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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男人(之九)
十一怀念郭小川
    我和郭小川熟悉,是在一九五五年他在中国作协当党组副书记的时候。我们曾一同参加过一九五八年八月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他似乎从来没有称呼我“同志”,只叫“谢大姐”。我对他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的爱怜。我觉得他在同时的作家群中,特别显得年轻、活泼、多产、才华横溢。关于他的诗作,读者们早有定论。关于新诗,我又早已是个“落伍者”,在此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讲些我和他两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十年浩劫期间,作协的“黑帮”们都囚禁在文联大楼里,不准回家,每天除了受批挨斗外(我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在我上面还有“四条汉子”以及刘白羽等大人物!我每次只是陪斗。)就坐在书桌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是一边看书,一边手里还编织一些最不动脑筋的小毛活,如用拆洗后的旧毛线替我的第三代的孩子们织些小毛袜之类。小川看见了,一天过来对我说:“大姐,你也替我织一双毛袜吧。”我笑了,说:
    “行,不过你要去买点新毛线,颜色你自己挑吧。”第二天他就拿来几两灰色的毛线,还帮我绕成圆球,我立刻动手织起来。一天后织好交给他,他就在我面前脱下鞋子,把毛袜套在线袜上,笑着说:“真合适,又暖和,谢谢大姐了。”这是我一生中除了家人以外,替朋友做的唯一的一件活计!
    大约是一九六六年以后吧,作协全体同志都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校去劳动改造。我们这一批“老弱病残”如张天翼、陈白尘等人和我下去得最晚。小川虽然年轻,但是他有肝炎,血压又高,还有牙周炎,属于病残一类,当然也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林彪第一号命令下来(总是七十年代初吧),连“老弱病残”也不准留在北京了,而郭小川和我却因为要继续在医院拔牙,直到六九年底才从北京出发,我记得我们两家的家属都到车站送行。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中途到了武昌,住在一处招待所里,那时正是新年,人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招待所里空荡荡的。只因为我们来了,才留下了一位所长和一位炊事员。晚饭后孤坐相对,小川却兴奋地向我倾吐了他一生的遭遇。他是河北人,在北京蒙藏中学上过学,还是他当教员的父亲千方百计替他弄进去的。他因为年纪小,受尽了同学们的欺负。
    再大一点,他便在承德打过游击。三七年后他到了延安,进过研究学院,听过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就一直过着宣传和记者的生涯……他滔滔不绝地讲到了中夜,还是因为我怕他又犯高血压的毛病,催他去睡,他才恋恋不舍地走进他屋里去。
    我们在武昌还到医院里去治牙,从医院出来,他对我抱怨说:“你的那位大夫真好,你根本没哼过一声。我的这个大夫好狠呵,把我弄得痛死了!”
    我们在武昌把所有的冬衣、雨衣、大衣都套起穿在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泥泞的路上,从武昌走到咸宁,当我们累得要死的时候,作协来接我们的同志,却都笑着称我们为“无耻(齿)之人”,这又把我们逗笑了。
    我到咸宁作协干校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去了,从此便和小川失去了联系。
    以后的关于小川的消息都是从朋友们的口中知道的:说是他写了什么诗触怒了江青,被押到了团泊洼;一九七五年十月,中央专案组派人到团泊洼,澄清了他的问题,分配了工作;十一月他到了河南林县;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他从广播里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哭得几乎起不了床”,他写了一首《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的诗,印了许多份,散发给了许多朋友;十月九日他听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欣喜若狂,以上这些都是我能想象到的,意外的是就在当年的十月十八日凌晨,不幸发现他在服安眠药后点火吸烟,卧具着了火,竟至自焚而逝!
    小川逝世后,他的儿子和女儿曾来过我家里,我的眼泪早已流尽,对着这两个英俊聪明的孩子,我还能说些什么呢!198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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