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五四”
七十年过去了,“五四”运动的画面在我的心版上却十分真切。
    “五四”那天,我还陪着刚动过耳后手术的二弟为杰,住在德国医院。第二天我的协和女子大学的同学车美地就匆匆忙忙地跑来了,说,“小谢,你快回去吧!昨天北京的学生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众游行,在街上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过几天就要审问,你这个‘学生会’的文书,是要去旁听写报告的,快回去吧!”她说得又兴奋又激昂,第二天就带着病后的二弟回家,又回到学校去了。
    协和女大是个教会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专心听道”、“安心读书”,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但是这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力量,终于把这道防堤冲破了,我们也罢了课,参加游行,参加宣传,还三三两两地抱着“扑满”,在大风中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行人,请求大家捐几个铜子儿,帮助我们慰问那些被捕的学生。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旁听北京法庭对于被捕学生的审问,我还写了一篇《听审记》送到《晨报》发表,从此我便开始用白话文写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文章,又写开了小说,都是描写当时社会问题的。
    因为写作,我耽误了许多理科的实习功课,如解剖学之类。我本来想学医,入的是协和女大的理预科,现在只好弃理从文,这是否“误入歧途”呢?我至今也弄不清楚!1989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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