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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男人(之六)
八我的三个弟弟
    我和我的弟弟们一向以弟兄相称。他们叫我“伊哥”(伊是福州方言“阿”的意思)。这小名是我的父母亲给我起的,因此我的大弟弟为涵小名就叫细哥(“细”是福州方言“小”的意思),我的二弟为杰小名就叫细弟,到了三弟为楫出生,他的小名就只好叫“小小”了!
    说来话长!我一生下来,我的姑母就拿我的生辰八字,去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一定是个男命,因为孩子命里带着‘文曲星’,是会做文官的。”算命纸上还写着有“富贵逼人无地处,长安道上马如飞”。这张算命纸本来由我收着,几经离乱,早就找不到了。算命先生还说我命里“五行”缺“火”,于是我的二伯父就替我取了“婉”的大名,“婉”是我们家姐妹的排行,“”字上面有两个“火”字,以补我命中之缺。但祖父总叫我“官”,和我的堂兄们霖官、仪官等一样,当做男孩叫的。而且我从小就是男装,一直到一九一一年,我从烟台回到福州时,才改了女装。伯叔父母们叫我“四妹”,但“官”和“伊哥”的称呼,在我祖父和在我们的小家庭中,一直没改。
    我的三个弟弟都是在烟台出生的,“官”字都免了,只保留福州方言,如“细哥”、“细弟”等等。
    我的三个弟弟中,大弟为涵是最聪明的一个,十二岁就考上“唐山路矿学校”的预科(我在《离家的一年》这篇小说中就说的是这件事)。以后学校迁到北京,改称“北京交通大学”。他在学校里结交了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他自己课余又跟一位意大利音乐家学小提琴。我记得那时他从东交民巷老师家回来,就在屋里练琴,星期天他就能继续弹奏六七个小时。他的朋友们来了,我们的西厢房里就弦歌不断。他们不但拉提琴,也弹月琴,引得二弟和三弟也学会了一些中国乐器,三弟嗓子很好,就带头唱歌(他在育英小学,就被选入学校的歌咏队),至今我中午休息在枕上听收音机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听那高亢或雄浑的男歌音!
    涵弟的音乐爱好,并没有干扰他的学习,他尤其喜欢外语。一九二三年秋,我在美国沙穰疗养院的时候,就常得到他用英文写的长信。病友们都奇怪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英文写信?”我笑说:“是他要练习外文并要我改正的缘故。”
    其实他的英文在书写上比我流利得多。
    一九二六年我回国来,第二年他就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学“公路”,回国后一直在交通部门工作。他的爱人杨建华,是我舅父杨子敬先生的女儿。他们的婚姻是我的舅舅亲口向我母亲提的,说是:“姑做婆,赛活佛。”照现在的说法,近亲结婚,生的孩子一定痴呆,可是他们生了五个女儿,却是一个赛似一个地聪明伶俐。(涵弟是长子,所以从我们都离家后,他就一直和我父亲住在一起。)至今我还藏着她们五姐妹环绕着父亲的一张相片。她们的名字都取的是花名,因为在华妹怀着第一个孩子时,我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人递给他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文郎俯看菊陶仙”,因此我的大侄女就叫宗菊。“宗”字本来是我们大家庭里男孩子的排行,但我父亲说男女应该一样。后来我的一个堂弟得了一个儿子,就把“陶”字要走了,我的第二个侄女,只好叫宗仙。以后接着又来了宗莲和宗菱,也都是父亲给起的名字。当华妹又怀了第五胎的时候,她们四个姐妹聚在一起祷告,希望妈妈不要生个男儿,怕有了弟弟,就不疼她们了。宗梅生后,华妹倒是有点失望,父亲却特为宗梅办了一桌满月酒席,这是她姐姐们所没有的,表示他特别高兴。因此她们总是高兴地说:“爷爷特别喜欢女孩子,我们也要特别争气才行!”
    一九三七年,我和文藻刚从欧洲回来,“七七”事变就发生了。我们在燕京大学又呆了一年,就到后方云南去了。我们走的那一天,父亲在母亲遗像前烧了一炷香,保佑我们一路平安。那时杰弟在南京,楫弟在香港,只有涵弟一人到车站送我们,他仍旧是泪汪汪地,一语不发,和当年我赴美留学时一样,他没有和杰、楫一道到车站送我,只在家里窗内泪汪汪地看着我走。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对伤离惜别的悲痛的眼睛!
    我们离开北京时,倒是把文藻的母亲带到上海,让她和文藻的妹妹一家住在一起。那时我们对云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着父亲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后方,当时也没想到抗战会抗得那么长,谁知道匆匆一别遂成永诀呢?!
    一九四○年,我在云南的呈贡山上,得到涵弟报告父亲逝世的一封信,我打开信还没有看完,一口血就涌上来了!
    不敢说的……谁也想不到他走的那样快……大人说:“伊哥住址是呈贡三台山,你能记得吗?”我含泪点首……晨十时德国医陈义大夫又来打针,大人喘仍不止,稍止后即告我:“将我的病况,用快函寄上海再转香港和呈贡,他们三人都不知道我病重了……”这时大人面色苍白,汗流如雨,又说:“我要找你妈去!”……大人表示要上床睡,我知道是那两针吗啡之力,一时房中安静,窗外一滴一滴的雨声,似乎在催着正在与生命挣扎的老父,不料到了早晨八时四十五分,就停了气息……我的血也冷了,不知是梦境?是幻境?最后责任心压倒了一切,死的死了,活的人还得活着干……
    他的第二封信,就附来一张父亲灵堂的相片,以及他请人代拟的文藻吊我父亲的挽联:
    本是生离,竟成死别,深闺何以慰哀思
    信里还说“听说你身体也不好,时常吐血,我非常不安……弟近来亦常发热出汗,疲弱不堪,但不敢多请假,因请假多了,公司将取消食粮配给……华妹一定要为我订牛奶,劝我吃鸡蛋,但是耗费太大,不得不将我的提琴托人出售,因为家里已没有可卖之物……一切均亏得华妹操心,这个家真亏她维持下去……孩子们都好,都知吃苦,也都肯用功读书,堪以告慰,但愿有一天苦尽甜来……”
    这是涵弟给我的末一封信了。父亲是一九四○年八月四日八时四十五分逝世的。涵弟在敌后的一个公司里又挨了四年,我也总找不到一个职业使他可以到后方来。他贫病交加,于一九四四年也逝世了!他最爱的也是最聪明的女儿宗莲,就改了名字和同学们逃到解放区去,其他的仍守着母亲,过着极其艰难的日子……
    我的这个最聪明最尽责、性情最沉默、感情最脆弱的弟弟,就这样在敌后劳苦抑郁地了此一生!
    关于能把三个弟弟写在一起的事:就是他们从小喜欢上房玩。北京中剪子巷家里,紧挨着东厢房有一棵枣树,他们就从树上爬到房上,到了北房屋脊后面的一个旮旯里,藏了许多他们自制的玩艺儿,如小铅船之类。房东祈老头儿来了,看见他们上房,就笑着嚷:“你们又上房了,将来修房的钱,就跟你们要!”
    还有就是他们同一些同学,跟一位打拳的老师学武术,置办一些刀枪剑戟,一阵乱打,以及带着小狗骑车到北海泅水、划船,这些事我当然都没有参加。
    其实我在《关于女人》那一本书里,虽然说的是我的三位弟妇,却已经把我的三个弟弟的性情、爱好等等都已经描写过了。不过《关于女人》是写在一九四三年,对于大弟只写了他恋爱、婚姻一段,对于二弟、三弟就写得多一些。
    二弟为杰从小是和我在一床睡的。那时父亲带着大弟,母亲带着小弟,我就带着他。弟弟们比我们睡得早,在里床每人一个被窝桶,晚饭后不久,就钻进去睡了。为杰和一般的第二个孩子一样,总是很“乖”的。他在三个弟兄里,又是比较“笨”的。我记得在他上小学时,每天早起我一边梳头,一边听他背《孟子》,什么“泄泄犹沓沓也”,我不知道这是《孟子》中的哪一章?哪一节?也许还是“注释”,但他呜咽着反复背诵的这一句书,至今还在我耳边震响着。
    他的功课总是不太好,到了开初中毕业式那天,照例是要穿一件新的蓝布大褂的,母亲还不敢先给他做,结果他还是毕业了。可是到了高中,他一下子就蹿上来了,成了个高材生。一九二六年秋他考上了燕京大学,正巧我也回国在那里教课,因为他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多。
    有一次男生们演话剧“咖啡店之一夜”,那时男女生还没有合演,为杰就担任了女服务员这一角色。他穿的是我的一套黑绸衣裙,头上扎个带褶的白纱巾,系上白围裙,台下同学们都笑说他像我。那年冬天男女同学在未名湖上化装溜冰,他仍是穿那一套衣裳,手里捧着纸做的杯盘,在冰上旋舞。
    一九二九年我同文藻结婚后,我们有了家了,他就常到家里吃饭,他很能吃,也不挑食。一九三○年秋我怀上了吴平,害口,差不多有七个月吃不下东西。父亲从城里送来的新鲜的蔬菜水果,几乎都是他吃了。甚至在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生吴平那一天,我从产房出来,看见他在病房等着我,房里桌上有一杯给产妇吃的冰淇淋,我实在太累了,吃不下,冲他一努嘴,他就捧起杯来,脸朝着墙,一口气吃下了!
    他在燕大念的是化学,他的学士和硕士的论文,都是跟天津碱厂的总工程师侯德榜博士写的。侯先生很赏识他,又介绍他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化学博士,毕业时还得了金钥匙奖。回国后就在永利制碱公司工作。解放后又跟侯先生到了化工部。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到北京,见面的时候就多了。
    我是农历闰八月十日生的,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初十,因此每到每年的农历的八月十一日,他们就买一个大蛋糕来,我们两家人一起庆祝,我现在还存着我们两人一同切蛋糕的相片。
    一九八五年九月文藻逝世后,他得到消息,一进门还没得及说话,就伏在书桌上,大哭不止,我倒含着泪去劝他。他晚年身体不好,常犯气喘病,家里暖气不够热时,就往往在堂屋里生上火炉。一九八六年初,他病重进了医院,他的爱人李文玲还瞒着我,直到他一月十二日逝世几天以后,我才得到这不幸的消息。化工部他的同事们为他准备了一个纪念册,要我题字,我写:
    他这么一个对祖国的化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的弟弟,我又感到无限的自慰与自豪。
    他的爱人李文玲是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毕业的,专修钢琴。他的儿子谢宗英和儿媳张薇都继承了他的事业,现在都在化工部的附属工程机关工作。
    我的三弟谢为楫的一切,我在《关于女人》写我的三弟妇那一段已经把他描写过了:
    急躁,好动,因为他最小,便养得很任性,很娇惯。虽然如此,他对于父母和兄姐的话总是听从的,对我更是无话不说……
    他很爱好文艺,也爱交些文艺界的年轻朋友。丁玲、胡也频、沈从文等,都是他介绍给我的,我记得那是一九二七年我的父亲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他还出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我忘了,那时他也不过十七八岁。
    他没有读大学就到英国利物浦的海上学校,当了航海学生,在五洲的海上飘荡了五年,居然还得了一张荣誉证书回来。从那时起他就在海关的缉私船上工作。抗战时期,上海失守后,他到了香港,香港又失守了,他就到重庆,不久由港务司派他到美国进修了一年,回来后就在上海港务局工作。
    他的爱人刘纪华,是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的女儿,燕大的社会学系优秀的硕士研究生,那时也在上海的“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他们是青梅竹马的恩爱夫妻,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他们有五个儿女。为楫说,为了纪念我,他们孩子的名字里都要带一个“心”字。长女宗慈,十一二岁就到东北上学,我记得是长春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他们的二女儿宗爱、三女儿宗恩,学的是音乐,是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上千人中考上的五十人中之二。我听见了很高兴,给她们寄去八百元买了一架钢琴,作为奖励。他们的两个儿子宗惠和宗悫那时还小。
    一九五七年,为楫响应“向党进言”的号召,写了几张大字报,被划成了右派,遣送到甘肃的武威劳动改造,从此丢弃了他的专业,如同失水的枯鱼一般,全家迁到了大西北。
    那时我的老伴吴文藻,和我的儿子吴平也都是右派分子,我的头上响起了晴天的霹雳,心中的天地也一下子旋转了起来!
    但我还是镇定地给为楫写一封封的长信,鼓励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求得重有报效祖国的机会,其实那几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只记得为楫夫妇都在武威一所中学教书,度过了相当艰苦的日子。孩子们在逆境中反而加倍奋发自强,宗恩和宗爱都在西安音乐学院毕了业。两个男孩子都学的是理工,在矿学事业自动化研究所里工作,这都是后话了!
    劳瘁交加的纪华得了癌症,一九七六年去世了,为楫就到窑街和小儿子住了些日子,一九七八年又到四川的北碚,同大女儿住了些日子;一九七九年应兰州大学之聘,在兰大教授英语;一九八四年的一月十二日就因病在兰州逝世了!他的儿女们都没有告诉我们。我和为杰只奇怪楫弟为什么这样懒得动笔,每逢农历九月十九,我们还是寄些钱去(他比纪华大一岁,两人是同一天生日,往常我们总是祝他们“双寿”),让他的孩子们给他买块蛋糕。孩子们也总是回信说:
    “爹爹吃了蛋糕,很喜欢,说是谢谢你们!”杰弟一直到死,还不知道“小小”已经比他先走了!
    在写这一篇的时候,我流尽了最后的眼泪!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我倒觉得“死”真是个“解脱”,“痛”的是后死的人!
    我的三个弟弟:从小到大,我尽力地爱护了你们。最后也还是我用眼泪来给你们送别,我总算对得起你们了!1987年7月8日风雨欲来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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