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八、北京——东京-冰心自传-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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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 件投降的消息。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 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 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 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 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 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 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 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 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 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送回北 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 这一段事我都写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元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十一 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现在回想起来,在东京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文藻 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 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 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 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 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 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 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 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 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 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 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年他向团长提 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 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 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 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 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 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 期延长了,便也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 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 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买了一张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 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联 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 藻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 港,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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