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读者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我和小读者》。刚才,桑原武夫先生希望我以作家的身份来讲话,可是,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以作家的名义来讲话。因为我从小就想当医生,一直致力于医学的学习,对于写文章却没有什么兴趣。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了,当时我十九岁,正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学习。当时我担任学生会宣传股的股长,因为每天要外出进行巡回的宣传活动,所以理科方面的课程都不能按时参加。例如讲解剖学,每人都拿一只猫,解剖猫的神经,但是,等我回到试验室时,猫的气味已经变了,已经不能解剖了。同时,我为了搞宣传,也需要写一点东西,也接触一些反映社会问题方面的文章,感到写小说是有必要的。
    因为理工科的课程拉了很多,同时对于文学又有了兴趣,有很多同学劝我说:“如果能转到文学系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就从理科转入文科学习。文科比较轻松,时间很多,用不着什么准备。所以今天我以作家的身份来到这里讲话。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怎样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并开始写文章的。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我是怎样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去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儿童文学》这本书,书中谈到各个作家与各种儿童文学的关系。我对自己在过去是如何从事儿童文学的写作已没有印象了。那么,我又是怎样步入儿童文学家的行列之中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我曾经给孩子们写过信。
    一九二三年,我大学毕业时,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那时有很多小孩要求我给他们写信。
    我在家中的地位也很特别,我是长女,还有三个弟弟,最大的弟弟比我小六岁。所以,在我家从早晨到晚上有很多兄弟们的小朋友来玩。我给他们讲故事,也帮助他们学习。有时,对于特别淘气的小弟弟也要打一打。我去美国之前,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说:“你到美国去,要常常给我们写信。”当时我曾在北京《晨报》上刊载过一些小说、散文。在他们开设了“儿童世界”专栏之后,《晨报》的编辑在访问时对我说:
    “你给小孩们写的信,能否先给我们发表?”那些已经发表的信就是现在的那本《寄小读者》。
    一九四六年我来日本。当时,我会见仓石武四郎先生,他对我说:“你那本书我已经译成日文。”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惭愧,同时也感到很高兴。《寄小读者》这本书汇集了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间写的信。最初的几年写得比较多,后来学校的课程渐渐地忙了,数量就减少了。那些信所写的主要是美国的风土人情以及我的学习情况。
    后来,我又写了这样的一些书信,就是《再寄小读者》,那些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写的信。到这时,最初的《寄小读者》已经有三十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参加各种友好团体,去过印度,日本,亚洲各国,非洲各国,并把在各地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人们热爱和平的心情,以书信的形式写给小读者。我还写了《三寄小读者》,这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写的,现在还在继续写。
    我们中国的文艺界以及全国人民在十年间遭受了很大的灾难,但也受到了很好的考验。这次运动对我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我们能够活到现在的作家,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为什么要写《三寄小读者》呢?因为经过十年的浩劫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四人帮”搞乱了。中国在科学文化方面落后了,把许多古老的优秀传统忘记了。中国的两亿儿童,需要人们来培养教育。
    我过去学过医学,所以懂得小儿科医生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医生的对象是孩子们,孩子们关于自己的病情常常不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医生必须特别注意接近孩子们,仔细观察他们的情绪。同样,儿童文学的作者和小儿科的医生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八十年代或本世纪末可以说是很不平凡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教育孩子的事情是重要的工作。孩子的心好像一张白纸,最初刻在心灵上的东西会给孩子以很大的影响。我直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母亲教我认字的时候,最初教我的是“天下太平”四个字。“天下太平”这句话,是旧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世界和平”。我生于一九○○年,从那一天起,中国就处在苦难之中。但我觉得,道路虽然曲折,而前途是光明的。
    中国如此,日本也不例外。
    一九四六年秋,我来到了日本。那时候,从横滨到东京,没看到一座完整的房子。我遇到的一些日本朋友,穿得很褴褛,吃的也不好,脸色也很枯槁。他们告诉我房子被炸弹烧毁时的情景。我有很多研究汉学的朋友,其中的一位流着眼泪对我说,他的“房子被烧的时候,洋装书的灰是黑色的,线装书的灰是白色的”。那时我才明白,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我们东方人为世界和平、为人类的进步应该做些什么呢?
    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东方人,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理想、目的,对于世界和平和进步应该有我们的贡献。这时,我想到了我们的儿童们,想到了亚洲以及全世界的儿童们。他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主人公,是人类的希望。对于他们需要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鼓励。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世界儿童走这样道路。中国有这样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我看这不仅仅限于作家,老师、父母、哥哥、姐姐,都要这样做。
    中国有句古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就是说,天下的兴盛和灭亡,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有些西方青年,他们的物质生活很丰富,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却感到很空虚。因为他们不能够清楚地预测明天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和他们是不同的,我想日本人大概也和他们不同。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要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本来是非常好的,但是科学技术掌握在谁手里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科学技术如果掌握在侵略者和好战的人手里,人类就要遭到浩劫。但要掌握在爱好和平的人手里,世界就会变成乐园,不但我们能得到幸福,子孙万代也能得到幸福。我想向诸位提出这样的希望,希望大家满腔热情地去教育我们的儿童。希望作家、父母、哥哥、姐姐,都要爱护、关心我们的儿童,把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要像园丁那样培育出美丽的花朵。这样的愿望大家都有的,我自己承认我有这样的责任。对于世界和平、人类的进步我们都有责任,并且能够尽到我们的责任。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方国家,也都是有文化讲文明的国家。
    我们两国具有深厚的数千年的友谊。所以我同大家讲话,就像在家里讲话一样。最后,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努力,为未来服务。谢谢。
    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于日本京都(刘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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