笑着说，“但是ｄｗｉｒｅｐｈａ②是一件什么东西呀？”
    我不记得我从哪里搞来这么一个字。普通的名词也会同样的合韵。但是在整首诗里我对这一个字寄以最多的希望。这个字无疑是相当地感动了我们的管理员们。但奇怪的是拿巴勾帕先生对此并不屈服——相反地他微笑起来了！我确信他一定不是一个通人。我再也没有吟诗给他听。我已经比那时①
    ②已不用的古字，即蜜蜂。——译者作者是七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这里指的是他的六哥。
    长大了许多，但我在什么能、什么不能在我的听众中取得了解的试验上仍无进步。无论拿巴勾帕先生怎样微笑，ｄｗｉｒｅｐｈａ这个字，像一只饮蜜而醉的蜜蜂，粘在原地不动了。
    一位师范学校的老师也在我们家里教书。他身体瘦弱，形容枯稿，声音尖锐。他就像是一根棍子变的。他教课的时间是从早晨六点到九点半。我们跟他念的课本，从孟加拉文的普通文学科学直到《云音夜叉被戮》的叙事诗。
    我的三哥对于我们学的各种学问非常热心。因此我们在家里学的比学校的必修课还多。我们在黎明前起身，围上腰布，跟一位盲拳师打一两套拳。立刻又在粘着尘土的身上披上外褂，开始读文学、算术、地理和历史。我们从学校回来，图画和体操老师已经在家里等着了。晚上阿哥尔先生来教我们英文。到九点以后我们才放学。
    星期天早晨我们上毗湿纽的唱歌课。那时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悉达那德·杜塔来给我们作物理实验。我对后面这门功课感到很大的兴趣。我清楚地记得当他把一点锯末放在水里装进火上的瓶子里，给我们看变轻了的热水怎样往上走，冷水怎样往下来，最后又怎样开始沸腾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惊奇的情感。在我晓得水是牛奶的一部分，牛奶煮了以后就浓了，因为水变成气飞走了，这一天我也感到非常得意。悉达那德先生若不来的话，星期日就不像一个星期日了。
    此外还有一个钟头，由一位康贝尔医学校的学生来给我们讲人身骨骼。因此我们的课室里挂着一架用铁丝连系起来的骷髅和骨殖。最后，还找个时间由塔瓦拉拿先生来教我们死记梵文文法。我不敢说是骨头的名字还是文法家的“经文”更能磨烂人的下巴骨。我想后者是要远远领先。
    当我们的孟加拉文有了相当进步之后，我们就开始读英文。阿哥尔先生，我们的英文教师，白天在医学院上课，晚上就来教我们。
    书本告诉我们，火的发现是人类的最大发现之一。我不想反驳这个。但是我忍不住想到小鸟是多么幸福，因为它们的父母不能在晚上点灯。它们在清早上语言课，你一定注意到它们诵读的时候是如何地高兴。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它们是不必学英语的！
    这位医学院学生，即我们的老师，健康好到这种地步，连他的三个学生合在一起的愿望和热诚，也不能使他有一天的缺席。只有一次他为打破了头而躺了一天，那是因为医学院里的印度学生和欧亚杂种的学生打架，一张椅子朝他扔了过来。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件；但是我们总不把它看作是个人的痛苦，而他健康的恢复，从我们看来仿佛是不必须地那样迅速。
    夜晚了。大雨像矛头似的下着。我们的巷子里水深过膝。
    水塘里的水都涨上花园里来了，贝尔树的灌木似的树梢露出水面。我们整个身心在愉快的雨夕涌出狂欢，就像醉花发射出它的香穗一般。我们教师该来的时间，只过了几分钟。但是还不一定……我们坐在凉台上望着巷里，可怜地注视掺望着。忽然间，我们的心就像昏倒了似的卜卜地狂跳起来。那把熟悉的黑伞，在这样的天气之中，还不屈不挠地转过街角来了！不是别人吧？一定不会的！这个广大的世界上，也许可以找到和他一样顽强的人，但是在我们的小巷里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总起来回忆到他教学的时期，我们不能说阿哥尔先生是一个冷酷的人。他没有用鞭子来管束我们。连他的申斥也不到责骂的程度。但是不论他有什么个人的优点，而他教课的时间是在晚上，他所教的课目是英文！我确信对于任何一个孟加拉的孩子，就是一位天使也会像是阎王的真正的使者，如果他在孩子一天的苦闷学校生活后，点起一盏阴惨昏暗的灯来教他英文的话。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们的老师希望使我们得到英国语言可爱的印象，他极其热烈地为我们朗诵了从英文书里选出来的几行——我们说不出是诗还是散文，效果竟大出意外。
    我们是那样无礼地哄笑了起来，弄得那晚上他只好把我们都放了学。他一定体会到他的辩护是不容易的——要我们声明同意还需要好几年的争论。
    阿哥尔先生有时就把外面知识的清风带到我们枯燥无味的课室里。有一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来说：“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件造物者所创造的奇妙的东西。”说着就打开纸包取出人体上发音器官的一部分，一面解释它的结构的奇妙处。
    我还记得那时他给我的震惊。我从前总觉得是整个人在说话——从来没有想象到说话的动作可以这样割裂来看。无论部分的结构是多么奇妙，它总不像整个人那样美好。我当时没有想到那么多，但这是我惊愕的原因。也许先生看不到这个真理，就是他用这种方法来讲这个题目，学生们是不会有热烈的反应的。
    还有一次他带我们到医学院的解剖室里去。一具老妇人的尸首直挺挺地躺在桌上。这个并没有吓着我，但是在地上的一只切断了的人腿却使我感到极不舒服。支离割裂地来看一个人，对我似乎是那么可怕，那么荒唐，有好几天的工夫我还不能赶走那黧黑的无意义的腿的印象。
    读完了帕瑞·萨卡的第一、二册英文读本，我们就读麦克库拉克的读本。在一天之末，我们身体疲倦了，心里渴望到内院去，这本又黑又厚、充满了难字的书，内容也极不引人注意，因为在那些日子，萨拉斯瓦蒂①的母爱还不十分突出。孩子的书还不像现在的那样充满了图画。而且在每一课文的门口，都排列着一队生字的哨兵，字母都分立着，禁止通行的重音符号就像瞄准的子弹，挡住了幼稚的心的进入道路，我曾不断地向这密集的队伍进攻，但一点也打不进去。
    我们的老师就常常提到他的别的聪明学生的成绩，来使我们相形见绌。我们感到相当羞愧，对那些好学生也不发生好感，但是这些并没有驱散缠绕在那本黑书上的阴暗。
    老天爷怜悯世人，在一切沉闷的东西上都滴下了催眠剂。
    我们一开始读着英文，不久也就开始打盹。往眼睛里洒水或是在走廊上跑步，这样可以好些，但也不能持久。如果恰巧我们的大哥从这里走过，瞥见我们这种瞌睡的苦状，我们这天晚上就被释放了。我们的瞌睡立刻就完全治好了。①学识的女神。——译者
    有一次，当登革热症在加尔各答流行的时候，我们大家庭里的一部分人就逃到奢都先生的河边别墅去。去的人里面也有我们。
    这是我的第一次旅行。恒河沙岸就像我前生的朋友一样把我接待到它的怀里。在下房的前面，是一片番石榴树林；坐在林荫下的凉台上，凝望着从树隙中流过的水，我的一天就过去了。我每天早晨醒来，总觉得每天的日子都像是一封新来的画着金边的信件，有些从未听过的消息在等着我开函。而且，唯恐丢掉任一小点，我匆匆梳洗好了就跑到外面椅子上去。恒河的潮水每天涨落；许多不同的船只有不同的驶法；树影从西边移到东边；在对岸树影碎隙的边缘上，金色的生命血液涌进穿透了的夜晚天空的胸怀。有几天从清早就阴了天；对岸的树林变黑了；黑影移过河上。然后哗哗的大雨忽然来到，把地平线遮掉；对岸的淡影含泪道别；河水带着抑郁的喘息涨了起来；湿风在头上树叶中间任意乱吹着。
    我感到我钻出了墙壁、栋梁和楼梯的肚子，诞生到外面来了。在和万物开始交往的时候，那琐屑的习惯和破污的外罩都从世界上掉下去了。我确信我早餐用来蘸油炸薄饼的甘蔗糖浆，和因陀罗①在天上痛饮的长生仙酒，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长生不在酒里，而在品酒人的身上，因此那些寻求长生①印度神话中掌管雷雨之神。——译者的人就无法找到了。
    房子后面有一块围起的地面，有一个水塘，几层台阶从浴台通到水边。台边有一棵大南海蒲桃树，四围是长得很密的各种果树，这水塘就在浓荫的隐蔽中舒服地静息着。这个幽静的小内花园这种蒙着面纱的美，对我有极其奇妙的魅力，和前面河岸的阔大广漠是那样地不同。它像这家里的新娘。在她午睡的幽静之中，躺卧在她自己绣成的花褥之上，低声地说出她心中的秘密。我用许多中午的时间，独自在南海蒲桃树下，梦想着水塘深处可怕的冥王之国。
    我非常好奇地想看到孟加拉的农村。它的一簇一簇的茅舍，它的草顶的凉亭，它的窄巷和浴场，它的娱乐和集会，它的田野和市集，以及在我想象中所看到的它的全部生活，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像这样的一个农村就在我们院墙之外，却不准我们去。我们出来了，但并没有自由。我们本来是在笼子里，现在是停在树枝上，但还是带着链子。
    有一天早晨，我们的两位长辈到村子里去走走。我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热望了，趁着没有人看见，我就溜了出去，远远地跟着他们。当我走在浓荫的小巷里，两旁是密密的、有刺的塞奥拉①树篱，旁边有个浮满青绿水草的池塘，我狂喜地收进了一幅又一幅的图画。我还记起那个赤裸的人，在水塘里洗着已经太晚的澡，用嚼烂的一头树枝在刷牙。我的长辈们忽然发现我跟在后面。他们骂着，“走，走，赶快回去！”他们觉得很丢丑，因为我光着脚，我的褂子上没有围巾也不穿①一种阔叶树。——译者
    上衣，我没有穿出门的衣服；仿佛这是我的错似的！我从来没有过袜子和太多的服饰，所以不但那一天失望地回去了，而且任何一天也无法填补我的欠缺而得到出门的允许。但是虽然“外界”是从后面关住了，而前面的恒河却把我从一切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我的心灵随时可以登上船儿快乐地驶出，急忙地到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去。
    这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我再没有踏进这个素馨花荫的别墅花园。那所房子和那些树木一定还在那里，但我知道它们不会和从前一样了——因为我现在哪能从那里取得像从前那样美妙的新鲜感觉呢？
    我们回到城里乔拉桑歌的房子里去。我的日子就像许多口的饭，让师范学校张开的大口吞咽了下去。
    那个蓝纸的稿本不久就写满了，像虫窝一样有种种网形的斜线和笔划浓淡不同的字。这个小作家的热切的压迫很快地就把它的书页揉皱了；以后页边也磨坏了，爪子似的蜷曲着，似乎要把里面的作品抓住，直到最后，流入不知道哪一条“忘河”里去，它的书页被慈悲的健忘卷走了。无论如何，它逃避了走过印刷所甬道的那一段痛苦，也不必害怕再去诞生在这个悲哀的山谷里。
    对于把我宣传成为一个诗人，我不能说我是个被动的证人。虽然萨特卡里先生不是我们班的教师，他却很喜欢我。他写过一本关于自然历史的书——我希望没有尖刻的幽默家会想在这上面找出他喜欢我的原因。有一天，他把我叫去问：
    “听说你写诗，是吗？”我没有隐瞒这个事实。从那时起，他常叫我去续成一首绝句，把我自己写的添在他给我的两句后面。
    我们的校长哥文特先生是一位很黑的矮胖子。他穿一套黑衣服，守着帐簿，坐在二层楼的办公室里。我们都怕他，因为他是举着棍子的法官。有一次我因为逃避几个强暴的同学，而跑到他屋里去。迫害我的是五六个大孩子。除了眼泪之外——我没有其他证人。我胜诉了，从那时起哥文特先生的心里，为我留下温柔的一角。
    有一天，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叫我到他屋里去，我战战兢兢地去了。我一到他面前，他立刻就探问我：“你不是写诗吗？”我不迟疑地承认了。他让我写一首我忘了是哪种道德教训的诗。从他发出的这样的请求所意味着的谦虚和蔼，使做他学生的人只有感激。当第二天我把写好的诗交给他的时候，他把我带到最高的班上去，让我站在学生们面前。他命令说：“朗诵吧！”我就大声朗诵起来。
    关于这首道德教训的诗，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不久就遗失了。它对这一班学生教训的效果，远不是鼓励——它所引起的不是对于作者尊敬的情感。大多数人说这首诗决不是我自己做的。还有一个人说他能够拿出我所抄袭的原本来，但是也没有人坚持要他拿出；对那些宁可相信的人，证明的过程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最后，追求诗名的人数可怕地增加了；而且他们所用的方法，不是循着道德进步的道路的。
    现在青年人写诗不是一件奇事。诗的光荣消失了。我记得那时候，少数写诗的妇女是怎样地被看作上天的奇迹的创造品。现在如果听说女青年不会写诗，人们就感到怀疑。现在的孩子远在到达孟加拉文最高班之前，诗歌就萌芽了；因此没有一个现代的哥文特先生会注意到我所宣扬的诗才了。
    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位以后再也找不到的听众。他有一种无限的、什么都喜爱的能力，因此他就完全不适宜于作任何评论月刊的评论者。这位老人就像一颗熟透了的阿方索芒果——在他的天性中没有一点酸味和丝毫粗鲁的痕迹。他的亲切的、刮得很干净的脸和他全秃的头颅成了一个整圆形；他的嘴里没有一颗牙；他的大而亮的眼睛发着永远愉快的光辉。
    当他用柔和深沉的声音说着话的时候，他的嘴、眼和双手也都在说话。他是一位古波斯文的学者，一个英文字都不懂。他的寸步不离的伙伴是一根水烟袋和膝上的一张悉达琴；从他的喉咙里流出不停的歌声。
    斯里干达先生不必等待人家的正式介绍，因为没有人能抵抗他的亲切的心的自然请求。有一次他带我们到一个大的英国照相馆去照相。在那里他用杂凑的印地语和孟加拉语，说着坦率的事由来感动那位老板，他说他是一个穷人，但极其想照这一张相片，这老板微笑着给他减了价钱。这种还价在那个不二价的英国商店，并没有显得怎样地不合适，只因斯里于达先生是那样地天真，那样地毫不理会有任何使人生气的可能。有时他带我们到一个欧洲传教士的家里去。在那里他也是以他的弹唱，对于那传道士的小女儿的爱抚，对于传教士夫人的穿着小靴的脚的赞美，他会使那集会空前地活跃起来。别人做出这种可笑的事情就会使人讨厌，但是他的坦率的天真得到大家的欢心，他把人人都吸收到他的快活中去。
    斯里干达先生从来不知粗暴与傲慢为何物。有一个时候，我们加聘了一位有点名气的歌唱家。当他喝得烂醉的时候，就用不好听的话来挖苦斯里干达先生的歌唱。斯里干达先生总是不动声色地忍受着，一点都不想还击。等到最后这个人的继续的粗暴使他被解聘的时候，斯里干达先生立刻来替他说项。他坚持说，“不是他的错，是酒的错。”
    他不忍看任何人痛苦，甚至也不能听痛苦的事。所以学生们什么时候想使他苦恼，就念一段维达亚萨加尔①的《悉多的流放》，他就十分难过起来，伸出两手来抗议，苦苦哀求不让他们往下念。
    这位老人跟我的父亲、哥哥和我们都是好朋友。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是同年。就像每一块石头都可以让流水来回跳舞一样，因此最小的刺激也足以使他高兴欲狂。有一次我写了一首颂歌，讽示了人世的磨练和苦难。斯里干达先生认为我父亲对于这首完美的珍宝般的颂歌一定会欣喜过望。
    带着无限的热情，他自告奋勇地把这首歌给我父亲看了。幸亏那时候我不在旁边，后来听说我父亲觉得非常好笑，人世的忧患会那么早地感动他的小儿子到了写诗的地步。我确信哥文特先生，那位校长，一定会为我写这么严肃的主题的努①维达亚萨加尔（1829—1891），孟加拉语作家。
    力，而加倍地表示他的尊敬。
    在唱歌上我是斯里干达先生的得意门生。他教给我唱一支歌：《我不再上瓦拉遮①去了》，并且拉我到每个人的屋里叫我唱给他们听。我唱的时候，他就弹悉达琴来伴奏，唱到合唱的句子，他也加入来反复地唱，对每个人微笑点头，仿佛促使他们更热烈地欣赏。
    他是我父亲的热情的崇拜者。他把一首颂歌编进他的歌调里，《因为他是我们心里的心》。当他对我父亲歌唱的时候，斯里干达先生激动得从座位上跳起来，一面使劲地弹着悉达琴，一面唱《因为他是我们心里的心》，然后在我父亲面前挥舞着手，把歌词换成“因为你是我们心里的心”。
    当这位老人最后一次来拜访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已在钦苏拉河边别墅里卧床不起了。斯里干达先生被最后一次的疾病所困，不能自己走动，必须把眼睑拨开才看得见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由他的女儿招呼着，他从他的住处比尔布姆到钦苏拉来。他费力地从我父亲脚上捏走一点尘土，就回到钦苏拉他寄住的地方去，几天之后他就在那里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后来我听他的女儿说，他是嘴里唱着《主啊，你的慈爱是何等地甜柔》那首颂歌，到他永远的青春里去的。
    这时，在学校里，我们是最高班的下一班。在家里，我①克里希纳神的游戏场。——译者们的孟加拉文课比班里教的深多了。我们读完阿克谢·达塔的普通物理学，也读完了《云音夜叉被戮》叙事诗。我们读着自然科学，而没有结合任何自然事物，所以我们对于这门功课的知识，也相应地是书本上的。实际上我们在这上面用的光阴完全是浪费的；对于我的心灵，是比什么都不做还要浪费。读那首《云音夜叉被戮》对于我们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最好吃的东西如果扔到你的头上，也不会感到有味。用一首叙事诗来教语言，就像用一把剑来刮胡子一样——委屈了剑也难为了下巴。一首诗应当从感情的观点来教；把他诓来做“语法兼字典”，是不打算去和学识之神调解的。
    我们的师范学校生涯突然告了终结；这里面是有故事的。
    我们学校的一位教师想从我们图书室里借一本密特拉写的我祖父的传记。我的侄子兼同学，萨提亚，勉强鼓起勇气，自告奋勇向我父亲去提。他得到结论以后很难以普通的孟加拉文字去打动我父亲，因此他编了一套精心结构的准确的仿古文句，我父亲一定感到我们孟加拉文的学习走得太远了，有了过火的危险。因此第二天早晨，和平常一样，我们的书桌放在南边的凉台上，黑板挂在墙上，在等着尼尔卡玛尔先生来上课的时候，我们被召唤到楼上父亲的屋里去。他说，“你们不必再读孟加拉文了。”我们的心因着这个快乐舞蹈起来了。
    尼尔卡玛尔先生在楼下等着，我们的书本都放在桌上摊开着，他一定心里在想让我们把《云音夜叉被戮》再读一遍。
    但是在一个人的临终床上，一切日常生活的常规都显得不真实了，瞬息之间，每一件事物，从老师到墙上挂黑板的钉子，对于我们都像幻想一样地虚空了。我们的唯一困难，就是怎样以相应的礼节把这消息告诉尼尔卡玛尔先生。最后我们吞吞吐吐地把这话说了，这时黑板上几何式的图样诧异地向着我们瞪视，《云音夜叉被戮》的无韵诗在旁边呆呆地看着。
    我们老师的临别赠言是：“因为责任所在，我对你们有时也许严厉一些——不要把这个记在心上。以后你们会知道我教给你们的东西的价值。”
    我当然知道了这个价值。就是因为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来学习，我们的心灵就活泼起来了。学习应该尽量遵循饮食的规程。当口味从第一口饭开始的时候，胃口在肚子装满以前就激起了它的功能，胃液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孟加拉的孩子用英文来学习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第一口咬下去就有可能把两行牙齿拧松——像嘴里的真正的地震！等到他发现这食物不是石头做的，而是可以消化的糖果的时候，他注定的半生已经过去了。一个人在拼音和文法上干噎着，唾沫飞溅地嘟哝着的时候，肚子里却仍旧是饥饿的，等到最后吃出味来，胃口已经没有了。如果整个心灵不是从开始就运用了起来，它的全部力量就是到了终点也不会发展的。当周围都在发出学习英文的呼声的时候，我的三哥勇敢地坚持我们孟加拉文课的学习。对于他的在天之灵，我献上感谢和崇敬。
    我们离开师范学校就进入孟加拉中学，这是一所欧亚混合的学校。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长大了，多了些尊严——至少上到了自由的第一层楼。事实上，我们在这中学的唯一进步就是自由。我们在这里学的，我们一点也不懂，我们也不努力学习，我们不学习也没有任何人来关心。那里的学生是讨厌的，但还不使人憎恶——这是一件大可安慰的事。他们在掌心里写上一个“驴”字，嘴里说“好啊！”一面把这字拍在我们的背上。他们从后面捅我们的肋骨一下，没事人似的脸望着别处。他们把烂香蕉轻轻地抹在我们的头上，悄悄地溜开。但是这就像走出泥涂登上岩石一样——我们忧虑但没有玷污。
    这学校对我有一件大好处。这里没有人抱着微小的希望，认为像我们这种孩子能够在学习上进步。它是一所很小的学校，经费也不足，因此在学校当局眼里，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我们按时交费。这就使拉丁文法不能成为障碍物，连最严重的错误，也不会使我们的脊背受损。这决不是因为可怜我们——学校当局对先生们都说通了！
    然而，这学校虽然没有什么害处，它到底是一所学校。教室是冷酷地沉闷，四面的墙壁警察似的看守着我们。房子像鸽子笼而不像人的居处。没有装饰，没有图画，没有一点颜色，没有一点吸引孩子心灵的企图。事实上，对于形成孩子大部分心理的爱憎是完全不闻不问的。我们踏进校门走入那狭小的四方院子，我们整个人都变得沮丧消沉——逃学就成为我们长期的游戏了。
    在这件事上我们找到了一个同谋者。我六哥有一位波斯文教师。我们总称他为门希①。他是一个瘦得皮包骨的中年人，就像有一张黑羊皮纸蒙在他的骨架上，里面不装上一点血肉似的。他的波斯文也许不坏，英文学问也过得去，但是他的抱负都不在这上面。他相信他棍术的精湛，只有他歌唱的技术可以与之相比。他总在阳光下站在我们院子当中，用一根棍子耍出一套奇妙的滑稽戏——他自己的影子就做了他的敌手。我也不必说他的影子从来没有胜过他，最后他总是大叫一声，含着胜利的微笑，猛敲这影子的脑袋，影子便屈服地昏倒在他的脚下。他的歌唱，鼻音很重又不合调，听上去就像从阴间传来的呻吟和呜咽。可怕的混合。我们的唱歌教师毗湿纽有时就嘲弄他说：“你看，门希你这样唱法会让我们把嘴里的面包都呕了出来！”对于这种话，他唯一的回答只是一个轻蔑的微笑。
    这就看出门希是受听好话的；事实上只要我们愿意，无论何时我们都可以撺掇他给我们写信到学校去请假。学校当局从来也不细看这些信，他们知道从教育的效果上看，横竖我们上不上学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自己也设立了一所学校，在这里孩子们做出各种各样的淘气，因为孩子们一定是淘气的——而教师们也总是不饶的。当我们中间有人因着他们的行为，过分地为忧虑所缠扰，而激起定然要处罚的决心的时候，我自己学校时期的许多过失，就排着队站在我面前，向我微笑。
    我现在看得很清楚，这错误就是以成人的标准来衡量孩①孟加拉语，意思是书记。——译者子，忘了一个孩子是像流水一样迅速而流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点的不完美都不必引起大惊小怪，因为奔流的速度本身，就是最好的纠正。什么时候停滞不流了，危险就来了。所以首先是教师，而不是学生，要提防到错误的行为。
    这学校里有一间餐室，是为适应孟加拉孩子种姓的需要而设立的。我们就在那里和同学们交起朋友来。他们都比我们大，其中有一个应该详细地说一说。
    他的专长是魔术，他甚至于发表了一小本关于魔术的书，在封面上印上他的名字加上教授的头衔。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学生的名字见于印刷品，因此我对他——作为魔术教授——有着很深的尊敬。我怎敢相信在印刷的字样里，会有可疑事件的容身之地呢？能够把自己的话用擦不掉的墨记录下来，这是一件小事吗？无遮蔽而不羞愧，自认不讳地站在世界面前——我们怎能怀疑这样高超的自信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从一个印刷所里拿到我名字的字模，当我刷上墨把它印在纸上，发现我的名字印出来的时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啊。
    我们常请这位同学兼作家的朋友搭坐我们的马车，这样我们就有了交往。他在演戏上也很行。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在练拳的场地上搭起一座台，在竹架上撑起涂上颜色的纸。从楼上来的坚决的反对，阻止了在这台上表演的可能。
    但是后来没有戏台也演出了一出误会的喜剧。这位剧作者在这本书上已经对读者介绍过了，他不是别人，就是我的侄子萨提亚。你们看他现在沉着恬静的样子，当你听到他所创造出来的把戏的时候，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我所要叙述的事情发生在几年之后，当我大约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们这位魔术家朋友讲到许多东西的奇怪特点，我十分好奇地想亲眼看到那些特点。但是他所提到的材料都是非常稀罕而且来自远方，除能求得海员辛巴德的帮助之外，我们决没有希望得到，有一次教授偶然失口说出一件容易得到的东西。谁会相信一粒种子，在一种仙人掌的液汁里浸透又晒干了二十一次之后，就会在一小时内萌芽开花结果呢？我决定要试验一番，同时对于一位名字印在书本上的教授的辩证，也不敢有所怀疑。
    我让我们的园丁给我预备下大量乳白色的液汁，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屋顶凉台的角落，我们的秘密处所，开始用芒果核来做试验。我正在聚精会神地把果核浸了又晒，晒了又浸——但是大读者们也许不会等待着询问我实验的结果。同时我不知道萨提亚在另一个角落里，在一小时之内使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神秘花木，生根发芽。后来还结出了奇怪的果实。
    从做实验那天以后，我渐渐觉得教授有点躲着我，他不肯和我坐在马车的同一边，而且仿佛总在和他对我的腼腆作斗争。
    有一天，他忽然提议大家都轮流地从教室的凳子上跳下去。他说他要观察不同的跳跃形式。这种科学的好奇对于一位魔术教授并不是怪事。个个都跳了，我也跳了。他摇着头低低地哼了一声。无论我们怎么追问，他也不肯说出一点什么来。
    又一天，他告诉我们，说他有几个好朋友想同我们来往，请我们和他一同到他们家里去。我们的监护人没有异议，我们就去了。那间屋子里的一群人仿佛非常喜欢问问题。他们表示迫切地希望听我唱歌。我唱了一两支歌。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决不会像牛一样吼叫。他们一致认为，“这声音真是甜柔。”
    当点心端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环坐在周围看着我们吃。我生来就很腼腆，和生人在一起很不自然；而且在我们的仆人艾思瓦看管时期所得来的习惯，使我永远成为一个食欲不旺的人。他们似乎都得到了我的胃口很娇弱的印象。
    在这出喜剧的第五幕，我接到教授写给我的几封奇怪的亲热的信，把整个情况揭露出来了。让台幕在这里落下吧。
    我终于在萨提亚那里听到，在我用芒果种子试验魔术的时候，他说得使教授相信我是一个女孩，监护人把我扮成男装，为的使我可以出去多受教育，因此我原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对那些对想象的科学好奇的人们，我应该解释一下，据说女孩子在跳跃的时候，左脚总是先往前去的。在教授的试验中，我就是这样跳的。那时我决没有体会到这是多么错误的一步啊。
    我生下来不久，父亲就常在外面旅行。所以说我小时候不认得他一点也不是夸张。他有时忽然回家，带来一些我喜欢同他们交朋友的外地仆人。有一次，他带回一个叫做里努的年轻的旁遮普仆人。他从我们所得到的热烈欢迎，几乎不在兰季特·辛格①之下。不但因为他是外地人，而且他是老牌的旁遮普人——他怎能不把我们的心偷走了呢？
    我们对于整个旁遮普民族，就像对《摩诃婆罗多》诗中的毗摩和阿周那②一样尊敬。他们是武士；如果有时他们战败了，那很明显地是他敌人的过失。我们家里有一个从旁遮普来的里努，是很光荣的事情。
    我嫂子有一只装在玻璃框里的小军舰，机关一开，它就应和着八音匣的叮当声，在绸制的海波上摇晃。我恳切地请求把这军舰借给我，让我去给我所爱慕的里努看看，来显示它的奇巧。
    像我们那样整年关在家里，任何异乡风味的事物，对我都有特殊的魅力。这是我敬爱里努的原因之一。也为了这个原因，那个穿着绣花长袍来卖玫瑰油和香膏的犹太人，迦卜拉尔，也会引起我那么大的兴趣。还有那穿着蒙满灰尘的宽大裤子、带着行囊和包袱的高大的喀布尔人，在我幼稚的心中，也留下一种恐惧的魅惑。
    无论如何，当父亲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在他周围走来走去，能够和他的仆人在一起就很满足了。我们并没有直接走到他的身边。
    有一次，当父亲在喜马拉雅山的时候，英国政府拿来吓人的老妖怪，俄国的侵略，变成人们惶乱的话题。有些好意①
    ②毗摩和阿周那都是《摩诃婆罗多》中般度王的儿子，二人均无比英勇。——译者兰季特·辛格（1780—1839），旁遮普名王，有“旁遮普之狮”之称。
    的太太们，对我母亲把这逼近的危险，在想象的情况中扩大了一番。我们怎能晓得俄罗斯人会从哪一条西藏通路，忽然像毁灭的慧星一样闪击进来呢？
    我母亲真的惊慌了，也许家里其他的人没有和她分忧；因此，对大人们的同情绝望了以后，她来寻求我幼稚的支持。她问：“你好不好给你父亲写封信，报告他俄罗斯人要来侵犯的事情呢？”
    这封携带着母亲忧虑的消息的信，是我给父亲写的第一封信。我毫不晓得一封信应该怎样开头怎样结尾。我去找玛哈南达，他是管产业的文书。信上一切称呼的规格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情感上逃不出和管产业的文书文字分不开的陈腐气息。
    我收到一封回信。父亲叫我不要害怕；如果俄罗斯人来了，他会亲自把他们赶走。这个充满信心的保证，似乎没有解除母亲忧虑的效果，但却把我从对父亲的陌生中解放出来了。从那时起我要每天给父亲写一封信，也就每天去麻烦玛哈南达。他受不了我的纠缠，就拟出信稿叫我去抄。但是我不知道寄信是要付邮资的，我总以为只要把信交在玛哈南达的手里就会到达，也不必再担心了。我不需要说，因为玛哈南达比我大得多，这些信从来没有达到喜马拉雅山顶上去。
    在父亲出外很久之后，就是只回来几天，整个家庭都载满了他在家的重量。我们会看见大人们在一定的时间内规矩地穿上他们的长袍，以拘谨的步法和严肃的姿态走进他屋里，谁要是嘴里正嚼着“班”，也先把它吐掉。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地。母亲亲自去监督烹调，为的使每样菜都合口味。那个执职杖的老克努，穿着白制服，裹上有顶饰的头巾，守在父亲的门口，总是警告我们，在父亲午睡的时间，不要在他房前的凉台上吵闹。我们要轻轻地走过，低声地说话，也不敢往屋里窥视。
    有一个节期，父亲回来给我们三人行授予圣线①的仪式。
    在瓦当塔瓦吉施先生的帮助下，他收集了些《吠陀经》的旧礼节作为行礼之用。有好几天我们学习以正确的发音来朗诵《奥义书》的选句，父亲安排我们，在“婆罗摩正法”的名下，和毕茶拉姆先生一同坐在经堂里。最后我们剃光了头、戴上金耳环，我们三个小婆罗门在三层楼的一处，进行了三天的灵修。
    这真是好玩极了。那耳环使我们彼此揪起耳朵来的时候，有个很方便的把柄。在一间屋子里，我们发现一面小鼓；我们拿着这鼓出来站在凉台上，看见哪一个仆人从下面走过，我们就敲起鼓来。这就使他抬头来看，立刻就又掉转眼睛赶快地缩了回去②。总而言之，我们不能说这灵修的三天，是在苦行的默想中度过的。
    但是我相信像我们这样的男孩，在古时候的隐士中并不罕见。如果在古老的经文上说，十岁或是十一岁的舍罗堕陀或是舍楞伽罗婆③用了整个童年时期来供奉和讽诵曼荼罗经。对于这话，我们也不必勉强地予以毫无疑问的信仰；因①②
    ③《沙恭达罗》中沙恭达罗义父干婆的两个徒弟。
    授圣线仪式未完成时，非婆罗门若看一眼受仪人，就被认为有罪。
    所谓圣线是一根白线，只有高等种姓的人才能挂。
    为“男孩天性”这本书是比经文更古老更真实的。
    在我们正式成了婆罗门教徒以后，我就很喜欢念诵《伽耶特里》，①我总是专心致志地来思索它。它决不是一本我在那种年纪所能完全理解的经文。我记得很清楚，我做着怎样的努力，先祈求“地·天空·天”的帮助，来扩大我的自觉。
    我是怎么感觉或是怎么想的，很难说得清楚，但这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弄清字义，不是人类的理解力的最重要的作用。
    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解释字义，而是去叩心门。如果问一个孩子，在叩门声中，他心里有什么被叫醒了，他也许会说些很傻里傻气的话。因为在心里发生的事情，比他能用言语表达的巨大得多。那些把希望钉在大学考试上，把它当作教育效果的考验的人，是不重视这个事实的。
    我能忆起许多我所不能了解、而却能深深感动我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在河边别墅的凉台上，我大哥看到阴云密集，就大声地朗诵起迦梨陀娑的《云使》中的几节诗句。我不懂而且也不必懂一个梵文字，他的入神的高吟和铿锵的音节，使我已经够感动的了。
    还有，在我能够正确地了解英文以前，我拿到了一本插图很多的《老古董店》。我把全书看完了，虽然有十分之九的字是我不认得的。但是我以十分之一的模糊的了解，纺出一条彩色的线，把插图穿了起来。任何一个大学考官都会给我一个大零分，但对于读书的方法，并不证明我会空洞到零分的地步。
    ①《梨俱吠陀》中的一首诗。每个婆罗门早晚祈祷时必须背诵。——译者还有一次我陪着父亲到恒河上旅行。在他所带的书里，有一种是旧佛特威廉版本的胜天的《牧童歌》。是孟加拉文的。
    诗句没有分开印，而是和散文一样一直连下去的。我那时一点梵文都不懂，但是因为我懂孟加拉文，有好些字是熟悉的。
    我忘了我读了几遍《牧童歌》，但我还记得这一句：
    它在我的心中散布开一种模糊的美的气氛。
    那一个作“孤寂的村庄”讲的梵文字，对我已经够好的了。
    我必得自己去找出胜天的错综的韵律，因为在这书的笨拙的散文印法里，看不出诗的断句来。这发现给我以极大的愉快。我当然没有完全懂得胜天的含意，甚至也不敢说我懂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那字音和轻快的韵律，在我心中充满了奇妙的美的图画。使得我把全书抄了下来，留作自己欣赏。
    当我稍大一点，读到迦梨陀娑的《战神的诞生》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过。这诗句大大地感动了我，我的感觉是从那几个字上来的。“微风带着神圣的曼达基尼①下流的喷雾，摇撼着喜马拉雅雪松的叶子。”这两句使我极想尝到全诗之美。后来有一位老师给我讲解了底下的两行，那阵微风又“吹劈了渴望的猎鹿者头上的孔雀羽毛”。最后的形象是那样①恒河在天上的部分。——译者的无力，使我失望了。我若以自己的想象来凑上那几句，可能会强得多。
    无论什么人回想到自己的童年时期都会同意，就是说他的最大收获并不在于他“完全了解”多少。我们的弹唱诗人就很懂得这个真理。因此在他们的说唱中，总有很大一部分是填满人耳朵的梵文和深奥的话语，这些只为着暗示，并不考虑他们纯朴的听众能否完全了解。
    这个暗示的价值，连那些以物质上的得失来衡量教育的人，也不能予以轻视的。这些人坚持把帐目加在一起，来精确地算出他们传授了多少可以够本的功课。但是孩子和那些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们，是住在一个人们可以不必每步都完全了解就能获得知识的原始乐园里。只在这乐园失去了以后，必须去了解每一件事物的不祥日子就来到了。那条不必经过了解的可怕历程就能达到知识的路，是一条宽大的路。如果这条路被堵住了，虽然世界的市场照常进行，而大海和高峰就无从到达了。
    因此，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虽然我在那个年纪不能体会到《伽耶特里》的全部意义，但是在我心中有些不必全懂就能领会的东西。我想到有一天，我坐在我们课室一角的洋灰地上，默想着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的眼里充满了眼泪。我不知道这眼泪为何而流；对一个严厉的审判者，我可能给一些和《伽耶特里》毫不相干的解释。这件事实说明，在意识最深处所发生的事情，住在外面的人并不是能够常常晓得的。14和父亲一起旅行
    系圣线大典之后，我的光头给我一个巨大的烦恼。无论欧亚混血的孩子们，对于和神牛有关的事物是怎样地偏爱，他们对于婆罗门的尊敬是有名地缺乏的。因此，除了其他的飞弹之外，我们的光头一定还会饱受嘲弄的打击。我正在为这可能发愁的时候，有一天我被叫到楼上父亲的屋里去。他问我喜不喜欢和他一块到喜马拉雅山去。离开孟加拉中学到喜马拉雅山去！我喜欢不？啊，我能用欢呼把天空冲裂，这也许会使人了解我喜欢到什么程度。
    在我们离家的那一天，父亲按照他的惯例，把一家人召集在经堂里行了宗教仪式。在我从长辈脚上捏起尘土①之后，就跟着父亲上车了。这是我一生之中，头一次有一套新做的衣服。父亲亲自选择了衣服的式样和颜色。一顶平金的绒帽凑足了我的全套服装。我把这帽子拿在手里，心里发着愁，只恐这帽戴在光秃秃的头上效果不好。我一坐进车里，父亲一定要我戴上帽子，我就只好戴上。他的脸一转向别处，我就把它摘下来。每次我看到他的眼睛，这顶帽子只得又回到它应呆的地方。
    父亲对于他所处理和吩咐的一切事情，都是非常认真严格的。他不喜欢处事模棱两可，或是犹疑不决，而且从来不容许邋遢和迁就。他有一个意义明确的法则，来规定他和别①印度习俗，从长辈脚上拿起一点土来碰自己的额头，是对长辈行的礼节。——译者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他和他的国人的通性是不同的。对别人，前后差错一点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同他打交道我们却必须谨慎戒惧。他倒不在乎做的太多或太少，他注意的是没有达到标准的失败。
    父亲常把他所要做的事，构成一幅很细致的图画。任何节庆的集会，他不能参加的时候，他就想出每一件东西应该安放在什么地方，家里每一个人应该负什么责任，客人坐在哪个座位；没有一件他想不到的事情。等到这节日过去了，他就让每个人对他分别报告，这样他自己综合起来，取得一个完整的印象。所以当我和他一起旅行的时候，虽然没有原因可以使他阻止我的尽情游戏，而在其他的事情上，在他替我规定的严格的行为法则里，是没有留下一点空隙的。
    我们先在博尔普尔停留几天。萨提亚和他的父母不久前曾到这里来过。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十九世纪的婴孩，会相信他回来后给我们讲的旅行故事。但我们却不一样，我们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画下界线。我们学过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没有给我们一点线索。那时候也没有带着插图的儿童读物来给我们指引方向。世界上管制我们的谨严的法律，我们都是在触犯了它以后才学到的。
    萨提亚告诉我们说，除非是一个非常熟练的人，上火车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稍微滑一下，就一切都完蛋了。而且每一个人必须用尽全力抓紧坐位，否则开车时候那个巨大的震撼，不知道会把人扔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到达火车站的时候，我真是战战兢兢。我们居然是那么容易地走进车厢，我还总觉得最坏的情况必将到来。当最后我们可笑地顺利启程，一点不像有什么危险的样子，我感到悲哀地失望了。
    火车疾驰下去；宽阔的田野和青绿的远树以及树荫下静卧的村庄，像一江的图画流掠过去，又像无数的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我们到达博尔普尔已是夜晚。我坐上轿子就闭上眼睛。我想把整个奇妙的景像保留下来，以便在晨光中再把它揭开，摆在我清醒的眼睛前面。我怕经验的新鲜色彩，会被在黄昏微明中所得的不完美的一瞥所损坏。
    当我早晨起身走到外面去的时候，我高兴得震颤起来。比我先来的那一位告诉我说，博尔普尔有一个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的特点，就是从正房到下房的小路上，虽然头上没有一点遮挡的东西，但是人走过的时候，一线阳光一滴雨点也接触不到。我就去寻找这小路，但是我的读者也许不会惊讶，我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从来没有看见过稻田，我们读过牧童的故事，在我想像的画布上，也画过一幅可爱的牧童画像。
    我听萨提亚说过，博尔普尔房子的周围都是成熟了的稻田，在稻田里和牧童游戏是每天必做的事情，拔稻、煮米、吃饭就是这游戏的特色。我渴望地回顾，但是在这赤裸的荒地上，哪里有稻田呢？也许在某些地方有几个牧童，但问题是谁能把他们和其他孩子分辨出来呢！
    不久我就丢掉了我所看不到的东西——我所看到的就很够好的了。在这里没有仆人的管制，唯一圈住我的圈子，就是管理寂静的女神给我画上的天边的蓝线。在这里面我可以任意遨游。
    虽然我还不过是个孩子，父亲对我的漫游没有下过禁令。
    在沙地凹陷的地方，雨水犁开了很深的畦沟，刻出了堆满红沙和各种形状的石子的小型山脉，细小的河流从中间穿过，显示出小人国的地形。从这地区我收集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子，放在外衣袋里，带回去给我父亲。他从来也不轻视我的劳动，相反地他引起热情来了。
    “多美呵！”他叫着说。“你从哪里找来这些个呢？”
    “那边还有许许多多，成千成万的呢！”我急急地说，“我每天都能带回这么多来。”
    他说：“那可好啦，为什么不用这石子来点缀我的小山呢？”
    我们曾想在花园里挖一个小塘，因为地下水太浅，就放弃了，没有完工，挖出来的土堆成一座小山。父亲常坐在这小山顶上，做他的晨祷。他在那里坐着，太阳就从他对面一直伸延到东边地平线上起伏的原野边升起。他就是让我来装点这座小山。
    离开博尔普尔的时候，我十分难过，因为我不能把收集来的石子带走。更难使我体会到的是，我不能因为我把东西收集在一起，就有绝对的权利来要求和事物保持亲密关系。如果命运应许了我诚恳的祈求，允许我永远把这些石子带在身边，那么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大胆地来嘲笑这件事情了。
    在一个峡谷里，我看到一块洼地充满了像小河般涌流的泉水，在水里游戏的小鱼，争竞着逆流而上。
    我告诉父亲说：“我发现了一股极好的泉水，我们可不可以拿来洗澡，拿来喝呢？”
    “就这么办。”他同意了，他和我一样高兴，并且发下命令说，以后就到那里去取日用的水。
    我在小型的山谷之间漫游，永不感到疲倦，希望能够发现一些从来无人发觉的东西。我就是这块像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的、未经发现的土地的利文斯敦。这里的一切，矮小的枣柳树、野李树和矮小的南海蒲桃树，都和这小山脉以及我所发现的小河小鱼，调和一致。
    也许是为训练我小心谨慎，父亲交给我一点零钱，让我管理，叫我记帐。他也让我负责开他的金表。在培养我的责任心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有毁坏的危险。我们早晨出去散步的时候，他让我把钱施舍给路上遇到的乞丐。但是最后我永不能给他一个正确的总帐，有一次我算出的余款比他交给我的钱还多。
    “我真的必须请你作我的会计，”父亲说，“钱到了你手里就会增加起来！”
    我以不倦的热情来开他的表，不久，这表就送到加尔各答的钟表店里去了。
    我又想到后来父亲让我管理地产，在每月的头两天，我必须把帐目交给他。因为他的视力衰退，我必须先把每项的数目念给他听，如果他在某一点上有些疑问，他就问到细节。
    我若是企图掩饰过去，或者把我认为他不会满意的项目隐瞒下来，那最后一定会被发觉的。因此每个月头，总是我很紧张的几天。
    像我从前说过的那样，父亲有把每件事物清清楚楚地摆在心里的习惯——不管是帐本上的数字，节庆的安排，或是产业的增减和调动。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在博尔普尔新盖起的经堂，但是他向每一个去过博尔普尔又来看他的人仔细询问，因此他对于这经堂里的每一细节都很熟悉。他有极强的记忆力，只要他掌握到事实，这事实就永远无法逃脱。
    父亲曾在他的那本《薄伽梵歌》①中，勾出他所喜欢的诗句。他叫我把这些句子连译文一起替他抄下来。在家里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孩子，但是在这里，当这些重要的事情交托给我的时候，我感到了地位的光荣。
    这时我已经把那个蓝稿本扔掉了，而拿到了一本装钉本的李特式的日记。现在我留心让我的写诗不会缺乏外表上的尊严，这不但是为着写诗，而且也是为着在我自己的想象里把自己当做一个诗人。因此当我在博尔普尔写诗的时候，我就喜欢爬在一棵小枣柳树下面，我觉得这样似乎是真正的有诗意的写法。我就这样地在烈日下，没有铺着草皮的坚硬的石块地上，写出一首关于《普利色毗王之败绩》的战歌。这首诗虽然有着极其丰富的战争精神，也还逃不了早夭。这个装钉本的李特日记，也走上她姐姐蓝稿本的道路，没有留下地址。
    我们离开博尔普尔，一路上在萨希卜甘杰、迪纳普尔、阿拉哈巴德和坎普尔都小作逗留，最后在阿姆利则停下了。
    在路上有一个事件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火车停在某一个大站上。查票员过来剪票。他好奇地望着我，好像有什么疑问又不肯说出似的。他走开一会儿，又带回一个同伴来，两个人在门口踌躇了半天，又走了。最后站长自己来了。他①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著名插话之一。——译者看了我的半价车票，以后就问：
    “这孩子没过十二岁吗？”
    “没有过。”我父亲说。
    我那时只有十一岁，但是看上去比我实在的岁数显得大些。
    “你一定得替他付上全票的钱。”站长说。
    父亲的眼里闪着怒火，一语不发，只从匣子里拿出一张纸币交给站长。当他们把余款找回来的时候，父亲鄙夷地把这钱扔还他们。站长站在一边，为他卑鄙的怀疑的暴露，感到羞愧。
    阿姆利则的金庙，像梦似的回到我的心上来。好几个早晨我陪着父亲到湖中心的锡克教的古鲁达尔巴尔①里去。庙里经忏不断。父亲坐在顶礼者的中间，有时也加入唱起赞歌，当他们发现有生人参加礼拜的时候，就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回去的时候，总是满载着冰糖和其他糖果祭品。
    有一天父亲请一个诵经队队员到我们那里去唱圣歌。也许是这个人对于报酬喜出望外，结果是有那么多的歌人队伍来侵犯我们——因而我们必须坚持防御。当他们发现不能进入我们房子的时候，这些歌者就在街上截击我们。我们早晨出去散步的时候，时常会出现一张冬不拉琴横挂在一边肩膀上，看到这个，我们就像鸟儿看到猎人的枪口一样。真的，我们变得非常警惕，远远听到冬不拉的弦声，就会把我们吓走，①锡克教寺庙，为锡克教第五世祖师阿尔琼·代夫所造，兰季特·辛格在位时，庙上加了一个金箔覆盖的铜顶，因此被称为“金庙”。——译者完全不会被装进猎袋里去的。
    到了夜晚，父亲常坐在对着花园的凉台上，我就被叫来对他唱歌。月亮升起了，月光透过树丛，射到凉台的地上；我用贝哈加调唱着：
    父亲低头合掌凝神地听着，直到现在我还记起这幅夜景。
    我曾说过，父亲听斯里干达先生说起我那首颂神的处女作时，感到好笑。我记得后来我是怎样得到了补偿。在一次入冬月节的时候，有几首颂歌是我写的，其中的一首是：
    那时父亲已在钦苏拉卧床不起了，他把我和我哥哥乔提叫了去。他叫我哥哥用手风琴伴奏，让我把我写的颂歌一一唱过，有几首还要我唱两遍。我唱完了，他说：
    “如果这国家的国王懂得语言，也能欣赏它的文学的话，他一定会奖赏诗人的。既然情况不是如此，我认为这就必须由我来做。”说着他就递给我一张支票。
    父亲带着几部彼得·帕尔利丛书，从中取材来教我。他选出班治敏·佛兰克林传作为开始。他以为读这本书就像看小说一样，既有趣味，又有积极意义。我们开始不久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佛兰克林是一个过于事务式的人。他的狭隘的利益关系的道德，引起父亲的厌恶。在某些事情上，父亲对于佛兰克林世俗的小心谨慎，感到非常不耐烦，他常常忍不住用激烈的语言来斥责他。
    在这以前我除了背过几条焚文文法之外，没有接触过梵文。父亲让我一下子就开始读梵文读本第二册，让我一面读一面自己学习语尾的变化。我的较深的孟加拉文造诣，对我帮助很大。①父亲也鼓励我开始练习用梵文写作。我用从梵文读本学来的词汇，构成夸张的复合字句，带着许许多多响亮的Ｍ音和Ｎ音，造成一种妖魔一样混杂的神仙语言，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嘲笑我的鲁莽。
    同时我也读普罗克特的《普通大文学》，父亲用浅近的语言给我讲解以后，我就用孟加拉文把它写下来。
    在父亲带来的书籍中，最引我注意的是吉宾的十卷《罗马史》。这几本书似乎是十分枯燥无味。我想，“作为一个孩子，我是万分无奈地读了许多书。但是一个大人念不念书是可以随便的，为什么也自寻烦恼呢？”
    我们在阿姆利则住了一个月，在四月中旬，就向达尔胡西山出发。在阿姆利则的最后几天，仿佛是永远过不完似的，喜马拉雅对我的召唤是太强烈了。
    在我们坐着山兜上山的时候，高台似的山坡，都被盛开的春天稻花的光彩照亮了。每天早晨我们吃过牛奶面包就动①大部分孟加拉文的文学用语，是直接从梵文来的。——译者身，日落之前，就在下一个驿站歇宿。我的眼睛整天都不休息，唯恐漏掉什么东西。在山路转入一个山峡，林深树密，树荫下流出涓涓清泉，就像茅庵中的小女儿，在沉思的白发隐士脚边游戏着，从黝黑的覆满青苔的岩石上喃喃走过。走到这里轿夫就把山兜放下，休息一会儿，我的饥渴的心呼唤着，我们为什么不永远在这里停下呢？
    这是第一次目睹的最占便宜的地方：那时候，心灵还不知道，还会有许多这样的景色将要涌现。当这个计算机晓得了这一点之后，它立刻就从注意力的支出中作起撙节。只在它相信某件东西是实在希罕的时候，心灵在估值上才不再吝惜。因此在加尔各答的街市上，我有时把自己当作一个异乡人，只在这种假定之下，我才发现有那么多的东西是可看的，只为我们没有付上注意力的全部价值，就把它丢失了。就是那真正想看的饥渴愿望，才迫得人们到外地去旅行的。
    父亲把装现钱的小匣子交我保管。他没有理由把我看作一个宜于保管这个存着相当数目的路上用费的匣子的人。他若把它交在他的仆人基肖里的手里，他一定感到安全得多。因此我只能设想他是要培养我的责任感。有一天在我们到达一个驿舍的时候，我忘了把匣子交给父亲，而把它落在桌上，这使我受一顿申斥。
    我们每到一站下来，父亲就让把椅子挪到驿舍外面，我们就坐在那里。暮色四合之中，从山岭清爽的空气里，星辰透出了美妙的光辉，父亲指点星座给我看，或给我讲天文课。
    我们在巴克鲁塔住的房子是在最高的山顶上，虽然已快五月了，这里还是苦寒，山坡上背阴的一面，冰雪还没有融化。
    就是在这里，父亲对允许我任意漫游，也毫不感到担心。
    我们房子下面不远，有一座悬崖，长满了葱郁的喜马拉雅雪松。我总是拿着一根镶着铁头的棍子，独自走进这山林里去，这个庄严的森林的高影像许多巨人在矗立着——这许多世纪它们度过了多么美妙的生活啊！而在几天之前才来的孩子，居然能够无碍地游戏在它们的周围。我走进森林的阴影里，就仿佛感到一个妖魔的存在，就保有一只凝冷的太古的蜥蜴，发霉的树叶地上方格的光和影，就像是它的鳞甲。
    我的屋子在房子的一端。我躺在床上，穿过无帘的窗户，我能看见遥远的雪峰，在星光中模糊地闪光。有时候，不知是什么时辰，我在朦胧之中会看到父亲围着红色的披巾，手里提着一盏灯，轻轻地走到他默坐祈祷的装着玻璃窗的凉台上去。再睡一觉，在天色未明之前，我就发现他到我床边把我推醒。这是指定的背诵梵文语尾变化的时间。从我舒适温暖的毡子里起来，是多么难受的冰凉的醒觉啊！
    太阳升起了，父亲早祷之后和我一起喝过牛奶，然后我站在他的旁边，他又讽诵着《奥义书》，向神明祈祷。
    以后我们就出去散步。但是我怎能跟上他呢？许多比我大的人都追他不上！因此，我追了一会儿就不追了，从山边的小路上爬回家去。
    父亲回来以后我读一小时的英文。十点以后就来一次冰凉的冷水浴；不得父亲的许可，我连请仆人给我加一壶热水也做不到。为着鼓励我的勇气，父亲常告诉我，他在年轻的时候怎样地洗着冰得受不住的冷水澡。
    另一件苦行就是喝牛奶。父亲极其喜欢牛奶，而且可以大量地喝。也不知道是我没有继承到这种收容能力，还是由于我以前提到的不利环境，我对于牛奶的嗜好，却是可悲地缺少。不幸的是我们总在一起喝牛奶，因此我必须乞求仆人的慈悲，感谢他们的仁爱（或是脆弱），承他们的情，从那时起我的奶杯里多一半都是泡沫！
    午饭以后又开始作功课。这真不是血肉之躯所能忍受的事情。我的生了气的“早晨的懒觉”就来报复，我就会昏困得摔了下去。但是当父亲可怜我的苦况把我放了的时候，我的瞌睡立刻就消失了。以后，嗨！跑到山上去了。
    我拿着棍子从这峰跑到那峰，父亲并不反对。我觉察到父亲一辈子也没有妨碍过我们的自主。有好几次我的言行都不合乎他的口味和判断，他只用一句话就可以阻止我，但是他宁愿等待我的自制的提醒。他不满足于我们驯服地接受正确的规绳；他愿意我们全心全意地喜爱真理，他晓得只有顺从而没有爱是空虚的。他也晓得，真理如果丢掉了，还可以找到，但是勉强或是盲目地从外面接受了真理，实际上是把进入的门路挡住了。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曾抱着坐上牛车沿着大干路到白沙瓦去旅行的梦想。别人都不支持这个计划，而且还有些人竭力反对，认为这是不合实际的要求。但是当我向父亲提出的时候，他确信这是一个极好的计划——在火车上旅行是有名无实的！从这看法谈起，他还对我述说他自己步行和骑马的大胆漫游，对于不舒服或是危险方面他却一字不提。
    还有一次我被派为原始梵杜的秘书，我跑到父亲住的公园街的房子里，告诉他说我不赞成婆罗门教徒在举行圣礼的时候，拒绝其他种性的人参加的事实。他毫不迟疑地允许我去修改这规矩，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当我有了职权，我发现我缺乏力量。我能够发现不完善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创造完善的东西！能和我合作的人在哪里呢？我的吸引可以合作的人的力量在哪里呢？我有法子在我破坏的地方重新建设吗？
    在有了能够合作的人以前，任何形式都比没有形式好——这一点，我感到一定是父亲对于现有秩序的看法，但是他决没有指出困难来使我灰心。
    同他允许我在山上随意漫游一样，在寻求真理上他也让我自己选择道路。他并没有为我有做错事的危险而踌躇，他也不为我有遇到忧苦的可能而恐惧。他举起的是一个标准，而不是一根训练人的棍子。
    我常对父亲提到我们的家庭。每次我收到家里任何人的信，都立刻交给父亲看。我真相信因此我就成了他从别人得不到的许多情况的媒介。父亲也让我看我哥哥们写给他的信。
    这是他的教我如何给他写信的方法，因为他决不轻看外面形式和礼节的重要性
    我记得在我二哥的信里，用了些梵文的词句来诉苦说他忙得要命，他的岗位的工作把他的颈脖拴住了。父亲叫我解释他的情感。我照我的体会解释了，但他认为另一种解释更合宜一些。我的过度的自信使我坚持着和他争论到底，别的人也许会用责骂使我闭口，但是父亲忍耐地听我把理由说完，然后尽力对我辩明他的看法。
    父亲有时也对我讲些滑稽故事。他有许多他那时代的纨绔少年的笑谈。那时候有些公子哥儿，皮肤娇嫩得连达卡的细麻布上绣花边，都嫌太粗糙。因此他们在穿细麻布的时候，就把花边扯下来，有一时期，这是件最时髦的事情。
    我头一次听父亲说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卖牛奶的人，人家疑心他在牛奶里掺水。他的顾客派越多的人来看他挤奶，他的牛奶就越淡，最后那个顾客亲自跑来看他要他解释，卖牛奶的人声明说，如果必须满足每一个监视人的话，那么他的牛奶只好拿来养鱼了。
    在和父亲这样地度过几个月之后，父亲就让他的仆人基肖里送我回家。
    把我束缚起来的严厉的制度的锁链，自从我一离家就突然折断了。回到家来我在权利上有所增进。在我身上说，因为我近在咫尺就想不到我；现在因为我曾不在眼前；我就又回到视界里来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就预先尝到了受人尊敬的滋味。我这样地带着仆人独自旅行，言谈举止之间洋溢着健康和愉快，再加上那顶引人注目的平金小帽，所有我在车上遇到的英国人，都很恭维我。
    当我到家的时候，不但是旅行归来，而且是从下房的流放，回到我内院的应有的地位上去。当内院的家人聚集在母亲房里的时候，现在也有了我的一个很高的座位。我们家里那位最年轻的新娘子也把感情和关心，倾注在我的身上。
    在幼稚时期，妇女们的爱护是不由自主的，就像必需品中的空气和水一样，只管接受，不必有自动的还报；而正在成长的孩子，却显出急于从妇女们关切的罗网中解放出来的渴望。但是那不幸的东西，在他应得的时期中，这种关切却被剥夺掉，那可真成了叫化子了。这曾是我的痛苦。因此，在下房长大之后，忽然进到妇女们丰富的情感之中，我决不能不深深地意识到这份情感。
    在内院离我还很遥远的日子里，它是我想象里的乐土。内院，从外面看去是个草地，对于我却是一切自由之家。学校和老师都不在那里；而且我似乎感到任何人都不必做它所不愿做的事情。它的幽深的悠闲有点神秘的意味；大家在玩，做她想做的事情，自己做什么事也不必去汇报。我的小妹妹尤其是这样，对于她，虽然她也和我们一起上尼尔卡玛尔先生的课，而无论她功课做得好坏，他却不动声色。而且在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必须赶紧吃过早饭，准备上学，她呢，却甩着小辫，洋洋地走进里面去，把我们逗得心都乱了。
    当那位新娘子，挂着金项链，来到我们家里，内院的神秘更加深沉了。她，从外面来的，又变成我们家的人，她本来是生人，而又是自己人，这对我有奇异的吸引力——我热望和她交朋友，但在我千方百计靠她近点的时候，我的小妹就把我推开，一面说：“你们男孩子在这里做什么？——快到外面去吧。”失望加上受辱，我就赶快逃走了。从她们房子的玻璃门外面，我们能看到一切新奇的玩意儿——陶瓷和玻璃做的——颜色装潢都十分鲜艳。我们是被认为连摸一下都不配的，我们也更鼓不起勇气去请求拿一件来玩玩。无论如何，那些都是稀罕奇妙的东西，对于我们男孩子们，给内院又染上一层魅力。
    受过多次的拒绝，我和内院疏远了。对于我，内院和外界一样，都是接触不到的。因此我所得到的内院的印象，都像图画一样。
    夜晚九点钟以后，上完阿哥尔先生的课，我就进去睡觉。
    一盏阴暗摇闪的灯笼，挂在通着内外院的、长长的、装有软百叶帘的甬道里。甬道尽头的转折处，有四五层楼梯，是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下了楼梯我走到第一进方院的回廊上，一条柱子似的月光从东方天上斜照到回廊的西角，其余的地方都隐在黑暗里。在这一方块的光明中，女仆们聚在一起，伸着腿紧挨着坐在地上，把废棉搓成灯芯，一面低声地谈着她们乡村里的家事。许多这样的画面，难忘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晚饭之后，在躺到宽大的床上以前，我们在走廊上洗了手脚；我们的保姆之一，亭卡里或是珊卡里，就来坐在我们头边，对我们唱着一个王子怎样地在旷野荒郊里一直漫游下去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屋里寂静下来，我面向墙壁凝望着灰墙上剥落的地方，黑一块白一块地在微光中模糊；隐现从这上面我幻拟出许多奇异的形象，一面就睡着了。有时在半夜，在我朦胧之中听见看夜的斯瓦茹卜在巡视楼廊时的吆喝。
    以后新秩序来到了，当我从里面的、我所想象的陌生的梦境里，得到了久已渴望的洋溢的关怀；当那自然的、应该是每天来到的东西，忽然连积累的余款，补偿给我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晕头转向。
    小旅行家充满了旅行的故事，而且由于每次复述时候的拉扯，这叙述越来越散漫了，以致和事实毫不相符。不幸得很！和一切其他事物一样，故事陈旧了，说书人的光荣也受了损害；因此他必须添上新的渲染来使故事永远新鲜。
    从山上归来之后，在母亲的晚间露天集会上，我成了主讲人。在自己母亲眼里成为一个有名人物的诱惑，是那样地难以抗拒，就和这名誉得来的那样容易一般。我在师范学校上课的时候，在某个读本上头一次看到说，太阳比地球大过千百倍，我立刻就把这事实告诉母亲。这是为证明这个看来很小的人，在他身上也会有些伟大的成分。我有时也把孟加拉文法书上，在讲到作诗法或是修辞学时所用为例子的诗句背给她听。现在我在她的晚间集会上就讲些从普罗克特书上摭拾来的零碎的天文知识。
    父亲的从者基肖里当过达萨拉提叙事诗弹唱团的团员。
    当我们一起在山上的时候，他常对我说：“啊，小弟弟①，我们若是有你来参加我们的说唱队，我们就能作很好的演出。”
    他的这句话向我展开了一幅诱人的漫游的图画。做一个小旅行乐师，到处去走，又说又唱。我在他的节目里学了许多歌，对于这些歌的要求，比我的关于太阳的光球和木星的许多月亮的讲话，还大得多。
    但是我的最能引起母亲的共鸣的成功，还在于那时内院只能满足于克里狄瓦斯的《罗摩衍那》的孟加拉译文，我却跟父亲读过大圣贤瓦尔米基的梵文韵律的原文。当我告诉她这件事的时候，她喜出望外地说，“给我念几段这一种《罗摩①仆人们称主人和主母为父亲母亲，称他们的孩子为弟妹。——译者衍那》吧，念吧！”
    不幸得很！我读的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只限于梵文读本选录的一小段，连这个我都不能完全应付，而且重新温理一下，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欺骗了我，许多我以为我记得的，都变得模糊了。但是在热诚的母亲等待着夸示她儿子的奇才的时候，我没有胆量去说“我忘了”；因此在我朗诵的句子里，瓦尔米基的企图和我的解说有很大的分歧。这位善心的、圣贤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饶恕这个求得母亲嘉奖的光荣的孩子的胆大妄为，但是马都苏丹①，骄傲的摧毁者，是不会饶恕的。
    母亲对于我的卓绝的宣传，压抑不住她的情感，她想让所有的人都能分享她的赞赏。她说：“你必得把这个朗诵给都维京都拉听。”
    我心里想：“这下子逃不过了！”我提出一切我能想到的逃脱的理由，但是母亲坚持不听，她把我哥哥都维京都拉叫来，他一来到，母亲立刻就欢迎他说：“你听听拉比念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吧；他念得多好！”
    非朗诵不可了，但是马都苏丹大发慈悲，只用他的一点降低骄傲的力量，把我放过了。我哥哥一定是在忙着自己写作的时候被叫来的。他并不想听我把焚文译成孟加拉文的朗诵。我刚念了几节，他只说“很好”，就走开了。
    在我升到内院以后，我感到更难于恢复学校的生活了。我用一切逃避手段来逃脱孟加拉中学。以后他们又勉强送我进圣谢浮尔学校，结果也并不更好。
    ①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另一称号，意思是杀死骄傲的恶魔马都的人。——译者我的哥哥们作过短期的努力之后，对我完全失望了——他们连骂也不骂我了。有一天，我的大姐说：“我们都希望拉比会长大成人，他使我们大大地失望了。”我感到我的价值在社会上显著地下降了。但是我不能下定决心去被拴在学校磨坊的无尽折磨上。这和一切生活与美永远分离的学校磨坊，就像是一个可恨的残酷的医院和监狱的混合物。
    在圣谢浮尔有一个珍贵的记忆，我至今还新鲜而纯洁地记在心里——就是学校里的老师们。他们并不都是最好的。特别是我们班上的老师们，我在精神上说不上尊敬与否。他们一点也不高过教师们的教书机器的种类。就是这样，这个教育机器是无情地有力，再加上宗教的外面形式的石磨，年轻的心就真正地被碾干了。我们在圣谢浮尔得到的就是这个机器推动的磨石式的教育。但是，像我所说的，我保有一个把我对于教师的印象提高到理想水平的回忆。
    这是关于德庇尼仁达神父的回忆。他和我们没有多大的接触——若是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只在短期内代过我们班上一个老师的课。他是西班牙人，仿佛在说英文的时候有点口吃。也许为这个原故，学生们对他说的话都不大注意。我似乎感到学生们对他的简慢使他不快，但他一天一天柔和地忍受下去。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在同情中总是向着他。他的脸并不漂亮，但是他的相貌对我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无论什么时候我看着他，他的心灵仿佛都在祈祷，一种深沉的宁静充满了他的内外。
    我们有半个钟头的时间仿写字帖；这就是我心不在焉地，手里拿着笔，思想到处漫步的时间。有一天德庇尼仁达神父在监督这一门课。他在我们椅子后面踱来踱去。他一定看见我一直没有动笔。他忽然在我的椅子边站住了。他俯下来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柔和地问：“你不舒服吗，泰戈尔？”这不过是一句简单的问话，但却是一句我所永不忘记的话。
    我不知道别的学生对他的印象如何，但是我感到在他里面有一个伟大的灵魂，直到今天这回忆仿佛给我一张进到幽静的上帝殿宇的护照。
    还有一位老神父是一切学生所喜爱的。他是亨利神父。他教高班；因此我不太认识他。但是我记得一件关于他的事情。
    他会孟加拉文。有一次他问尼拉达，他班里的一个学生，他的名字的字源是什么。可怜的尼拉达①对于他自己的一切，一直都毫不在意——特别是关于他的名字，从来也没有费过心，所以他根本没有准备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字典上许多深奥的、不认识的字当中，会被自己的名字所打倒，那就像被自己的马车轧死一样是滑稽的笑祸，因此尼拉达毫不羞愧地回答说：“ｎｉ是没有，ｒｏｄｅ是阳光；因此ｎｉｒｏｄｅ，就是使阳光没有了！”
    甘先生，是瓦当达瓦吉许先生的儿子，现在是我们的家庭教师。当他发现学校的课目不能引起我的注意力的时候，他就认为没有希望，放弃了这个企图，而进行另一种方针。他①尼拉达是梵文“云”的意思。是ｎｉｒａ（水）ｄａ（给予者）的组合。
    带我读迦梨陀娑的《战神的诞生》，一面翻译给我听。他也读《麦克白》给我听，先用孟加拉文解释了课文，然后把我关在课室里，直到我把这一天所读的都翻译成孟加拉文诗句为止。
    这样他使得我翻完了整个剧本。幸亏我把这译文丢失了，因而我也把作业的负担减轻了。
    拉姆沙尔瓦梭先生的责任是促进我们梵文的进步。他也同样地放弃了那无结果的、对他的不情愿的学生教授文法的做法，而代之以和我一同读《沙恭达罗》。有一天他想到要把我译的《麦克白》送给微达亚萨加尔先生看，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
    拉吉克里许那·穆克吉①正到他家访问，和他坐在一起。
    我进到这位伟大老师的堆满书籍的书房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厉害；他的静肃的容貌也不帮我恢复我的胆量。但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这么有名的听众，我心里有很强烈的求名的愿望。我回去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可以使我兴奋的理由。至于拉吉克里许那先生，他只满足于劝告我，在女巫角色这一部分，所用的语言和韵律，要小心地使它和用在普通角色上的有所不同。
    在我少年时期，孟加拉文学的数量很少，我想我可能把当时可读和不可读的书都读过了。儿童文学那时还没有发展到有自己特殊类型的地步——但我确信对我并没有什么害处。现在渗融在文学仙酒里的流质，给年轻人饮用的，只完全考虑到他们幼稚的一部分，而没有把他们当作成人。儿童①穆克吉（1845—1886），用孟加拉语写作的印度诗人和评论家。——译者的书应当包括一部分他们能懂和一部分他们不能懂的东西。
    在我们小的时候，我把能拿到手的两极端的书都看了；我们看得懂和看不懂的都在我们心里活动下去。这就是世界在孩子意识中反映的情况。孩子懂得的东西就变成孩子自己的，在他了解以外的东西，就把他又往前带进了一步。
    当代那班都·米德拉①的“讽刺文学”出来的时候，我正在不适宜于阅读的年龄。我有一个本家正看着一份，但是不管我怎样恳求，她都不肯借给我看。她总是把这本书锁起来。
    越拿不到我就越想看，我下定决心，我必须也一定会看到这本书。
    有一天下午，她正在玩纸牌。她的一串钥匙拴在纱丽的一端，搭在她的肩上。我对于玩牌从来是不关心的，事实上我最讨厌打牌。但是我那天的行动却不带出这样子来，而且简直是十分热心地观看着。最后，在一边快要和了的紧张时候，我抓住这个机会去解那拴钥匙的结子。我手脚不灵，加上紧张而匆忙，就被她捉住了。这纱丽和钥匙的主人微笑着把纱丽拉下，把钥匙放在膝上，一面又玩下去。
    以后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我这位本家喜欢吃“班”，我赶紧去取“班”来放在她的面前。这就使她在站起吐掉“班”渣的时候，钥匙就掉在地下，她又把它放到肩上。这次让我偷到了，犯人逃了，书也读到了！书的主人想责骂我，但她的努力没有成功，我们两个人都笑起来了。
    ①代那班都·米德拉（1829—1874），孟加拉语的剧作家。——译者拉进德拉尔·米德拉博士①编过一种附图的杂文月刊。
    我三哥的书架上，有一份全年合订本。我想法拿到了这个合订本，重复阅报的愉快之情，我至今还能回忆到。许多假日的中午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仰卧在床上，这本四四方方的书就放在胸上，读着一角鲸，或者古代卡齐②的奇怪的断案，或者克里斯那库玛里的恋爱。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出这样的杂志呢？我们一方面有哲学和科学的文章，一方面有枯燥无味的故事和游记，但是没有那种普通人可以舒服地读着的质朴的杂志——就像英国的《陈伯》或者《卡索尔》或者《斯特朗德》——它们能够供给一般读者以简单而使人满足的家常便饭，而且是对最大多数人有最大的用处的。
    在我少年时期也看到另一种月刊，叫做《愚人之友》。我在大哥的书室里找到了几本，我就坐在他书室的门槛上，面对着小小的一角南面凉台，一天又一天地拼命读着。就是在这杂志的书页里，我第一次和微哈里拉尔，查克拉瓦蒂③的诗交上了朋友。在我当时所读到的诗中，他的诗最能感动我。
    他的抒情诗的那种天真活泼的笛子旋律，唤醒了我心中的田野和林沼的音乐。
    在这些书页里，我也为《保尔和薇吉妮》④的译文流了许①②③
    ④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代表作，描写一对少年男女纯真的恋爱故事。——译者
    查克拉瓦蒂（1835—1874），孟加拉语诗人。
    伊斯兰教的法官。
    拉进德拉尔·米德拉（1824—1891），印度历史学家。
    多眼泪。那美妙的大海，微风摇荡着海岸上的枣柳树林，林外的小山坡上，有山羊在活泼地跳跃嬉戏——这些都在加尔各答的屋顶凉台上，幻出一个新鲜愉快的海市蜃楼。啊！还有那在荒岛的林径里，进行着的孟加拉的小读者和头裹花巾的小薇吉妮中间的恋爱追求！
    以后就来了班吉姆①的《孟加拉大观》，像风暴一样卷走了孟加拉人的心，等待下月份的刊物发行出来已经够苦的了，而且还要家里的大人们都看过才轮到我看，这简直是受不了！
    现在只要谁愿意，就能够把《钱德拉谢克尔》或是《毒树》一口吞了下去。但是一个月一个月地渴望和企待的过程，在漫长的中断之间，每一小段读着时候的集中的快乐，把每一期的故事在心头反复回想，同时在注视等候着下一期：满足之感和不满足的渴望，如焚的好奇心和它的安慰的混杂；这些阅读原作时拖长的快乐，没有人再能尝到了。
    我对于萨拉达·米特和阿克谢·萨卡所编的古诗刊，也感到极大的兴趣。我们的长辈是这刊物的订阅者，但他们都不是经常的阅读者，因此我还不难拿到手。微德雅帕蒂的古怪的、错误百出的马提里文，因着它的不可理解就更吸引了我。我试着不看编者的附注，而去探索他的感觉，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把出现过许多次的一切难解的字和它的上下文，一齐摘录了下来，并且根据我的了解记下文法上的特点。
    ①班吉姆（1838—1894），印度著名作家。——译者我年轻时代所享有的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是弥漫在我家庭中的文艺气氛。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我常倚在可以望见那座有客厅房子的独立的建筑的凉台栏杆上。每天晚上这几间客厅的屋子都是灯火辉煌。华丽的马车一直拉进门廊底下，宾客来往不绝。我说不上那里面有什么样的集会，我只从黑暗中凝望着一排排亮着的窗户。隔断的空间虽然不大，而在我的儿童世界和这些亮光之间的空隙，却是很广阔的。
    我的堂兄迦南德拉刚拿到塔卡拉特那①先生写的一个剧本，要在我们家里演出。他对于文学和美术的热情是无限量的。他是那一个团体的中心人物。他们永远有意识地努力从各方面引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艺复兴。服装上、文学上、音乐上、美术上、戏剧上突出的民族主义，在他心中和周围觉醒了。他在各国历史上，是个精研的学者，他已经开始用孟加拉文写了些历史研究，但是没有完成。他翻译并且发表了梵文戏剧《优哩婆湿》，还有许多有名颂歌都是他的手笔。在创作爱国诗歌上，他可以说是给我们做了领路人。这是在当“印度教徒协会”②还是个年会组织的时候，在会里总是唱他那首《唱到印度的光荣我感到羞愧》。
    我还很小的时候，迦南德拉堂兄就在盛年逝世了。但是①
    ②印度的一个爱国者组织。
    塔卡拉特那（1822—1886），孟加拉著名剧作家。
    见过他一次的人，也决忘不了他的英俊、魁梧和庄严的相貌。
    他有一种不可抵抗的社会影响。他能够把人们吸引到他的周围而且永远和他连结在一起；只要有他的强大的吸引力在那里，就决不会有分裂的问题。他是我们国家特别类型的人物之一，就是以他个人的吸引力，很容易在他们的家庭和村庄里出名。在任何一个有大的政治、社会或商业团体的国家里，这种人会自然地成为民族领袖。把许多人组织到一个团结的团体的力量，是依靠一种特殊的天才的。这种天才在我们国家里都白废了，白废而又可惜，我认为，就像是从天上摘下星星来当火柴用一样。
    我记得更清楚的是他的弟弟，我的堂兄古南德拉①。他也总使这家庭里充满了他的人格。他的宽大仁慈的心，把亲戚、朋友、客人和家属都一视同仁地拥抱了起来。不论是在他宽阔的南边凉台上，泉边的草地上，或是池边的钓台上，他总在主持着一个不招自来的集会，像一个“殷勤”的化身。他对于艺术和才智的广泛的欣赏，使他永远发出热情的光辉。任何关于节庆、游戏、戏剧或是其他娱乐中的新颖想法，他总是一个踊跃爽快的赞助者，在他的帮助下，就会开花结果。
    那时候我们年纪太小，不能参加那些活动，但是他们推动的热闹与活力的波浪，奔涌而来敲打着我们好奇的心门。我记得有一次我大哥写的一出讽刺剧在堂兄的客厅里排演。从我们这边，倚在凉台的栏杆上，我们能听到对面洞开的窗户里的哄堂大笑和滑稽的歌声杂在一起，我们有时也能看到阿①名画家加甘南达拉和阿巴宁达拉的父亲。——译者克谢·玛正达的绝妙的滑稽戏。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唱的是什么，但总在希望有一天能够知道。
    我记得有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使我赢得了古南德拉堂兄对我的特别好感。我除了得过一次品行优良的奖赏以外，从来也没得过奖。我们三个人中间，我侄子萨提亚是功课最好的一个。有一次他考得很好，得了奖金。我们到家的时候，我从马车里跳出来把这重要消息告诉了正在园里的堂兄。我跑到他面前，喊着说：“萨提亚得奖了。”他微笑着把我拉到他膝前去，问：“你得了奖没有？”我说：“没有。不是我，是萨提亚得奖了。”我对萨提亚的优良成绩的由衷喜悦，似乎特别地感动了我的堂兄。他转向他的朋友说着这件事，认为是很好的特色。我记得很清楚，我真是莫名其妙，因为我没有从这一点上来体会我的感情。因为没有得奖而得到了这个奖赏对我并没有好处。给孩子礼物是无害的，但是他们不应当得到报酬。使孩子害羞是不健康的。
    午饭以后，古南德拉堂兄就到我们这边房子里来处理房产事务。我们长辈的办公室是一种俱乐部。在那里面谈笑和处理事务自由地杂在一起。堂兄常常在长椅上靠着，我总找个机会挨到他面前去。
    他常给我讲印度历史上的故事。我还记得当我听克里夫①在印度建立了英国统治之后，回到家去又自杀而死的时候，我是如何地惊讶。一方面，写下了新的历史；另一方面，在人心神秘的黑暗里，却隐藏着悲剧的一章。在表面上那样①克里夫（1725—1774），征服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译者的成功之内，怎会包含有那痛苦的失败呢？这故事整天很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有时候，古南德拉堂兄一定要知道我口袋里放着什么东西。在轻微的鼓励下，我的手稿就毫不羞愧地拿出来了。我不必说明我的堂兄不是一个严厉的批评家；事实上，他所表示的意见，倒可以作为极好的宣传。但是当我诗中的稚气到了太冒失的地步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天，在一首叫做《印度母亲》的诗里，在一行之末，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押的韵，那个字是“车子”的意思，我必须把这车子拉进来，虽然连一条可让车子通过的道路的影子都没有——押韵的坚决要求，不肯听受纯理性的任何推托。
    古南德拉堂兄迎接这车子时狂笑的大风，把这辆车子吹回到那条不可能有车子走来的道路上，从此就没有消息了。
    我大哥那时已忙着写他的杰作《梦游记》。他的坐垫放在南边凉台上，前面摆一张矮桌。古南德拉堂兄每天早晨都来坐一会儿。他对于欣赏的广大的能力，春风般地催助诗歌的萌茁。大哥写了一会儿就把他写的朗诵出来，他对于自己创造的幻象的洪亮笑声，使凉台都震动了起来。
    大哥写出来的比他用到定稿上的要多得多，他的诗的灵感是那样地丰富，像过于繁盛的芒果的小花，在春天的芒果林荫中铺下了一层毯子，《梦游记》的撕弃的稿纸，也散掷得满房子都是。如果有人把这些稿纸都保留起来的话，今天真可以当作一篮花朵，来装饰我们的孟加拉文学。
    在门边偷听，在屋角偷看，我曾充分地分享了这个诗筵，它是那样丰盛，那样富余。那时大哥正在才华英发的高峰；从他笔下奔涌出不停的滔滔波浪，形成一股诗的想象、韵律和词句的洪流，以喜悦横溢的胜利的欢歌，来充满泛溢它的两岸。我们能够充分了解《梦游记》吗？但我们在那时候是否必须完全了解才能欣赏它呢？我们也许得不到海洋深处的珍宝——即使我们拿到了又有什么用呢？——但是我们在海岸边狂欢戏水，在它们的冲击之下，我们生命的血液是如何欢乐地涌过每一根血管啊！
    我越想到这一时期，就越体会到我们再也没有了所谓的穆杰利斯①的东西了。在我们童年的时候，看到了这一个作为前一代特征的密切社交的临终光辉。那时候乡邻的感情是那样地强烈，因此穆杰利斯成了一个需要，而那些在社交场合有所贡献的人，就受过巨大的欢迎。现在人们只为着事务而互相访问，或把它当作社会义务，而不是以穆杰利斯的方式来集会的。他们没有时间，他们中间也没有同样的亲密关系！
    我们从前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交往，纷纭的谈话和断续的笑声，使得屋里和凉台上显得多么欢畅呵！我们祖先能成为团体和集会的中心，能创始和保持活泼有趣的闲谈，这种才能现在都消失了。人们还是来来往往，但这些同一的房子和凉台却显得空虚而荒凉了。
    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件事物从器具到宴会，都是为多数人的享用而设计的。因此无论这些东西是多么豪华精致，也没有一点傲慢的意味。这些附属品，从那时以后在数量上是增加了，但是它们已变得无情，也不了解那能使贵贱一致地①孟加拉语，意思是不请自来的非正式集会。——译者感到宾至如归的艺术。那些赤裸的和衣衫褴褛的人，不能只凭着笑脸的魅力，而必须得到许可，才有使用或占据它们的权利了。我们今天在盖房子或设计家具时候，所想要亲近的人们，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社会和它的宽泛的款待。我们的毛病是，我们抛弃了我们原有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在欧洲标准上面重建新东西的办法，结果我们的家庭生活就寂寞寡欢了。我们仍为事务和政治的目的而聚会，但从不纯为彼此见面而聚会了。我们不再想出机会，只为着热爱我们的同胞，而把人们聚集起来。我想像不出还有比社交上的鄙吝更丑恶的东西了；当我回忆到这些人从心底发出的朗朗笑声，使我们减轻了俗务的负担，他们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客人了。
    在我少年时期有一位朋友，他在我的文学进益上的辅助，是无法估价的。阿克塞·乔杜李是我五哥的同学。他是英国文学硕士，他对英国文学不但极其爱好，也非常精通。一方面，他对于我们孟加拉的老作者和毗湿奴派诗人，也有同样的爱好。他读过好几百首孟加拉无名诗人的诗，他放声高吟这些诗句，不管曲调和效果，也不顾听众不同意的表情。也没有什么他身外或内里的原因，能阻止他大声地为他的音乐打拍子，离他最近的桌子或是一本书，都可以被他轻捷的手指敲出有力的鼓点，帮助他把听众鼓舞了起来。
    他也是这种能以无限的才力从一切东西里提取快乐的人。他时刻准备着从每一件事物上吸收一丝一毫的优点，同时立即唱出他的过分的赞歌。他有一种飞速地写出很好的抒情诗和歌曲的卓越天才，但是他不以作者自居。对于他用铅笔写过到处乱掷的成堆的稿纸，他从不加以注意。他的才气是充溢的，但是他对于他的多产却是那样的淡漠。
    他的一篇长诗在《孟加拉大观》上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大的欢迎，我听到过许多人在唱着他的诗，但却不知道是他写的。
    对于文学的真诚爱好，比博学可贵得多，就是阿克塞·乔杜李的欣赏热情把我自己的文学欣赏唤醒了。他对于友谊和文学评论是同样的慷慨大方。在生人中间，他就像一条失水之鱼，而在朋友中间，智力和年龄的差别，对他是不发生影响的。和我们孩子在一起，他就是个孩子。当他在深夜从大人们的穆杰利斯中告辞出来的时候，我就留下他把他拉到书房里去。在那里，他坐在我们书桌上，以毫不消减的亲切，使他成了我们小小集会的灵魂和中心。在许多这种场合里，我听过他欢天喜地地讲解着一些英国的诗歌，做着欣赏的讨论，批评的探索，或是热烈的争辩，或是对我的朗诵自己的作品报以慷慨的称颂。
    我的五哥乔提任德拉，是我文学和情感训练最主要的辅助人之一。他自己是一个热情的人，也喜欢唤起别人的热情。
    他没有让年龄的差别①阻碍我们之间知识与情感上的自由交往。他所给我的极可感谢的自由，别人是不敢给的；许多人甚至于责怪他。他的友谊使我有了去掉羞怯的可能。我在幼①几乎相差十二岁。——译者稚时期受过压迫的灵魂，对于友谊的需求，就像炎暑渴望云霓一样。
    若没有这样突然地把我的枷锁斩断，我可能终身残废。掌权的人总是不倦地举出自由被滥用的可能性，来作不给自由的理由，但是若没有这个可能性，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学习正确地使用一件东西的方法，就是通过错误地使用它。至少对于我自己，我真是可以说，从我的自由中产生的任何小毛病，总是把我带到纠正毛病的路上去。我从来不能把人家揪着我的肉体上或是精神上的耳朵，强迫我吞咽的东西，变成为我自己的，除了让我自由地取得的东西之外，我所得到的只有痛苦，没有别的。
    乔提任德拉哥哥毫不保守地让我用自己的方法去学习。
    自从那时候起，我的天性才准备伸出它的针刺，而同时也开出花朵。我的经验使我并不怕恶，而更怕专制的努力求善。对于惩罚的警察，政治的或是道德的，我都有一种十足的恐怖。
    因此而产生的奴役状态是最坏的折磨人类的毒癌。
    我哥哥在这时候，天天坐在钢琴旁边，聚精会神地在创作新歌调。阵雨一般的旋律泉水似的从他跳跃的手指之下涌流了出来，阿克塞先生和我，坐在两边，为了便于记忆，就在调子制成之后忙着替这新调编歌①。在诗歌写作上我就是这样地做了学徒。
    和我们长入少年时期的同时，我们的家庭大量地培养起①记谱的方法当时还没有应用，现在最流行的记谱法之一，就是作者的这位哥哥后来发明的。——译者
    音乐来了。这就给我一种便宜，使我能够不费力地把音乐吸收到整个身心里去。这也有不便宜的地方，就是没有给我以只有按部就班才能得到的技巧和熟练。因此，对于音乐上的所谓精通，我是没有得到的。
    自从我从喜马拉雅山回来以后，我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
    仆人的管制告了终结；我用了许多方法使学校生活的羁绊也放松了；对于家塾的先生我也不给他以活动的范围。甘先生在带我读完《战神之诞生》以后又散漫地讲了其他两三本书，就离开了去从事法律的生涯。以后来了一位普拉遮先生。头一天他让我翻译《威克菲尔牧师传》。我发现我并不讨厌这本书；但是当这件事鼓励他为我学习的进展作出更精细的计划的时候，我就简直溜掉了。
    我已经说过，家里的大人们对我失望了。我自己和他们对于我的前途都不屑于寄予希望。因此我可以自由地来专心写满了我的稿本。这样地填满起来的作品是不可能比企望的更好的。我心里除了一股热气之外没有别的，充满热气的水泡在懒惰的幻想周围，无目的无意义地鼓起来又落下去。没有发展成什么形式，只有运动的骚乱，一个水泡吹起，瘪下去，再吹起来。这里面任何微小的东西都不是我自己的，乃是从别的诗人那里借来的。属于我自己的只是我心中的烦躁、沸腾和紧张。运动是产生了，而力量的平衡还没有成熟，当然只能有盲目的混乱。
    我的嫂子①是一个极其爱好文学的人。她读书并不是为①即作者家里的新娘，上面提过的作者五哥的妻子。——译者着消磨光阴，她所读过的孟加拉文的书籍充满了她的整个心灵。在她的文学企业中我是个合股者。她是《梦游记》的热烈爱慕者。我也是，尤其是因为我是在这创造的气氛中长大的，它的美和我心的每一条纤维交织在一起，幸而我完全没有力量来模仿这首诗，所以我从来不敢有一点这样的企图。
    《梦游记》可以说是像一座寓言的超绝的宫殿，里面有数不清的厅堂、内室、甬道、角落或壁龛里摆满了设计奇妙、艺术精巧的雕刻和图画；在周围的地面上，布满了花畦、亭榭、流泉和荫凉幽静的处所。不但富有诗意和幻想，而语言和表现上的丰富多彩也是卓越的。这不是一件小事，这股创造力能把那样壮丽的、具备着一切艺术细节的结构表现出来，这也许就是我从不敢去仿造的原因。
    这时候，微哈里拉尔·查克拉瓦蒂的叫做《吉祥诗》的组诗，在《雅利安哲学》上发表了。我的嫂子大大地被这诗的柔美所感动。其中的大部分她都会背诵。她常请这位诗人到我们家里来，还亲手替他绣过一个靠垫。这就给了我一个和诗人交朋友的机会。他渐渐地很喜欢我，我开始在一天的早、午、晚任何时间随便跑到他家里去。他的心和他的体格一样地宽大，一个幻想的圆光，像一个诗的星群，总在围绕着他，这仿佛是他的更真实的造像。他永远充满着真诚的艺术的喜悦，无论什么时候我去看他，我都在这气氛中呼吸到我的一份。我常碰见他坐在三层楼上的小屋里，在正午炎热之中，爬在荫凉的洋灰地上写诗。我不过是一个孩子，而他对我的欢迎永远是那样真诚而热烈，使我在接近他的时候，永不感到尴尬。那时候，包围在他的灵感之中，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他就会对我朗诵他所写的诗或是唱出所作的歌曲。并不是他的声音里有歌唱的天才，但也不是完全无腔无调，人们会得到他写诗的用意。当他闭上眼睛，放出他的洪亮深沉的声音的时候，声音的表情弥补了表演的缺憾。我似乎还能听到他唱着他自制的歌曲。我有时也为他的歌词作曲，唱给他听。
    他是瓦尔米基和迦梨陀娑的热诚爱慕者。我记得有一次，在他用全副声音朗诵着迦梨娑陀的描写喜马拉雅山的诗以后，他说：“在这里面一连串的长Ａ音，不是偶然的事，诗人有意地从Ｄｅｖāｔｍａ到Ｎａｇａｄｈｉｒāｊａ，一直把这声音重复下去，来帮助他表达出喜马拉雅山辉煌的广阔。”
    这时候我的最高志向是要做一个像微哈里先生那样的诗人。若不是由于嫂子，他的热诚的崇拜者在中间阻挠的话，我可能把自己弄到相信我的作品和他有些相像了。她总是常常提醒我说，焚文里有一句话说，没出息的抱负不凡的人，追求诗名，被人笑死！她很可能知道，如果我的虚荣心占了上风，以后就很难控制得住。因此我的诗才和唱歌的力量，都没有得到她的热烈的赞赏；倒是她从来不肯错过一个在我面前称赞别人歌唱的机会，来使我相形见绌；结果是我渐渐地认识到自己声音的缺点。对于我诗才的疑惑也打击过我；但是因为这是剩下的唯一可以活动的园地，在这里面我还有机会来维持我的自尊心，我不能允许别人的判断来剥夺我所有的希望；而且，在我心中的鼓动是那样地坚持，因此阻止我的诗的探险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20发表
    我的作品到那时为止都是幽闭在家庭圈子之内的。这时候新出一本叫做《知识幼芽》的月刊，为着适合这个名字，它得到了一个胚芽的诗人做了它的投稿者。它开始不加选择地发表了我的一切诗的胡说。到今天，在我心的一角有一种恐怖，就是当我的末日来到的时候，有几个热情的文学警察，会不顾侵犯私宅的宣言，要进行一番搜查，他们走到被忘却的文学的最深内院里，把这些诗带了出来，放在无情的睽睽众目之前。
    我的第一篇散文也是在《知识幼芽》的书页之中诞生的。
    这是一篇批评的文章，而且还有一段历史。
    一本名叫《布班莫希尼的天才》的诗集出版了。阿克塞先生在《萨达拉尼》上，菩地卜先生在《教育报》上都用十分热烈的文字来颂赞这位新的诗人。我的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在那时候订文的，常把他收到的署名布班莫希尼的信给我看。他是这本诗集的迷恋者之一，常常送表示敬意的书或布①到这位著名女诗人的住址去。
    这些诗中有好几首在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字上是那样地缺乏抑制，我连想都不愿想这是妇女写的。让我看过的这些信，更使我不能相信这位写信者是女性了。但是我的疑惑并没有减少我的朋友的忠诚，他对他的偶像一直崇拜下去。
    ①以布衣料来当礼品，是习惯上的敬爱或者季节祝贺的表示。——译者后来我就发动对这位作者的作品的批判。我尽情而渊博地提出抒情诗和其他短诗的特征，我的大便宜是印刷品是那么毫不羞愧地、那么冷淡地不泄漏出作者的真实学识。我的朋友忽然十分激怒地跑来，恐吓我说有一位文学士已在写着一篇反驳的文章。一位文学士！我吓得说不出话来了。我感到和我小时候听到的侄子萨提亚喊警察来了一样。我能看到争论的胜利标柱，竖立在我的微小的声名之上的，在权威式的引语的无情打击之下，倒塌在我的眼前；我能再向读者露面之门，永远关上了，咳！我的批评文字，你诞生在多坏的一个时辰啊！我一天天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但是，像萨提亚的警察一样，这位文学士始终没有出现。
    我曾说过，我是阿克塞·萨卡和萨鲁达·米特两位先生所编选出版的毗湿奴派诗集的热诚的学生。这些诗的语言大部分和梅提里文混在一起，我感到很难懂；但是就为的是这个原故，我更努力地寻求它的意义。我对这些诗的感觉是热切的好奇，就像对种子里未萌茁的胚芽，或是蒙着沙土的大地里未被发现的神秘一样。我的热情被发掘这些未知的诗的珍宝的希望所维持，在我逐步深入到这个宝库的未探查的黑暗中的时候。
    在我这样做着的时候，我忽然想要把我自己的作品，包裹在这样的神秘包袱之中。我从阿克塞·乔杜李那里听到英国小诗人柴特顿的故事。关于他写的诗我一点也不知道，也许阿克塞先生也不知道。我们若是知道的话，也许这故事就没有了诱人之处。这故事的戏剧成份偶然把我的想象点着了，不是有许多人受过他成功地模仿的古文学的欺骗吗？最后这不幸的青年死在自己的手里。我把自杀的这一部分撇在一边，只束紧裤带来追赶柴特顿的功绩。
    有一天中午，浓云密聚。享受着云翳的午休时间的可感的凉荫，我匐伏在内室的床上，在石板上写着仿梅提里文的诗ＣａｂａｎａＫｕｓａｍａＫｕｎｊａＭａｊｈｅ……我对这首诗非常得意，即刻就对我头一个碰到的人念了出来；这里没有人认得梅提里文，因此一点危险也没有，人们只能最后严肃地点着头说：“好，真是很好！”
    有一天我对那位我刚提过的朋友说：“在原始焚社图书馆清理旧书的时候，发现一本破损的诗稿，从那上面我抄下了古毗湿奴派诗人名叫巴努·辛迦①的几首诗。”一面我就对他念了几首我所模仿的诗。他深深地激动了，狂喜地赞叹说，“这些可能连微特雅帕蒂②或是钱迪达斯③也写不出来！我真的必须把这稿子拿去给阿克塞先生去发表。”
    这时我把我的稿本给他看，确凿地证明这几首诗决不是微特雅帕蒂或是钱迪达斯写的，因为作者恰巧就是我自己。我的朋友嗒然地沮丧了，嚅嗫着说，“是了，是了，这些诗一点也不坏！”①②
    ③十四至十五世纪印度毗湿努派优秀诗人。——译者十四世纪印度毗湿奴派优秀诗人，代表作为《黑天颂》。
    毗湿奴派古诗人，常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诗的末节，以代署名，巴努和拉比（作者的名字）都是太阳的意思。
    当这些巴努·辛迦的诗在《婆罗蒂》登出来的时候，尼希康达·柴特吉博士正在德国。他写了一篇印度和欧洲的抒情诗的比较的论文。巴努·辛迦被尊为现代诗人所不可比拟的古诗人之一。这就是尼希康达·柴特吉博士取得博士学位的那一篇论文！
    不管巴努·辛迦是什么人，如果他的作品落到现代的我的手中，我发誓我决不会受骗。语言上也许可以合格；因为古诗人所用的不是他们的本地语言，而是一种摹拟的语言，在每个诗人笔下都不相同的。但是在他们的情感方面，都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任何人把巴努·辛迦的戒指拿来化验的话，就可以看出内里的金属成色。它没有我们古笛的迷人歌调，只有近代外国的手摇风琴的响声。
    从表面上看，似乎许多外国风俗已经传进我们的家庭，但是在它的心中燃烧着永不颤摇的民族自豪的火焰。我父亲在他一生的革命浮沉之中，从来没有舍弃过他对于国家的衷心敬爱；这种对国家的衷心敬爱在他的子孙中就形成强烈的爱国感情。但是爱国决不是我所写的那个时代的特征。那时候，我们的受过教育的人，在语言和思想上，和他们的本国都离得很远。但是我的哥哥们总在培养孟加拉文学。一位新的姻亲给我父亲写了一封英文信，父亲立刻就给他退回去。
    “印度教协会”是一个年会，由我们家人帮助成立起来的。
    拿巴勾帕·密特先生被指定为经理人。这也许是把印度作为我们祖国的崇敬实现的第一个企图。我二哥写的为民众传诵的国歌《印度万岁》就是在那时候写的。唱赞美祖国的歌，朗诵爱国诗篇，展览本国的工艺，鼓励民智的才能和技巧，是这年会的特色。
    在寇松爵士的德里接见典礼的日子，我写了一篇散文——在莱顿爵士①的时候，我写的是一首诗。那时期的英印政府怕俄国人，这是真的，但是他们不怕一个十四岁的诗人的笔锋。所以虽然在我的诗里并不缺少和我年龄相称的火热的情感，但是那些高级长官，从总司令到警察局长并没有显出惊慌。《泰晤士报》上也没有登出痛哭流涕的读者来书，预言说因着帝国的地区守护人的漠不关心，帝国就要迅速地崩溃下去。在“印度教协会”的会议上，我在树下背诵了这首诗，听众中还有诗人那宾·辛。我长大以后，他还对我提起这件事。
    我的五哥乔提任德拉负责一个政治协会，老拉吉那拉因·鲍斯是这协会的主席。他们在加尔各答一条偏僻街上的一所破房子里开会。会议进行是包藏在神秘之中的。这神秘就是唯一使人敬畏之处，因为事实上，他们的议论或行为并没有使政府或人民感到可怕的地方。我们家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的下午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我们的前门是锁上的，会议室是黑暗的，口令是一句《吠陀》经文，我们谈话是低声的。光是这些就足够使我们激动，我们不需要别的。虽然我还是个孩子，我也是一个会员。我们用这种纯粹狂乱的气①莱顿（1831—1891），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的印度总督。——译者氛把自己包围起来，使得我们永远像驾着热情的翅膀，高举腾空。我们没有害羞、胆怯和恐惧。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在我们自己热情的热气中取暖。
    勇敢也许有时有它的缺点，但是它永远坚牢地保持着人类对它的尊敬。在所有国家的文学里，我们看到一种不懈的努力使这个尊敬生气勃勃。因此不管在什么形势之下，在一个特殊的地方，特殊一派的人，他们是不能逃过这刺激的震动的不断冲击的。我们必须满足于尽可能顺应这种震动，让我们的想象奔放，聚在一起来高谈阔论，热烈地歌唱。
    如果把一个人的天性中那种根深蒂固、而且被他所珍贵的才能的所有出口都闭上，所有通路都堵上的话，无疑地会造出一个有利于堕落活动的不自然的状况。在英帝国政府的广大计划中只打开通向牧师就业的一条路，这是不够的——如果不给冒险的勇敢留个出路的话，人的灵魂定会切望着解放，而要寻觅秘密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曲折的，其结果是不可思议的。我坚决相信，如果在那些日子，政府显示出从疑虑产生的威吓的话，那么这个协会的年轻会员正在表演着的喜剧，可能变成一出严酷的悲剧。这出戏，无论如何已经演过了，连威廉堡的一块砖也没有受过损害，我们现在想到这段往事，也只有微笑。
    我的哥哥乔提任德拉开始忙着为全印度设计服装，把种种不同的图样提到协会里去。外褂是不切实用的，裤子又太洋派；因此他想出一个折衷的方案，就是把外褂改坏了一些又没有把裤子改好：这就是说在裤子的前后，加上一条像外褂的褶子一样的装饰品。那顶可怕的头巾和太阳帽的混合物，连我们最热心的会员也没有胆子把它叫做装饰。没有一个具有普通勇气的人敢于这样做，而我的哥哥昂然不惧地在大白天穿上这全套服装，在一天的下午从家里走到门外等着的马车上去，对于亲戚、朋友、门丁和马车夫的瞪视，一概置之不理。可能有许多勇敢的印度人，随时准备着为国捐躯，但是我确信很少人肯穿上这种泛印度的服装，面对着通衢闹市，即使这样做对国家是有好处的。
    每一个星期天，我哥哥都召集一个“狩猎”会。许多不请自来的参加者，我们连认都不认得。这里面有木匠、铁匠，还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在这“狩猎”会里只短了流血，至少我记不起有这种事件。它的其他附属物都是那样丰富那样合意，使我们感到没有伤亡是无关紧要的。在我们清早出去的时候，嫂嫂就给我们准备油炸薄饼和配菜；因为这些并不必靠我们打猎的运气，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空着肚子回去。
    玛尼克土拉郊区有不少别墅。最后我们总是跑到任一个别墅里去，不分贵贱地坐在池塘边浴场台阶上，大家恣情地狂啖着薄饼，所剩下的只有盛饼的碗盘。
    卜拉遮先生是最热心的、不流血的猎人之一，他是市立学校的主任，曾做过我们的家庭教师。有一天他想出一个好玩的诡计，来蒙骗那座我们闯进去的别墅的园丁，他说：“喂，我叔叔最近来过吗？。”这园丁赶紧恭敬地行礼，一面说：“没有，先生，老爷最近没有来过。”“好吧，给我摘下几颗绿椰子吧。”这一天我们吃过薄饼之后，喝了很好的椰子水。
    有一个地主偶尔也参加我们的集会。他有一座河边别墅。
    有一天我们不顾种姓的禁例在这别墅里共用野餐。下午来了一阵极大的风暴，我们站在河边通向水面的台阶上，大声唱歌来给风雨伴奏。我不能真实地断言我们能够在拉吉那拉因先生的歌声中，清楚地分辨出所有音阶中的七个音符；但是他放声高唱，就像在古梵文作品里的原文被注释淹没了一样，在拉吉那拉因先生的音乐效果之中，他的四肢和容貌的雄壮的表演，盖过了他的较差的声乐演出。他左右摇晃着脑袋来记乐拍，同时风暴就和他的飘拂的胡须捣乱。当我们坐着马车回家的时候，夜已深了，风雨乍停，星辰渐出，黑暗渐深，气氛静寂，村径荒凉，两旁树林里无数像狂欢节的火花一样的萤火虫，在无声的狂欢中歌舞着。
    我们协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辅助火柴或其他相似的小工业品的制造。为了这个目标，每个会员要捐出自己进款的十分之一。火柴是必须造成的，而火柴杆却很难得到；虽然我们都晓得一捆干的椰树叶脉掌握在精干的手里，能够发挥多么火热的力量，而在它的接触之下燃烧起来的不是一根灯芯。
    在多次试验之后，我们造成功一满匣的火柴。这样表达出来的爱国热情，并没有构成这匣火柴的唯一价值，因为花在制造火柴上面的钱，足够全家的火炉烧一年。此外还有一个小毛病，就是这些火柴自己划不出火来，必须另外有火把它点着。但是如果它们能够继承产生它们的一点爱国之火，那么就是在今天也仍会有主顾的。
    消息传来，说有一个年轻学生在试制一部机器织布机。我们立刻跑去看了。我们都没有试用这织布机的知识，但是我们信任和希望的能力决不在任何人之下。这个可怜的人在购买机器上欠了一笔债，我们替他还清了。后来有一天我们看见卜拉遮先生头上围着一条薄薄的土毛巾跑到我们家来，“我们的织布机上织出来的！”他欢呼着高举两臂跳了一个战舞。
    卡拉遮先生头颅的外部，那时已经成熟到灰白了。
    最后有些洞晓世界的人，加入到我们的协会里来，给我们尝了知识之果，把我们小小的乐园解散了。
    当我第一次认识拉吉那拉因先生的时候，我还不到能够欣赏他多方面兴趣的年龄。在他身上混合着许多对立面。他虽然须发斑白，他却和我们一样年轻；他年高德劭的外表，只像一件保持他青春永远新鲜的雪白外衣。连他渊博的学问也不能对他有所损害，因为学问容许他绝对地单纯。直到他生命的末日，他的不断奔流的热情的欢笑，从来没有被老成持重、健康不佳、家庭不幸、思想艰深或是知识庞杂所打断，而以上这些苦恼在他一生中是很多的。他是李却逊的得意门生，又是在英国文学的气氛中成长的，但是他把与旧习惯俱来的阻碍物丢在一边，热爱而专诚地献身于孟加拉文学。他虽然是个极其温和的人，在爱国主义上他却充满了炽热的火焰，似乎要把他国家的缺点和贫困烧成灰烬。对于这位因微笑而柔和、以热情来发光、永远年轻的贤人的纪念，是我们同胞值得做的事情之一。
    整个说来，我现在写着的这一时期，是我的一段入迷的兴奋时期。我度过许多不眠之夜，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而只由于一种打破常规的欲望。我常独自在书房的暗淡灯光下读书；远远的礼拜堂的大钟，每十五分钟就敲一遍，似乎每一个过去的小时都拿来拍卖掉了；不时听见杠夫们大声吆喝着“神啊”走过吉特坡路到尼土拉火葬场去。有几个夏天的月夜，我会像不安的鬼魂似的，在屋顶花园的盆、桶的光影之间徘徊着。
    谁要把这些只当作单纯的诗意，那就错了。我们的大地虽然已经相当老了，它有时也脱离严肃的稳定而使我们惊讶；在它的青春时代，还没有变得坚硬顽固以前，它是热情横溢地喷着火焰，而且多方面地恣情奔放。在一个人的青春初期，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只要形成他生活的原质还没有最后定型，这些原质在成形的过程中一定会骚乱的。
    这时候我哥哥乔提任德拉决定创办《婆罗蒂》，让我们的大哥来担任编辑。这给了我们的热情以新的食粮。我这时才十六岁，但是我也没有被摒在编辑部之外。不久以前，在我年轻的虚荣心的绝对狂妄之下，我写了一篇对于《云音夜叉被戮》的评论。就像酸涩是未熟的芒果的特点一样，不成熟的批评家的特点就是谩骂。当缺乏别的力量的时候，扎刺的力量就是最尖锐的了。我就是这样在这首不朽的叙事诗上留下爪痕来寻求不朽。这篇狂妄的批评就是我在《婆罗蒂》上的第一篇投稿。
    在第一卷里我还发表了一首长诗，叫做《诗人的故事》。
    这是作者在世界上除了他自己的模糊夸大的形象以外，没有看到其他事物的时期的产物。因此诗里的主人翁当然是个诗人，并不是作者的真我，而是他所想象或者冀望的自己。说他希望他做到他所描写的那样，也是不对的；这更代表他认为人们对他所期望的，就是会使世人点头赞叹说：“对了，真是一个诗人，正该这样。”在这诗里有普遍的爱的绚烂的渲染，这是幼芽诗人的得意的主题，这主题讲来十分堂皇也十分容易讲。当任何真理还没有在一个人心里发光，别人说过的话是我们仅有的存货的时候，表现上的简单和抑制都是做不到的。那么，在竭力夸大那本身就是真正伟大的东西之中，就不可能避免成为一个奇怪可笑的展览。
    当我汗颜地读着我少年时期的粗劣的诗文的时候，我也恐惧地想到在我晚期的作品中，也可能有同样的错误在曲解着后果之下写下，在不明显的形式下潜伏着。我的嘈杂的声音，无疑地常把我所要说的话淹没了；总有一天“时间”会把我搜索出来的。
    《诗人的故事》是我第一本印出来的作品。当我和二哥到艾哈迈达巴德的时候，我的一个热心的朋友出乎意外地把它印刷出版了，还寄一本给我。我不敢说他做得对，但是那时候在我心里引起之感情，并不像是一个发怒的裁判官。他得到了刑罚了，但并不是作者给他的，而是那些抓着钱袋的群众。我听说那些销不出去的书，在很长的时间内沉重地压在书店的书架和这位倒霉印刷者的心上。
    我开始替《婆罗蒂》写稿时期的作品，是不适合于出版的。再没有比过早急忙付印更能保证成人时候的忏悔了。但是它也有挽救的一面：那想看自己作品印刷出来的不可抵抗的冲动，在生命的初期就衰落下去了。读者是什么人，他们怎么说，什么错字没有更正，这些和其他相似的忧虑都像婴儿期的疾病一样，在一一经过之后，让人在以后的生命中可以在健康的心境里安闲地写自己的文学作品。
    孟加拉文学还没有长成到能够发挥那能控制它的爱好者的自我抑制。在得到写作经验的同时，孟加拉文作者必须从自己心里发展出抑制的力量。这就使他不可能避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写出许多粗劣的作品。随便地运用微小的才能来创造奇迹的奢望，在开始一定会是一个固执的观念，因此在早期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出，一步一步地超越我们的自然才能以及真和美的境界的努力。发现我们正常的自己，学习尊重我们的固有才能，是一个时间问题。
    不管怎么说，我做过许多使我羞愧的年轻人的傻事，糟蹋了《婆罗蒂》的书页；但是使我羞愧的不只是文学上的缺点，还有它的残忍的狂妄、过度的放肆和傲慢的造作。同时我也可以坦白地承认那时期的作品，是弥漫着一种价值不会微小的热情。这是一段这样的时期：如果错误是自然的，那么怀着希望、信仰和快乐的年轻官能也是自然的。如果错误的燃料对于喂养热情的火焰是必要的话，那么那些该烧成灰的就成了灰，火焰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好事是没有白做的。
    当《婆罗蒂》办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二哥请求带我到英吉利去；当我父亲答应了的时候，这个不求自得的天恩，对我是个意外的惊奇。
    头一步我先陪我二哥到艾哈迈达巴德去，他是那地方的法官。我嫂嫂和孩子们那时都在英国，因此那房子简直是空的。
    法官的住宅被称为国王的花园，是古代国王的故宫。在那面支撑着宽大的凉台的墙脚下，一股萨瓦玛提河的夏天很浅的河水，流过它广大沙岸的一角。我二哥到法庭上去，我就被留在高大的宫殿中，只有鸽子的鸣声，打破午昼的寂静；一种说不出的好奇心使我在这空虚的房间里徘徊。
    我哥哥把书摆在一间很大的内室的壁龛里。其中有善本的丁尼孙诗集，字很大还有许多插图。这本书对于我，是和这宫殿一样静默无声。我也同样地在它的画页上徘徊。并不是因为我不能了解原文，而是它对我所说的是像发音模糊的细语而不像字句。在我哥哥的图书室里我还找到了一本哈柏林博士编的梵文诗选，是老斯拉姆普里印刷所印行的。这本诗也在我的理解之外，但那响亮的梵文字句和韵律的行进，使我总在《阿摩卢百咏》诗句中间应和着它们轻擂的鼓声走步。
    宫塔的上层屋子，是我幽寂的隐士的洞穴。我的仅有的伴侣是一窝土蜂。在夜晚不可解除的黑暗中，我独自睡在那里。有时候一两只土蜂从窝里掉到我的床上，如果我恰好滚到它上面，这遭遇对土蜂是不愉快的，而对我是尖锐的不舒服。
    月明之夜在这临河的宽阔凉台上来回闲步，是我的狂想之一。我在散步的时候，第一次为我的歌词作曲。其中之一是献给玫瑰女郎之歌，在我出版的作品上，它还占有一个地位。
    发现了我的英文知识是那么不够，我决定借着字典的帮助，读完几本英文书。我从很小就有一种习惯，不让那追求完全了解的欲望，阻挠我阅读的进行，而十分满足于我的想象以外的零星了解所搭起的结构。就在今天我也还同时收获到这种习惯的好的和坏的效果。
    这样在艾哈迈达巴德度过六个月之后，我们就到英吉利去。在不吉的时辰里我开始给我的亲戚和《婆罗蒂》写关于旅程的信。现在我没有能力把它收回了。这些信只是青年浮夸的结果。在这种年龄，青年的心不肯承认说它最大的自豪是在它的去了解，去接受，去尊重的能力上；而且谦虚是扩大它的领域的最好方法。钦慕和赞美是被看成怯弱或投降的信号，以争论来撵退、伤害或是毁坏的欲望，会放起这种知识的烟火。我的以谩骂来造成我的优势的企图，今天也许偶然使我感到好笑，如果这些企图的缺乏直率和普通礼貌不是太使人痛苦的话。
    我从小就几乎和外界没有来往。让我在十七岁的年龄就跳入英吉利社会大海之中的这种情况，我能以保持漂浮着，会证明是有相当的苦恼的。但是因为我的嫂嫂和她的孩子们恰好都在布赖顿，我在她的庇护下捱过了这第一个震动。
    那时候冬天正在来临，有一天我们正在炉边闲谈，孩子们跑了进来告诉我们一个兴奋的消息，外面下了雪了。我们立刻跑了出去。那夜极冷，天空里充满了灿白的月光，地上盖着白雪。这不是我所熟悉的自然的面貌，而是很异样的一件东西，像一个梦。近处的一切似乎都退得远远的，只剩下一个苦行者凝静的白色形象在俯首沉思。只在一出门之顷，这种这么美妙、这么广大的美的突然显示，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
    在我嫂嫂的热情照顾之下，和同孩子们喧闹游戏之中，我的日子过得很快乐。我的奇怪的英语发音，使他们觉得非常逗笑，虽然其他游戏我都能全心全意地参加，而对于这个我却看不出有什么好笑。我怎能对他们解释在ｗａｒｍ中的ａ音和在ｗｏｒｍ中的ｏ音，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辨方法呢？我是倒霉的，我必须忍受嘲笑的冲击，而那实在是因为英语拼音异想天开的原故。
    我渐渐地很会发明新的方法来使孩子们总有事干而且总感着兴趣。这个艺术以后对我很有帮助，而且至今也还是对我有用的。但是我自己却不再感到有同样的无限丰富的急智了。这是我得到的把心交给孩子的第一个机会，它具有像第一次发现的才能那样丰富的新颖和涌流。
    但是我出来旅行并不是为把海那边的家换成这边的家。
    我的目的是学习法律，以后回去当一个律师。因此有一天我被送进布赖顿的公立学校。校长端详了我的脸面以后，头一句话是：“你的头多么漂亮啊！”这个小节在我的记忆中永不消失，因为她，那位在家里热心于她自告奋勇的义务、要抑制我的虚荣心的人，曾给我一个印象，说我的头颅和面貌，和许多别人比起来，一般是极其平庸的。我希望读者不要不把这个算做我的优点，因为我私下相信她的话，暗暗地悲叹造物者在造我的时候会那样吝啬。在许多别的场合上，我发现英国朋友对我的估计和她素日所说的不同，我心里认真地忧虑着这两个国家在口味标准上的分歧！
    在布赖顿学校有一件事似乎是很好的：学生们对我一点都不粗暴。相反地，他们常常把桔子或是苹果塞在我的口袋里就跑开了。我只能把他们这种不平常的行为，说成因为我是外国人的缘故。
    我在这个学校的时间也不长——但这不是学校的错处。
    塔拉卡·普立特先生那时正在英吉利。他能看出这不是我学习下去的方法，他说服我哥哥，让他带我到伦敦去，把我一人放在公寓里。这所选定的公寓面对着摄政公园。那时正是严冬。门前一行树上一片叶子也没有，只站在那里以瘦棱棱的雪盖的枯枝向着天空瞪视——是一派寒透骨髓的景象。
    对一个新到的异乡人来说，再没有比冬天的伦敦更冷酷的地方了。附近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也不认得路。那种窗前独立凝望外面的日子，又回到我的生活里。但是这一次，景物并不迷人。它的面容是颦蹙的；天空是浑浊的；灯光像死人的眼睛一样没有光彩；地平线缩做一团，因为这广大友好的世界从来没有给它一个招呼的微笑。这间屋子的家具很简单，却有一架小风琴，在白天过早地终结了的时候，我就胡乱地弹着琴。有的时候有印度人来看我；虽然我和他们交情很浅，当他们站起要走的时候，我感到有拉住他们的衣角把他们留下的倾向。
    当我住在这公寓里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教我拉丁文。他的瘦削的身材和褴褛的衣服，并不比那秃光光的树更能经受冬天的抓握。我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纪，但是看得出他显得比他真实年龄衰老得多。有几天在上课的时候，他忽然忘记一些字句，茫然地显出羞愧。他家的人把他当做怪人。他渐渐地有了一种理论，他相信在每个时代，在世界各处的每一个人类社会里，都有一个主要思想表现；在不同程度的文明下，它可能成为不同的形象，但在基本上是一体的，也是相同的；这种思想的接受也不是经过采用的过程，因为这个真理，即使没有沟通也仍是好的。他的最大的专注就是收集事实记录事实来证实他的理论。当他做着这些事的时候，他家中无食，身上无衣。他的女儿们对于他的理论只给以微小的尊重，也许更常埋怨他的糊涂。有几天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他找到了一些新的证明，他的论文有了相当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这个题目，装作对他热情的关怀。有时候他就忧郁地沉思，仿佛他的负担已经重到不可担负的地步。我们的功课就步步停顿下来；他的眼光望向虚空，他的心思就拉不回到拉丁文第一册的书页上来。我很可怜这个身体受着饥饿、理论上又负着重担的人，虽然在拉丁文课上我不抱着受益的幻想，我也下不了把他辞退的决心。这个学习拉丁文的幌子，在我住在这公寓的时期中，一直拖了下去。在我离开公寓的前夕，和他算清薪金的时候，他可怜地说：“我没有做什么，只浪费了你的时间，我不能接受任何报酬。”我费很大的劲儿，才勉强使他接受了他的薪水。
    虽然我的拉丁文先生从来不拿他理论的证明来麻烦我，但是我至今还没有不相信它。我相信人的心灵是通过深入的不断的媒介连结起来的，一部分的扰乱会通过这个媒介秘密地传到其他部分去的。
    普立特先生又把我放在一个叫做巴卡尔的辅导员家里。
    他让学生住在家里，帮他们准备入学考试。除了他的温和瘦小的妻子之外，这个家庭没有一件东西有一点吸引人的意味。
    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教师会怎样地去招揽学生，因为这些可怜的东西不常会有自己选择的机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人怎样娶到妻子，想起是使人苦恼的。巴卡尔太太努力从她的爱狗上得到安慰，但是当巴卡尔要惩罚他妻子的时候，他就虐待这条狗。所以她对这不幸的动物的感情，只使她的敏感更加扩大起来。
    在这种环境中，我嫂嫂从德文郡的托尔奎写信叫我，我简直是欢天喜地地跑到她那儿去。我说不出我多么喜欢那里的山和海，和盖满了花朵的牧场，松林的浓荫，还有我的两个活泼爱玩的小伴。但是我有时会被疑问所痛苦，就是为什么当我的眼睛饱餐着美景，我的心灵浸透了喜悦，我的悠闲的日子，载满了纯净的快乐，渡过无边的蔚蓝太空，而这时居然会听不到诗的召唤。因此有一天我沿着版岩的海边走去，用稿本和伞武装起来，去履行我的诗人的天职。我选择的地点是不容置疑地美丽的，因为这不依靠着我的韵律和幻想。那边有一小块平坦的悬岩，永远渴望似的伸出在水面上；在前面流动的、蔚蓝的、泡沫点点的波浪上摇晃着，晴朗的天空微笑地在这催眠中睡着了；后面，松梢的浓荫像困倦的林中仙子脱下的衣裳一样地摊开着。坐在岩石的宝座上，我写了一首诗，《沉舟》。今天我也许会相信它是一首好诗，如果那时候我为慎重起见把它沉在海里的话。但是我得不到这种安慰，因为它存在我的心里；虽然可以把它从我的作品里驱逐出去，一张传票又可能把它拘了回来。
    责任的使者是不闲着的。召唤又来了，我又回到伦敦去。
    这一次我住在司各特博士的家里。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带着提包和行李，我侵入了他的家庭。只有白发的司各特博士和他的妻子还有大女儿在家。那两个小女儿，被一个陌生的印度人的侵袭所惊吓，已经躲到亲戚家去住了。我想只在她们听说我这人并不凶恶之后才回家来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成为他们家庭之一员。司各特太太待我像儿子一样，我从她女儿们得到的由衷的款待，是比自己的亲戚还要难得的。
    住在这家里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人性到处都是一样的。我们喜欢说，我自己也相信一个印度妻子对丈夫的热诚是很特殊的一件东西，在欧洲是找不到的。但是至少我在司各特太太和一个理想的印度妻子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她的全副精神都贯注在她丈夫身上。他们有限的进款使他们不能多雇佣人，司各特太太照料着她丈夫所需要的每一个细节。
    在他夜晚下班回来以前，她就亲手把他的扶手椅子和毛绒拖鞋放在炉火前面。她从不容许她自己有一刻忘记他所喜欢的东西，或使他高兴的行为。每天早晨她和唯一的女仆从顶楼收拾到厨房，楼梯上的铜杆或门纽以及附件都擦得锃亮。除了日常家务以外，她还有些社会义务。做完了每天的事务她就热烈地参加我们的诵读或是乐队，因为在主妇的许多责任之中，使闲暇时间能有真正的快乐的责任，也不是最轻的。
    有几个夜晚我就参加女孩子们转桌子降神的游戏。我们把手指按在一张小茶几上，这茶几就在屋里乱转。后来弄到我们无论按住什么东西，它都会颤动起来。司各特太太不大喜欢这个，她有时严肃地摇着头说，这样做是不是对，她是有疑惑的。但是她勇敢地忍耐着，不愿扫我们年轻人的兴。直到有一天我们把手按在司各特先生的礼帽上让它旋转的时候，这时她受不住了，她十分生气地赶上前来，禁止我们去动它。她不能忍受魔鬼和她的丈夫头上所戴的东西有任何关系的想法，甚至于一刻也受不了。
    在她的一切行为之中，对于丈夫的尊敬是最突出的。关于她的温柔克己的记忆，使我很清楚地看到，一切女性的爱的最终的圆满，是要从尊敬中找到的；如果没有外因来妨碍它真诚的发展，女性的爱自然地成长成为崇拜，在奢侈的设备很丰富的地方，浅薄无聊玷污了白日和黑夜，这种爱就退化了，妇女的天性就找不到它的圆满的快乐。
    我在这里过了几个月。我哥哥回去的时候到了，父亲写信叫我和他一同回去。这个前景使我愉快。我的国家的阳光，我的国家的天空，一直在静默地召唤着我。当我告别的时候，司各特太太哭着握住我的手。她说：“如果你必须这么快就走，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家来呢？”这个家庭已经不在伦敦了。这位博士的家里人有的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其余的人散居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但是这个家庭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在冬季的一天，我走过唐卜莱治威尔斯的一条街，看见一个人站在路旁。他的脚趾从破靴子里露了出来，他的前胸也半裸着。他没有对我说什么，也许因为求乞是不许可的，但是他抬头看了我一会儿。我给他的钱也许比他希望的多了些，在我走出几步之后，他跟上来说：“先生，你错把一块金钱给我了。”说着他要把钱还给我。我本来不会特别记住这件事情，只因为同样的事又发生过一次。当我第一次到达托尔奎火车站的时候，一个搬夫把我的行李送到站外的汽车上去。我袋里找不到零钱，在汽车开走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两个半先令的银币。过一会儿他跑来追我，喊叫司机停车。我以为他看出我是一个老憨，他要想法再敲我一点钱。车停住了，他说：“先生，你一定把这两个半先令当作一个辨士给我了！”
    我不能说我在伦敦从来没有受过骗，但是平心而论，却没有什么非记住不可的事。在我心中慢慢地成长的，主要的倒是，只有可信任的人才会有信任人的信念。我是一个无名的异乡人，可以大胆地逃避付款，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伦敦的店主不信任我。
    我在英吉利的整段寄寓时期中，我参与到一出滑稽剧里面，而我必须从头到尾把它演完。我偶然认识一个高级英印官员的寡妇。她居然给我取个小名叫“茹比”①。她有一个印度朋友用英文写了一篇哀悼的诗来纪念她的丈夫。不必去细敲这诗的优点和词句的切合。我的运气不好，偏偏碰上这位作者指出这首悼诗应当用贝哈格调来唱。因此这寡妇有一天请求我用这调子唱给她听。那时我真是一个傻孩子，勉强地顺从了。不幸的是那时候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听出贝哈格调和那可笑的诗句合在一起，是多么残酷地滑稽。这个寡妇在听到印度人对她丈夫的哀悼用本国的歌调唱出来的时候，她似乎深深地感动了。我认为这件事就此了结了，但是并没①“茹比”是英文“红玉”的拼音，本是女孩的名字，作者名字的爱称应该是“拉比”。——译者
    有了结。
    在各种交际集会中我常常碰到这个寡妇，在宴会之后，我们走进客厅和女客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她总请我唱这首贝哈格调的悼诗。每一个想听印度音乐的奇特例子的人，也就和她一起恳求。这时从她的口袋里这首印好的倒霉的乐章就掏出来了，我的耳朵就又红又叫了起来。最后以低垂的脑袋和颤抖的声音，我就必须开始——但是我极其尖锐地意识到这屋子里，再没有人比我对于这表演更为伤心的了。唱完了，在吃吃的偷笑声中，他们一齐说：“多谢你！”“多有意思啊！”这时虽是冬天，我却汗流遍体。谁能在我生的时辰或是在他死的时辰，预言到这个高贵的英印官员之死，对于我是多大的打击啊！
    此后有一段时期，我住在司各特博士家里，在直属学院听课，和这个寡妇就失掉了联系。她住在伦敦郊区一个较远的地方，虽然我常得到她的邀请信，由于我对于这首悼诗的恐怖，使我不敢接受她的邀请。最后我得到她的一封敦促的电报。收到电报的时候，我正准备到学院里去，这时我在伦敦的日子快要终结了。我认为在行前应当再见她一面，就答应了她的请求。
    我没有回家，从学院一直就到车站。那天天气坏极了，冷得要命，雪雾交加。我要去的车站是这条线的终点。我心里很坦然，认为不必要去询问到达的时间。
    所有的停车站台都在右边，我舒服地坐在右边的角落座位上读着一本书。那时外面已经很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乘客一个一个都到站下车了。我们到达了又离开了终点的前一站。以后火车又停了，但是看不到一个人，没有灯光也没有站台。一个乘客是无法推测为什么火车在不是预定的时间和地点停住的，因此我放弃了那个企图，照旧看我的书。这时火车又开始向后移动了。铁路上的反常似乎并不是什么奇事，我一面想着一面还是读我的书。但是当我们又回到前一站的时候，我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我在车站上问：“我们什么时候到某地呢？”回答是：“你是刚从那地方来的。”我十分狼狈地问：“那么现在我们上哪儿去呢？”“到伦敦去。”这时我才明白这趟车是来回车，在我询问下一次到某地去的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那天晚上再没有车了。在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上面，我发现在五英里之内，也没有什么旅馆可住。
    我在十点吃罢早饭后离开家，到现在还没有吃一点东西。
    当节制是唯一的可能的时候，苦行者的念头就来得很容易。我把厚大衣的领子扣上，坐在站台的灯光下读起书来。我带来的这本是刚刚出版的斯宾塞的《论理学的资料》。我安慰自己说，我也许永远不会再得到这样的机会，来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在这个问题上面了。
    过不一会，一个搬夫来告诉我说，开了一列特别快车，在半小时之内就要来到了。这消息使我兴奋快活起来，书也读不下去了。我应该在七点钟到达的地方，最后是九点钟才到达。我的女主人问我：“怎么了，茹比？你做什么来着？”我把我的奇妙的冒险故事告诉她的时候，我没法子感到骄傲。晚宴已经吃过了；但是我的不幸不是我的过失，我并没有预料到应得的处罚，而且我的执行者是个妇女。但是这个高级英印官员的寡妇，只对我说：“来吧，茹比，喝一杯茶吧。”
    我从来也不爱喝茶，但是我希望它也许会稍微解除我的极度饥饿，我勉强咽下一杯浓药和一两块饼干。当我最后走进客厅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群老太太，其中有一个年轻美丽的美国人，是我主人侄子的未婚妻，她仿佛在忙着进行一般婚前应有的恋爱历程。
    “让我们跳舞吧，”我的女主人说。我既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体力，来做这个体操。但是随和能够做出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情，因此，虽然这舞会是为庆祝订婚的这一对而开的，我却必须和一些年纪相当大的老太太们跳舞，在我与饥饿之间只有茶和饼干。
    而我的痛苦还没有完结。我的女主人问我：“今晚你在哪儿住呢？”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当我茫然地看着她，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她对我解释说，当地的旅馆半夜就关门了，我应该即刻就去。幸而友谊还不是完全没有的，因为我还不必独自去找旅馆，是一个仆人提着灯带着我去的。我本以为这也许会是因祸转福，我一进门就问有什么吃的没有：
    肉、鱼、蔬菜、热的冷的都行！他们说，我要喝的话，各种酒都有，就是没有吃的。这以后我希望在睡眠中可以忘掉一切，但是似乎在它的拥抱世界的怀里，也没有我的地方。这房间的沙石地是冰冷的，一张破床和一个破烂的脸盆架，是仅有的家具。
    早上这位英印官员寡妇请我去吃早饭。我发现摊满桌上的冷餐显然是昨晚的剩余。如果昨天晚上，只要有一部分温的或是冷的拿给我吃的话，决不会对任何人有所不利，同时我的跳舞也不会太像登陆的鲤鱼那样痛苦地蠕动了。
    早饭以后，我的女主人告诉我，她请我来是为让我唱那首悼诗给一位老太太听的，现在她病在床上了，因此我必须在她的寝室门外对她歌唱。她让我站在楼梯的尽头，指着一扇关着的门，说：“这间就是她住的屋子。”我就面向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唱出这首贝哈格调的悼诗。这位病人听歌之后有什么结果，我还没有听说过。
    我回到伦敦以后，只得在病榻上来赎我的荒唐的随和的罪愆。司各特博士的女儿们对我的良心央求，不要把这个作为英国人待客的范例。她们辩护说，这是受了吃印度盐的影响。
    我在直属学院听英国文学课的时候，洛肯·帕立特是我的班友。他大约比我小四岁。当我写回忆录的年龄，四年的差别是看不出的。但是在十七岁和十三岁之前的友谊的桥梁是很难飞架的。因为在岁数上分量不够，孩子总要装出长者的庄严。但是在小洛肯身上，这并没有在我心里竖起什么栅栏，因为我看不出他在哪一方面比我小。
    男女学生都坐在学院的图书馆里学习。这图书馆是我们碰头的地方。如果我们安静一点的话，是没有人会抗议的，但是我这位小朋友的兴头总是那样地高，极其微小的挑逗也会引起他的大笑。在一切国家里，女孩子们在用功的时候，都很容易动火。当我忆起那无数双生气的蓝眼睛，对我们抑制不住的笑声，无效地投射着责难的时候，我感到愧悔。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对于学习时被打搅的痛苦，我一点没有同情。
    上天保佑，我一辈子也没有头痛，也没有为被打搅了的校课而受过一刻的良心责备。
    以我们不断的笑声作为伴奏，我们曾进行了一点文学的讨论。虽然洛肯读过的孟加拉文学没有我的多，但他的锐敏才智补上了这个缺点。我们讨论的题目之中，有孟加拉文的拼音法。
    这题目是这样引起的。司各特家的一个女孩子要我教她孟加拉文。当我教她字母的时候，我表示自豪，因为孟加拉文的拼法是有知觉的，在每一步上都不喜欢触犯规则。我对她讲清楚了英文拼法的杂乱无章是多么可笑，只有在悲惨的强迫之下，我们才为着考试而去死记它。但是我的自豪栽了一个跟头。我们发现孟加拉文的拼法，对于规则也是那样地不听话，习惯使我对于它的违法视而不见。
    以后我开始去找出这些管理无规则的规则。洛肯在这题目上给予的良好帮助，使我惊讶。
    在洛肯进入英印政府工作之后，回到家去，那在学院图书馆的发源于潺潺笑声中的工作，以更宽阔的波澜流了下去。
    洛肯在文学上喧哗的欢笑就像是我文学探险的帆上的风。当我在盛年，驾着散文和诗歌的双马，纵辔狂奔的时候，洛肯的无限量的赞赏，保持我的力量不使有片刻的懈弛。有许多散文或诗歌的飞腾，都是从他乡下的小屋里启程的。有好多次我们文学和音乐的集会，在晚星照护之下聚集，又像清晨微风里的灯光一样，在晨星下消散。
    在萨拉斯瓦蒂脚前的许多莲花中，那朵友谊之花一定是她所最喜爱的。在她的莲池边上，我没有沾到多少金色的花粉，但是说到美好友谊的浓郁芳香，我是没有半句怨言的。
    在英吉利的时候，我开始写另一首诗，在归途继续下去，到家以后才把它写完。以《破碎的心》为题发表了。那时候我觉得这首诗很好。作者这样想法并不奇怪；但是它同时也得到了当时读者的赞赏。我记得在这首诗发表以后，已故的蒂帕拉邦土王的首相专诚来访，给我带来贺词说，土王很喜爱这首诗，并且对于作者将来的文学成就寄以很高的希望。
    关于这一首我十八岁时候写的诗，让我把我三十岁时候写在一封信里的话，引在这里：
    既不是少年，也不是青年。这个交界的年龄，没有受到真理之光的直接照临——反射的光明这里一块那里一块地，其余的地方都是阴影。而且像黄昏的阴影一样，它的一切幻象都是拉长而模糊的，使得真实的世界变得像一个幻想的世界。奇怪的方面是不但那时我只有十八岁，我周围其他的人仿佛也都只有十八岁；我们都在同样的无基础无实质的想象世界中倏忽地来去，在那里连最强烈的欢乐与悲哀，也都像梦境中的欢乐与悲哀一样。在那里没有真实的东西来衡量，浅薄就替伟大负起责任。
    我这一时期中的生活，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二三岁，是完全紊乱的。
    当地球在早期的时候，水陆还没有清楚地分开，巨大而畸形的两栖动物，在从慢慢渗出的淤泥地上生长出来的、没有树身的森林中行走。不成熟的心灵的混沌时期的情感，也是这样的不平衡，不匀称，奇形怪状，在它的无路无名的荒野的无层的阴影中徘徊。它们不认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徘徊的目的；而且正因为它们不知道，它们就永远容易模仿别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无意义的活动时期中，当我的未发达的才能，不知道也够不上它们所描写的对象，就大家拥挤着找个出路，每一种才能都想从夸大里占得上风。
    当乳牙要顶出来的时候，它使得婴儿发烧。在乳牙都钻出来开始帮助消化以前，一切烦躁不安都无法消除。我们的早期情感也是这样地折磨我们的心灵，像一种婴儿的疾病，直到它们体会到了它们和外界的真实关系。
    我在这时期的经验中所得到的教训，在任何一种修身课本上都可找到，但不能因此就轻视它。那把我们的食欲关在心里，阻止自由扑出的门路的方法，把我们的生活毒害了。就像那种自私，不让我们的欲望有活动的自由，阻碍它们达到它们真正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自私总是和溃烂的不真实和放肆结伴同来。当我们的欲望在美好的工作中，找到了无限自由的时候，它们就甩掉不健康的状态而回到它们自己的本性中来，——这是它们真正的目的，也是它们存在的快乐。
    我所描述的我的不成熟的心境，是那个时代的榜样和教训所培养出来的，而且我不敢说，直到今天这影响是否还遗留着。回顾我所说到的那个时期，我想我们从英国文学所得到的是刺激多于营养。那时候我们的文学之神是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拜伦；他们的作品的特质中激动我们最深的是热情的力量。在英吉利人的社会生活中，热情的发泄是被严厉地抑制住的，也许就为这个原故，它们就支配着文学，使它的特点成为发泄出恣肆地强烈的感情，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爆发。至少是这种无节制的激动，我们学着把它看做是英国文学的精华。
    在我们的英国文学传授者阿克塞·乔杜李关于英国诗歌的激昂雄辩中，有着狂热的陶醉。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恋爱的狂暴，李尔王的无力悲叹的愤激，奥瑟罗的烧毁一切的、火一般的嫉妒，这些都是激起我们热情欣慕的东西。我们的拘束的社会生活，我们较小的活动园地，是被单调划一的圈子圈了起来的，使得暴风雨般的感情不得其门而入；——一切都是尽可能地安宁寂静。因此我们的心很自然地渴求着英国文学中那给与活力的热烈情感。我们的感情不是文学艺术的审美的欣赏，而是止水对于狂澜的热烈欢迎，虽然它会把水底的淤泥搅到水面上来。
    莎士比亚同期的文学，代表着时代的战舞，这就是文艺复兴挟带着对于人心的严酷桎梏与束缚的全部反抗的暴力来到欧洲的时代。善恶美丑的审查，不是主要目的——那时候，人似乎精疲力竭地渴望着冲破一切藩篱，进到自己身心最深的圣所里，去发现他自己强烈愿望的最终的肖像。因此我们在这种文学中会找到那么尖利，那么充溢，那么奔放的表现。
    这个欧洲的酒神节的欢宴的精神，找到了门路进入我们古板的、有礼貌的交际界里，把我们唤醒，使我们活跃。我们被落在我们心上的、无束缚的生命强光所眩夺，我们的心被习惯敲碎了，它苦苦追求一个开脱自己的机会。
    英国文学中还有一个这样的时代，就是波浦的普通拍子的慢调，让位给法国革命的舞曲，拜伦作了这个时代的诗人。
    他的情感的热烈，也引得我们蒙着面纱的新娘，从她的深幽的角落里走了出来。
    同样地，追求英国文学的热情，激动了我们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心，这个激情的波浪从各个方向打击在我的心上。最初的觉醒是活力的游戏的时间，而不是它的抑制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情况和欧洲是那样地不同。在那边，对于束缚的敏感和不耐是从历史反映到文学上去的，它的表现和情感是一致的。风暴的吼声听到了，因为真有风暴在怒吼。但是从那里吹来的、吹皱了我们小小世界的微风，实际上的声音只略高于低语。因此它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灵，而我们的模仿飓风吼声的企图，很容易把我们引到浮夸上去，——这是至今还存在着的一种趋势，而且也许是不容易矫正的。
    应当对此负责的是，英国文学中真正的艺术的谨严还没有出现的这一事实。人类情感是文学的各种成分之一，而不是它的目的——那是完全的圆满存在于单纯与限制之中的美。这是英国文学还没有完全承认的主张。
    我们的心灵从少到老，仅仅受着这种英国文学的模塑，但是欧洲的其他文学，古典的和现代的，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从自制的、有系统的培植产生的营养优良的发育，不是我们研究的题目；因此我感到，我们还没有能够达到对于文学作品真实的目标和方法的正确的理解。
    阿克塞先生，这位使我们感到英国文学的活生生的情感的人，他自己就是情感生活的热诚者。在完全感情的圆满中实现真理的重要性，对于他却不像在心中感受到情感那样地鲜明。他对于宗教没有知识上的尊重，但是《黑母亲之歌》会使他眼里噙满了眼泪。他感不到寻求最终真实的号召；无论什么使他感动的东西，当然对他都是真理，甚至于很明显的粗劣的东西，他也会把它认为真理的。
    无神论是那时英国散文作品中流行的主要论调，边沁、密勒、孔德都是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他们的文章是我们青年争辩的理由的根据。密勒的时代在英国历史上构成一个自然的时代。它代表着政体的健康的反应，这些破坏的力量暂时被带进来，让它去清除那积累的思想垃圾。在我们国家，是在文学上接受了这些思想，但从来没有真正地利用到它，我们只用它作为刺激品来鼓动我们作道德上的反抗。这样，无神论对我们只是一个完全的陶醉。
    因为这些原故，受过教育的人就大概分成两类。一类总是挟带着一种缺乏理由的论证向前冲击，要把一切对于神的信仰砍得粉碎。就像一个技痒的猎人，只要他窥伺到一只生物，在树头或是树下，就要去把它打死一样，任何时候他们听到任何一个无害的信仰，潜藏在一个幻想的安全地方，他们立刻奋激起来，冲向前去把它推翻。我们有一位教书时间很短的家庭教师，这种辩论就是他的得意的消遣。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孩子，也还逃不过他的袭击。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学问，或者他的意见是什么热诚追求真理的结果，他的话都是从别人嘴里摭拾来的。虽然我用全力和他交战，因为年龄的不敌，我受了几次的惨败。有时候我感到那样地屈辱，几乎想哭。
    另一类不是信徒，而是宗教的享乐主义者组成的。他们在团聚中得到舒适和安慰，把自己沉浸在愉快的景象、声音和弥漫的香气中，宗教仪式的外衣下；他们沉迷于礼拜的道具行头之中。这两类人都不疑惑或者否认他们探求的痛苦的结果。
    虽然这些宗教上的越轨使我痛苦，我也不敢说我一点都没有受过它们的影响。在萌茁的青春的知识的狂妄之中，这种反抗也占有地位。我决不参加我家庭中所举行的宗教仪式，我并没有把这些接受成为我自己的。我在忙着用我情感的咆哮来吹起一阵烈火。那不过是火的崇拜，供献祭品来增加火焰——没有别的目的。而只因为我的努力并没有什么目的，所以是无限量的，常常超出指定的范围之外。
    对于宗教，像对于情感一样，我感到不需要任何潜在的真理，我的激动本身就是目的。我想起那时候的一个诗人的几行诗：
    我不曾卖给别人
    即使它裂成碎片，
    我的心还是我的！
    从真理的观点来看，心不必那样地忧虑，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强迫它把自己裂成碎片。在真理上，忧伤不是值得想望的，但是若把辛酸的部分去掉，或许显得另有一番滋味。我们的诗人常常加意地描写这个滋味，而把他们在礼拜他的仪式中沉迷的那位神，请到一边去。这种幼稚性是我们国家还没有能够去掉的。所以，就是在今天，我们还看不到宗教的真理，我们只从宗教的仪式里去寻求艺术的满足。因此，我们的爱国心的大部分，也不是对祖国的服务，而是一种奢侈品，是把我们带到一种对于国家的值得想望的心理态度。
    我在布赖顿的时候，曾去听过第一流女演员的歌唱，我忘了她的名字。她可能是尼尔逊夫人或是阿尔巴尼夫人。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卓越地自由运用的声音。连我们最好的歌唱家也不能隐藏起他们用力的感觉；他们竭力地超出他们正当的表情之外，唱出高音或最低音，也不感到羞愧。在我们国内一部分知音的听众，认为凭着自己的想象，把表演保持得合乎标准，是没有害处的。为着同样的原因，他们对一个编得完美的歌曲的歌唱者，他的声音的粗糙或是姿态的粗鲁，并不在乎；相反地，他们有时似乎有一种意见，说这种较小的外部缺点，把歌曲内部衬托得更加完美——就像那位伟大的苦行者玛哈德瓦①，外表褴褛，而他的神性赤裸地照射了出来。
    ①印度教大神湿婆。——译者这种情感在欧洲似乎完全没有。在那里，外表上的装饰细节，必须完美无缺。有了最小的缺点，也会感到羞愧，不敢面对群众的注视。在我们的音乐集会里，用半个钟头来调冬不拉的弦儿，或是把大小的鼓都敲到合音，也没有人在意。
    在欧洲，这种工作都是在幕后预先做好的，因为来到幕前的一切，必须是毫无毛病。因此在那里，表演者声音中的弱点，也没有了任何地位。在我们国家里，一支歌曲的正确艺术表现，是主要的对象，一切努力都集中在这上面。在欧洲，声音是文化的对象，用它来表演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国家里。
    音乐爱好者听到歌曲就满足了；在欧洲，他们必须听到那位歌唱家。
    这就是我那天在布赖顿所看到的。对于我，这音乐会和马戏一样好看。但是即使我是那样喜欢那个表演，我却不能欣赏那些歌曲。当我听到那些唱终句的人模仿着鸟的清啭，我就忍不住要笑。我总觉得这是人类声音的错误应用。轮到男歌唱家的时候，我觉得稍为舒服一点。我特别喜欢那中音的声音，似乎里面有较多的人类血肉，不那么像一缕幽魂从肉体解脱出来的悲叹。
    从此以后，我听了也学了更多的欧洲音乐，我开始得到它的精神；但是直到现在，我确信我们和他们的音乐，是住在完全不同的院子里，不是从同一扇门进到心里去的。
    欧洲音乐仿佛同物质生活纠缠在一起，因此它曲调的歌本和生活一样，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我们企图把我们的曲调，改了它们的用途，它们就失去本来的意义，而变成滑稽可笑；因为我们的歌曲超越过日常生活的栅栏，只有这样，才能深深地把我们带入“慈悲”，高高地举上“超然”，它们的作用是显露出我们身心内神秘莫测、不能言说的最深处的图画，在那里，崇拜者发现他的茅舍已经修好，甚至于享乐主义者也找到了他的凉亭，但是那里没有给世上的忙人准备下地方。
    我不能自称说我已经得到欧洲音乐灵魂的入门证。但是我所了解的外表上的那一点点，在一方面很大地吸引了我。我觉得它是那样地浪漫。很难分析我所谓之浪漫是什么意思。我要说的是丰富多彩的一方面，生命之海上的波浪的一方面，不停的起伏之中永远变幻的光影的一方面。还有一个相反的方面——纯粹的伸展的一方面，天空的凝碧的一方面，遥远的、圆圆的地平线所暗示的广大无边的一方面。无论如何，让我重复一遍，我拚着不能说得完全清楚的危险，就是当我被欧洲音乐所感动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它是浪漫的，它把生活的幻灭转移到曲调中去了。
    在我们的一些音乐形式之中，并不是完全没有同样的企图；但是它没有欧洲音乐那样显著，那样成功。我们的音乐把声音给了洒满繁星的夜晚，给了黎明的第一道红光。它们诉说着在黑云中下坠的漫天哀愁，和在森林中徘徊的春天的无言的沉醉。
    我们有一本装潢精美的穆尔的《爱尔兰诗歌》；我还常听到阿克塞先生心醉神迷地高吟着爱尔兰诗歌。这些诗歌和插图合在一起替我幻出一幅古老的爱尔兰的梦的图画。我那时没有听到原来的歌调，但是我对自己唱过爱尔兰的歌曲，以图画里的竖琴来伴奏。我渴望去听到真正的歌调，去学它，而且唱给阿克塞先生听。不幸的是有些希望在今生就如愿了，而又在过程中死去。我在英吉利的时候，我听过爱尔兰歌曲的演唱，也学了一些，但是却把继续学习的热情结束了。这些歌曲很单调，哀怨而温柔，但总有点和充满着我梦中的古老的爱尔兰大厦里竖琴上的无声之歌不相调和。
    回家以后，我把学来的爱尔兰歌曲唱给家里人听。他们惊讶地说，“拉比的声音怎么啦？听去多可笑多奇怪啊！”他们甚至于感到我说话的口音也变了。
    从这个外国与本地曲调的混合培养上，《瓦尔米基的天才》诞生了。这个乐剧里面的调子大部分是印度的，但是它们从古典的庄严中被拉出来了；那本来在空中高翔的东西，现在教给它在地上奔走。听过这出乐剧演唱的人，我相信会作见证说，让印度旋律的形式来为戏剧服务，证明是既没有贬低价值也不是无益。这个结合是《瓦尔米基的天才》的唯一特征。把旋律形式的枷锁打开，使它们在各种各样的处理上可以应用的愉快工作，使我一心一意地埋头干下去。
    《瓦尔米基的天才》里面的几个歌词是配在严肃的古典调子上的，有的调子是我哥哥乔提任德拉作的；有的是以欧洲的调子改作的。印度旋律中的“提里拿”①体裁，是特别适合于戏剧的目的，常被戏剧所应用。两首英吉利的调子，用为绿林好汉们饮酒之歌，一首爱尔兰调子用为森林仙子的悲歌。
    ①印度一种古典曲调。——译者《瓦尔米基的天才》不是宜于诵读的作品。如果不听歌唱只看表演，它的意义就丧失了。它不是欧洲人所谓的歌剧，而是一出配有音乐的短剧。这就是说，它原来不是一个音乐作品。歌曲本身很少有重要或是动人的；它们只是剧中的歌词而已。
    在我去英吉利以前，有时候有些文人在我们家里聚会，有音乐，有朗诵，也用一些茶点。在我回来以后，又有一次这样的集会，恰巧也是最后一次。《瓦尔米基的天才》就是为这次的娱乐节目而作的。我演瓦尔米基，我的侄女普拉提巴演萨拉斯瓦蒂——一小段历史在这名字之下记录下来了。
    我在赫伯尔·斯宾塞的作品中读到，说当情感开始活动的时候，语言就有音调优美的抑扬，语音和调子对于我们就像说话里的愤怒、忧伤、快乐和惊叹的表情一样地重要，这是一件事实。斯宾塞的通过这些声音的情感调节，人类找到了音乐的说法，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就想为什么不以这种意见为基础，用一种朗诵的方法表演戏呢？我们国家里的说唱演员多少有一点这样的企图，因为他们常常在说书之间忽然改成一种吟唱，而又在达到完全的歌调形式之前猛然停住了。
    像无韵诗是比有韵诗更有灵活性的，这种吟唱也是如此，虽然不是没有韵，但更能自由地适应文词的情感表现，因为它不企图去遵守那正规歌调所要求的、较为严密的关于调子和时间的规则。因为目的是表现情感，那些形式上的缺点不会使听众着急的。
    被《瓦尔米基的天才》这个新路线的成功所鼓舞，我又写了一个同样的乐剧，叫做《不祥的狩猎》。布局是根据达萨拉塔王①误杀了一个盲隐士的独子的故事。这出戏在我们屋顶凉台上搭起的台上演出，观众似乎深为它的悲苦所感动。以后这剧中的不少部分经过小小的修改，合并在《瓦尔米基的天才》之内，②这个剧本没有在我的作品中单独发表。
    很久以后，我写的第三本乐剧《幻戏的游戏》，是不同类型的歌剧。在这里面重要的是歌曲而不是戏剧。在头两本里，一串戏剧性的场面，是穿在一根歌曲的线上的；在这一本里是一花环的歌曲用一线的戏剧结构穿过的。它的特点是，它是情感的戏而不是动作的戏。事实上在我写这剧本的时候，是洋溢着歌曲的心情的。
    我对于写《瓦尔米基的天才》和《不祥的狩猎》这两个剧本的热情，是我在写别的作品时候所从未感到的。在这两本里，那一时期的音乐创作的冲动得到了表现。
    我的哥哥乔提任德拉，整天忙在他的钢琴上，任情地改作古典的曲调形式。在他的工具每一转动之间，古老的体裁就变出了意想不到的形状，表达出情感的新的色调。那些习惯于它们原始时代的庄严的步法的曲调，当这样被迫按着比较活泼的不依习惯的拍手走队的时候，显示出一种意料不到的轻快的力量，相应地感动了我们。当这些调子从我哥哥敏捷的手指底下生长出来，阿克塞先生和我坐在两旁替这些调子作曲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听出它们在对我们说话。我①
    ②瓦尔米基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作者，两剧都取材于《罗摩衍那》，所以能合并。——译者
    即十车王，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主角罗摩的父亲。
    不自夸说我们的配词是好诗，但是它起了传达这些调子的作用。
    这两个音乐剧本就是在这个革命活动的奔放的欢乐之中写出来的，因此它们快乐地应和着每一个拍子跳舞，不管这拍子在技术上是否正确，也不管这调子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孟加拉的读者曾多次担忧到我的意见和文学形式，但奇怪的是我以偏爱的音乐见解大肆破坏的胆力并没有激起愤怒；相反地，来听的人都愉快地回去。阿克塞先生的几首歌，和改写的微哈里·奢克拉瓦提《吉祥诗》的组诗，都在《瓦尔米基的天才》中找到了位置。
    我总在这些乐剧的表演中担任主角。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表演而且坚决地相信我有表演天才。我认为我证明了我的信念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只在我哥哥乔提任德拉写的一个笑剧中，演过阿力克先生的脚色。因此这几次是我真正第一次的表演的尝试。我那时候很年轻，没有什么可以使我的声音感到疲倦或者扰乱。
    那个时期在我的家里，一道音乐的瀑布日夜地、时刻地奔流下去，它的散溅的水雾，在我们心中反映成彩虹色的全部音阶。之后，我们新生的活力以青春的新鲜，被它的纯洁的好奇心所推动，在每一个方向打出新路。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尝试和试验每一件东西，没有一件成功是不可能的。我们写作，我们歌唱，我们表演，我们在各方面把自己倾泻出去。
    我就是这样地跨过我的二十岁年纪。
    使我们的生活这样地胜利奔腾的力量，我哥哥乔提任德拉是一个驾驭者。他是完全无畏的。有一次，在我还很小从来没有骑过马的时候，他让我骑一匹马在他的旁边飞跑，对于他的不熟练的骑伴，他一点没有担心。在我同样年纪的时候，我们同在西来达（我们地产的总部），有消息说那边发现一只老虎，他就带我出去打猎。我没有带枪——如果我有枪的话，枪对我的危险性比老虎还大。我们把鞋脱在丛林边沿，光着脚爬了进去。最后我们爬到一部分尖刺似的小枝剥光了的竹林里，在那里我总算勉强蹲伏在哥哥的后面，直到他把老虎射死；如果这只没有礼貌的畜生，敢于把防御的巨掌按到我身上的话，我连用鞋子来还击也做不到。
    就是这样，我哥哥在一切危险面前给我完全的自由，内在的和外面的，任何风俗习惯都束缚不住他，因此他才能把我的畏缩懦怯解除掉。
    在我把自己关在自己心里的情况下，像我上面说过的，我写了一些诗，在穆海达先生编的我的作品集中，在《心的荒野》书名之下收集在一起。其中有一首本来是在《晨歌集》中的，有几句是：
    它的交错的树枝舞弄摇晃着黑暗
    像一个婴儿。
    我在它的深处迷路了。
    取了这诗里的意思，我给这一组诗取了这个名字。
    在我的生活和外界没有交往，在我沉迷在我自己的心的冥想之中，在我想象的种种伪装在无原因的情感、无目的的漫游中所写的许多诗，都没有收进这集里去；只有很少的几首本来发表在《晚歌集》中的，在《心的荒野》中有了地位。
    我哥哥乔提任德拉和他的妻子出去作一次长途旅行，他们住的三层楼上的屋子，对着屋顶凉台的，就空了起来。我占有了这几间屋子和凉台，静静地过着日子。这样自己独对，我不知道我是怎样从我陷进的诗的沟壑中溜脱出来的。也许是因为我和我所想取悦的人们隔断了，他们对于诗的嗜好做成了我把思想放进的模型的形式，现在很自然地我从他们强加于我身上的体裁中解放了出来。
    我开始用石板来写作。这也有助于我的解放。我从前在上面乱涂的那个稿本，似乎要求有一种相当高度的诗思，我必须以和别人比较的方法来激起这种诗思。但是这石板很明显地适合于我这时期的心情。它似乎说：“别怕，随意写吧，一抹就都擦掉了！”
    我在这样无拘无束地写了一两首之后，我感到有极大的快乐从我心上涌起。我的心说：“我写出的诗，最后总算是我自己的了！”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说成我的自豪。我倒是曾为我从前所写过的作品感到骄傲，因为我必须给它们以一切赞赏。但是我不肯把它们叫做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父母在头生孩子身上感到喜悦，并不是因他的容貌而自豪，而是因为他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如果他竟然是一个非凡的孩子，他们也许感到光荣——但这是不同的。
    在这种喜悦的第一阵浪潮中，我不顾韵律形式的束缚，就像泉水不是直流下去，而是随意地弯弯曲曲地流的，我的诗也是这样。以前就会觉得这是一种罪过，但是现在我却感到很坦然，自由先把法则破坏了，而又做出法则，把自由放在真正的自制之下。
    我的这些不规律的诗的唯一听众是阿克塞先生，当他第一次听到我对他读这些诗的时候，他是又惊讶又高兴，在他的赞赏下，我的自由的路子又加宽了。
    微哈里·奢克拉瓦提的诗，用的是三个节拍的韵律。这个三节拍的时间产生一种圆转的效果，不像两节拍那样平板。
    它自在地流转下去，它像应和脚镯的叮当舞蹈着掠过。有一个时期我非常喜欢这种韵律。它不像步行而像骑着自行车。我已经习惯于这种走法。在《晚歌集》里，在无意之中，我居然甩掉了这个习惯。我也没有受其他任何一种束缚。我感到完全地自由无忌。我不想到也不怕受什么申斥。
    我在从传统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写作中得到的力量，使我发现我以前总在不可能的地方去搜寻我自己已有的东西。缺乏自信阻碍了我的自我回归。我感到我像从桎梏的梦中醒来，发现我是没有带着枷锁的。我特意格外地跳跃嬉戏，只要证明我的确是能够自由活动的。
    对于我，这是我写诗生涯中最可纪念的一个时期。作为诗歌，我的《晚歌集》也许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就是这样，它们是够粗糙的。这些诗在韵律上、语言上、思想上都没有固定的形式。它们唯一的好处就是我第一次随心所欲地写出我真想说的东西。即使这些作品没有什么价值，而这愉快却是有价值的。31一篇论音乐的文章
    在我准备学法律的时候，父亲把我从英吉利叫回来了。有些朋友关心我事业的中辍，催促他再把我送出去。这就使我开始了再度赴英的旅程，这一次是一位亲戚陪伴着我。但是我的命运坚决反抗学法律的号召，因此这一次我连英吉利都没有走到，为着某种原因，我们只得在马德拉斯上岸折回到加尔各答来了。这原因决不像结果那样重要，因为这笑话不是对我的，在这里我就不提了。我进到拉克什米①龛前的两次努力，都这样地被拦回来了。但我希望法律之神至少会用赞同的眼光来看我，因为我没有在律师图书馆的证件堆中增加什么负担。
    父亲那时正在穆索里山上，我诚惶诚恐地跑到他那里去。
    但是他一点没有生气的样子，反而显得很高兴。他一定在我的归来上面，看到了上天的祝福。
    在我这次出行的头一天晚上，应了白求恩社的邀请，在医学院礼堂读了一篇论文。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诵读。克·姆·班拿吉牧师做了主席。题目是音乐。把器乐放在一边，我企图阐明声乐。主要的终极目的，是把字句所要表现的更好地发挥出来。我的论文是很短的。我从头到尾一面唱歌一面表演来说明我的主题。我认为闭会之前主席对我的赞美，一①财富之神。——译者
    定是我年轻的声音的动人效果，以及这努力的诚恳和多种多样。但是今天我必须坦白地说，我那天晚上用那样的热诚所发表的意见，是不对的。
    声乐艺术有它自己特殊的作用和特色。当这艺术偶然被安放在字句上的时候，作为曲调的媒介物的字句，一定不要过于利用这个机会去代替调子。曲调本身的财富是巨大的，它何必要侍候字句呢？倒是在纯粹字句失败了之后，歌曲才开始的。它的力量是寄托在不可言的领域之内，它对我们说出字句所说不出的东西。
    所以歌曲上的字句负担越轻越好。在印度斯坦的古典体裁里，字句是毫不重要的。让曲调随心所欲地去感动人。当曲调形式得到自由发展的时候，声乐就达到圆满的地步，把我们的意识提高到它自己的奇妙水平。但是在孟加拉，字句总是那样地自己坚持突出，我们本地的歌曲没有能够发展它的完满音乐的能力，只满足于作它的姐姐，诗的艺术的使女。
    从旧的毗湿奴派诗人到尼都先生的诗，都是从背景上来发挥它的魅力。但是像我们国内，妻子以表示依赖来统治丈夫，我们的音乐也是这样，虽然只履行仆人的职务，最后却管辖了歌曲。
    当我写歌的时候，常有这种感觉，我对自己哼着写出以下的句子：
    请低声细语对我说，只对我说。
    我发现字句本身没有法子进到那调子能把它带进的地方去。曲调把我所再三烦恳着想要知道的秘密告诉了我，这秘密是和林中沼地的碧绿的神秘混合在一起的，是在月夜的寂静的灿白中沉思的，是从地平线外无限蔚蓝的面纱后面外窥的——是一个大地、天空和水的亲切的秘密。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听到一支曲的一段：
    一个异乡人？
    这一行诗在我心里画下了许多美妙的图画，使它现在仍缠绕在我的心间。有一天我坐下给我自制的曲调作词，我心里充满了这一段曲子，哼着我的调子我写下了歌词：
    你的家乡是在海的那一边。
    如果不先有那调子的话，我不知道以下的诗会写成什么样子；但是那调子的魅力，对我显示了那异乡人的仪态万方。
    我的灵魂说，就是她来了又走了，一个从神秘的海的彼岸到此世界来的使者。我们在露湿的秋晨，在春天芬芳的夜晚，在我们心的最深处，时时瞥见了她——有时我们引颔向天，听她唱歌。像我说过的，歌调使我漂流到这个魅惑世界的异乡人的门前去，因此以下的字句就是献给她的。
    很久以后在博尔普尔的一条街上，一个行乞的歌手一面走一面唱：
    这只陌生的鸟，是怎样地飞进
    笼子，又飞了出去！
    啊，只要我能捉住它，我就要用
    爱把它的脚儿锁起！
    我发现这个歌手所说的是同样的东西。这只陌生的鸟，在笼栅之内，有时向往着无束缚的、不可知的、外界的、微语的消息。心也想把它自己永远紧紧地抱住，但是做不到。除了曲调之外，谁还能告诉我们这只陌生的鸟的来来去去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不愿意发表我的歌词的原因，因为在那里面一定是没有灵魂的。
    当我从再度赴英的开始又折回家里的时候，我哥哥乔提任德拉和我嫂嫂正住在昌德纳戈尔的河畔别墅里。我就到那边去和他们住在一起。
    又是恒河！又是那些说不出的日日夜夜会快乐得发昏，渴望得生愁，和那沿着丛林两岸的浓荫而幽咽的河水，合着节拍。这个充满阳光的孟加拉天空，这个南风，这个流动的河水，这个正当而庄严的慵懒，这个从天边到天边、从绿野到碧空伸展着的广大的悠闲，这些对我都像是食粮对于饥渴一样。在这里感到真正像个家，在这些东西上我体会到母亲的爱抚。
    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而时间带来了许多变换。我们河边的小巢，躺在围抱的绿荫之下的，现在已被许多工厂所替代，毒蛇似的到处昂起嘘嘘的头，喷吐着黑烟。在近代生活的中午炎热之中，连我们精神上午睡的时间，都缩短到最低限度，多头的烦躁侵犯着生活的每一部门，这也许使生活更好，而我呢，是不把它认为是好的人中之一。
    我在河边的这些美好日子，就像是圣泉上许多供献的莲花，一朵一朵流了下去。有几个雨天的下午，我在真正的狂乱中度过。我用自制的曲调唱着古毗湿奴派的诗，用风琴来自己伴奏。有的下午我们就划着小船。我唱着歌，乔提任德拉哥哥用提琴伴奏。从“普拉维”①起，我们和西下的夕阳一起，更换着我们的乐章，我们看到，当我们唱到“贝哈加”②的时候，西方的天空，把黄金玩具工厂的大门关上，月亮从东方的林梢升起了。
    然后我们划回到别墅的河畔石阶边，坐在临河凉台的铺起的褥子上。这时候一片银色的宁静笼盖在水天之上，河上几乎没有一只船，河岸的树梢变成一层深影，月光在溶溶的河流上闪烁。
    我们住的别墅叫做“莫兰花园”，一磴石阶从水边引上长长宽宽的凉台，成为这房子的一部分。这房子的结构并不整齐，也不在一个平面上。有的屋子要通过几层楼梯才走得上①②印度古典乐章往往随着季节或一天中的不同时间而变换，“普拉维”是薄暮的乐章，“贝哈加”是迟暮的乐章。——译者去。那间俯临着河边石磴的客厅，镶有彩色图画的玻璃窗。
    有一幅图画是一架秋千，从半隐在密叶里的枝头垂将下来，在凉亭的方格的光与影之间，有两个人在打秋千；有一道宽阔的台阶，引到一个城堡式的宫殿里，穿着节日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这台阶上面上来下去。当阳光射在窗上的时候，这几幅图画就光彩夺目，似乎以休暇的音乐来充满河畔的气氛。
    一种古远的、久被忘却的欢宴，似乎在光明的无言的字句中自己表现了出来，这一对玩秋千的人的恋爱中的喜悦，使得河岸的林野和他们永存的故事一同活了起来。
    这房子最高的屋子，是一个四面开窗的圆亭。我就用它作为写诗的屋子。从这里只能看到周围的树梢和辽阔的天空。
    我那时正忙着写《晚歌集》，关于这间屋子，我写过：
    诗啊，我替你盖了我的房子！
    这时，文学评论家们给我的批语，是一个韵律破碎说话口吃的诗人。我的作品的一切都被认为是模糊隐晦的。虽然那时候我对这些话不大理会，但是这批评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的诗的确缺少字眼的真实的脊骨。在我早期的幽闭之中，我从哪里去取得必要的材料呢？
    但是有一件事我拒绝承认。在责备我模糊的后面，有一种暗含的针刺，说这些诗为着效果的原故而装腔作势。有好眼光的幸运者很容易嘲笑戴眼镜的青年，仿佛他戴眼镜是为装饰。对这可怜的东西的毛病，有点反映是许可的，如果攻击这青年说他假装看不见，那就太不好了。
    光雾不在宇宙之外——它在创世上只代表一个阶段；把所有不够明确的诗都舍弃在外，不会把我们带到文学的真实上去。如果人性的任何方面得到了真实的表现，它就是值得保留的——只在它是不真实地表现的时候，才可以把它丢在一边。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时期，他的情感里有着表达不出的痛苦的模糊的想望。努力表现这种情感的诗，不能算是没有根据的——说到最坏的地步，它可能是没有价值的；但也不一定就是如此。罪恶不在表现出来的东西上，而在表现不出的失败上。
    人是有二重性的。在思想、感情、事件的流水后面的内在的人，我们知道认识得很少；即或是这样，作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事实，这个内在的人也不能被丢弃掉。当外界生活不能和内里的互相调和的时候，里面的居住者就要受到伤害，他的痛苦是用一种难以命名、无法描写的形式，显现在外面意识上，这痛苦的呼声是更像无声的哭泣，而不像那些有准确意义的字句。
    在《晚歌集》中寻求表现的忧愁与痛苦，在我存在的深处生根。就像一个人的昏睡中的意识，和梦魇搏斗想要挣扎醒来一样，那个沉陷的内在的我也是这样地挣扎着，要从它的错综复杂中解脱到空旷处来。这些歌就是那斗争的历史。诗和一切创造品一样，有个力量的对立。如果分歧太大了，或是统一太密了，我觉得就没有诗了。当不调和的痛苦，努力求得调和而表达着它的决心的时候，诗就像吹过笛子一样，奔放而成为音乐。
    当《晚歌集》诞生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鼓乐的祝贺，但它们也不缺少爱慕者。我在别的文章上提到过这个故事，就是在拉米施·昌德拉·杜特先生长女的婚礼会上，班吉姆先生站在门边，主人照例地以花环来欢迎她。当我走上去的时候，班吉姆先生热情地把花环套在我的颈上，说：“这个花环送给他吧，拉米施；你没读过他的《晚歌集》吗？”当杜特先生说他还没看过的时候，班吉姆先生所表现的关于其中几首的意见的神气，充分地奖励了我。
    《晚歌集》替我求得一位朋友，他的赞赏像太阳的光辉刺激并引导了我的初茁的努力的新芽。这位朋友是普莱雅那德·辛先生。在这以前，《破碎的心》使他对我完全失望。我用《晚歌集》把他夺了回来。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文学七海①中熟练的舵手。几乎在一切语言上，印度的或是外国的文学的大小路线，他都是常常走过的。同他谈话就会得到思想世界中最偏僻处的景物的一瞥。这对于我是有最大的价值的。
    他能以最充足的信心来说出他的文学观点，因为他不依靠他的无助的嗜好来影响他的好恶。他的这种权威性的批评对我的帮助是说不尽的。我对他念出我所写的一切的诗，若没有他的识别欣赏的及时甘雨，那么我很难说我的早期耕耘能否得到那样的收获。
    ①印度童话和民间故事都说，世上有七个海和十三条江。——译者我在河畔的时候也写了一些散文，没有什么固定的题目和计划，只是在一种童子扑蝶的心情下写的。当心里的春天来了，五色的倏忽的幻想产生了，在心里乱飞，这在平常是不注意的。在我悠闲的那些日子，也许是一时高兴，要把来到我心里的幻想收聚起来。或是它是解放的我的另一方面，就是挺起胸来决定要怎么写就怎么写；写什么并不是我的目的，只要写的人是我，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满足了。以后我在《杂题》的书名下把这些散文发表了，但是它们和初版一同夭折，在再版中没有得到新的生命。
    在这时候，我记得我也开始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叫做《少夫人市场》。
    我们在河畔住了些日子以后，我哥哥乔提任德拉住进加尔各答的苏达街靠近博物馆的一所房子里。我还是和他住在一起。当我在这房子里把小说和《晚歌集》写下去的时候，一个重大的革命在我心里发生。
    一天，在很晚的下午，我在我们的乔拉桑科房子的屋顶凉台上散步。晚霞的余光和苍白的黄昏合在一起，那景色仿佛使来临的夜晚，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奇妙的魅力。连毗连的墙壁都美丽地放光。在这个日常世界中揭开了平凡的盖子，我想，是不是暮色中有什么魔术使它这样呢？决不是的！
    我立刻能够看出这是夜晚的效果照到我的心上，它的光影把“我”湮没了。当“我”在白日的强光中奔腾的时候，我所知所觉都和它混在一起，被它藏过了。现在这个“我”被放在背景里去，我就能看到世界的真实的一方面。这一方面是不平凡的，它充满着美和欢乐。
    从这次经验以后，我屡次试验故意地压抑我的“我”，仅以参观者的身份去观看世界的效果，我的努力总会得到一种特别愉快的报酬。我记得我也试着向一位亲戚解释怎样去看世界的真面目，以及在这幻象之后的，我们自己的感觉上的负担怎样地随之减轻；但是，我相信我的解释没有成功。
    以后我又得到一次彻悟，这彻悟在我的一生中持续着。
    从我们苏达街的房子里，能看到这一条街的尽头和对面自由学校校园里的树。有一天早晨我偶然站在凉台上往那边看。太阳正从这些树上的密叶上升起。在我不停的凝望中，忽然间似乎有一层帘子从我眼上落下去了，我发现这个世界浴在奇妙的光辉中，美和欢乐的浪潮，在四围涌溢着。这光辉立刻穿透积压在我心上的重重叠叠的愁闷和萧索，以宇宙的光明注满了我的心。
    我在这一天写的那首《瀑布的觉醒》，汹涌奔流像一股真正的瀑布。这首诗写完了，但是帘幕并没有在宇宙的快乐方落了下去，而且此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物对我是平凡无味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有一件事情发生得大为使人惊奇。
    有一个怪人时常跑到我这里来，他有问种种愚蠢问题的习惯。有一天他问我说：“先生，你亲眼看见过神吗？”在我承认说我没有看过的时候，他却断然地说他看见过。我问他：
    “你看见什么了？”他回答说：“他在我眼前翻滚颤动着。”
    很容易想象到我们平日是不高兴同这样的人拉在一起作玄妙的讨论。而且我那时正在专心致志地写作。但是因为他是没有心眼的人，我不愿伤他的敏感的心，因此我就尽量容忍他。
    这一次，当他在一个下午来看我的时候，我由衷地高兴见到他，热诚地欢迎他。他的怪癖和笨傻的外衣似乎脱落下来了。我这样欢喜招呼的人是那个真正的人。我觉得他并不比我低下，而且我们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中一点没有厌烦，也不感到浪费我的光阴，我心中充满了高兴，感到揭掉一层不真实的薄纸，这层薄纸曾经使我受着不必须和无来由的不快与痛苦。
    当我站在凉台上的时候，每一个走过的行人，不管是谁，他的步法、身材和容貌对于我都显得格外的奇妙——他们是宇宙海上的波浪，从我面前流过。从孩提时期起我只用眼睛观看，现在我开始用我所有的意识来观看。我不能把两个微笑的青年，一个手臂搂住另一个的肩膀，从从容容地走了下去的景象，当作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因为通过这个我能够看到快乐的永远的青春的最深处，从那里，无数欢笑的水花跳溅到全世界上去。
    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四肢和容貌总是伴随着人的最小的行动而活动；现在在四周随时可以看到的这活动的多种多样，简直使我入迷。但是我不把它们分开来看，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人类世界上，在每人的家里，在他们五花八门的想望和活动之中，同时在进行着的、可惊的美丽的更伟大的舞蹈的一部分。
    朋友们一起欢笑，母亲爱抚她的婴儿，一只牛挨到另一只牛的身边，舐着它的身子，这些情景后面的无边广大，以一种几乎带有痛苦味道的感激，来到我的心里。
    在这时期我写过：
    让世上的群众奔涌进来，彼此问好——
    这不是诗的夸张手法。其实我还没有力量表达出我所感到的一切。
    我在这种忘我的幸福时期度过了些日子，以后我哥哥想到大吉岭去。我想，这更好了。在广阔的喜马拉雅山巅，我可以把在苏达街所见到的东西看得更深入；无论如何我要看喜马拉雅山怎样地、向我的新的幻视才能作出自我的表现。
    但是苏达街的小房胜利了。上山以后我四围环顾，立刻感到我已经丧失了我的新的幻象。我的罪恶一定是我想象我可以从外面得到更多的真理。无论这座山中之王是怎样地耸入天空，在它的礼物中没有可以赠予我的东西；同时那位赠予者，能够在最狭窄的小巷里，一瞬之间，赐予了一个永在的宇宙的幻象。
    就在枞树林中漫步，我坐在瀑布旁边，在泉水中洗澡，我通过无云的天空凝望金钦俊加峰①的壮丽，但是我本想在这里可能看到的东西，我竟没有看到。我逐渐地认识了它，但①喜马拉雅山的高峰之一。——译者是再也看不到它了。我正在欣赏珍宝的时候，盖子忽然关上了，使我只能瞪视着这个关着的匣子。但是，为着这手艺的精工，我不会把它当作一个空匣。
    我的《晨歌集》写到终结，它的最后的回声和我在大吉岭写的《回声》一同消逝。这显然是一件费解的事情，因此有两个朋友下了赌注来揣测其中的真意。我唯一的安慰是，当他们来求我解答的时候，我也一样地不能解释那个谜，他们任何一方都没有输钱。可惜呵！我写像《莲花》和《湖》那种极其朴素明白的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我们写诗是为了解释任何事物吗？在心里感到了一点东西，就想在外面找到一种诗的形式。因此在听完一首诗以后，任何人说他没有听懂，我就感到很狼狈。如果有人嗅了一朵花说他不懂，给他的回答是：这里面没有可懂的东西，它只是一种香气。如果他坚持说：这个我知道，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那时候我们只能换一个题目，或者说得更玄妙一些，说香气就是宇宙的欢乐在花里显现的形状。
    最为难的是字眼都有意义。因此诗人必须把字眼在韵律和诗句中弯来扭去，使得意义可以稍为控制得住，而且容许情感有机会来表达自己。
    情感的发声不是一个基本真理的声明，也不是一件科学的事实，也不是一段有用的道德的教训。像一滴眼泪或是一个微笑，一首诗只是内在物件的一幅照像。如果科学和哲学可以从诗里得到什么，它们就请随便去得，但诗并不为此而存在。如果在搭船过渡的时候你捉到一条鱼，你是很幸运的，但是这并不能使渡船变成渔舟。你也不能责怪艄公，如果他不以捕鱼为业。
    《回声》是很久以前写的，因此逃过了人们的注意，现在也没有人来叫我算它的意义的细帐。但是，不管它的别的优点或缺点是什么，我能对读者断言说我并没有想提出一个谜，或者狡狯地传达一个任何渊博的教训。事实是，一种愿望在我心中产生了，找不出任何别的名字，我就把我所想望的东西叫做“回声”。
    当在宇宙诗歌深处的泉水向外涌流的时候，它们的回声就从我们的爱者的脸上，和我们四周其他美丽的事物上反映到我们的心里。我认为它一定是我们所爱的回声，而不是它偶然反映的东西；因为今天我们不屑一看的，明天却成了要求我们全部的热爱的东西。
    我只从外界的幻象来看世界，看得这么久了，因此我不能看到喜悦的普遍的方面。当忽然间从我存在的深处，一道光明找到了出路，放射了出来，它替我把整个宇宙照亮了。那时候宇宙再也不像一堆事物，而变成一个整体呈现在我的眼前。这经验仿佛告诉我说，从宇宙心中涌出的歌调的流动，铺展在时间与空间之上，像喜悦的波涛一样回响到泉源上去。
    艺术家从充溢的心中送出歌声去，这真是一种快乐。当这歌声又飘送回来使他成为一个听者的时候，这快乐又增加了一倍。如果，当大诗人的作品也这样地像喜悦的潮水一样回到他那里，我们让它流过我们的意识，我们立刻不可言说地领会到这潮水流向的终点。在我们感着的时候，我们的爱就往前流；而我们的“我”也从他们的停泊处所移动了，欣然地流下快乐之泉到它的无限的目标上去。这就是在我们看到“美”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激起的渴望的意义。
    从无限流向有限的泉水——就是“真”，就是“善”；它是有法则的，有固定的形式的。它的回到无限的回声是“美”与“喜悦”，是难以捕捉的，因此会使我们心醉神迷。这就是我用一个比喻或一首诗在《回声》中的尝试，结果说不清楚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那时的企图本身就不清楚。
    让我在这里抄下我在稍大一点的时候，所写的关于《晨歌集》的信中的一段。
    是一种属于特殊时期的心理状态。当心灵开始觉醒，它伸开双臂想抱着整个世界，像一个长牙的婴儿认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为着他的嘴而存在的。渐渐地他了解什么东西是他真正想望的，什么东西是他所不想望的。那时候，他的光雾般的发射物就收缩了起来，得到了热力，也发出热力。
    从想要全世界开始，就是一无所得。当欲望集中起来，以一个人的所有能力专注在任何一件事物上，那时才看得见无限之门。《晨歌集》是我心中的“我”第一次发射出来，它们当然缺乏这种集中的任何表征。
    但是这个第一次涌流的弥漫一切的喜悦，有引领我们去认识这“特殊”的效果。湖水在满溢的时候就寻求一条江河作为出口。在这一点上，那个永久的后来的爱，是比第一个爱要狭窄一些。在它活动的方向上是更明确一些，想从它的各部分来实现全面，这样推动着走向无限。它最终达到的再也不是从前的、心灵的自己内里快乐的不断扩大，而是在它本身之外的、无限的真实中的融化，因此得到了它本身渴望的全部真理。
    在穆海达先生的版本里，《晨歌集》是放在《出现》的题目下的组诗里发表的。因为在那里面可以找出我从《心的荒野》走到空旷的世界的第一个消息。从那时起这颗朝拜的心，一点一点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在种种心情和状态之下，和世界相识。最后在掠过所有无数永远变幻的无常的渡口台阶，它将要达到无限——不是不确定的可能的含糊，而是真理的圆满的完成。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享受到和“自然”独对的亲密的神交。园里的每一棵枣柳树，从我看来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从师范学校回家的时候，我看见我们屋顶凉台的天边，蓝灰色的载满雨点的浓云堆积起来，最深的喜悦立刻就充满了我的心。每天早晨一睁开眼，欢乐的新醒的世界，总像是我的游伴似的来找我和它一同出去；极其热诚的中午的天空，在漫长寂静的午憩时间的看守下，常常怂恿我从工作中逃开，跑到它的仙窟的幽静中去；夜的黑暗常把通向它的幻影道路之门打开，把我带过七海十三江，经过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经历，一直进到它的奇境里去。
    然后有一天，我的饥渴的心灵，在青春的黎明中开始叫着要求食粮的时候，一道栅栏在这出戏的内面和外面竖立起了。我的整个人在我痛苦的心的周围，不住地旋绕着，在自己里面造成一个漩涡，它的意识禁闭在这漩涡里。
    内界和外界的失调，起源于心灵在饥饿之下的过度的要求，和把我固有的神交的权利禁制了的结果，我在《晚歌集》中哀叹出来了。在《晨歌集》中，我庆祝了栅栏上的一扇门的忽然开启，我不知道是受了什么震动，通过这扇门我又见到了那个久违的人，这人本是旧识，只因被生生地拆开，现在我对他的认识显得更深刻更圆满了。
    这样，我生命中的第一本书，就以合了又分，分了再合的几章为终结。或者说，到了终结这句话是不真实的，同样的题目还要在更坏的麻烦的更精细的解决中继续下去，而得到更大的结论。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不过是写完生命的一本书，这本书在它不同阶段的历程中，在不断加长的辐射线上变成螺旋形的。所以，猛一看每一个断片似乎都不相同，其实它们是又转回到同一的起头的中心里去。
    在《晚歌集》时期写的散文，在提过的《杂题》书名之下发表了。和《晨歌集》同时写的散文，是在《讨论》的书名下发表的。这两本散文特点的区别，可以为我那时心中变换的性质作一个很好的索引。
    就在这时候，我哥哥乔提任德拉想把一切有名的文人拉在一起，成立一个文学院，来编纂孟加拉语言的有权威性的技术名词，促进语言的生长也是它的目的——这样，和近代的文学院所做的工作就只有很少的差别了。
    拉真德拉尔·密特拉博士热诚地接受了关于这个学院的意见，他还做了这个历史短暂的学院的院长。当我去请微德雅萨迦先生来参加的时候，他听我解释了这学院的目的，和准备邀请的名单以后，说：“我对你的劝告是，不要把我们放进去——你们和这些大头在一起什么事也做不成；他们永远不会彼此同意的。”他就以这理由来拒绝加入。班吉姆先生作了会员，但是我不能说他对这工作有多大的兴趣。
    简单地说，这学院存在一天，拉真德拉尔·密特拉独力担当了一切。他从地理名词开始，稿单是拉真德拉尔博士自己编出来的，又印出在会员中传阅征求意见。我们也想把每一个外国国名，按照它的发音，把它翻成孟加拉文。
    微德雅萨迦先生的预言应验了。叫大头们去办事是做不到的。这学院在萌芽以后不久就枯萎了。但是拉真德拉尔·密特拉是一个全面的专家，他本人就是一个学院。因为有了亲炙他的权利，我在这件事上的劳动得到了过份的报酬。我会见过许多当代的孟加拉文人，但是没有人留下过像他这样光辉的印象。
    我常到他的玛尼克塔拉街监狱法庭的办公室去看他。我总是早晨去，看见他正忙着研究，因为青年人没有顾虑，我总是毫不犹疑地去打搅他。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为此而稍为生气。他一看见我就立刻把工作放在一边，开始和我谈话。
    大家都知道他有点重听，因此他很少有让我发问的机会。他总提出一些广泛的题目滔滔不绝地谈着，就是这种谈话的魅力把我引到他那里去。跟任何人谈话也得不到这样丰富的、在许多不同的题目上可供参考的意见。我总是入迷地听着。
    我记得他是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每一本送来审查的书他都读过，用铅笔作了注解。有的时候他就挑出一本书来，作为特别的讨论孟加拉语言结构，或是普通讨论语言的文件，这对我有最大的好处。很少的题目是他所没有研究过的，他所研究过的题目，他都能清楚地说明。
    如果我们没有依靠那些我们想找的其他的学院会员，而把一切工作都交给拉真德拉尔博士的话，现在的文学院一定会发现，它现在所忙着的一切工作，还不如他一个人所做的那么多。
    拉真德拉尔·密特拉博士不但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还有一个鲜明的性格，从他焕发的容光里透露了出来。在公共生活上他是充满了火力，他也能和蔼地和缓下来对我这么一个年轻人谈着最艰深的题目，而没有一点傲慢的口气。我甚至于充分利用他的谦逊，从他那里为《婆罗蒂》拿到一篇稿子《阎王的狗》。对于别位和他同时的大人物，我就不敢冒昧去祈求，就是我去了，我也得不到和他一样的反应。
    但是当他在出征的路上，他的市政公会或是大学评议会上的敌人，是怕他怕得要命的。在那些日子，克利斯图·达斯·帕尔是圆滑的政治家，而拉真德拉尔·密特拉是勇敢的战士。
    为亚洲学会的书刊和研究的目的，他必须雇用一些梵文先生来替他做一些机械的工作。我记得这件事给那些妒忌他的人和小心眼的诽谤者一个机会，说这些工作都是梵文先生做的，而拉真德拉尔欺诈地窃取了一切荣誉。甚至在今天，我们还常发现这些工具将成就的一大部分攫为己有，而把使用工具的人，看做一个只当装饰品的傀儡。如果一管可怜的笔是有心的话，它一定会悲叹不平，因为它弄得一身墨污，而作者得到了一切光荣！
    奇怪的是，这位杰出的人物，竟然直到死后也没有得到他的国人的常识。理由之一，也许是因为全国都在追悼死在他后面不久的微德雅萨迦，没有心思再去注意其他逝者。还有一个理由是，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孟加拉文学的范围之外，他没能进入人民的心中。
    我们的苏达街的集会，以后就自动地迁到西海岸的卡尔瓦尔去。卡尔瓦尔是卡纳拉区的首府，在孟买省的南部。它是梵文文学里的马来亚山的地域，产小豆蔻蔓和檀香树。我的二哥那时候在那里做法官。
    这个群山环绕的小海港，偏僻到没有一点海口的意味。它的新月形的海岸对无边的大海伸开双臂，像一个渴望者的形象，竭力想把无限拥抱起来。这片广大的沙岸，边上镶着一线木麻黄树林的花边，沙岸的一端被卡拉纳迪河所冲断，这条河经过两旁排列的重山的峡谷，从这里流入大海。
    我记得，在一个月夜，我们在一只小船内溯河而上。我们在希瓦吉①的一处古山堡下停住，上了岸，走进一个农家的打扫得极其清洁的院子里。月光闪烁在外面的围墙顶上，我①希瓦吉（1630—1680），马拉塔联邦的盟主，曾统治印度西海岸全部马拉塔地带。——译者
    们坐在那里把带来的东西吃光了。回来的时候，我们让小舟顺流而下。夜色笼罩着凝立的群山和树林，在这条小卡拉纳迪河静静的流水上，洒满了月光的魅力。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河口，因此，我们不从海上回去，下得船来从沙岸上步行回家。这时夜已深了，海不扬波，连那木麻黄树的永远哀愁的微语也静下去了。树影不动地挂在广漠的沙岸边上，地平线上一圈灰蓝的山在天空下恬静地睡着。
    穿过这无边灿白的深沉的寂静，我们几个人一语不发地和自己的影子一同走着。我们到家的时候，我的睡眠消失在更深的境界之中。我在这夜写的那首诗，就是和那遥远的海岸的夜晚纠结在一起的。若是把和它缠绕在①一起的记忆分开，我不知道它将如何感染读者。这一疑问使我没有将它收在莫希塔先生出版的我的诗集里。我相信，它在我的回忆录里出现，不会被认为是不妥的。
    让大地放开我，让它从它的尘土的障碍中将我释放。
    哦星星，请你们远远地看着我，虽然你们陶醉在月光中，
    让地平线在我四围张着翅膀，静静的。
    不要有歌声、语声、音响、触摸；不要睡眠，也不要苏醒，
    ①以下由冯金辛补译。
    让大地放开我，让它从它的尘土的障碍中将我释放。
    只有月光，出神似的，照着天空，照着我。
    世界，我觉得，像一只载着无数香客的船，消失在遥远的蓝天里。
    它的水手的歌声在空中越来越弱，这时，我自己逐渐缩小，小到一个圆点，沉到无尽的夜的怀里。
    有必要在这儿说明，仅仅因为在感情满溢时写了点什么，它不一定非好不可。毋宁说，那时吐露的是充沛的感情。作家完全摆脱自己所表达的感情是不可能的，同样，诗人与自己表达的感情过分密切，也不可能产生最真实的诗。回忆是能最好地涂抹出真实的诗歌色彩的画笔。亲近对感情有过分强迫的味道，而想象除非能摆脱它的影响，不可能有充分的自由。不仅诗是这样，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艺术家的心灵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超脱，我们必须容许人的内心的“创造者”能完全自我控制。如果题材压倒了创造，结果无非是事件的复制，不是艺术家的心灵对它的反映。
    我在卡尔瓦尔写了《自然的报复》，这是一出歌剧。主角是一个修道士，他力争以割断一切欲与爱的桎梏而战胜“本性”，从而达到真正的深彻的自知。但一个小姑娘把他同无限的交往中召回尘世，让他落入人类爱的枷锁。修道士回来后认识到伟大存在于渺小之中，无限在有形的界限内，而灵魂的永久自由则寓于爱之中。只是在爱之光中，一切有限才溶入无限。
    卡尔瓦尔的海滩无疑是能使我们了解自然美并非幻想的海市蜃楼而是反映无限之欢乐的合适场所，因而能引我们入迷。在宇宙于它的定律的魅力中表示自己的地方，我们若对它的无限有所忽略，那是并不奇怪的；但人的心在最不足道的事物的美中同广大无垠直接接触的处所，难道还有争论的余地？
    本性通过心之路把修道士引到在有限上加冕的无限面前。在《自然的报复》中，一边是满足于自制的平庸事物此外一无所知的游子和村民，另一边是忙于丢弃一切和自己到他在想象中虚构的无限里去的修道士。当爱在这两者中间架起一座飞桥时，隐士与家长相遇，有限的表面上的平庸与无限的看似空虚同时消失了。
    除了形式稍稍不同外，这是我自身经历的故事，也是迷人的光的故事，这光射进我遁世隐退的深穴，使我更圆满地重与本性一体。《自然的报复》可以看作我以后的全部文学作品的序曲；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我所有作品都详述的一个主题——在有限之内获得无限的喜悦。
    从卡尔瓦尔回来时，我在船上为《自然的报复》写了几首歌。我坐在船面上唱着写着第一首歌时，心里充满了极大的喜悦：
    大妈，把你的宝宝①交给我们吧，
    我们要带他到牧场上去。
    太阳升起了，花蕾开放了，牧童们前往牧场；他们不会有阳光、鲜花，他们在牧场上的游戏也将索然无味。在这一切之中，他们要他们的克里希纳和他们在一起。他们要看见大神细心打扮的可爱的形象；他们这样一早出来，就是为了要在森林、田野、山峦、溪谷中，和他一起快乐地游戏，而不是远远地景仰他，也不是要看他庄严的法相。他们的装备非常非常少。一件朴素的黄衫，一个野花扎成的花环，就是他们所要的全部装饰。因为欢乐全部统治的地方，拼命地，或在铺张的仪式下寻求它，都意味着失去它。
    我从卡尔瓦尔回来不久，就结婚了。那时我二十二岁。
    《画与歌》是一本诗集的名字，其中大部分的诗都是这段时期写的。
    那时我们住在下环路一栋有花园的房子里。南连一个大布斯蒂②。我常坐在窗子附近观望这个人口稠密的居留地。我喜欢看他们如何工作、游戏、休息以及他们种种尴尬的情况。
    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一篇生动的故事。①
    ②仆人、工匠等的居住区。区内简陋的小屋鳞次栉比，有小径通马路。——译者指印度教大神毗湿奴化身的克里希纳。——译者那时我具有一种丰富的视觉想象力。我把一幅幅单独的画面用我想象的光辉和心灵的欢乐团团围起来；而且，每一幅画也被它本身的哀婉动人涂上各种色彩。像这样单独地区分开每幅画，其乐趣同把它画出来一样，两者都是渴望的产物，渴望用心灵视双目之所见，用眼睛看心灵之所想。
    如果我是个用画笔的画家，无疑我会努力把我的心灵十分活跃的那个时期的幻象和创造永远记录下来。但画笔不是我能使唤的工具。我有的只是字句和韵律，而且我也没有学会用它们写出力作，颜料常越出界限。可是，就像第一次用画箱的年轻人那样，我整天用我新生青春的色彩缤纷的幻想来涂抹。如果现在用我二十二岁时的眼光来看这些画，即使画面粗糙，色调模糊，仍能看出它们的一些特色。
    我说过，开始我文学生涯的第一本书在我写完《晨歌》时结束。同样的主题这时用不同的表现形式继续着。我深信，这本书开始的许多页是没有价值的。在安排新的开端的进程中，像多余的序言似的，许多东西得好好考虑。如果它们是树叶的话，它们就会及时地飘落。不幸的是，书页不再需要的时候，却仍然牢牢地粘在一起。这些诗的特征是，即使对细小的事物也密切注意。《画与歌》抓住一切机会表现它们的重要性，用来自内心的感情描绘它们。
    或者，更确切地说，还不是这样，当心弦与天地万物协调的时候，宇宙的歌声时时刻刻都能唤起它的共振。正因为这乐声发自内心，因此，在作家眼里，没有什么东西是细小不足道的了。我眼睛所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能在我的心里找到响应。正如孩子一样，他们能够玩沙子，玩石头，玩贝壳，或玩他们能到手的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心里有游戏的精神），当我们心里充满青春的歌声时候，我们也能知道宇宙这架竖琴把它各种音调的琴弦伸向四面八方。近在咫尺的事物能像别的东西那样为我们伴奏，没有必要往远处去寻觅。
    在《画与歌》和《升号与降号》之间，突然有一种叫《少年儿童》的儿童杂志出版，它的活动时期不长，像一年生植物。我二嫂觉得孩子们需要一本有插图的杂志。她的意思是，家里的年轻人要替它写稿，但她觉得这还不够，就亲自当它的编辑，请我帮忙，多多写稿。
    《少年儿童》出版一两期后，我去德奥古尔拜望拉杰纳伦先生。回来时火车很挤，我只能找到一张上面的灯没有罩子的卧铺，因此我不能入眠。我想我正好乘机为《少年儿童》想一个故事。不管我怎么努力想抓住它，它还是躲开我，倒是睡眠前来救了我。我在梦里看见一座庙宇的石头台阶上沾满了牺牲的鲜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父亲站在那里，女孩用怜悯的声音问父亲：“爸爸，这是什么，为什么到处是血？”
    心里已经感动的父亲，故意装出粗暴的样子使她不再询问。我醒来时觉得我已得到我的故事。我有许多这样得自梦境的故事和作品。我把这段梦的插曲放进蒂佩拉国王戈宾达·马尼克耶的编年史中，用它写成一篇短篇小说《贤哲王》，在《少年儿童》上连载。
    那些日子过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尤其是没有什么事急于通过我的生活或作品表达。在人生的道路上我还没有加入旅行者的一伙，仅是从我的路边窗子里观望的一个看客。我看见很多人为自己的事务匆匆奔走。春季、秋季、雨季不时地自动进来同我相处一阵。
    但我并不仅仅同季节打交道。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他们像船儿似的漂离停泊的地方，有时就漂到了我的小屋子里来。其中有些人想利用我的缺乏经验想出种种特别的方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他们为了使我上当是无须这样煞费苦心的。那时我涉世未深，自己的需要又很少，而且我还没有这点聪明能辨别信仰的好坏。我常想，我把学费资助了这样一些大学生，他们的学费像他们没有读过的书那样多。
    有一次，一个长头发的青年送来一封他虚构的姐姐给我的信，信里她请我保护她这个受继母虐待的兄弟，继母像她本人一样也是虚构的。这个兄弟实有其人，显然这就够了。但对我来说，那位姐姐的信就像找一个神枪手去打一只不会飞的鸟那样没有必要。
    另一个年轻人来对我说，他一直为能成为文学士而读书，但他现在脑子有病，不能去参加考试了。我为他忧虑，但我对医学或任何科学都一无所知，我不知怎么替他出主意。但他接着说，他在梦里看见我的妻子在前世是他的母亲，若是他能喝点我妻子的脚碰过的水，他就能痊愈。“也许你不信这类事吧，”他最后笑笑说。我说，我信不信没有关系，只要他认为他能痊愈就可以随意喝。说完我给他一小瓶说是由我的妻子的脚碰过的水。他说他觉得好多了。由于进化的自然规律，他从水发展到了固体食物。后来他在我屋子的一隅住下，开始和他的友人举行烟会，最后我不得不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逃走。他无疑逐渐证明，他的脑子可能有病，却肯定并不衰弱。
    在我仍在相信前生的孩子时，这次事件之后还经历了很多考验。我的名声一定已传扬开去，因为我以后收到一封“女儿”的来信，可是这一次我客气地但却坚定地煞车了。
    整个这段时期，我和斯里什·昌德拉·马祖姆达先生的友谊迅速成熟。每夜他和普里亚先生总到我的小屋子里来，我们讨论文学和音乐直到深夜。有时一整天就这样度过。事实是，我自己还没有塑造、培养成坚定明确的个性，因此我的生命像一片秋天的云彩那样轻舒地飘逝。
    这时我开始认识班吉姆先生。我第一次看见他已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加尔各答大学的老同学举行年会，昌德拉纳特先生是年会的主要人物。也许他抱着一种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能有资格成为其中的一员；不管怎样，他要我在年会上朗读一首诗。昌德拉纳特先生当时还很年轻。我记得他把一首尚武的德语诗译成英语准备在那天亲自朗诵给我们听。战士诗人对他亲密的佩剑的歌颂有时可能是他心爱的一首诗，这能使读者相信，甚至连昌德拉纳特先生也有过年轻的时候；而且，那些时候的确是不寻常的。
    我在大学生年会拥挤的人群中徘徊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位在任何人群中都会被人注意的与众不同的人物，立刻感到惊讶。他魁伟白皙的容貌发出一种很惊人的光辉，我不禁急于想知道他——他是那天唯一的一个我想知道姓名的人。当我知道他就是班吉姆先生时，我更惊讶了。我觉得他的外貌和他的作品一样地卓越不凡，真是非常奇怪的巧合。他的尖尖的鹰钩鼻，他的紧闭的嘴唇，他的锐利的目光，都表示他有无限的力量。他高出于拥挤的人群，两手交叉在胸前，旁若无人地走动的样子——更使我对他感到惊异。他不仅像一个智力的巨人，他的额上还有真正王子的印记。
    这次会上出现的一件小事一直深印在我的心里。一位潘笛特在一间屋子里朗诵他自己用梵文写的诗，并用孟加拉文向听众解释。有一个典故不十分粗鲁，却有点庸俗。当这位潘笛特对它进行解释的时候，班吉姆先生双手捂着脸，匆匆离开屋子。我正站在门边，至今我仍能看见他蜷缩着身子退走的样子。
    这次会议后我常想见到他，但总没有机会。终于有一天，他那时在豪拉当代理法官，我斗胆去拜望他。我们会面了，我尽力谈话得体。但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不知为何总觉得很羞愧，仿佛我这种未被邀请不经介绍贸然前去看他，像个不懂礼貌的唐突的年轻人。
    后来我大了几岁的时候，获得了当代最年轻的作家的身分；但根据我的成就我将处在什么地位，当时尚并未确定。我所得到的声望是掺杂许多问题的，甚至有不少姑息宽容的成分。孟加拉当时时兴给每个文人一个与西方某作家相类似的地位。于是，这个是孟加拉的拜论，那个是爱默生等等。有人称我为孟加拉的雪莱。这是对雪莱的侮辱，反而很可能使我成为笑柄。
    我的公认的绰号是大舌头诗人。我的成就很小，生活知识贫乏，在我的诗歌和散文中，感情超过了内容。因此诗文中没有什么可使人们大胆颂扬的东西。我的服装和举止都同样反常。我蓄着长发，可能一味追求像个标准的诗人。总之，我行动古怪，不能像普通人似的适应日常生活。
    这时阿克谢·萨卡先生已开始出版《新生》月刊，我有时向它投稿。班吉姆先生刚停办他编辑的《孟加拉大观》，正忙于宗教性的讨论，为此他开始出版《传道士》月刊。我也给它写过一两首歌曲和一篇热情称道毗湿奴派抒情诗的论文。
    我现在开始经常见到班吉姆先生了。他那时住在巴巴尼·杜德住的那条街上。不错，我常去看他，但我们谈话不多。
    那时我还是倾听而不是说话的年龄。我热烈希望我们能进行一次讨论。但我缺乏自信的感觉压倒了我想谈话的动力。有几次桑吉布①先生在那里，他斜倚在靠枕上。见到他使我高兴，因为他是个和蔼的人。他喜欢说话，听他说话也使人高兴。读过他的散文的人一定会注意到，他的散文像流水一样欢乐轻快，就像他的十分活泼的谈话。具有这种谈话才能的人很少，而具有把它写成文字这种艺术的人就更少了。
    这时正是潘笛特萨沙达尔出名的时候。我是从班吉姆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他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也是班吉姆先生负责介绍给大家的。正统印度教徒想借西方科学的力量以①班吉姆先生的弟弟。——译者恢复印度教威信的古怪企图不久遍及全国。通神学前些时候已为这一运动打下了基础。班吉姆先生从未完全参与这一教派。在《传道士》上发表的他的解释印度教教义的文章里，也看不出有萨沙达尔的影子——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我从我蛰居的一隅走到外面，这可以从我为这场争论写的稿子里看出来。其中有些是讽刺诗，有些是滑稽剧，还有一些给报纸的信。我就这样从感情的领域下到斗技场上，开始直接地认真地战斗起来。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不巧和班吉姆先生起了冲突。这场冲突的经过记载在当时的《传道士》和《婆罗蒂》上，没有必要在这儿重复。结束这场不和时，班吉姆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不幸我把信丢了。要是这信能在这里展示，读者就可以看到，班吉姆先生是如何无比大度地拔掉这段不幸插曲的刺。
    受了一张报纸广告的引诱，我哥哥乔提任德拉一天下午到拍卖行去，回来时告诉我们，他花七千卢比买了一艘废船；现在只要装配一台发动机和几间舱房，它就是一艘完美无缺的轮船了。
    哥哥一定以为，我们的同胞只会使用舌头和笔，却连一家轮船公司都没有，真是莫大的耻辱。我前面说过，他曾经企图为国家制造火柴，但没有能使火柴划着的磨擦材料。他也想使动力织机运转，但在他的种种艰苦努力之后，织机只生产了一小块土里土气的毛巾就停止转动。现在他想看到印度的轮船在水里行驶，就买下一条空旧的废船，这条船在一定时间内装配完备，不仅添置了发动机和舱房，还要加上他的损失和破产。
    但我们应该记住，由于他的努力而招致的一切损失和苦难，落在他一人身上，而获得的经验却留给全国。正是这些不会计算、不善经营的人物才使国家的商业园地充满他们的活动。
    虽然潮水的落和它的涨一样快，它却留下肥沃淤泥使土地增多了养分。当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没有人再想到这些拓荒者。但这些在活着时心甘情愿地以他们的一切作为赌注而损失的人，不会在死后去关注这种被忘却的又一损失。
    一边是欧洲轮船公司，一边是哥哥乔提任德拉一个人；这场商业船队的战争如何可怕地扩大，库尔纳和巴里萨尔两地居民至今记忆犹新。在竞争的压力下，轮船一艘艘增加，亏损越来越大，而收入却逐渐减少，终于到了连印船票都不合算了。库尔纳和巴里萨尔间的轮船交通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乘客不仅坐船不用花钱，还免费享受格拉蒂①，成立了一队志愿军，他们举着旗，唱着爱国歌曲，使乘客列队走向印度轮船公司。因此，尽管乘客并不缺乏，其他各种缺乏却迅速增加。
    爱国的热情是永远不能影响数学的；当狂热的火焰随着爱国歌曲的调子越燃越高的时候，在资产负债表上的亏损栏里，三乘三永远还是九。①一种甜点心。——译者
    不会经营的人常常被一种不幸纠缠着，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像一本打开的书那样容易让人看得清楚，但却从不学习去懂得别人的品质。而要明白自己的这个弱点，就要花费他们一生的时间和所有的财力。因此，经验决不会使他们有得益的机会。当乘客有免费的茶点，工作人员也没有挨饿的迹象时，哥哥的最大收获仍然是破产，但他却十分勇敢地从容对付。
    每天来自战场的胜败战报使我们处于极为兴奋的状态。
    终于有一天传来消息，“斯瓦德什”号轮船撞在豪拉桥上沉没了。这一最后损失完全超出哥哥的财产所能承受的限度，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停止经营。
    这时死神出现在我们的家里。以前我还从未与死神迎面相遇过。我母亲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她病了很久，我们甚至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转为不治之症的。她一直同我们住在一间屋子里，她单独睡一张床。后来在她生病期间，要她坐船在河上旅行了一次，回来时，为她在内院三楼准备了一间屋子。
    她死去的那个晚上，我们在楼下自己的屋子里睡得很熟。
    我说不出是什么时候，我们的老保姆哭着跑来叫着说，“啊唷，我的小家伙啊，你们一切都完了！”我的嫂嫂呵责她，把她带走，不让我们在深夜突然受惊。她的话使我从熟睡中醒来，我觉得我的心发沉，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早晨我们被告知她死了时，我还不明白她的死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们走出屋子到走廊上时，看见母亲被放在庭院里一张床上。从她的脸上看不出一点死亡的可怖。死神在那天晨光中给人的印象，犹如安谧平静的睡眠一样可爱。生与死的悬殊我们还没有清楚地理解。
    直到她的尸体被抬出大门，我们随着行列前往火葬场，想到母亲再也不会从这道门回来，重新像往常那样处理家务的时候，我心里才掠过一阵悲痛。白天消逝，我们从火葬场回来，走进我们那条胡同，这时我抬头看看我们家三楼上父亲住的那间屋子。他仍然在前面走廊上静坐祈祷。
    家里最小的嫂嫂照管我们这些失去母亲的小家伙。她亲自照料我们的饮食衣着以及其他一切需要，常常接近我们，好让我们不太强烈地感到损失。生活的特性之一是有力量医治不可挽救的损失，忘却无法补偿的东西。而在生命的早期，这力量最强烈，因此，任何打击不会伤人太深，任何创伤也不会永远留在心里。因而死神落在我们头上的第一个阴影并没有留下黑暗；它只是像影子一样，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去。
    在我生命稍后的时期，春天刚来的时候，我把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扎在头巾的一角，像野猫一样到处漫游。这时候，当我的面额触摩那柔软的圆圆的顶端渐渐尖细的花蕾时，我回忆起母亲手指的触摩，于是我清楚地意识到，逗留在那些可爱的指尖上的温柔，恰如这每天开放的纯洁的茉莉花蕾一样，不管我们知不知道这一点，这种温柔在大地上是无限量的。
    在二十四岁那年，我和死神的相识历久难忘①。它的打击随着每一次丧事而不断加重。泪链也不断地延长，童年生活的轻快能从最大的不幸中溜走，但成年人想逃避不幸却不那么容易，我的心只有完全承受那一天的打击。
    我还没有想过，在生活的悲欢的完整行列中会出现裂隙。
    因此我看不见未来的东西，我所接受的目前的生活就是我的一切的一切。当死神突然走来，一瞬间在它似乎绝佳的构造中露出一个豁口时，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周围的一切：树木、流水、日月星辰，依然像先前那样真实；但那个确确实实存在的人，那个在各方面都同我的生活与身心有联系，对我来说更为真实的人，转眼之间却像一个梦一样消逝了。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是多么难以理解、自相矛盾啊！
    我到底怎么才能使这种存在与消失相协调呢？
    虽然时间不停地过去，这个豁口对我显露的可怖黑暗却继续日夜吸引着我。我不时回来站在那里向它凝视，想知道在那离去的地方还留下了什么。我们不能使自己相信空虚；不存在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而虚假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想在看不见什么东西的地方去寻找什么的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像一株被黑暗包围的幼小植物踮着脚摸索着伸向光明一样，当死神突然之间把否定的黑暗投在我心灵的周围时，我也尽力要伸向肯定的光明。在黑暗阻止我们寻找道路走出黑①指作者五嫂伽登帕莉·代维的死。作者对她十分敬爱，因为作者母亲死后就是由她照料他的一切。——译者
    暗时，有哪种悲痛能与之相比呢？
    但是在这不堪忍受的悲伤之中，欢乐的火花似乎不时地在我心里闪烁，在某种程度上，这使我很惊奇。生命并非坚固永久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悲讯，这使我沉重的心情有所减轻。我们不是永远囚在生活的牢固石墙里的犯人，这想法总是不知不觉地在快乐的急流中最先出现。我不得不放弃我所拥有的东西——这是使我苦恼的损失感，但当我同时用获得的解放的观点来看，我心里就觉得很宁静了。
    到处弥漫的人世间生存的压力以生死的均衡使自己保持平稳，因此才没有把我们压垮，不可反抗的生命力的可怕重量不是我们必须忍受的——这一真理那天像奇妙的上天的启示那样突然在我心里出现。
    由于对人世生活的吸引力的淡漠，自然美对我有了更深的意义。死神给了我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使我得以理解世界在它的极美中的情况。因此当我看见以死神为背景的宇宙之画时，我感到了它的魅力。
    这时，我思想上行动上的古怪疾病又发作了。要我服从当时的风气，仿佛它们是严肃纯真的重要东西，不禁使我好笑。我不能认真接受。停下来考虑一下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心里完全没有这种负担。我常上身披一条粗布床单，脚上穿一双拖鞋，去上流社会人物常去的书店。不论天气冷热或是否下雨，我总是睡在三楼的凉台上。在那里，星星和我可以彼此凝视，也不会失去欢迎曙光的时间。
    这种情况和任何苦行的想法开关。它更像是一种假日的狂欢，因为我发现拿着笞杖的教师生活并不是真实的，因而就从不足道的校规中解放出来了。如果我们在一天晴朗的早晨醒来，觉察地心吸力减少到了一点儿，难道我们还会拘谨地在公路上行走？我们不会变更一下，从多层的高楼上跳跃而过？或在遇到纪念物的时候，不必麻烦地绕行，就从它上面飞过去吗？这就是一旦世俗生活的重担不再妨碍我两腿的时候，我再也不能固守习俗的通常程序了。
    在夜的黑暗中，我独自一人在凉台上摸索着，像一个瞎子似的想在死神的黑色石门上找到一个图案或记号。当曙光落在我那张挂帐子的床上使我醒来睁开眼睛时，我觉得四周的云雾散开了；雾霭消失，山河林木的景色历历在目，于是露水湿润的人世生活的图画在我面前展开，仿佛变成新的，十分美丽。
    根据印度历书，每一年都由某个星宿统治。因此我发现，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某一段时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当我回顾我童年生活的时候，我最能回忆起下雨的日子。被狂风驱赶的大雨淹没有了凉台的地面。通向屋子的一排房门都关上了。佩里，那个帮厨的老女仆，正从菜场回来，她的菜篮里装满了蔬菜，郯着泥浆吃力地一步步走着，浑身都被雨淋透了。我会无缘无故欣喜若狂地冲到凉台上来回奔跑。
    有件事也回到我的心里：在学校里，我们班在一间用席子当外面隔板的柱廊里上课；浓云从下午就不停地密集，这时已堆积起来布满了天空。当我们抬头观看时，如注的雨点密密麻麻地直浇下来；不时传来轰隆隆轰隆隆的雷声；仿佛有一个疯婆子在用她闪电的指甲把天空撕开。席墙在阵阵狂风的劲吹下哆嗦着，像要被风刮倒似的，因为晦暗，我们简直不能看书了。先生让我们合上书本，我们于是不停地摆动我们耷拉着的腿，任凭暴风雨为我们欢闹吼叫；我的心立刻越过遥远的漫无边际的荒野，就是童话里的王子走过的那片荒野。
    我还记得斯拉万月①深夜。淅沥的雨声，摸索着钻进我睡眠的间隙，在里面制造一种比最深的酣睡更深的欢乐的宁静。而在不时醒来的时候，我祈祷：到早晨还能看见雨继续下着，我们的胡同被水淹了，水浸到洗澡水塘的最后一级台阶。
    但在我刚告诉过你们的那个年龄，登上宝座的无疑是秋季。能看到它的生活在阿斯温月②清澈明朗的悠闲中展开。从外面带露的鲜绿中柔和地以射出来的溶金般的秋阳下，我在凉台上来回踱着，用乔吉亚调写了一首歌：
    秋天的白昼渐渐过去，家里的钟敲了十二下，中午，调式变了，我心里仍充满了音乐，没有空闲想到工作或责任；我于是唱道：①
    ②印度历六月，相当于九、十月之间，这时孟加拉开始放长假。——译者印度历五月，相当于七、八月之间，是雨季的顶点。
    闲的游戏？
    下午，我躺在铺在我小屋子里地上的白漆布上，拿着一本画册想画画，——决不是努力寻求画的灵感，只是想画点什么消遣而已。最重要的部分都留在我的心里了，没有一笔画在纸上。这时，晴朗的秋日下午透过加尔各答这间小屋的四壁，仿佛它是一只酒杯，在里面斟满金色的醇酒。
    不知什么原因，我在那段时间所有的日子里所看到的，仿佛都是透过这秋天的苍穹，这秋天的阳光——为农民催熟庄稼那样催熟我的诗歌的秋天；以灿烂的光辉装满我悠闲的谷仓的秋天；以莫名其妙的欢乐写成诗歌或故事，使我的无忧无虑的心得以溢满的秋天。
    在童年时期的雨季和青年时期的秋季这二者之间，我看到的巨大区别在于，前者是把我密密地包围起来的外界的自然，以它的众多的剧团，以它的五光十色的扮相，以它的混合曲不断地给我欢乐；而在秋天明朗的阳光下发生的欢乐，是在人的本身。乌云和日光的嬉戏被放到幕后，苦乐的低语却占有了心田。是我们的凝视将沉思的色彩给予秋空的蔚蓝，是人类的思慕将伤心给予微风的气息。
    我的诗歌这时到达人类的居处。在这里不拘礼节的来往是不被允许的。门后有门，室内有室。有多少次我们只是看一眼窗内的灯光就回来了，只有宫内的管乐声在我的耳中萦绕！心必须以心相待，愿望只能和愿望达成协议，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障碍，合作才能实现。生活的喷泉冲进这些障碍时，在笑与泪中溅得泡沫四溢，欢舞旋转着流过我们不知其流向的一个个漩涡。
    《升号与降号》是人类在居处前街上唱的一首小夜曲，是请求入场的恳求，是那座神秘房子里的一块地方。
    我希望居住在永生的人类生活中。
    这是个人对宇宙生活的祈祷。
    我第二次动身去英国的时候，在船上认识了阿苏托什·乔德胡里。他刚获得加尔各答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目前是去英国加入律师界。我们只是从加尔各答到马德拉斯的几天内一起在船上，但十分清楚，友谊的深厚并不有赖于相识的久长。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他心地的纯朴吸引了我，使以前我们从未相识的空隙似乎被我们的友谊永远填补起来了。
    阿苏托什从英国回来时，成了我们中间的一个①。他直到那时还没有时间或机会突破他的职业用以包围他的一切障碍。所以他还没有完全陷在里面。他的当事人的钱包尚未充分松开捆着他们金币的绳子。阿苏托什还是一个从各种文学园地里热心采集蜂蜜的人。那时渗透他的身心的文学风气一①指他娶了作者的侄女普拉蒂巴。——译者点没有图书馆里的摩洛哥山羊皮的霉味，而是有一种来自海外的不知名的异国植物的芬芳。在他的邀请下，我于春季在那些遥远的森林里度过许多欢乐的时光。
    他特别喜爱法国文学的风味。我那时已在写后来出版时名为《升号与降号》的诗，阿苏托什能够辨认我的许多诗歌和他知道的法国古诗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所有这些诗歌中的共同要素是人世生活的欢乐对诗人的吸引，而这一点在它们的每一首诗歌中都有不同的表现。进入这一更广大的人生未能实现的愿望是它们的全部基调。
    阿苏托什说，“我一定要替你安排这些诗的出版事宜，”因此这任务就委托给了他。他认为以“这个世界是甜柔的”开头的那首诗是全组的主音，所以把它放在这本书的最前面。
    阿苏托什可能是很对的。在我的童年，我被限制在家庭里，我只能用我的心从内院屋顶凉台围墙的孔隙里贪婪地凝视外面的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色。在我的青年时期，人类世界同样对我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我那时也是它的一个旁观者，只是从路边向它看望。我的心好似站在河边，热烈地挥舞着手，向那朝着对岸破浪前进的船夫呼喊，因为生命渴望走上生活的旅程。
    有人说，我的特别孤立的社会环境是阻止我进入人世生活中心的栅栏，这是不正确的。我看不出我同胞中那些毕生处于社会活动激流里的人，能比我有更多的生活亲切感。我国的生活有它的高堤，有它的阶梯，在它的黑水中有古树的浓荫，而在它高高的树枝中，杜鹃唱着令人陶醉的古老的歌，然而它仍是一片死水。哪里是它的激流？哪里是它的波涛？什么时候大海的高潮才汹涌地冲来？
    那时我是否曾从我们胡同对面的邻居那里听到凯歌的回声呢，就是那河水随之涨落，一浪又一浪地穿过石墙朝着大海流去的凯歌的回声？没有！我的孤独生活之所以令人苦闷，就是因为没有人请我到庆祝人生节日的地方去。
    倘若人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浑浑噩噩地过着逸乐懒散的日子，他会感到无比沮丧，因为这样他就会完全丧失社交生活。我痛苦地竭力想摆脱的就是这种沮丧。我的心拒绝响应那些日子的政治运动的廉价兴奋剂，它们仿佛缺少民族意识的一切力量，由于它们对国家的完全无知，对祖国的真诚服务极端漠视。我为自己的无比急躁、为对自己及自己周围一切无法忍受的不满感到苦恼。我对自己说，我倒很希望成为一个阿拉伯的贝都因人！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对狂欢的自由生活的运转和喧闹从未停止的时候，我们却像求乞的少女站在外面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什么时候才有所需的金钱把自己打扮一番前去参加呢？在一个分裂的精神处于绝对优势、无数的小圈子把人们分开的国家里，这种对更为广国的人世生活的渴望必然无法得到满足。
    我在青年时期对人世也怀着这样一种思慕，正像我在童年时站在仆人用粉笔画的圆圈里向往外面的自然界一样。它显得多么珍贵，多么遥远，多么难以到达啊！但如果我们不能跟它接触，如果没有风能从它那里吹来，没有水能从它那里流来，如果那里没有路可以让旅人自由来往，那么在我们四周堆积起来的死亡的东西绝对无法清除，反而会愈堆愈高，直到把一切生命都闷死。
    在雨季，只有乌云和大雨。在秋季，天空中却有光和影的游戏，但这并不能完全吸引人，因为田地里还有五谷丰收的希望。我的诗歌生涯也是如此，当雨季占优势的时候，我只有像狂风暴雨般袭来的毫无实际内容的幻想：我的语调是模糊的，我的诗句是狂热的。但在我的秋季的《升号与降号》里，不但空中有云的影响的游戏，也能看到五谷破土生长。于是，在与现实世界的交往中，言语和韵律都企图达到明确和形式的变化多端。
    就这样我的另一本书结束了。内外亲疏结合在一起的日子日益接近我的生活。我生命的旅程现在得通过人类的居处完成。因此，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善恶悲欢，不能像绘画似的可以任人轻快地欣赏，什么样的成败得失、不和与一致正在那里发生啊！
    我无力展示和表现那最好的艺术，我生活的“向导”就是愉快地用它领着我跨越生活的一切障碍、敌视和曲折，向着实现它的最深的意义前进的。如果我不能说清这一企图的所有神秘性，那不论我想表示什么，无非是每一步都误入歧途。分析肖像只能得到它的尘土，不能得到艺术家的欢乐。
    就这样，我把我的读者陪到内殿的门前，请允许我在此向他们告别。
    （《回忆录》与金克木译的《我的童年》合为《回忆录：附〈我的童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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