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时代的良心：《随想录》-下卷第六章战士风霜-巴金传-现当代名著网

    迎着八十年代曙光开始写的《随想录》，从第三十一篇到第九十篇，确如它的书名《探索集》和《真话集》所标示的那样，作者思想集中在“探索”与“说真话”问题上。
    巴金先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篇题为《异样也是常态》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给他的印象很深：“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来，非得让人家探索不可。”可是他又立刻听到人们这样的警告：“你要探索，要创新，就是不满现状，‘不满现状’可要当心啊！”因而引起他的深思：自己从小就不安于现状，总是想改变现状，不肯走家里人给自己安排的路，后来才没有落到像自己写的小说《寒夜》中那个小知识分子的那种结局！人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别人“不满现状”呢？而且现状，确实有许多问题值得人们不满啊！比如有人认为各人自己动手，为自己服务，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好办法。因而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领取几块、十几块稿费也要自己到邮局排队，一个几本书的邮包也要自己去拿，什么事都要自己花劳力，花时间，但是一个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越多，他为人民服务的时间越少。知识分子为自己花体力劳动的时间多了，他的脑力劳动为别人服务的时间也就少了。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不值得人家想想，研究研究吗？他并由此想到瞿白音为写了一篇《创新独白》受尽地狱般的折磨；而自己在一九六二年上海第二次文代大会上发的一次言，后来就成为“反党罪行”，在“文革”中给一次次揪出来示众。所有这些，“现在到了给总结的时候了！”因此，他说他还是要“探索”下去，决心不做机器人。
    巴金写“随想”谈探索，一次谈了又谈了一次，二次，三次还不够，终于谈了四次，写了四篇《谈探索》。第二次他谈的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也是为了探索，以及文学创作对别人的影响问题。他说自己写小说，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救自己的道路。说实在，是有感情要倾吐，有爱憎要宣泄，归根结蒂，是为了探索。五十多年来他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但是他从来不曾离开文学，因此他有时也就走上人云亦云的道路，“没有写作的渴望，只有写作的任务观念，写出来的大都是只感动自己不感动别人的‘豪言壮语’。”今天他又拿起笔，继续探索。但是“任何时期总有些人不高兴，不愿意看见别人探索，也有些人不敢探索，然而人类总是在探索而前进。”巴金认为自己在多数作品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要求大家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要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但是文学创作又不可能向读者说教，牵着读者鼻子走的。而事实上哪怕艺术性至高无上的作品，也很难牵着读者鼻子走。“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随便读到一部作品就全盘接受……但这种人是很少有的。”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一般总是“潜移默化”，像食品一样，经过读者咀嚼以后消化了才会被接受，而每个读者不可能只读一本书，他总是通过读许多书，同时又经过各种现实生活的影响，并经过思考，才把它消化掉。所以“把一切罪名推到一部作品身上，未免有点不公平。”巴金还谈起杨振宁教授到他家中访问，谈起《伤痕》一类小说，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上存在的缺点，为此担心，意思是“有病就得医治，治好了便能恢复健康。”巴金自己说得更直截了当，他认为：“未治好的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讳疾忌医。但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
    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疮，却怪别人乱说乱讲。“因此，他说：”对我说来，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我还要探索下去。五十几年的探索告诉我：路是人走出来的。“
    巴金谈探索的第三篇文章，主要谈作家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问题。
    他说“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学家的探索不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的问题。我想来想去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怎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他写文章坚持一个原则，这就是：不说假话。把心交给读者。“我不追求技巧。如果说我在生活中的探索之外，在写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话，那么几十年来我所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地、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回忆三十年代他在北平和老友沈从文曾有过一场小小的争论，沈说文学作品或者文章能够流传下去主要是靠技巧，谁会关心几百年前人们的生活！巴金则认为“读者关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他甚至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现在四十几年过去了，沈从文改了行，在古代服饰研究上取得了成绩；巴金自己呢？虽然他说：“我的收获却不大，因为我有一个时期停止了探索，让时光白白地飞逝，我想抓这个抓那个，却什么也不曾抓住。今天坐在书桌前算了算帐，除了惭愧外再也讲不出什么。”但是他又说：“失去的时间是找不回来的。但是未来还不曾从我的手中飞走，我要抓紧它，我要好好地利用它。我要继续进行我生活中的探索，一直到搁笔的时候。”事实上，巴金的收获并不比沈从文差。他的《随想录》给予人们的影响，应该说比沈从文的服饰研究成就更大。当年他们两人的争论，实际是一场政治与艺术关系问题的讨论，或者说是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争议。两人的不同经历，对艺术的不同看法，将永远成为人们研究历史、研究人物、研究政治和艺术的生动话题。
    巴金坚持自己的这个信念，即“要做一个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的人”，因此他觉得必须总结自己几十年写作的经验，探索为什么有个时期“让时光白白地飞逝”，使自己感到惭愧？回想到五十年代自己的一次经历，觉得还应该再写一篇“谈探索”，来谈谈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有一份杂志的编辑来向自己约稿，要他写一篇报道一位劳动模范事迹的文章，采访由编辑陪同前往，材料也现成供给，他写了后自己看看觉得毫无可取之处，但又不得不寄去，结果那家杂志的编者不好意思退稿，把它转给一家日报发表了。现在回想起来，巴金觉得当时那个编辑意思并不错，错在自己为什么要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当年他总以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全是个人奋斗，为自己，现在能照刊物的需要办事，就是开始为人民服务。这种想法，我今天觉得很古怪，可是当时我的确这样想，这样做。”现在“大梦已醒”，他说“我要讲我心里的话，表达我自己的意志。”
    巴金对自己经历的连续探索，使他在八十年代的创作生涯精神焕发，思考了当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大都从他的亲身经历出发，不少是文学艺术界的事情，触及的却是面临整个世纪的现实问题。在写了四篇谈探索的文章以后，他又连续五次、六次谈到说真话、写真话，在是不是真正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提出了看法。
    还是从回忆过去的事情开始。巴金说这多年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次运动过后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别人谈心里话了。他自己也把心藏得很深，只想到怎样保全自己。十年浩劫
    中，人们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而自己怕连累家人，也只好人云亦云。“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也就低首膜拜。”巴金说“自己也有责任”，“正因为有我这样的人，谎言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在再论说真话时，他说他过去到处看到一些永远正确的人。“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本人说话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会记在帐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接着，他讲自己也有惨痛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时他相信别人的“豪言壮语”，同时也跟着别人讲“豪言壮语”。一九五六年他也写文章鼓励人家“独立思考”，一看到几个熟人跌倒，他自己也只好认错，开始人家说什么，自己也说什么了。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问，他的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己无法独立思考，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来越大，自己已无可救药，唯有受难，受苦，受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妻子、儿女。“那时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种符咒。”在谎言中过的日子，听假话，说假话，把假话当作真理。但是终于逐渐认出了虚假，从“改造”自己，转为保全自己。“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他终于醒过来了，回过头看清了自己这些年来是怎样走过来的，脚下原来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起来的谎言！现在，他知道即使给铺上更多的鲜花，谎言总是谎言，谎言不会变成真理！“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这是他花费了多高的代价，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再一次谈真话的时候，巴金谈到多年来自己参加的大会小会，从整人到被整，起初听见别人讲假话，自己还不大满意，不肯跟着表态，后来一个会接一个会开下去，终于摔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人家要他表态就表态，空话，大话，假话，就
    习以为常了。经历运动越多，大家也就逐渐找到规律了：“运动总是从学习与批判开始的。运动的规模越大，学习会上越是杀气腾腾。”起初十分使人害怕，但是说的空话、假话太多了，反而不怎么可怕了。“我听见的全是空话和假话，我的胆子自然而然地大了起来，我明白连讲话的人也不相信他们自己的话，何况听众？以后我也就不害怕了。”因此，巴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用开会的形式推广空话、假话，不可能把什么人搞臭，只是扩大空话、假话的市场，鼓励人们互相欺骗。”他认为说空话、说假话的时代应该过去了，说空话、说假话的人们应该收场了，那么怎样收场呢？“就由自己做起吧！”这是巴金对大家的鞭策，也是巴金对自己的行动作了注脚。
    怎样才能使人讲真话呢？假话又是在哪一种情况下产生的呢？巴金在另一篇“随想”中作了思考。他先给自己历来所说的“真话”作了一番解释：“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讲——这就是说真话。”实际上，就是指平时大家所说的“心里话”。它的对立面就是假话、谎话，或者违心之论。
    巴金说自己在父母面前很少讲假话，因为父母对他十分亲切，关心，同时也很信任他，所以他对父母无所畏惧，他从来不曾想到要在父母面前说假话，或隐瞒什么。只记得有一次，他和几个堂兄弟一起要求私塾老师提早两天放春节假，父亲从老师处知道了这件事，对母亲讲了，母亲说：“老四不会在里头。”这时巴金恰好走进房间里，听到这句话，了解到母亲是这样信任自己，而自己该怎样对待母亲，对待生活呢？这使自己终生难忘。他认为
    这是母亲对他最好的教育。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而私塾里的老师却不是这样，他们经常用板子打学生，同时他们又只爱听他们爱听的话，这样孩子们就经常编假话给他们听，免得挨打。巴金认为“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他在童年时看父亲审案，偶见“犯人”受刑，杀猪似的喊着“冤枉”，终致屈打成招，印象中对体刑总感到十分厌恶。但这多年来，“有些人总喜欢相信压力，甚至迷信压力会产生真言，甚至不断地用压力去寻求真话。”他说：“十年浩劫中遇到的造反派，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的办法比清朝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的假话最多。……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假话。”但是“四人帮”终于垮掉了，巴金说他们垮得这样快，他没有想到，但由此他得到一个教训，这就是“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爱听假话和爱说假话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在这一点上，巴金甚至说自己“也没有逃掉”。
    巴金谈真话问题的最后一篇“随想”，是讲他与一个来访客人的两种不同看法。客人主张把不愉快的过去忘掉，多谈谈未来，甚至不妨仍讲些豪言壮语，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巴金不认为这样。他说：“看见人们受苦，就会感到助人为乐。生活的安排不合理，就要改变它。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从伤痕滴下来的血一直是给我点燃希望的火种。通过我长期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我认为即使不写满园春色的美景，也能鼓舞人心；反过来说，纵然成天大做一切都好的美梦，也产生不了良好的效果。”因此，他下的结论是：“据我看，最好的是讲真话。有病治病；无病就不要吃药。”
    关于客人所说“多讲些豪言壮语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嘛”。
    巴金却以为根据自己的经历，那么多人讲那么多豪言壮语，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却迎来了十年的浩劫，一夜之间那么多人由人变成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不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不把它的来路堵死，……谁也保证不了已经发生过的事不再发生。”因此，他说：“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自己并非所谓明哲保身，见风转舵。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认真思考。不要把真话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
    巴金与客人的争论，实质的焦点在于：究竟认真不认真，彻底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巴金的一系列有关探索问题的文章，有关讲真话问题的“随想”，归根结蒂也是在于向现实发问：“你究竟彻底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几乎对每个人，对每一桩事的决定，都是个考验。
    巴金在一百五十篇“随想”中，极大部分篇章都直接或间接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提出了与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疑虑。在谈“骗子”的时候，他问：“有了封建特权，怎么能要求不产生骗子？”在谈“人言可畏”的时候，他说：“文明社会应当爱惜它的人才，应该爱护它的作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跟一切封建性的东西划清界限。”在谈“紧箍咒”的时候，他说：“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一双猛兽的眼睛在草丛中偷偷地望着我们；什么地方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说：”人啊，你们要警惕！‘“甚至在第四本”随想录“《病中集》，连续五篇写自己的”病中“生活时，他也记载了在医院中听到几个老朋友去世讯息时的心情，说”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广他唤呼友爱，唤呼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唤呼在黑夜中不灭
    的灯光！他毫不留情地要大家注意有人用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
    他以他正直的灵魂和真挚的感情，抒写了一万字的长文《怀念胡风》之后，结束了第五本“随想录”即《无题集》的写作，也就结束了全部《随想录》的写作。这一百五十篇作品，很快受到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界、文化界的普遍重视和尊敬。“在完全失去理智的时代，个人的反抗命定要失败。敢于首先起来冲开无边的黑暗，打破无底的沉默的人，需要最大的勇气，因此也应该受到特别的尊敬。”（柯灵：《巴金的随想》）。许多人认为《随想录》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一部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十年文学中的具有文献价值、思想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著作。“这是一本反映了时代声音的大书，而不是五本小书。这一百五十多篇文字从众多侧面反映了我们时代和历史发展的一个清晰面貌，里面包括了作者对于社会生活、思想生活、精神文明和道德情操的富有启迪意义的思想光辉。我很同意这种看法：这部巨著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相并比。”（冯牧：《这是一本大书》）。人们特别强调，认为这部作品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对作者自己思想历程的真诚解剖，都感人至深。“不论鲁迅的讽刺和巴金的激情在文学的风格上存在着多少悬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有着分明的是非和强烈的爱憎。”（王元化：《座谈发言））。《随想录》不仅高度真实、真诚，而且有高度的历史感。“它语重心长，真是力透纸背，热透纸背。他在很多篇章里，毫无保留地深刻解剖自己的灵魂。边读边想，我们的灵魂也在受到剖析。实际上，他是在剖析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当代的中外读者和后代子孙，要想知道十年浩劫之后，新中国历史的转换关头，我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中国作家的领袖人物在想些什么，日夜揪心地在思索什么，可以在这些文章里得到领悟。我们珍视这些文章，因为这是巴金同志全人格的体现，是巴金晚年最可贵的贡献。”（张光年：《语重心长》）。
    《随想录》在文学散文领域里，也被作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是继鲁迅杂文后在我国现代散文史上又一个高峰。它的出现，为新时期散文树立了说真话的榜样，扫除了长时期在文坛上存在的夸饰现象，为现实主义传统找到了转机。“巴金同志反复强调，应该给‘文化大革命’做总结，《随想录》就是这样的历史性记录。它的重要意义，应该得到充分的估价。‘文革’是十亿人空前的大灾难，五千年古老民族空前的大悲剧，……给‘文革’做总结，明确的目的是不让这种灾难重来，不让这种悲剧重演。‘充分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这是赫尔岑的话。”（柯灵：《巴金。的随想》）。因此，如何用文学形式写“文革”，曾成为八十年代作家考虑的中心议题，大家知道抉发病端正是为了医疗。巴金的这些文章，决不仅仅是揭疮疤的，“它是一种最诚恳的呼号，呼吁请求，就是要我们都用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对待我们的国家。”（王蒙：《最诚恳的呼号》）。而回顾近十年的文学，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如此引起国内外读者瞩目的水平，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许多作品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那十年残酷的现实，‘伤痕文学’也罢，‘反思文学’也罢，‘知青文学’也罢，‘大墙文学’也罢，在突破多年来思想观念以至创作方法上的禁铜、樊篱方面，都起了决定性的开拓和推动作用。今天，我们不是更应该用积极的行动回答巴金同志的呼吁，以他为榜样，继续挥笔，从更广阔的视野，更
    宏大的规模和更深遂的揭示来反思和表现这一段历史吗？（袁鹰：《的启示》）
    《随想录》在海外影响也很大。目前在国际上已经有英、法、日、德、俄五种语言的译本。其中以日译本发行最早。译者是日本的新闻界前辈石上韶。他早年曾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长期担任共同通讯社记者，曾于五十年代中期访问过中国。在一九八○年春季，巴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日时，石上韶曾到朝日讲堂去听过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的演讲，随后他就连续翻译了《随想录》的五本分册，使早已熟读了巴金《激流》三部曲和《寒夜》的日本作家和广大读者，又很快阅读到巴金在晚年的这部杰作。后来井上靖、水上勉、宫川寅雄、西园寺公一等在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都曾把《随想录》作为他们近年来所读书中最受感动的书之一。日本著名的戏剧家木下顺二，有一次在与巴金谈话时，还带来他在书页上加了许多批注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日译本，对巴金说：“我知道你对自己的尖锐批评和自我解剖，是很痛苦的。但这也由此可见，你对未来，对现在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你在《春蚕》一文中说‘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这对我是一种批评，也是一种鼓励，因为我本想退休隐居了。”
    日本的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坂井洋史、代田智明、山口守、藤井省三等四人，还在一九八四年六月，日本平凡出版社出版的由《新青年》读书会编辑的《猫头鹰》期刊“巴金文学专辑”上，发表他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巴金《随想录》座谈会记录。在谈到《随想录》的自我批评时，山口说：“巴金确实不断深刻地剖析自己，在《随想录》中就有他的自我反省。……巴金似乎正处在三十年代鲁迅的位置。”藤井说：“确实如此，别的作家在经历了‘文革’复出之后，都说自己是被害者，而巴金却说自己也曾是害人者，这样的文学家非常少。”山口说：“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他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很好的文学家。”代田说：“是的，他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还要重新修正建立自己的文学，这真不简单，确有类似鲁迅的性格……”
    在联邦德国，也由科隆的迪纳尔希出版社出版了德译本《随想录》。有一位名叫赫尔姆特。马丁的作家，他“为独持己见的作家巴金诞辰八十周年而作”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说不折不扣的实话》，发表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联邦德国《时代》杂志上。他说：“巴金的《随想录》清楚地阐述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指出它在知识分子心理上造成的损害。……由于诚恳的自我剖析和毫不妥协的态度，人民中国的青年一代热爱他，年轻的作家崇敬他，而在他们身上，正肩负着思考过去的悲剧，评判有改革愿望的今天的责任。”
    在法国，在香港，都出现过“巴金热”。特别是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巴金为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博士学位莅临香港的时候，不论在机场，还是在颁授学位典礼现场，他都受到记者和读者群众的包围。在这期间，香港许多书店的巴金著作，从《家》《春》《秋》到《寒夜）《憩园》，特别是新出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和《病中集），都成了读者争购的对象。香港各报刊都以显著地位大量报道巴金在香港半个多月的活动。
    巴金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他在谈话中，强调作家必须独立思考，要按照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来进行创作。作家要充分运用文学作品潜移默化
    的作用，把心交给读者。他说他自己在创作上，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有记者问他如果一个人有第二次生命，让他回到年轻时代，他是不是仍愿意从事创作。巴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愿意继续写作。巴金在与记者谈话时，谈到新时期中国的文坛，他说年轻一代人才辈出，“希望在中青年作家身上”，如果按目前的情况发展，中国文坛产生震惊世界的作品，看来很有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