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丁玲
3月4日的下午,我又打电话到丁玲家里,探问她的病情。接电话的是一位外地来的同志,她告诉我“丁玲已于今晨十时多逝世了”,我放下听筒怔了半天,又一位朋友和我永别了!
    我和丁玲相识以后的画面,一幅一幅地从我眼前掠过:
    1928年的夏天,她和胡也频、沈从文到我上海家里来看我。
    1931年她编《北斗》杂志,我曾为她写稿,那时我们通信,上下款都只用一个冰字,因为她的本名是蒋冰之。
    1931年或32年,她到北京燕京大学我的家里来看我,正值我为儿子吴平洗澡,她慨叹地说:她就不常有这种的和孩子同在的机会。
    1936年的夏末,我和文藻再次赴美,路过南京,听说丁玲住在南京郊外,我们就去看望了她。当天夜晚她就来回看我们,在玄武湖上划船谈话。
    抗战期间我知道她已到延安。在重庆的参政会议上,我正好和董必武同志联坐,我向他问到了丁玲的近况。
    1951年后我从日本回来,那时她正致力于新中国文艺领导工作。我记得我参加全国作协,还是她和老舍介绍的。
    1955年以后,忽然又说她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在批判大会上我只看见她在主席座位右边的小桌上,低头记着笔记,从此又是二十多年!
    直到1979年她回来了,住在木樨地,作协开会时,接我的车也去接她,我们在车上谈了不少的话。
    1980年秋季以后,我摔坏了腿,行动不便,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就是她来看我了。
    1984年2月,她来看我,带来了她的“近作集”。
    1985年6月,她又带来《丁玲选集》和她主编的《中国》文学杂志。也说起她有肾病,不过她还是那样地健谈,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了。
    写追悼文字,我的手都软了!这些年来,振铎、老舍、郭老、茅公、林巧稚大夫、吴贻芳校长……最近又是我的老伴,我的二弟,现在又加上丁玲!
    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死而无知,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
    难过的是他们生前的亲人和朋友。
    我们只能从他们遗留下的不朽的事业中得到慰藉,在我们有生之年也将为承继他们的为人民的工作而不断奋斗!1986年3月7日


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在手机上阅读或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图书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