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的复活（1）-正文-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现当代名著网

    索隐派红学在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的打击之下，自二十年代以来便进入了衰歇期。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正》、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在二三十年代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影响并不大。四十年代中期方豪发表《红楼梦新考》，表示确信顺治与董妃恋爱故事说“有一部分真实性”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00页。，只是一笔带过，未做任何论证。五十年代以后，索隐派在大陆上基本上消失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索隐派在大陆上虽基本消失，却在海外得到复活。1959年，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了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潘重规：《红楼梦新解》第1页，新加坡青年书局1959年印行，下面引录该书不一一注出。，把多少年来争论不休的作品的本事问题又提了出来。潘先生表示同意蔡元培的观察，而不同意胡适的“作者自述生平”的观点。具体论证方面，《红楼梦新解》则显得鲜于创见，许多提法，如说宝玉影射传国玉玺，林黛玉代表明朝，薛宝钗代表清朝，林、薛争取宝玉象征明、清争夺政权，《风月宝鉴》就是明清宝鉴，以及列举的理由，包括宝钗的“钗”字拆开为“又金”，亦即后金，薛蟠的“蟠”字从虫，“犹狄从犬”，是指其为异族番人，通灵玉的形状和传国玺差不多，上面的刻字略同于玉玺上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还有袭人是龙衣人，蒋玉函住在紫檀堡，暗含有装玉玺的匣子的意思，等等，都可以从王、蔡、邓、寿、景诸家著作中找到出处。潘重规先生的发挥之处，一是认为“宝玉爱吃胭脂，是从玉玺要印朱泥上想出来的”，而且说第四十四回提到的胭脂盒就是印泥盒；二是把有关的理由编缀起来，变成：“一块玉石，镌上传国玺的文字，印上朱泥，盛在紫檀盒子里，用龙衣包袱缠裹，试问，这是甚么捞什子呢?这不分明点醒读者，宝玉就是传国玺吗?在这里，我们既知宝玉即是传国玺，所以衔玉而生的这个人自然是天子的身份。”旁证是，第三十四回薛蟠有“难道宝玉是天王”的话；第四十六回鸳鸯也说过“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第十六回又写宝玉的威力可以吓倒鬼判。在引述这些例证之后，潘重规先生写道：“由于全书中这一类的明呼暗唤、旁敲侧击的启示触目皆是，所以我说宝玉是影射传国玺，而不敢相信《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的说法。”
    关于《红楼梦》的创作目的，潘先生认为第一是反清，第二是复明，与蔡元培的观点完全相同。他说第七回焦大的醉骂，是影射清初皇太后下嫁睿亲王多尔衮之事，用以揭露清室的秽德；第十九回宝玉的除“明明德”外无书的议论，是暗示明朝才是正统。应该说，这都算不得什么新鲜见解，只不过在考证派红学占优势的情况下，索隐派几乎销声匿迹，又重提旧案，在不甚了解《红楼梦》研究历史的读者群中，仍不失某种新鲜感。就潘重规本人来说，也应看做是在学术上有勇气的表现，因为他是在向胡适挑战，至少要冒被指为“猜笨谜”的危险。《红楼梦新解》不同于以往的索隐的地方，是没有把索隐扩大化，主要围绕作者的立意即创作思想加以探究，避免了将书中的情节与人物一一指实的做法，更没有征引大量野史轶闻进行比附，在思路的出发点上和蔡元培较为接近，因此不失为聪明的、保持学术向度的索隐。
    索隐派一般都否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潘重规先生亦如是。但他没有指实具体人物，只揣想是出自明末清初某一隐名的遗民志士的手笔，后来又说原作者就是书中屡屡出现的“石头”潘重规：《红楼梦的发端》，参见《红楼梦新辨》第72至第94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从书中的具体描写看，“石头”拥有作者的身份，似不成问题，只不过何以知道“石头”就一定不是曹雪芹的化身?所以对著作权问题提出疑问可以，论定则缺乏证据。总的看，潘先生的《红楼梦新解》，并不比以前的诸家索隐有多少前进，而且是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出现的，不能算作索隐方法的系统撰述。但他持论甚坚，在论证宝玉的帝王身份方面颇具说服力。潘先生研究《红楼梦》，不是只采用索隐一种方法，在考证和小说批评方面也多有发挥，这里来不及评估他治红学的全部成果。
    1972年在台中市印行的杜世杰的《红楼梦原理》，是继潘重规先生的《红楼梦新解》之后的又一部索隐派著作，全书分“总论”与“各论”两部分，“总论”七篇，三十三章；“各论”十四篇，五十章，共二十一篇，八十三章，三十多万字，是自索隐派问世以来篇幅最大、最具系统的一部红学论著杜氏在《红楼梦原理》“例言”中称，该书系在其所著《红楼梦悲金悼玉考实》一书的基础上删改而成，《考实》笔者未见。。
    杜世杰在《红楼梦原理》中阐述的基本观点略同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蔡氏关于“《石头记》者，清康熙朝之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见解“非常正确”，但不满意只着重于康熙朝的几个名士，认为蔡氏“没有发现红学真实结构，而愈走愈偏，给胡适以攻击之弱点”。对王梦阮、沈瓶庵的索隐，杜世杰同样感到不尽满意，他说：“对红学真事隐发现最多的，要算王梦阮之《石头记索隐》，但王氏之方法一无可取。王氏熟悉明清史实及清宫掌故，完全以历史故事附会《红楼梦》上各情节，因而有许多情节被他射中，而他自己所留下的矛盾，也足以否定他自己，所以经不起胡适的攻击。”那么，杜世杰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所发现的红学的“真实结构”在哪里?《红楼梦原理》的总论部分第一、第二两篇对此做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