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老舍八十五岁诞辰
老舍若是还在,今年该八十五岁了。
    我想象:我们几个老朋友,给他开个不大也不小的庆祝会,地点也就在作协的会客室吧。老舍拄着手杖从外面进来了,一进门,笑容满面地向周围看了一看,把手杖挂在臂上,抱拳拱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至于这位“语言大师”底下还会说些什么欢喜,感谢,幽默的话,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就不会替他说了!
    我们中间怎能缺少他这么一位朋友?
    他是一个有情有趣的朋友,一个勤奋多产的作家,一个热诚爱国的公民。
    我和他过往较密是在四十年代初期的四川重庆。那时他是“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贫病交加之中,支撑起抗战期内文艺界的团结工作。他常到我们居住的歌乐山上来,他面色青白,身体显然不好,但他从来没有发过牢骚,一切艰难困苦的情况,他都以诙谐轻松的语气出之。喝过几杯大曲,坐在廊上看嘉陵江的时候,他还常告诉我有某某年轻有为的作家,如果我能见到他或她时,要好好地予以鼓励和支持。
    抗战胜利后,他去了美国,我们去了日本,我们还时常通信。他给我们的孩子写信,常以最形象而幽默的话,流露出他忧国思乡的抑郁情绪。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回到北京,他是第一批来看我们的朋友之一。那时他真是神采飞扬,容光焕发,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的解放,给他以“狂喜”。他手舞足蹈地、滔滔不绝地告诉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尤其是在北京发生的许多新人新事。
    这以后,他心满意足地生活着、工作着。他种花,他养猫,他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一篇一篇的充满了地方色彩、民族风格的散文,诗歌,戏剧,从他笔下不断地倾泻了出来。
    十年动乱的初期,一阵狂暴的阴风,就把老舍从“狂喜”中卷走了。
    就是这么一位可敬可爱的朋友,假如他今天还在,在雨过天晴的七八年之中,不知他还会写出多少比《茶馆》还深刻,比《骆驼祥子》还动人的小说,可惜他走了!
    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声音笑貌永远涌现萦绕在我们耳边眼前,他没有走!只要我们还在,年年此日,我们将永远会纪念他的诞辰。1984年2月10日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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