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梁实秋先生
今晨八时半,我正在早休,听说梁文茜有电话来,说他父亲梁实秋先生已于本月3日在台湾因心肌梗塞逝世了。还说他逝世时一点痛苦都没有,劝我不要难过。但我怎能不难过呢?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比寻常呵!
    梁实秋是吴文藻在清华学校的同班同学,我们是在1923年同船到美国去的,我认识他比认识文藻还早几天,因为清华的梁实秋、顾一樵等人,在海上办了一种文艺刊物,叫作《海啸》,约我和许地山等为它写稿。有一次在编辑会后,他忽然对我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我为他的真挚和坦白感到了惊讶,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么?为什么对我这个陌生人轻易说出自己的“隐私”?
    到了美国我入了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一年之后,实秋也转到哈佛大学。因为同在美国东方的波士顿,我们就常常见面,不但在每月一次的“湖社”的讨论会上,我们中国学生还在美国同学的邀请下,为他们演了《琵琶记》。他演蔡中郎,谢文秋演赵五娘,顾一樵演宰相。因为演宰相女儿的邱女士临时病了,拉我顶替了她。后来顾一樵给我看了一封许地山从英国写给他的信说“实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
    这些青年留学生之间,彼此戏谑的话,我本是从来不说的,如今地山和实秋都已先后作古,我自己也老了,回忆起来,还觉得很幽默。
    实秋很恋家,在美国只呆了两年就回国了。1926年我回国后,在北京,我们常常见面。那时他在编《自由评论》,我曾替他写过“一句话”的诗,也译过斯诺夫人海伦的长诗《古老的北京》。这些东西我都没有留稿,都是实秋好多年后寄给我的。
    1929年夏我和文藻结婚后,住在燕京大学,他和闻一多到了我们的新居,嘲笑我们说:“屋子内外一切布置都很好,就是缺少待客的烟和茶。”亏得他们提醒,因为我和文藻都不抽烟,而且喝的是白开水!
    七七事变后,我们都到了大后方。40年代初期,我们又在重庆见面了。他到过我们住的歌乐山,坐在山上无墙的土房子廊上看嘉陵江,能够静静地坐到几个小时。我和文藻也常到他住处的北碚。我记得1940年我们初到重庆,就是他和吴景超(也是文藻的同班同学)的夫人业雅,首先来把我们接到北碚去欢聚的。
    抗战胜利后不久,我们到了日本,实秋一家先回到北平,1949年又到了台湾,我们仍是常通消息。我记得我们在日本高岛屋的寓所里,还挂着实秋送给我们的一幅字,十年浩动之中,自然也同许多朋友赠送的字画一同烟消火灭了!
    1951年我们从日本回到了祖国,这时台湾就谣传说“冰心夫妇受到中共的迫害,双双自杀”。实秋听到这消息还写一篇《哀冰心》的文章。这文章传到我这里我十分感激,曾写一封信,托人从美国转给他,并恳切地请他回来看一看新中国的实在情况,因为他是北京人,文章里总是充满着眷恋古老北京的衣、食、住……一切。
    多么不幸!就在昨天梁文茜对我说她父亲可能最近回来看看的时候,他就在前一天与世长辞了!
    实秋,你还是幸福的,被人悼念,总比写悼念别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眼泪,不是么?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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