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谈谈翻译-第七卷-冰心全集-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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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谈谈翻译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的编辑同志,早就要我写翻译的文章了,季羡林同志也常常提醒我。但是我总不敢动笔。理由很简单,我没有翻译过多少东西,不能算是一个翻译家。我又只懂得一种语言——英语,还不精通(为要通过硕士考试,必须有两种外国语。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学过一个暑期的法语,考试过后,也就忘得差不多了!)在翻译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我还有过痛苦的经验:我在美国大学的硕士论文,是李清照漱玉词的英译。题目是我的导师替我选的,这对我真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我硬着头皮,把漱玉词译成一段一段的散文,然后每星期一次到导师家里,一边吃着茶点,一边商量着把它译成“诗”。就这样,每星期译一首,半年的工夫,勉强把论文写成了。至今想起来还在难过,幸而没有一个中国人看见过我那篇论文!因此,我不敢再做翻译的工作。
    1927年的冬天,我从美国同事那里,看到几本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自己用英文写的散文诗,我尤其十分喜爱其中的一本,《先知》,我喜爱它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正好第二年我在燕京大学讲一门“习作”课,我就请习作班的同学们分段翻译了出来,然后我再个别地和他们讨论商量,但修改后的译稿竟没有收集起来。1930年,我母亲逝世后,我病了一场,病榻无聊,重看这本《先知》,觉得实在有移译出来公诸同好的必要,就在1931年把它译完,正好新月书店向我索稿,我就交给他们了。
    这以后,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吧!我又翻译了印度哲人泰戈尔自己用英文写的散文诗《吉檀伽利》和《园丁集》,还有几篇短篇小说。泰戈尔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特别我自五十年代初以后,去过印度三次,对于他的作品的背景,比较有些认识。)他的诗和纪伯伦的一样,也有充满了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但他们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泰戈尔的诗显得更天真,更欢畅,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处世为人的道理,平静里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总之,我翻译这两位作家的散文诗的时候,都没有感到辛苦,只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后来我又应印度作家安那德之约,译了一本他自己用英文写的童话《石榴公主》,也因为我到过印度,作品中的故事背景,我还可以领会一些。此后,又译过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诗集,那是“上头”给我的任务,原诗的英译本是有韵的,我也只好译成一些合辙押韵的句子,就显得吃力了。大概是1978年吧,有关方面又交给我一本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的英译散文诗《燃灯者》。这本诗集在我手里耽误了很久,直到1980年五月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才匆忙地赶译了出来。我没有到过马耳他,对那里的风土人情,都没有感性知识,也只好照着字面直译下去。等到六月中旬译完抄好,我就病了,连序文也没有译出,就交卷了。
    一般说来,我翻译的文学作品很少。一是我只喜欢翻译我喜爱的作品,而且必须是作家自己用英文写的,我总担心重译出来的东西,不能忠实于原作。
    第二,我只敢翻译散文诗或小说,而不敢译诗。我总觉得诗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文学形式。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听过好几门诗歌的课。有许多英美诗人的作品,都是我所喜爱的。如莎士比亚,雪莱,拜伦等。当老师在台上朗诵的时候,那抑扬顿挫的铿锵音节,总使我低回神往,但是这些诗句要我用汉文译了出来,即使是不失原意,那音乐性就都没有了。
    我一直认为译诗是一种卖力不讨好的工作,若不是为了辞不掉的“任务”,我是不敢尝试的。
    第三,我觉得要译好外国文学作品,必须比较丰富地掌握一些本国的文学词汇。在遇到好句的时候,词汇多了才有斟酌选择的余地。在选择到一个适当的字眼,来移译某一个好句的时候,往往使我欢欣累日。这快乐比自己写出一篇满意的作品还大,可惜的是这种快乐的享受并不常有!
    关于文学翻译,我所能谈的就是这些了。“浅”人无“深”语,这篇漫谈能厕入“百家谈”之列,我深深感到荣幸而又惭愧。1983年10月12日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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