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1)

    在董卓进京五个月后,新君改元,年号初平(190~193)。新年伊始,东部便已是义旗飘扬,关东联盟宣告成立,袁绍被推为盟主。据传闻,袁绍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起兵,是因为新年号与自己的字(袁绍字本初)有相合之处,认为起兵一定能获成功。但作为周、伍行政所要掩护的“运动”,起兵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并且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统一起兵的讯号已经设计完成,由东郡太守桥瑁向各地发出,即“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所谓“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此前洛阳政变中袁绍与太傅袁隗“矫诏”诛杀宦官党羽,性质雷同。之所以要伪造这份三公的公文,用意有二:
    一是,使州郡起兵得以成立。这里可以发现袁绍当年建议何进招募外兵的痕迹。同时也是官僚行政思维的体现。即便是举非常之事,也要“循规蹈矩”,先破除州郡不得随意募兵的障碍,在制度上寻找到起兵的合法性。
    二是,把董卓树为国贼,标示出此次起兵是正义之举。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移书”的用语比较含糊,所谓“云见逼迫”,这受到逼迫的对象是三公、朝中名士,还是天子?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看不到“移书”的全貌,枉自疑虑而已。可是,这份疑虑并不多余。如果是三公、朝中名士的话,就难言国难,此次起兵,至多是士大夫的自救行为。那么这受到逼迫的对象就应该是天子了。可是,这天子是废帝,还是新君呢?如果是废帝,那么,新君成于董卓之手,亦当成为攻伐之的;如果是新君,起兵就无意义可言,袁绍等人还是回朝面君,与董卓同殿称臣的好。照此思路来看,受到逼迫的应该是废帝刘辩,国难的生成源于董卓的废少立献。而此前朝臣在废少立献之际的默然无语,虽有纵容的一面,要规避的是少帝和太后的还政,但在地方州郡长官这里,却又可得到新解。在太后亡故之后,来指斥废少立献,搬除董卓,少帝重新归位,士大夫自当是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功臣。而此种思维上的周折,的确是汉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后来还将出现,到那时,又将回到对献帝的认同上了。
    “移书”发出,州郡响应。参与关东反董联盟的人马众多,按照起兵的地域划分,可见:
    1冀州——渤海太守袁绍、冀州刺史韩馥。
    2兖州——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行奋武将军曹操。
    3豫州——豫州刺史孔伷、颍川太守李旻、陈国相许玚。
    4徐州——广陵太守张超。
    5青州——青州刺史焦和。
    6荆州——后将军袁术、荆州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长沙太守孙坚。
    7并州——西河太守崔钧。
    8司隶——河内太守王匡。
    另外,还有:刘备,这位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室宗亲,参与了毌丘毅在丹杨的募兵活动,大概是随毌丘毅返京后,被授官下密丞,未就职,后有同曹操前往谯沛募兵的经历,因此得以会盟。关于曹操的谯沛募兵,可能是他第二次募兵,即前往扬州募兵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刘勋,史书上称他作故虎牙都尉,与袁绍一同起事;张杨,曾受大将军何进派遣,前往并州募兵,得千余人,后留在当地讨伐“山贼”,很可能就是和白波军作战,队伍不断壮大,关东联盟成立后,前往与袁绍会合。这样看来,中平六年袁绍献计引外兵入京的八支队伍,半数成为义兵。匈奴单于於扶罗,随张杨归附袁绍。
    从兵力在洛阳外围分布来看,主要有四大集团:
    1西北集团——进驻河内(治在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南)的袁绍、王匡部。冀州刺史韩馥驻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作为后勤保障。张杨、於扶罗则屯于漳水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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