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红学产生的时代思潮-正文-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现当代名著网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既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又有时代思潮和文化环境方面的原因。文学研究是一种科学探讨，研究者必须尽量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作家与作品，不能用自己的思想代替作品的思想，不应把今人的东西强塞给古人，这是众所周知的文学研究的最起码的准则。但真正做到并非易事，实际上每个研究者都企图用自己的思想去拥抱研究对象，哪怕是不自觉地也难以避免。因此，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红楼梦》与曹雪芹。就像《红楼梦》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一样，红学研究各派别的兴衰也不能完全脱离开特定的时代环境。
    索隐派红学的大规模兴起是在清末民初，当时正是清王朝摇摇欲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日益走向高潮的历史时刻。觉醒了的中国知识界开始重新反思历史，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被赋予新的内容。小说在传统文化中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但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人们惊异地发现，具有广泛的平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恰恰是小说这种形式，所以谈《红楼》、说《水浒》、话《聊斋》，一时蔚为风气。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本来就包含有反满的内容，种族主义的思想因子以各种方式渗透其中，在这种特定的风潮下，演义清朝开国的历史，传播清宫的野史轶闻，变成一种时尚，而且作为动员民众的一种思想渠道，当时的革命先驱们也高兴出现这种情况。何况《红楼梦》本身思想成分的复杂性，以及艺术表现上的特殊性，容易形成各取所需。这就是何以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三部具有代表性的索隐派著作，都在辛亥革命前后相继酝酿、出版的缘由。
    特别是蔡元培的索隐，开篇即提出对《红楼梦》的思想和人物的总体看法，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蔡元培是著名的学者兼革命家，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自然具有反满思想。他们为《红楼梦》做索隐，与其说出于学术的目的，不如说思想的原因更加重要。至于邓狂言，反满的种族思想尤其强烈，许多发挥之处简直是破口大骂。他在《释真》中征引的清朝野史和宫廷轶闻最多，因此附会的程度也超过其他索隐著作。“政治历史小说”的概念，就是邓狂言提出来的邓氏《红楼梦释真》对第九十八回的一段索隐写道：“近人谓红楼可谓之言情之书，而实不能谓为高尚纯洁贞一之爱情之标准。又曰红楼之言情，只写得痴儿女之一部分，此言诚深得红楼之表面文字矣。夫所谓高尚、纯洁、贞一爱情，宁易言之。古诗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尚未能到此程度。意惟《聊斋》中之乔女，足以当此。然彼固劈空撰出，而实别有所托，未必女界中果有其入。《红楼》之底面为种族的政治历史小说，乌得有此?”。从根本上说，蔡元培和邓狂言都是政治索隐派，时代思潮和文化环境方面的因素不可忽视。寿鹏飞和景梅九虽然去辛亥革命稍远，但辛亥革命面对的问题，在他们生活的二三十年代并没有全部解决。三十年代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陷中国人民于水火，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学者们的种族思想再次被唤醒，以弘扬种族思想为特征的红学索隐派又跃跃欲试，正不足怪。
    关于这一点，景梅九在《红楼梦真谛》的代序言中说得很直白，毫不隐讳促使他为《红楼梦》做索隐的时代的和政治的因素。他写道：
    乃不意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隐痛，突激心潮。回诵“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及“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两绝句，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盖荒者，亡也，唐者，中国也，即亡国之谓。人世之酸辛，莫甚于亡国。“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似不觉亡国之可悲。及至唤醒痴梦，始知大好河山，与我长别，则“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矣。噫!此非黛玉葬花时节时之痴想、之悲情欤?“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亡国之人，真不知身死何所。瓜分耶?共管耶?印度耶?安南耶?高丽耶?波兰耶?“我有宫室，他人是保；我有车马，他人是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鞭笞，我为畜类。“前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昔者唯我独尊，今则寄人篱下矣。平素心比天高，一旦身为下贱矣。将如金寡妇之忍辱乎?抑如刘老老之谄事耶?将如林四娘之殉义乎?抑如花袭人之惜死耶?将如柳湘莲之肆志乎?抑如包勇、焦大之屈身耶?将如尤三姐之烈性乎?抑如尤二姐之柔情耶?将如邢岫烟之沉默乎?抑如晴雯之暴露耶?将如林黛玉之孤高乎?抑如薛宝钗之圆滑耶?将如薛宝琴之和顺手?抑如夏金桂之乖背耶?将如史湘云之豪爽乎?抑如香菱之痴呆耶?吁嗟乎，今后之同胞，何拒何容，何去何从，或死或生，或辱或荣，其所以自择自处之分位，均在红楼一梦中。
    景氏写作《红楼梦真谛》正值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发挥民族感情，可谓理所必然。但三十年代毕竟不同于清末民初，人们不满意借题发挥的红学，要求对《红楼梦》给予科学的解释。就世态人情来说，我们对景氏以及其他的强调《红楼梦》具有种族思想的索隐派寄以同情，因为每个研究者都不能离开他所生活、所感知的时代环境；就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来说，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们以意为之的非科学性。如果仅仅是作为读者，目的只是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不妨各取所需，投其所好；但作为写给别人看的意在对一部作品给予科学解释的研究论著，则不能简单地把文学作品当作浇自己块垒的一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