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林巧稚大夫
4月23日早晨,我正用着早餐,突然从广播里听到了林巧稚大夫逝世的消息,我忍不住放下匕箸,迸出了悲痛的热泪!
    我知道这时在国内在海外听到这惊人的消息,而叹息、而流泪、而呜咽的,不知有多少不同肤色、不同年纪、不同性别的人。敬爱她的病人、朋友、同事、学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她是一团火焰,一块磁石。她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极其丰满充实地度过的。她从来不想到自己,她把自己所有的技术和感情,都贡献倾注给了她周围一切的人。
    关于她的医术、医德、她的嘉言懿行,受过她的医治、她的爱护、她的培养的人都会写出一篇很全面很动人的文章。我呢,只是她的一个“病人”、一个朋友,只能说出我和她的多年接触中的一些往事。就是这些往事,使得这个不平凡的形象永远在我的心中闪光!
    我和林大夫认识得很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学肄业,那时协和医学院也刚刚成立。在协和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里都有我的同学。我到协和医院去看同学时常常会看见她。我更是不断地从我的同学口中听到这可敬可爱的名字。
    我和她相熟,还是因为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她常笑说“你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在产前的检查和产后的调理中,她给我的印象是敏捷、认真、细心而又果断。她对病人永远是那样亲人一般地热情体贴,虽然她常说,“产妇不是病人”。她对她的助手和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记得在1935年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那时她已是主治大夫,她的助手实习医生是我的一个学生。在我阵痛难忍、低声求她多给我一点瓦斯的时候,林大夫听见了就立刻阻止她,还对我说,“你怎能这样地指使她!她年轻,没有经验,瓦斯多用了是有危险的。”1937年11月,当我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已是主任大夫了。那时北京已经沦陷,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抑郁,林大夫坐在产床边和我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年的夏末我就离开北京到后方去了。我常常惦念着留在故都的亲人和朋友,尤其是林巧稚大夫。1943年我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里面的《我的同班》,就是以林大夫为模特儿的,虽然我没有和她同过班,抗战时期她也没有到过后方。抗战胜利后,在我去日本之前,还到北京来看过她。我知道在沦陷的北京城里,那几年她仍在努力做她的医务工作。
    她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一直奉着“爱人如己”的教义。对于劳动人民,她不但医治他们的疾苦,还周济他们的贫困。她埋头工作,对于政治一向是不大关心的。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也被日军侵占了,林大夫还是自开诊所,继续做她的治病救人的事业。我看她的时候,她已回到了胜利后的协和医院,但我觉得她心情不是太好,对时局也很悲观,我们只谈了不到半天的话,便匆匆分别了。
    1951年我回到了解放后的祖国,再去看林大夫时,她仿佛年轻了许多,容光焕发,她举止更加活泼,谈话更加爽朗而充满了政治热情。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医务工作者,她觉得在社会主义祖国里,如同在涸辙的枯鱼忽然被投进到阔大而自由的大海。她兴奋,她快乐,她感激,她的“得心应手”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周总理的器重。
    她的服务范围扩大了,她更常常下去调查研究。那几年我们都很忙,虽说是“隔行如隔山”,但我们在外事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种种场合,还是时时见面。此外,我还常常有事求她:如介绍病人或请她代我的朋友认领婴儿。对我的请求,她无不欣然应诺。我介绍去的病人和领到健美的婴儿的父母,还都为林大夫的热情负责而来感谢我!
    十年动乱期间,我没有机会见到她,只听说因为她桌上摆着总理的照片,她的家也被抄过。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又相见了,我们又都逐渐繁忙了起来。她常笑对我说:“你有空真应该到我们产科里来看看。我们这里有了五洲四海的婴儿。
    有白胖白胖的欧洲孩子,也有黑胖黑胖的非洲孩子,真是可爱极了!”这时我觉得她的尽心的工作已经给她以充分的快乐。
    1978年她得了脑血栓病住院,我去看她时,她总是坐在椅子上,仍像一位值班的大夫那样,不等我说完问讯她的话,她就问起“我们的孩子”,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看她精神很好,每次都很欣慰地回来。1979年全国人大开会期内,我们又常见面,她的步履仍是十分轻健,谈话仍是十分流利,除了常看见她用右手摩抚她弯曲的左手指之外,简直看不出她是得过脑血栓的人。一九八○年夏,我也得了脑血栓住进医院。我的医生、她的学生告诉我,林大夫的脑病重犯了,这次比较严重,卧床不起。一九八○年底她的朋友们替她过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脑力已经衰退,人们在她床头耳边向她祝寿,她已经不大认得人了。那时我也躺在病床上,我就常想:像她那么一个干脆利落,一辈子是眼到手到,做事又快又好的人,一旦瘫痪了不能动弹,她的喷涌的精力和洋溢的热情,都被拘困在委顿松软的躯体之中,这种“力不从心”的状态,日久天长,她受得了吗?昏睡时还好,当她暂时清醒过来,举目四顾,也许看到窗帘拉得不够平整,瓶花插得不够妥贴。叫人吧,这些事太繁琐、太细小了,不值得也不应当麻烦人,自己能动一动多好!更不用说想到她一生做惯了的医疗和科研的大事了。如今她能从这种“力不从心”的永远矛盾之中解脱了出来,我似乎反为她感到释然……
    林大夫比我小一岁,二十世纪初,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的内忧外患之中,我们都是“生于忧患”的人。现在呢,我们热爱的祖国,正在“振兴中华”的鼓角声中,朝气蓬勃地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途上迈进。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时期离开人世,可算是“死于安乐”了。我想林大夫是会同意我的话的。198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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