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富奶奶——一个高尚的人-第八卷-冰心全集-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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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富奶奶——一个高尚的人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我还在燕京大学教课,得了重感冒住在女校疗养所里。院里只有一位美国女大夫和两位服务员。
    大夫叫她们为舒妈和富妈(这大夫和服务员只照看轻病的人,一般较为严重复杂的病,就送到协和医院去了)。这两位服务员都是满族,说的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舒妈年纪大一些,也世故一些,又爱说爱笑。富妈比较文静,说话轻声细语地。我总觉得她和舒妈不同,每逢她在我身边,我的脑中总涌上“大人家举止端详”这一段词句。
    有一天她忽然低声问我:“谢先生,您结婚后用人吗?我愿意给您帮忙。”我说:“那太好了,就是我们家里就两个人,事情不多,而且人家已经给我们介绍一个厨师傅了(那时在燕大教师家里的大师傅一般除做饭外,还兼管洗衣服、床单……收拾楼下的书房客厅等等)。楼上我们卧室什么的,也没有什么重活……”她说:“我能给您做针线活。您新房子里总得有窗帘、床单、桌布什么的,我可以先给您准备。”这方面我倒没想到。那时候燕大指定给我们盖的小楼——燕南园60号,已快竣工了。我感冒好后,就和她到我们的新居,量好了门窗的尺寸,楼下的客厅兼饭厅想用玫瑰色的窗帘,楼上的卧室用豆青色的,客房是粉红色的(那种房子一般是两重帘子,外面是一层透明的白纱布,里面只是一道横的短帘和两边长的窄窄的长帘,这里层的帘子是有颜色的)。我就买了这几色的苏州棉绸,交给了她。那年的六月十五号,我同文藻结婚后,就南下省亲,我们到了上海和江阴的家,暑假之前赶回上课时,富妈已经把这些窗帘都做好,而且还做了各间屋子里的床单,被单都用的是白细布又用和窗帘一色的布缘了边,还“补”上一些小花,真是协调雅淡极了!我们把房子布置好了以后,她每天就只来一个上午,帮我们收拾房间。到了一九三一年,我们的大儿子吴平出世后,她就来帮我带孩子,住在我家里,做整天的活。那时文藻的母亲也来了,就住在原来的客房。我每星期还有几堂课,身体也不太好,孩子的照顾,差不多全靠富奶奶了(她比我大十岁,自从她到我们家工作,我们就都称她奶奶)。说起来她的身世也够凄凉的,有人说她是满族松公爷的堂妹,家道中落,从九岁起就学做种种针线活,二十岁又嫁黄志廷做续弦,黄志廷是清华学校校警,年岁比她大许多,她生了六个孩子,都早夭了,最后一个女儿活下来了,起名叫秀琴,是她的宝贝。她出来工作,自己指“富”为姓。她有心脏病,每星期必到燕大医院去取一次药水,但她还是把孩子的衣服(除毛衣外)全部揽了去。她总把孩子打扮得十分雅气,衣领和袖子上总绣上些和毛衣的颜色协调的小花,那时燕大中美同事的夫人们,都夸说我们孩子穿得比谁都整齐,其实都是富奶奶给他们打扮的。
    一九三五年我的女儿吴冰出世了,也是她照应的,吴冰从小不“挑食”,长得很胖,富奶奶对于女孩子的衣着更加注意,吴冰被推着车子出去,真是谁看谁爱。一九三六年,是文藻的休假年(燕大的教授们是每七年休假一次),我们先到日本,又到美国代表燕大祝贺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以后又到英国、意大利、法国等,文藻自己又回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研究他们的导师制度,我那时正怀上了吴青,就在法国留下,在巴黎闲住了一百天。那时文藻的母亲虽然也在北京,但两个孩子的一切,仍是全由富奶奶照管。一九三七年我们从欧洲回来,不到一个星期,北京便沦陷了。因为燕大算是美国教会办的,一时还没有受到惊扰,我们就仍在燕大教学,一面等待十一月份吴青的出世,一面做去云南大学的准备。因为富奶奶有心脏病,我怕云南高原的天气对她不宜,准备荐她到一位美国教授家里去工作。他们家只老夫妇二人,工作很轻松,但富奶奶却说:“您一个人带三个孩子走,就不放心,我送您到香港再回来吧。”等到了香港,我们才知道要去云南必须从安南的海防坐小火车进入云南,这条路是难走的!富奶奶又坚持说:“您和先生两个人,绝对弄不了这三个孩子,我还是跟您上云南吧。”我只得流着眼泪同意了。这一路的辛苦困顿,就不必说。亏得在路过香港时,我的表兄刘放园一家也在香港避难,他们把一个很能干的大丫头——瑞雯交给了我,说是:“瑞雯十八九岁了,我们不愿意在香港替她找人家,不如让你们带到内地给她找吧。”路上有了瑞雯当然方便得多,富奶奶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两人处得十分融洽。到了昆明,瑞雯便担任了厨师的职务,她从我的表嫂那里,学做的一手好福建菜,使我们和我们的随北大、清华南迁的朋友们,大饱口福。
    我们到了昆明,立刻想把富奶奶的丈夫黄志廷和女儿秀琴都接到后方来,免得她一家离散。那时正好美国驻云南昆明的领事海勇(Seabold)和我们很友好,他们常说云南工人的口音难懂,我说:“我给你们举荐一个北京人吧。”于是我们就设法请南下的朋友把黄志廷带到了昆明,在美国领事馆工作。富奶奶的独女秀琴却自己要留在北京读完高中,在一九四○年我们搬到重庆之后,她才由我们的朋友带来,到了重庆,我们即刻把她送到复旦大学,一切费用由我们供给。这时富奶奶完全放心了,我们到重庆时,本来就把黄志廷带来我家“帮忙”,如今女儿也到了后方,又入了大学,她不必常常在夜里孩子睡后,在桐油灯下,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女儿写信了。说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富奶奶本来不会写字,她总是先把她要说的话,让我写在纸上,然后自己一笔一划地去抄,我常常对她说:“你不必麻烦了,我和黄志廷都会替你写,何必自己动笔呢?”她说:“秀琴看见我的亲笔字,她会高兴的。”
    我们到重庆不久,因为日机常来轰炸,就搬到歌乐山上住。不久文藻又得了肺炎,我在医院陪住了一个多月,家里一切,便全由富奶奶主持。那几年我们真是贫病交加,文藻病好了,我又三天两头地吐血,虽然大夫说这不是致命的病,却每次吐血,必须躺下休息,这都给富奶奶添许多麻烦,那时她也渐渐地不支了,也得常常倚在床上。我记得有一次冬天,在沙坪坝南开中学上学的吴平,周末在大雨中上山,身上的棉裤湿了半截。富奶奶心疼地让他脱下棉裤,坐在她被窝里取暖。她拿我的一条旧裤作面子,用白面口袋白布做里子,连夜在床上给他赶做一条棉裤。我听见她低低地对吴平说:“你妈也真是,有钱供人上大学,自己的儿子连一条替换的棉裤、毛裤都没有!”这是她末一次给我的孩子做活了!
    有一天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看我这病是治不好了,您这房子虽然是土房,也是花钱买的,我死在这屋里,孩子们将来会害怕的,您送我上医院吧。”我想在医院里,到底照顾得好一些,山下的中央医院(就是现在的上海医院)还有许多熟人,我就送她下山,并让黄志廷也跟去陪她,我一面为她预备后事。正好那时听说有一户破落的财主,有一副做好的棺材要廉价出卖,我只用了一百多块钱(《关于女人》稿费的一部分)把它买了下来,存放在山下的一间木匠铺里。
    到医院后不久,她就和我们永别了。她葬在歌乐山的墓地里。出殡那一天,我又大吐血,没有去送葬,但她的丈夫、女儿和我的儿女们都去了。听说,吴平在坟前严肃地行了一个童子军的敬礼后,和她的两个妹妹吴冰、吴青,都哭得站不起来!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参加人大代表团到西南视察,路经四川歌乐山,我想上去看看她的坟墓,却因为那里驻着高射炮队就去不成了。
    黄秀琴同她的大学同学四川人李家驹结了婚,不久也把父亲黄志廷接走了。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南京又去了日本,黄家留在四川,但是我们的通讯不断。
    黄秀琴生了两儿两女后,也去世了。六十年代我们住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她的次子李达雄在北京邮电学院上学,假期就到我们家来称我为“姥姥”。直到现在他夫妇到京出差还是给我送广柑、“菜脑壳”之类我们爱吃的东西。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一直是亲如一家……
    关于这个高尚的人的事迹,我早就想写了,镶在一个小铜镜框里的她和我们三个孩子的小相片,几十年来一直在我的身边,现在就在我身后的玻璃书柜里。今天浓阴,又没有什么“不速之客”,我一口气把从一九二九年起和我同辛共苦了十几年的、最知心的人的事迹,写了出来,我的眼泪是流得尽的,而我对她的忆念却绵绵无尽!1987年6月5日薄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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