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
《少年文艺》编辑部一直让我写《关于儿童散文创作》的文章,我却一直觉得写不出什么。因为我已经写过《关于散文》这个题目(见去年出版的《小桔灯》),我所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至于儿童散文,当然就是写给儿童看的散文,要注意到儿童的特点,这似乎也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了。我总感到:讲解一件事物,不能光是空洞地、抽象地讲。没有实物做个“例子”(这里我避免用“样板”或“榜样”这样的名词,因为它们都有“典型”的嫌疑),讲的人就讲不出其所以然,听的人也摸不着边际,特别是关于创作,不能不具体地谈些创作经过,至于主题是否挑选得好,素材的剪裁、取舍是否简练,只能有待于读者的评定了。
    前些日子,我曾为《北京日报》的副刊《广场》写了一篇《孩子们的真心话》。趁着我记忆犹新,我不妨把这篇东西的素材和我的构思经过,对大家谈一谈。
    首先,我认为给儿童写作,对象虽小,而意义却不小,因为,儿童是大树的幼芽,为儿童服务的作品,必须激发他们高尚美好的情操,而描写的又必须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关心,而能够理解、接受的事情。所以我极其喜欢法国作家都德的那篇《最后一课》,他写得入情入理,看了使人感激奋发,永远不会忘记!
    “四五”运动是声震天地、气壮山河的一次伟大运动,这伟大运动中的各个侧面,都有许许多多的作者们用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来抒写过了。不但现在有许多好作品(《于无声处》这个话剧,就是一例)产生,将来仍然不断地会有许多好作品,由此产生。
    在周总理逝世后的几天里,我只参加了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和人民大会堂的追悼总理的大会,我并没有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但是家里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几乎是每天都去。一个孩子回到家来,感动而兴奋地说:“天安门广场上,停着千千万万辆没有锁上的自行车,居然没有人偷,这真是奇迹。总理把人心都变好了!”他这话是有感而言的。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法纪荡然,偷车还算是违法乱纪中的一件小事!但是孩子们对于这种“小”坏事,是常常遇到、听到,而痛心疾首的!因为看到千千万万没有锁上的自行车,居然没有被偷,他由惊讶,而安慰而喜悦,而有了希望,认为有了像总理这样一位顶天立地、正大光明的人物在上面指引,我们的“人心”会“变好”的,我们社会的前途是美好光明的。
    事过两年了,而这孩子的几句话,总在我的脑子里回旋。
    新年前,《北京日报》副刊的一位编辑来看我,要我给《广场》写一篇纪念周总理逝世三周年的短文。但是纪念总理的好文章太多了,关于总理的感人事迹也太多了,在我答应她的时候,对于我要写什么,还一点没有把握。只在元旦那一天,和一位朋友谈到《天安门诗抄》,引起我“灵机一动”。我就把一些事实串连起来,写成了这一篇。至于素材方面:元旦那天许多朋友来贺年,这是事实;我替朋友搞一本《天安门诗抄》,也是事实;那个孩子曾写过抄过许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歌,也是事实,但是他不是写了一本,而是写了三本!同时,丢了新自行车的不是他的爸爸,而是我的一位朋友(虽然他好好的新车上曾丢了一只铃儿);那一次带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不是他的妈妈,而是他的姨妈。我让他爸爸丢了车,妈妈带他去,只为的是使这气氛更“紧凑”,更“亲切”一些。
    这种以当事人或一个第三者,来叙述一段完整故事的写法,我从前也做过。三十年代,我写过《冬儿姑娘》(见《冰心小说散文集》),七十年代,我写过《益西曲珍的话》(发表在《北京少年》),和《乌兰托娅的话》(发表在《天津文艺》)。
    古人有诗云,“鸳鸯绣罢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绣的既不是光采夺目的鸳鸯,我手里的针,更不是一枚“金”针!但我确是把我的针法讲了出来。因为别人的文章,无论多好,我也是只能欣赏,不能替他来讲创作经过的。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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