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第八卷-冰心全集-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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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
我认识的共产党员不多,其中,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总理。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我心潮澎湃的浪花上又浮现出周总理的高大身影。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欢迎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这次集会是欢迎从外地来到重庆的文艺工作者的。会开始不久,总理从郊外匆匆地赶来。他一进到会场,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屋子里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人们欢喜活跃起来了!总理和我们几个人热情地握过手,讲了一些欢迎的话。这些话我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佩的眼光,仰起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都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周总理召见我们
    1945年8月14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
    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1945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1946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送回北平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当年的11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我们在东京的几年时间,是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时,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1950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买了一张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1951年至1953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是在我们从日本回来后的1952年的一个初夏夜晚。这一天午后,听说总理要在今晚接见我们,我们是怎样地惊喜兴奋呵!
    这一下午,只觉得夏天的太阳就是这样迟迟地不肯落了下去!
    好容易时间到了,一辆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夜景如画的中南海,直到总理办公室门口停住。总理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这时,我们就像海上沉舟,遇救归来的孩子,听到亲人爱抚的话语那样,悲喜交集得说不出话来。总理极其亲切地招呼我们在他旁边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外面的情况,我们也就渐渐地平静下来,欢喜而尽情地向总理倾吐述说了我们的一切经历。时间到了午夜,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当看到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而唯一的荤菜还是一盘炒鸡蛋时,我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在我们谈话吃饭之间,都有工作人员送进文件,或是在总理耳边低声说话,我们虽然十分留恋这宝贵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总理日理万机,不好久坐,吃过了饭不久,我们就依依不舍地告辞了。总理一直热情地送到车边,他仰望夏空的满天星斗,感慨地对我说:
    “时光过得多快呵,从‘五四’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我听了十分惭愧!从“五四”以来的几十年中,我走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呵!倾吐了一腔冤愤
    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1959年12月,交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最后的长谈最后的报告
    总理和我最后的一次较长的谈话,是在1972年的秋天。
    那天,我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厅外等着,总理出来看见我,就叫我进去“喝杯茶谈谈”。这间大厅墙上挂的是一张大幅的延安风景画,总理问我:“去过延安没有?”我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总理笑问:“你多大年纪了?”我说:“我都72岁了!”
    总理笑说:“我比你还大两岁呢。”接着他就语重心长地说:
    “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能是‘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呵!”我那时还不知道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了,我还没有体会到这“鞠躬尽瘁”四个字的沉痛的意义!总理的革命意志是多么坚强呵!现在又使我想起,就是1974年的国庆宴会,总理含笑地出现在欢声雷动的宴会厅里,他是那样地精神焕发,他的简洁的讲话,是那样地雄浑而有力!最后,就是1975年1月,总理在四届人大做政治报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入场的门口,和进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
    我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微笑地问我:“冰心同志,身体好吗?”
    当我告诉他,我身体很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又叮咛了一句:“要好好地保重呵。”我哪里想到,这一句话就是总理对我的最后的嘱咐呢?!
    这一夜的人民大会堂里,灯光如昼,万众无声,总理的声音,是那样的洪亮,那样的充满了乐观精神!他朗声读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台上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把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都震动了!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次的政治报告呵,总理是用尽他毕生的精力坚持到底的呵!
    我也参加过几次总理和少数几个人的谈话,那就像家人骨肉的闲叙家常,总理的谈话总是诚挚而亲切的。谈到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总理就恳切地谈着自己的家庭出身,谈着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强调思想改造必须出于自觉自愿,有了革命的觉悟,才能在思想改造上下苦工夫,才能不断进步。
    总理也强调通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就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总理的许多次谈话,都使我受到很大教益,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我们等到了
    耗传来,世界震动,举国哀伤。当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压制广大人民的悼念活动。可是没过多久,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就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斗。那时,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活跃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和老伴无力远行,只好等待着听他们的报告。这段真情实感曾记在《等待》一文中。在此不妨抄下几段:
    个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的亲戚,得到上头的密令,叫他们准备几十根大木棍,随时听命出动……他问我的女儿:“你们还是天天去吧?”我的女儿们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握她们的手说,“你们小心点!”就匆匆地走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没有说话。我的小女儿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扶着我的肩膀说,“娘,您放心,他们不敢怎么样,就是敢怎么样,我们那么多的人,还怕吗?”她又笑着摇着我的手臂说:“我知道,您也不怕,您还爱听我们的报告呢。”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等到我说什么,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已经纷纷地拿起挎包和书包,说,“爷爷,姥佬,再见了,明天晚上我们还给您带些‘好菜’来!”
    老伴走过来问:“她们又走了?”我点点头。他坐了下去,说:“我们就等着吧。”
    我最怕等待的时光!这时光多么难熬呵!
    我说:“咱们也出去走走。”老伴看着我,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我们信步走出了院门,穿过村子的小路,一直向南,到了高粱河边站住了。老伴说:“过河吧,到紫竹院公园坐坐去!”我挽起他的左臂,在狭仄的小桥上慢慢地走着。
    我忽然地抬头看他,他也正看着我,我们都微笑了,似乎都感觉到多少年来我们没有这样地挽臂徐行了!47年前,在黄昏的未名湖畔我们曾这样地散步过,但那时我们想的只是我们自己最近的将来,而今天,我们想的却是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遥远的将来了!
    老伴站了起来说:“天晚了,我们从前门出去吧,也许可以看见她们回来。”我又挽起他的左臂,慢慢地走到公园门口。
    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正如飞地从广阔的马路上走过,眼花缭乱之中,一个清脆的童音回头向着我们叫:
    “爷爷,姥姥,回家去吧,我们又给您带了‘好菜’来了!”
    “万家墨面”之时,“动地歌吟”之后,必然是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这“好菜”我们等到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的朋友周明和刘茵把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悼念文章,编成一本《天上人间》。编后请我作序。
    我只看了目录,就呜咽得看不下去。我为这本集子写了不到百字的序言。在这里,我把它作为本篇的结尾,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
    是什么文学形式,都是用血和泪写出他们最虔诚最真挚的呼号和呜咽。
    因为这些文章所歌颂哀悼的人物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1991年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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