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茅公
早晨在床上听到茅公逝世的广播,“这个消息终于传来了”,我这样想,眼泪落到了我的枕上。
    大约是半个月以前吧,我和在北京医院住着的阳翰笙同志通电话,他对我说:“茅公住院了,在一楼,靠氧气维持,情况不太好。”我想起茅公比我大五岁,也有八十五岁的高龄了,心中就觉着不好,我只说“你去看望他时,替我问候问候吧,我自己一时去不了。”
    我认识茅公,是通过振铎同志的,先是一九二一年我的那篇《超人》在《小说月报》发表以后,振铎说,“你猜那位写按语的冬芬女士是谁?就是我们的沈雁冰啊!”一九三六年我第二次出国,路过上海,在振铎给我饯行的席上,我和茅公首次见面。一九三八年底,茅公到新疆去,路经昆明,在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再以后,恐怕就是解放后了,在种种文艺的集会上,我们总能见面。我记得在五十年代,我有一次陪金近同志到茅公家里,请他为儿童文学写写文章,他欣然答应了。
    以后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我们一同参加一个代表团到开罗去,回来在广东从化休息。郭老,茅公,夏衍同志要打“百分”,拉我去凑数,茅公幽默地称我为“该老太太”。在这中间,我们还为一件事打赌,我忘了是什么事,他输给我一张亲笔写的条幅,字迹十分秀劲,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裱,十年浩劫中被抄走了,一直没有下落!
    从茅公,我就想到许多朋友,如郭老,如老舍,如振铎……他们都是当时文坛上朵朵怒放的奇花,花褪残红后,结了硕大深红的果子,果熟蒂落,他们一个个地把自己贡献出来,他们的果核又埋在祖国的大地上,重新萌芽,开花,结果,代代不绝!
    这是我现在的感想,我心里非常平静,茅公遗留给我们的深红的果实,是无比地硕大芬香的,茅公这八十五年的光阴并没有白过!1981年3月28日晨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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