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国后的头三年-第八卷-冰心全集-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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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国后的头三年
我回到祖国,先住在来接我的放园表兄的上海家里。在上海的亲戚朋友们请我吃了好几顿丰盛的筵席。回到北京家里,自然又有长辈亲戚们接连请“接风酒”,把我惯吃面包黄油的胃,吃得油腻了,久泻不愈。中西医都治过了,还没有多大效验,燕京大学又是九月初就要开学,我着急的了不得。
    这时我们的房东、旗人祈老太太来看我,说:“大姑娘,您要听我的话吃一种药,包您一吃就灵。”我的父母和我听了都十分高兴,连忙道谢。当天下午她就带一位十分慈祥的旗人老太太来,还带了一副十分讲究的鸦片烟灯和烟枪,在我的病床上,点上了白铜镂花和很厚的玻璃罩的烟灯,又递过一杆黑色有绿玉嘴子的烟枪,烟斗上已经装上了烟泡,让我就着灯尽管往里吸。我十分好奇地吸着呛着,只觉得又苦又香,渐渐地就糊涂过去了,据说那天我一直昏睡了十八个钟头,醒来时痢疾就痊愈了。回到燕大时,许多师友问我最后是怎么治的?我竟不敢说我是抽了大烟!
    我回到母校教学,那正是燕京大学迁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国式的建筑,翠瓦红门,大门上挂着蔡元培先生写的“燕京大学”的匾额,进门是小桥流水,真是美轮美奂!最好的是校园里还有一个湖。据说这校址是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手里买来的,是他在北京的房产中之一。那时湖里还没有水,湖中的小岛上也没有亭子,只在岛旁有一座石舫。我记得刚住到校里时,有一夜从朗润园回到我住处的燕南园53号时,还是从干涸的湖底直穿过来的。后来不久这湖里才放满了水,这一片盈盈的波光,为校景添了许多春色!
    那时四座称为“院”的女生宿舍里,都有为女教师准备的两室一厅的单元,还可以在宿舍里吃女生餐厅的“小灶”。
    差不多中国籍的女教师如生物系教师江先群,教育系教师陈克明等都住进去了。我来得晚了一些,只好住进了燕南园53号英美国籍女教师居住的小楼。这个楼里吃的当然都是西餐,我在53号吃早餐,中晚两餐却到女生宿舍的第二院去吃中餐。我住在燕南园53号也有方便的地方,因为女生宿舍的会客室里,是“男宾止步”的,男宾来访女生,只能在院门口谈话,而燕南园53号的会客室就可以招待男宾。那时我的二弟为杰已考上燕大,三弟为楫也在预科学习,他们随时都可以到53号来看我。
    这一年住进新校舍里的新教师、新学生……大家都感到兴高采烈,朝气蓬勃,一切都显得新鲜、美丽、愉快。特别是男女学生住在同一校园里——男生宿舍是六座楼,是坐西朝东,沿着湖边盖的。我的两个弟弟都住在里面,他们都十分喜欢这湖边的宿舍,说是游泳和溜冰都特别方便。于是种种活动也比较多,如歌咏团、戏剧团等等,真是热闹得很。
    我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曾提到我在教授会里是个“婴儿”,而在学生群中却十分舒畅愉快,交了许多知心朋友。一年级的新生不必说了,他们几乎把我当姐姐看待。现在和我们有来往的如得到世界护士荣誉奖的王瑛,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晚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的陈梅伯等等,至于现在中央民族学院教学的林耀华等,因为居处密迩,往来就更多了。
    记得那时我为高班同学开的选修课中有《欧洲戏剧史》,用的是我在美国读过的笔记本,照本宣科,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个班里,有三年级同学焦菊隐,他比我只小三四岁吧,我们谈话时,一点不像师生,记得有一天早晨八时,他来上课——燕大国文系里的教师,大半是老先生,他们不大愿意太早上课,因此教务处把我的功课表都排在八时至十时之间——他进门来脱下帽子,里面还戴有一顶薄纱的压发帽,我就笑着说“焦菊隐同学,你还有一顶帽子没摘下来!”同学回头看了都笑了,他也笑着赶紧把压发帽撸了下来,塞进袖子里。
    因为我喜欢听京戏,我同焦菊隐的课外谈话,常常谈到京戏。他毕业后就办了一所中国戏剧学校。学生实习的场所就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焦菊隐为我在戏院楼上留了一间包厢,说是谢先生任何时候进城,都可以去看戏。这所戏校的四个年级学生的排行是:德、和、金、玉。所以以后的那几位名演员如王金璐、李和曾、李玉英……等,他们小时候演的戏,我都看过。学生的待遇也十分平等,在上一出戏里演主角的,在下一出就可能跑龙套。我觉得他是个很得学生敬爱的校长。七七事变后,我离开了北平,从此我们的消息便断绝了。关于焦菊隐以后的事迹,我还要细细地去打听。
    前天收到一本《泰安师专学报》1987年第二期,里面有一篇《高兰评传》,使我猛然忆起我的学生郭德浩,他写诗的笔名,便是高兰!这篇文章里提到高兰做学生时受到我的影响时,有许多溢美之词,我就不往我的脸上贴金了。但里面有一段话,使我回忆起:“冰心给他教大一《国文》和《写作》时……有别具一格的指导方法……有一次她给学生出个作文题——《理想的美》,她要男同学在文章里写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同学却写《我理想中的美男子》,以此来抨击当时社会对思想解放的学生设下种种禁区……她认为爱情要坚贞而洁美……”我真不记得那时我会给大一学生出这样的题目,还有一次我的女学生潘玉美——她也有七十多岁了——从上海来京,顺便来看了我,也笑着提起,我给她们出过《初恋》的作文题目,还说“无论是亲身经验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这些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我想我那时我真是大胆到“别具一格”,不知学生的家长们对我这个年轻的女教师,有什么评论,我也没有听见我们国文系的老先生们对我有什么告诫,大概他们都把我当做一个“孩子头”,“童言无忌”吧。
    我在头一年回国后,还用了一百元的《春水》稿费,把我们在北京住了十几年的家,从中剪子巷搬到前圆恩寺一所坐北朝南的大房子里。这房子的门牌我忘记了,这房子的确不小,因为那时我的父亲升任了海军部次长,朋友的来往又多了些,同时我的大弟为涵又要结婚,中剪子巷的房子不够用了,就有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了圆恩寺那所房子,说是本来有个小学要租用它,因为房东怕小学生把房子糟蹋了,他便建议租给我们。我记得我的父母亲住北房的三间,涵弟夫妇住了三间南屋,我住在东厢房的三间,杰弟和楫弟就住三间西厢房。我写的《关于女人》中第五段《叫我老头子的弟妇》,便是以那所房子为背景的,我说:
    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帘来,暖香扑面。……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里新房里还是人声鼎沸……
    我回国的第二年,我父亲的学生们便来接他南下,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测量局长,兼任海道巡防处长,离开了北洋政府。我们的家便也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徐家汇,和在华界的父亲办公处,只隔一条河。这房子也是父亲的学生们给找的。这一年涵弟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我仍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杰弟和楫弟在燕大的本科和预科上学。那时平沪的火车不通,在寒暑假我们都是从天津坐海船到上海省亲。我们姐弟都不晕船,夏天我们还是搭帆布床在舱面上睡觉。两三天的海行,觉得无聊,我记得我们还凑了一小本子的“歇后语”,如“罗锅儿上山——钱短”、“裱糊匠上天——糊云(胡云)”、“城隍庙改教堂——神出鬼没”、“老太太上车——别催(吹)了”、“猪八戒照镜子——前后不是人”,等等,我们想起一句,就写下一句,又笑了一阵。同时也发现关于“老太太”和“猪八戒”的歇后语还特别多。
    这三年中,我和文藻通信不断。他的信寄到我上海家里的,我母亲都给锁在抽屉里,怕有人偷拆开看。寄到学校里的当然没有问题。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事们,只知道常有从美国来的信,寄信人是W.T.Wu.她们也不知这个姓吴的是男是女,我当然也没有说。如今这些信都和存在燕大教学楼上的那些书箱,在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进驻燕大,把我们的存书都烧掉了。
    往事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不但我年老的父母,就连文藻和我的三个弟弟此时也都已离开了我!“往事如烟”,我这一身永远裹在伤感的云雾之中了!1987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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