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
抗战的八年间,中国的文艺界决不是停滞的,当时的文艺作家是非常活跃的。抗战初期,华北、上海、南京相继陷入敌手,作家们也陆续随着政府向内地转移。有的人逆长江而上,从汉口赴重庆;有的人向北走从陕西进入四川;有的人从广东去重庆;还有的人从香港绕道越南去昆明。当时的昆明、重庆、桂林就成为文学上三个重要的中心。这些人中有老舍、巴金、茅盾、郭沫若、田汉、沈从文、苏雪林、冯沅君、曹禺、赵清阁、洪深、凌叔华、袁昌英、臧克家、徐迟以及其他很多作家。
    强烈的抗战热情激动着每个作家的心。与此同时,流浪与转徙,痛苦和艰难的环境,还有从未经历过的数千里的长途跋涉,从西北的古道过剑门关;从西南的水路过三峡,都是他们未曾见过的异境天地——这些经历都给予他们很丰富的创作素材。
    在内地城市,不论哪个地方都组织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协会”,各种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陆续刊行。战争期间,纸张非常少,质量也差,印刷也常常由于遭到炮击而耽误。尽管如此,文艺刊物并没有休刊,而是继续刊行。例如,重庆文艺界抗敌协会出版的《抗战文艺》等,就是最漂亮最充实的月刊杂志。
    就每个人的创作而言,戏剧的创作最成功,收获也最大。
    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家》;老舍的《国家至上》、《面子问题》;茅盾的《清明前后》;郭沫若的《屈原》;赵清阁的《此恨绵绵》等剧,都上演过并获得好评,演出者的水平也有惊人的进步。在重庆,一到十月份就进入雾季,敌人停止轰炸,是开展戏剧活动的旺月。
    长篇小说比较少。因为作家的生活不安定,所以不可能安下心来写作。可是,短篇、中篇小说和散文、诗却分外地多。例如老舍的《火葬》、《贫血集》;巴金的《憩园》、《小人小事》等等。此外,因为现在手头上没有书,想不起来的作品还很多。
    我在抗战期间,不论是在昆明还是在重庆都是住在郊外,又由于我的健康和家事的关系,同文艺界的人们接触不太多,所以,不知道详细的情况。我给中国文艺界的朋友们写信,请他们以“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为题写点什么。就我自身而言,我认为这八年的抗战给予文艺界的影响,正和二十九年前的五四运动一样,是警钟,是兴奋剂,在文艺的土地上撒下了很多优良的种子。我相信战后的生活安定下来以后,战争时期被埋没的、被隐藏的很多作品将会陆续发表出来。
    (刘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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