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时期的荆州问题-正文-三国评论精选-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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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时期的荆州问题

    作者:猪哥空明    
    针对三国的荆州问题一直是大家的讨论中心,也为此把关羽扣上了个“草包”之名,现我在这里系统地阐述一下我的观点。昨天甚是抱歉,脏了大家的眼,但这篇是我的心血之作,希望大家无论如何要多多支持!
    在阐述观点之前,我先引用《孙子兵法》中《九地篇》一文。
    原文:“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诸侯自战之地,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往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孙子把军事地理分为九种,并提出了九种对待原则。他说:“按照用兵的原则,军事地理上有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诸侯在本国境内作战的地区叫散地。进入敌国不远而易返的地区叫轻地。我方得到有利,敌人得到也有利的地区叫争地。我军可以前往,敌军也可以前来的地区叫交地。同几个诸侯国相邻接,先到达就可以获得诸侯列国援助的地区叫衢地。深入敌国腹地,背靠敌人众多城邑的地区叫重地。山林、险阻、水网沼泽这一类难于通行的地区叫圮地。进军道路狭窄,退兵的道路迂远,敌人可以以少打多的地区叫围地。迅速奋战就能生存,不迅速奋战就会全军覆没的地区叫死地。因此,处于散地就不宜作战,处于轻地就不宜停留,遇到争地我方应先行占据;如果敌人已先期占领,则不要强攻,遇上交地就不要断绝联络,进入衢地就应该结交诸侯,深入重地就要掠取粮草,碰到圮地就必须迅速通过,陷入围地就要设计脱困,处于死地就要力战求生。”
    通过孙子所说,我们再来看荆州问题。从地理位置来看,毫无疑问,荆州对曹操来说只是争地;而对刘备和孙权而言,既是争地,又是衢地。说荆州是刘备和孙权的衢地,是因为他们双方必须要让出一些利益给对方,以对抗北方强大的曹操。并且上述三方的主要谋士都对荆州阐述过自己的观点。诸葛亮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鲁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曹操的谋士荀文若对曹操说:“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监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见《三国志。魏书。荀文若传》)。从上述三人的言论可知,刘备若得荆州,就可以从荆州和益州夹击中原,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孙权若得荆州,便可依长江天险,鼎足于江东,抗衡于曹操,进而谋取天下。曹操若得荆州,便可雄据长江上流,乘长江而下,吞并东吴,一统天下。因此这就注定在荆州问题上,三方必须有一场龙争虎斗的。
    由于在赤壁之战后,曹操战败,被迫放弃了荆州的主要争夺战(指明的),曹操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己退回了北方。从军事态势来看,曹操在荆州上由原来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守,而孙刘联军则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经过一年多的浴血作战,东吴大都督周瑜攻占了荆州重镇南郡(即我们所俗称的江陵),而刘备则趁此时机放弃了江夏,向荆州南方发展,并夺取了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至此,荆州八郡分别被曹、孙、刘三家共同拥有:曹操占有南阳、章陵二郡;孙权占有江夏、南郡;刘备则占有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三家瓜分荆州,对孙、刘两家各有不满意之处。就面积而言,刘备所得要大于孙权;但从地理位置而言,孙权则全据荆州境内的长江,占领了荆州的军事重地。刘备当然不甘心孙权全据长江,孙权也不满意刘备占有那么大的地盘,两家重分荆州在所难免。当曹操势力退回北方,孙刘联盟外部压力减轻时,孙刘两家重分荆州的好戏也就开始了。因此荆州问题又主要是围绕在刘备和孙权这间所展开的。
    孙刘重分荆州,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重分,是在建安一十四年(公元209年)。“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品,改名公安。”(见《资治通鉴。汉纪。建安十四年》)孙权让刘备领荆州牧,是对事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承认。《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记载:“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一个“推”字就充分表达了刘备、诸葛亮利用刘琦的巧妙。刘备是刘表集团成员,也是刘表死前的托孤重臣,刘琦是名义上的汉帝所立的荆州刺史。如今刘琦已死,刘备接任荆州刺史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既不用上表朝廷,又不用孙权任命。孙权只不过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且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刘备承认孙权徐州刺史的地位,以换取孙权对刘备是荆州刺史的承认。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花花轿子人抬人”。
    第二次重分,是在建安一十五年(公元210年)。在孙刘结盟的第二年,刘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为由,要去京口(今江苏镇江)亲见孙权,要求都督荆州。所谓“都督荆州”,就是要进驻江陵,占据南郡。而当时孙权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周瑜、吕范为首的反对派。在周瑜这位战略家眼里,刘备既有共抗曹操的一面,也有威胁自己的一面,而且他认为来自刘备的威胁之害要大于抗曹之利。“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能虎之将,必非久屈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这也就是《三国演义》中“美人计”的由来。因此他主张最好能杀掉刘备,即使不杀也要软禁刘备,不放他回去。另一种是以鲁肃为代表的赞同派。他说:“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裴注引《汉晋春秋》)。鲁肃认为:第一,曹操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东线拒有合肥,西线拒有襄阳,如果东吴单独抗拒,无疑要承担巨大的压力;第二,东吴初战荆州,恩信未洽,根基不稳,而刘备久在荆州,士众归心。让刘备守荆州,可以分担曹操西线襄阳的军事压力,而东吴可以全力在东线与曹操作战。孙权在反复权衡了双方的意见,觉得“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猝制”(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便同意了鲁肃的主张。
    第三次重分,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经过三年多艰苦作战,攻下成都,占据了益州,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计划,同时也使孙权感到了不安。孙权觉得,北有强大的曹操集团的同时,西面又崛起了一个跨有荆、益的强大军事集团。说不定哪天,由于形势变化,自已就会受到上游这个盟友的攻击。只有全据长江,孙权才能感到心中踏实。于是建安十五年,孙权令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前往成都,向刘备索要荆州。刘备没有同意,孙权得知后大怒,说:“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意思是说,刘备分明不想归还荆州,用空话欺骗我们,拖延时间。孙权决定用强硬的方法收回荆州。于是他先任命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官吏,前往赴任。但这些官吏刚一到任,就遭到刘备的守将关羽的驱逐。孙权更加恼怒,他令大将吕蒙督率鲜于丹、徐忠、徐规等两万兵进攻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调鲁肃率一万兵屯巴丘抵御关羽,自己则前驻陆口任总指挥。刘备听说后,亲率五万兵到达公安前往增援,又让关羽率三万兵进驻益阳(今湖南益阳县)。孙权闻讯,急忙调吕蒙还助鲁肃,吕蒙与大将孙皎、潘璋待人与鲁肃合兵一处,与关羽相持于益阳。正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却传来了曹操进攻汉中的消息。如果曹操攻占了汉中,就会直接威胁到刘备在益州的安全。因此刘备怕益州有失,于是和孙权讲和。双方达成协定: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东吴,而刘备则保有南郡、零陵、武陵三郡。
    我们可以看出,三次重分荆州,孙、刘两方的分岐一次比一次大。其实在第二次重分荆州时,周瑜就曾经提出要西取巴蜀,而刘备则借口“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披发归于山林。”(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为由,不让当时领兵的孙瑜经过。双方在公安一带布置兵力,随时准备开打。就在这时,周瑜在巴丘突然病逝,使得原本极为紧张的局势一下子松驰了下来。双方各自收兵,各守国界。
    独占荆州其实是孙吴方面由来已久的一贯立国方针。
    其实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十月,比“隆中对”还早7年的时候,鲁肃就向孙权献策“鼎足江东”之计。他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唯有“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而后又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鲁肃又对孙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江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痪也。”(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同年,东吴大将甘宁也对孙权说:“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指操(指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得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见《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赤壁之战后,周瑜曾向孙权献计道:“今曹操新折衅,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指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据操,北方可图也。”(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吕蒙在接任鲁肃之职后,也曾秘密向孙权献计道:“令征虏(指征虏将军孙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见《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有人说如果不是关羽尽提大军,北攻襄阳,孙权完全可能会攻打徐州。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孙吴在处理徐州问题时的重视程度,远没有他们在荆州问题的重视程度为高。
    孙权曾经询问过吕蒙是否应该攻取徐州,吕蒙当时就明确地指出:“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锋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见(《吕蒙传》)。吕蒙的意思很明确:“如今曹操远在可北,又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下忙着幽州、冀州方面的事,无暇东顾徐州。顾里的守备当然不堪一击,进攻那里自然容易得手。但是徐州地形平坦通畅,无险可依,对曹操的铁骑来说正是他们的用武之地。就算今天我们取得了徐州,曹操没过几天就又会前来争夺,即使我们用七、八万人去防守,仍不会感到高枕无忧。不如西取关羽,完全据有长江,就可以大张我国国势。“孙权要听过吕蒙的建议后,认为吕蒙讲得是最有道理的。所以才会同意不惜破盟的代价,夺取荆州。
    让我们再来看看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对待荆州是怎样看的。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是这样讲的。“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无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目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隆中对”确实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妙策论。它的预见性、科学性、系统性、策略性、思想性无不闪耀着耀眼的光芒。(我有时甚至认为它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具有同样的学术地位)。但是在其中却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跨有荆、益”和“东和孙权”同时存在。
    我们从孙吴的立国方针就可以看出东吴对荆州志在必得的决心,而且在赤壁之战时,孙权手下最主要的谋士张昭就说:“且主公大势可以拒曹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长江之险,已与我共有之矣,势不可敌。”(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这虽然是张昭害怕曹操之言,但也说明如果谁得到荆州,谁就能在对东吴的战斗中取得优势。孙权怎么能允许让刘备一直站在自己的上游,威胁着自己呢?
    而且当时刘备的副军师庞统就曾经提醒过刘备。他说:“荆州茺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见《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庞统认为荆州是曹、孙、刘三家矛盾的焦点,是危险之地,因而在规划总方针时从不提及荆州,甚至连荆州在经济上的地位也加以否定。可惜刘备没有采纳庞统当时的意见。事实也正如庞统所言,关羽因荆州而全军覆没,而东出意欲报仇的刘备也在彝陵一战中被打得铩羽而归、片甲不留。 当然如果仅从魏、蜀两国斗争角度来看,诸葛亮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部署无疑是非常高明的,但两路夹击中原所牵扯的不仅仅是蜀、魏两方,还必须把吴国牵扯进去。要两路出击,就必须占有荆州,而占有荆州必然会与东吴的立国方针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只要蜀汉据有荆州一天,联合孙吴就是一句空话。而“东和孙权”又是“隆中对”整个战略方针中不可或缺的外交策略。因此诸葛亮的“隆中对”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我个人认为:如果孙吴占有荆州、扬州、交州;蜀汉占有益州、汉中、司隶雍州、凉州;而曹魏占有中原徐州、豫州、兖州、青州、冀州、并州、幽州以及辽东,这样才是真正的三国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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