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和全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随着八十年代春天的来到，很快在文学艺术界遍地开花。两年以后，巴金不仅自己已写了七十多篇“随想录”，给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增加了力量；还为冻僵了十多年的中国文艺创作圈送来了暖气，消融了冰块，促使新的一代迅速成长。这些年轻的作家中不少人有相当深厚的生活积累，对所写的人物和社会生活都很熟悉；作品的艺术概括能力也比较强，因此表现的思想、生活都很真实，又有深度；在写法上也都不落俗套，力求创新。
    巴金在非常繁忙中坚持自己的写作，又坚持阅读了大量新作家的作品。
    在他读了湛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后，还撰写了自己对这部作品的读后感。他说：“半年多来我听见不少的人谈论这部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起初还听说有一份省的文艺刊物要批判它，以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出来讲话，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小说中看见了自己的面影。的确到处都有陆大夫，她（他）们就在我们的四周。她（他）们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或者作出成绩，或者惟淬死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时虽然读了这部作品的许多人都深受感动，却仍有人说作者不应该把陆大夫的遭遇写得这样凄惨，也不应该在“外流”的姜亚芬医生的身上倾注大多的同情；甚至还有人责备作者“给生活蒙一层阴影”，提出质问：“难道我们新社会就这样对待知识分子吗？”或者这样提问：“难道‘外流’的人会有爱国心吗？”
    面对这样的现象，巴金十分恳切，又十分坚决地说道：“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我们的生活里究竟有没有阴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决不了问题。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有这么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人到中年》写了我们社会的缺点，但作者塑造的人物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空洞的，虚假的，而是深沉的，用行动表示出来的。我接触到她（他）们的心，我更想到我那位遍体伤痕的母亲，我深深感觉到我和祖国血肉相连的关系。……她有伤，所有她的儿女都应该献出自己的一切给她治疗。陆大夫就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她（他）们何止千千万万！同她（他）们一起为社会主义祖国尽力，我感到自豪，我充满信心……”
    出于对文学事业发展的热情关切，巴金努力为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排除外来的无理干扰；同时他也非常同情因写作而遭受拂逆的作家的处境，曾竭尽心力，为他们解除烦忧。他赞赏王蒙、陆文夫等人复出后的写作上有新的成就，也体谅有的作家写出了有缺点的作品后处境困难，认为写作“缺点有时难免，可以批评，但不能采取打棍子的办法。”早在一九七九年春天，巴金在上海家中接待北京三联书店编辑董玉时，他就说过“希望在青年身上”，他说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作品，“是一些年轻的初学者写出来的，如《伤痕》《于无声处》等。这些作品，作家不一定写得出来，不是不能写，不是没有感受，主要是作家还是有框框，有束缚。”现在，通过文代大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又是两年过去了，作家们的思想也逐渐解放，“文学界仿佛展开了一场热烈的竞赛。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问世，为广大读者热爱的优秀作家一个接着一个
    出现，不少作家刚写了一部好作品，接着又有更好的新作发表。这都是过去数十年所不多见的现象。“这是巴金一九八一年五月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所作的书面发言《文学的激流永远奔腾》的一段话。当时他刚读了一批中篇小说，除了《人到中年》，还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蒙的《蝴蝶》、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冯骥才的《啊》、宗璞的《三生石》、蒋子龙的《开拓者》等。
    在读这些作品时，他在病中，除了患气管炎，还患结膜炎，家里人正一日三次为他滴眼药水，但是他还是把这些篇幅很长的一部部作品细细读了，当《文艺报》记者从北京赶来访问他时，他都一一对它们作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称赞这些作者不但熟悉生活，而且很有写作才能，驾驭文字各有自己的本领。其中有的作家知识丰富，根基深厚，将来有可能成为大艺术家。这个现象给人们带来喜讯，那就是：我们的文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它证实我们的前途大有希望，我们并由此增强信心。
    “我在阅读这些作品中的一个比较深的感受是：许多优秀作品都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心灵。许多作品中的人物虽然都是平凡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普通干部，但是他们都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生活、工作、劳动、斗争。固然有些作品揭露了我们社会的某些阴暗面，描写了我们的一些缺点，但是作者更着重地写出了主人公对待困难、同缺点作斗争的态度，那种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那种鞠躬尽瘁、坚定不移的决心。我可以这样说：许多作品都写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陆文婷、李铜钟、盘老五、秋文、陶慧韵，还有许多别的人，他们都有美好的心灵。而且这些作品还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文学界创作上的丰收，使当时已七十七岁的巴金感到十分喜悦，他对记者兴奋的谈话，后来都写在发奖会上的书面讲话里。这次评奖他虽因病没有参加，但他对中国文学界前途的深厚期望，和为评奖工作超逾寻常的辛勤劳动，不仅获奖的作家们为之精神振奋，还给大会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力量。
    在这次评奖活动中，巴金还说过这次得奖者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作家，是一个很自然的正常的现象。由此他还想到自己青年时代所走过的坎坷不平的道路，“深深感到我们更有责任去爱护他们，关怀他们。”他说他自己就曾受到鲁迅、叶圣陶、郑振铎、茅盾各位前辈对他的爱护、关怀和帮助。因此，他说：“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人很少有一帆风顺的，在漫长的艺术实践、生活实践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曲折，因此更需要同志式的友爱和鼓励，诚恳温暖的关怀和帮助。粗暴简单的办法，轻蔑指责的态度，不仅会伤害这些正在成长中的中青年作家，也会直接损害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足够的令人难忘的教训的。”
    人们知道，巴金说这话的时候，离茅盾去世才不过两个月。茅盾是中国的伟大作家，巴金认识他，与认识鲁迅几乎是同一个时期。从三十年代开始，巴金像尊称鲁迅为“周先生”一样，一直尊称茅盾为“沈先生”，直到去年赴日本访问临行时向茅盾告别，他依然称茅盾为“沈先生”，因为他始终把茅盾当作者师。茅盾早年所写的文学论文与翻译的文学作品，曾是巴金十几岁走人文学大门时的经常读物，抗战初期与他一起编辑刊物时，茅盾一丝不苟地看校样的情景，至今仍留在巴金印象中。他总把茅盾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茅盾在“文革”前曾为培养青年作家花了不少心血，他不但经常阅读他
    们的作品，还写文章评价他们的优秀之作，在他的关怀下，曾有过几位有才华的作家出现。茅盾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是第一副主席，理所当然地，他被全国作家认作是茅盾的接班人。巴金并不曾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人们知道他早在几十年前就是一个辛勤的园丁，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时，丽尼、何其芳、芦焚、刘白羽、陆蠡等大批作家的第一本书都是在他手头编发的。现在他虽然不从事具体编辑工作了，但他还在《收获》杂志上挂着“主编”的名义，仍关心着这个杂志的组稿工作，为那些虽名不见经传，却有非凡才华的青年作家开路。说实在，稍稍知道内情的人，都了解这几年来发表在《收获》上的青年作家们的作品，事先经巴金看过的，是不少的。
    对巴金如此关怀他们的成长，不少青年作家都把巴金当作者师。他们都愿把自己的遭遇向他诉说。写《沉重的翅膀》和《方舟》的作家张洁，无疑是个极有才，能的作家，但是在封建主义幽灵尚在我们周围徘徊不去的社会，作家一出名就会遭遇不少意外的打击，特别是女作家，当她的作品引起全国重视，有关她的流言蜚语就多起来了，她的处境一个时期曾使她感到困扰，她曾想找巴金诉述自己的烦恼。巴金碰到过类似这样作家的同样诉述，她们用痛苦的语调提出这些问题：“你过去做作家是不是也遇到这样多的阻力，这样多的困难？”巴金知道问题比自己想象的也许更严重些，但他一时也想不出用什么办法帮助解决所提问题，便简单地安慰她们说：“不要紧，我挨了一辈子的骂，还是活到现在。”张洁通过小林想找巴金谈话，巴金与她约定了时间，但她一来，巴金房间里又来了许多客人，结果张洁一句话也插不上。后来他才知道她真是在四面楚歌中。她想从巴金那里得到一点鼓励和支持，而他却把她随便打发掉了，他感到不安。他觉得自己没有帮助应该帮助的人，应该受到责备。特别是在后来听到张洁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离开北方，最后病倒在南方休养地，他更觉得事情的严重。为此写了一篇“随想”，祝愿张洁早日恢复健康，鼓起更大勇气，使自己更加坚强。
    到了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上，巴金被正式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虽然在选举的会场上，他自己举手弃权，但大家还是一致选他，他只好担当起这个职务。他说：“说实话，作家协会主席这个职务对我很不合适。我只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普通的会员，一个普通的作家，紧紧捏着自己的笔，度过我最后的三五年，今年十月，在苏黎世城，一个汉学家向我提了二十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你对做作家协会的代主席有什么意见？’我说这个职务对我不适当，我同意担任这个职务，不过是表示我对作家协会工作的支持。今天仍然是这样。”这是那天他在被正式选为主席之后讲的话。说实在，他对当时我国的文学创作界，确实充满了信心，他不只是在这次会上称赞我们的文学事业有极大的发展，优秀的作家成批出现，好的作品大量产生；而且他说他还在半年多前，和一个美籍华人作家代表团讲过中国现在文学事业的情况，当时他对这些客人说：“最近，我读了不少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我感到，我们现在的作家和作品已超过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巴金这样高度评价八十年代最初两年的文学创作成绩，当然是从实际出发，反映了当时冰雪消融后中国文艺界百花开绽的初春景象；但这显然也表达了巴金对文艺事业一向的主张，这就是：“多鼓励，少干涉。”许多中青年作家在他的精神感召下，作出新的努力。当初曾以短篇小说《班主任》震惊复苏中国文坛的刘心武，三年时间里已经出版了一部《刘心武短篇小说
    选》，他给巴金的赠书，写了那么一句贴心话：“前辈巴金同志，我要像您一样，一辈子说真话。”上海的一个青年作家赵丽宏也给巴金赠送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生命草》，他在书页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敬爱的巴金老师，您使我懂得了——真，是为人为文的生命，没有真就没有一切。”巴金对这个比新中国还年轻两岁的作家，破例给他在回赠的《序跋集）扉页上题了几个字：“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了解巴金的人，知道这是巴金经过几十年不寻常的艰苦创作历程之后总结出来的两句话，对作家来说，它的重量超过任何宝贵的东西。
    这个时期，巴金还亲自动手，陆续编成《巴金选集）十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巴金对自己创作的一次重要总结。所以在出版前，他一再对出版社表示“我唯一的要求是少错字”。出版社果真答应竭尽全力去达到这一要求。这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
    那料巴金却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为整理书籍在房间里转身取书时，摔断了左腿。他在医院病房里住了半年，在病床上受“牵引架”的牵制，整整两个月不能翻身，不能行动。而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大会，恰好在他跌伤后一个月在北京举行，他虽然不能去参加，但他还是用口述的办法，让人用书面记下他的“祝贺与希望”，要求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事业，“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他提出文学评奖应该“选得严一点，精一点”，以求“鼓励作家写得好一点，更好一点，多拿出一些好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的需要。”同时又提醒作家们多在“新”和“深”两个方面下功夫，特别希望我们的长篇小说在主题、人物、题材的角度上，给人“耳目一新”；作家对作品人物的生活和思想，开掘得更深一点。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举行全国四项文学评奖大会时，他在医院里，虽然拆除了“牵引架”，医生还不让他出院，但他仍用书面发言方式、以《文学创作的道路永无止境》为题，去表达了自己对青年一代的期望。他对获奖的作家们说：“文学创作的道路漫长崎岖，永无止境。写出一二部好作品决不能成为包袱，以致影响更大步的前进。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目前文学发展的水平，比之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学艺术，比之时代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必须更加扎扎实实、持之以恒地去努力……我们应该在内容的深度上下功夫，要熟悉生活、积累生活，用正确的思想去认识、提炼生活；同时，还得认真学习、吸取营养，不断丰富自己各方面的知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另一个年头的春天即将来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这已是离开一九七九年冬天举行的四次文代大会和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整整五个年头。在这五年里，全国文学界，像全国各条战线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一样，也出现了姹紫嫣红的繁荣局面。全国作家代表几乎以比上一次代表大会增加了一倍的人数——八百十五人来参加这次大会，反映了五年来作家队伍的空前壮大。巴金在大会上的开幕词《我们的文学应该站在世界的前列》，指出当前文学界“刊物之多，创作之繁荣，理论之活跃，作家队伍之壮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五年前，有的同志不无‘青黄不接’的优虑，现在这忧虑完全消除了。这五年中，老中青几代作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不能否认，中青年作家已经成为我国文学界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勤奋写作，作品数量多，反映的生活面广，特别富有生气。他们在思想上、艺术上勇于思考，敢于探索，能够较好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他们中间有的人虽然才刚刚起步，就表现出一股巨大的锐气和潜力。希
    望在他们的身上。“而张光年所作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报告中，列举的创作成果，提到的许多众所共知的动人名篇，恰好为巴金的开幕词提供了实证。但巴金在开幕词中又说：”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大的成就，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新人新作，但是与我们这个处于巨大历史性变化的时代还是不相称的。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优秀作品，我们更需要史诗般的杰作，需要无愧于我们时代的艺术瑰宝，需要与我们民族灿烂的文化、与人类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可以媲美的精品。我们曾经梦寐以求，渴望早日出现当代的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出现中国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这历史的重任就落在我们中国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的肩上。体育、音乐可以在世界上夺取冠军，我们的文学又有什么理由不应该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呢？我深深地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虽然，这一次大会巴金因病没有能出席，但他那热情的开幕词，经王蒙宣读后，在场的作家们好像看到了巴金火一样的燃烧着的心。晚上京西宾馆灯火通明，大家都结合着他的开幕词，讨论了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大家都觉得好像回到了一九七九年冬天讨论邓小平报告时那个晚上的情景。没有干扰，也没有顾虑，大家把心聚在一起，只有对文学创作事业前途的理想和希望。不少作家写信给巴金，谈自己对他的开幕词所表达对青年一代的期望，表示感谢，并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当然，许多作家还联合签名，对曾经长期从事过全国文艺领导工作的周扬表示慰问，因为他当时正在重病中。而另一个曾经长期领导过中国文艺事业的前辈作家夏衍，则在这次大会发表了一篇祝词，他说经受了十年浩却，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被打垮，数以千计的青年作家，写出了难以统计的，有不同特色、不同风格的作品，他们勇于探索，善于独立思考，相信八十年代的作家会“青出于蓝”，胜过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他说我们老年、中年和青年，在“文革”中都受过苦难。“心有余悸”是不难理解的，“加上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诞生于三十年代初的左倾路线时期，在革命和战争中成长，片面把文艺看作是教育和宣传的工具，这也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可以说左的教条主义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是根深蒂固的。”今天，我们文艺工作者本身正面临着一个紧迫而严峻的学习任务，这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得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创作有中国特色的，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就得学一点中国历史，要适应当前这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得有一点科学知识。”最后他又说：“我们正沐浴着改革的春风，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数千年的文学传统，有数以千计的老中青三辈作家，我相信，中国文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创造出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作品的日子，是不会太久的。”
    新当选的作协副主席王蒙，他的闭幕词，无疑代表中青年作家对党中央和巴金、夏衍、张光年这些前辈作家对他们的勉励表示了感谢和继续努力的决心。他说：“现在，情况明朗多了，我们自己也长进了。还等什么呢？还要什么呢？在中国历史上，又几度出现过像现在经济发展，政治安定，百废俱兴，勇敢改革，政策走上轨道，而人们迫切地要求着精神食粮的丰富与提高，作家们有这样多的积累，这样高的热情，这样好的条件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欠我们拿出好作品来了……”
    中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正是在巴金、夏衍这些老一辈作家精神感召下，在中青年作家们怀着“拿出好作品来”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中，落下帷幕的。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正是农历春节期间，中国作协书记处和机关
    全体同志接到巴金在病中亲笔写的一封关于春节贺电的回信，信中说：同志们：我虽然是个衰老的病人，在我心里却燃着永不熄灭的火。只要心不死，
    火就不灭，我也不会搁笔。然而我毕竟老了，我不可能同你们一起大踏步前进，我没有那样多的精力。我只能跟在你们后面呐喊助成。我们文学事业的主要力量应当是中青年作家，中青年的文学工作者。你们说得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全国，团结广大作家，贯彻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精神，为开创中国文学的新局面而努力工作，以利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出世。”但贯彻“作协四大”精神，谈何容易。让我们向着这个伟大目标奋勇前进吧。只要我们时时刻刻牢记全国人民对我们殷切期望，我们一定会有大的成就。
    伟大的作品一定会产生在我们伟大的民族中间，我坚信。
    祝好巴金八五年二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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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26 05: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