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黑且厚的孙权 作者:郭亮-正文-三国评论精选-现当代名著网
欢迎光临新都网现当代名著书库!
既黑且厚的孙权 作者:郭亮

    辛弃疾有一阙很出名的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其中那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天下流传,其实他还有一阙登京口北固亭咏怀的词,又唱出了“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很多人也都相当熟悉。辛弃疾是借景抒情,词里隐含着难酬报国之心的悲愤,但他两次给孙仲谋义务做广告,推崇此人,必是仰慕非常。他掉书袋引的是曹孟德之赞语,可见这孙权真个十分了得!如果你熟读《三国》,也一定赞佩这个孙权,小小年纪周旋于权势张天、名气盖世的军阀之中,那么的灵活自如,手腕那叫高,一会儿跟刘备好,去打曹操,一会儿又跟曹操套近乎,把刘备打得落花流水,现儿今谁敢说他能做到这地步?
    我们评价古人,不能相信象通俗小说那类市井通俗文化的形容,描绘,艺人们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口味,为了精彩而不要真实,而且为了好坏的反差分明,往往把复杂的事简单化,好就一切都好,坏就坏透了,而人类社会许多方面都是复杂的,怎么简单得了?好坏一刀切也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评价古人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生硬的指点古人,那样的话谁也不合今人的要求。我们应该用古人的标尺来量古人,然后我们再来校验他那把尺子的误差,人类的文明是连续的有继承的,基本的要求古今中外有其一致性。局限性不是古人有意犯的错误,而是那个时代条件环境制约的结果。
    分裂割据的地方势力 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曹操是大汉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代表着中央政府,令行禁止,言出法随,虽有篡位之心而无叛逆之实,于时还是有大批的拥护者,你不能否定他的存在;刘备呢?大汉皇叔的身份,又公开打出批判曹操“侵擅国权,恣心极乱”的旗帜,还有皇帝衣带诏这样的“红头文件”很硬的证据,使刘备的活动更具合法性,也有相当群众的支持,在法理上,有着充足的存在根据;孙权一非掌权大臣,代皇帝说话,不具合法身份,二又不是反曹操的代表,他原来一直尊曹操把持下的政府,他也从来没有批判过曹操,那他占据着江东那么块地盘,算什么呢?以封建社会的标准看,他只能算割据势力,孙权独立东南,有立足于世的物质条件,而无法理上的存在理由。刘备对抗曹操,按曹操的说法,是对抗中央政府,是贼,而刘备振振有词,他反曹贼挟持迫害天子,也反曹操把持下的伪政府,但他不反汉皇帝,而且认为曹操挟持皇帝,属犯上,他的行动是以宗室之亲,准备发兵北上勤王以清君侧,是正义之师,于法于理他占地自成格局都顺理成章。而孙权从接孙策的班时起,就先承认曹操把持下的中央政府,事从江东的庐江太守李术不服孙权的领导引起,“(孙)权大怒,乃以状白曹公”曹操因北方脱不开,就默许了孙权的行动,孙权在取得合法的手续后,进攻庐江“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引自《江表传》)而曹操也因此“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以此来看,你既承认曹操的中央政府,曹操也推荐你为将军,那你就要服从曹操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才说得通,可孙权却在需要曹操的时候,才与这个中央政府联系,接受封号,而决不接受这个政府的管理,当曹操要求统一政令,大军压境,以他的强大压力来压服他,“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他才起而反对曹操,说“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只有一点是不变的,他绝对保持他的独立性。这样的实体是什么?只能是割据分裂势力。
    而后来为了拿到荆州,他又投顺曹操(那个他过去他称之为老贼的人),反过来打他的盟友,绝无政治上对立因素的刘备,按文革时的语言,他们是同一个阵营的,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可却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同室操戈,轻取荆州杀了关羽;为了对付刘备报仇,他还向曹丕称臣,接受封号,而后在曹丕真的要求实现管理臣子的步步紧逼情况下,他反过来又与蜀结盟,再对抗曹魏。翻手为云复手雨,没有原则,没有正义,只有利益,就是在现代,这样一个集团也不会为人们所接受。他有点像冯玉祥手下的石友三、孙殿英、韩复榘。
    政治上的无赖 说孙权是割据势力还不足以定性,比如袁绍也是独占一方的军阀,但他是以齐桓晋文的事业为榜样,打击不臣,共扶汉室为己任,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并公开反对曹操的挟天子以令不臣的阴谋。孙权没那么做,他是在保持实力地盘的前提下,可以左可以右,信誓旦旦的宣言也可以突然改变,就象民国时期的军阀,也象后来的无赖军阀韩复榘、吴化文,是一个政治上的无赖。阶级社会的政治家有许多是无赖型的,也可能你说他没政治原则立场,太下流,可他认为那是一种变通,为了解决问题而作的让步,取大弃小原则,是围棋上的一种技巧,在政治领域也无例外,变通就是这个原则的具体运用结果。权变是所有剥削阶级政治家必备的一种素质,当我们看到一些政治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曾做过一些承诺,但不长时间就改变了,怎么解释?其实他当初就没想真做,而是一种变通。有的变通太过,就成了出卖自己。五代时的石敬塘为了获得契丹的支持,而甘当儿皇帝,成了历史上的出卖人格的典型。其实唐高祖李渊也这么做过,尊突厥为长上,向突厥称臣。(请见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孙权就是这样一个经常变通的人。
    他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叫得响的口号,他的目标不能摆到桌面上来,比如鲁肃给他献上东吴建国大计,“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釁。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虽然孙权不便于公开接受要灭九族的“建帝王之号”的建议,但他是非常兴奋这个建议,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就是按这个大计来活动的。这个目标他能摆到桌面上来吗?在那个时代这可是谋逆大罪,相当于文革时的反革命罪。他也象民国时的阎锡山,既不听蒋介石,又没公开与国民党决裂,但他一直在山西搞独立,连火车铁轨都与全国的标准不一样。他管这种复杂的既不提出反对中央,又不听中央的做法叫踩着鸡蛋跳舞。孙权没有叫得响的政治主张,他只想保住他的地盘,因此他很难具备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政治感召力,更难成为左右全国的政治集团,只能是偏安一隅的军阀。
    孙权所代表的势力,没有明确的敌人,“有奶就是娘”形容的是为一点好处就丧失原则的人,孙权是谁有利于他扩大地盘,谁就是友,谁拿他的地盘,进入他的地盘,谁就是敌人。利益所在,敌人所在;利益发生变化,“敌人”这个目标也发生变化,这就是孙权和其它政治集团完全不同的地方,利益所牵涉的关系发生变化,他的敌人也就变了。他可以毫无愧疚地认敌为友,而以友为敌,只有利益永久不变。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集团决定偷袭关羽驻守的荆州,他们做了周密的准备,先以吕蒙生病为由,换上年轻的军事统帅陆逊,还由他献上一篇用词谦恭的书信,以麻痹关羽的警惕性,为瓦解关羽沿江设置的烽火台,阻断关羽回军救援的可能,吕蒙设计了“白衣渡江”的计策;为了防范打荆州时,曹操趁势抄他的后路,使他首尾不能相顾,还在前两年,建安二十二年,派都尉徐详到曹操那里投降,还多次上书以讨关羽自效,要把他打荆州的活动算作是帮曹操打关羽,算路是多么精明!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一举拿下荆州。相反,刘备一点也没想到孙权会这么干,那时他正在汉中前线,对关羽的处境之危险,他全然没担心过,他从荆州带走数万人马打益州,后又让诸葛亮、张飞、赵云带数万人马沿江进川,你想荆州还能有多少人马?而且诸葛亮带走了整个管理机构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关羽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刘备为什么不担心东吴方面的战争呢?因为他想,盟友怎么能对自己下狠手呢,再说前一次已将荆州平分,他认为已基本解决了问题,就是有矛盾也不会很大,他对荆州很放心。事情往往是在你认为最不容易出事的地方,出大事,这是社会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人们往往说关羽大意,其实是刘备、诸葛亮大意,他们收益州后,没向荆州派过一兵一卒,也没派过得力干部。
    令人奇怪,在江东孙权集团中,竟没人对投降曹操提出批评,也许他们都认可这样的假降,以权宜之计视之。历史上这样的政治集团也有,象汪精卫集团投靠日本,他们可以说是为救国,但中国人更重民族感情更重耻辱,汉奸的帽子他们是永远摘不掉了。在对关羽的偷袭中,孙权集团是背信弃义者,这个集团君臣都是重视眼前利益的,缺乏长远打算,只有一个鲁肃是战略家,但可惜历史总是让正确的受到指责,而过于照顾错误的,平常总是说,让事实说话,可是社会是复杂的,那个表面的事实也许是经过了错误的操作造成的,已经失真。许多腐败分子在他那块地盘,他总是群众测评最高得分者,他总是评选的各种优秀称号的获奖者,但以后丑行败露,才发现他有不义之财几百万上千万。这个让事实说话,你还相信吗?鲁肃看重的是孙刘联合抗曹,一旦联合失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曹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各个击破,打败对手。道理是明摆着的,可事实上,历史总是照顾错误一方。孙权在进攻荆州时,还给曹操上书,说是要为曹操打关羽效力,其实他是为自己。而曹操本应乘机打孙权的后路,使他不能首尾相顾,可他不那末做,他要“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两家打得精疲力竭时再去轻松的打他们。然而孙权的行动很快,使关羽没有相持的机会,就完全溃败了。如果曹操不那么奸诈,立即出兵攻打孙权,恐怕孙权的江山就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了吧?难道鲁肃的观点不对吗?可事实上鲁肃的担心并没出现,历史就是这样不讲理,孙权的运气也实在是好。赤壁之战前,周瑜曾给孙权建议软禁刘备,因为他认定刘备将是江东的很大威胁,“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如果真按他说的去做,可能曹操已攻破江南,统一天下了,那次错误的建议孙权没听他的,所以联军获胜,曹操退还北方。这次他听了错误的建议,可曹操没及时进军,又让孙权占尽了好处。但事情还不能算完,刘备不能对荆州被抢无动于衷,他亲率大军要报仇。这时,孙权开始有些惊慌,因为他不知道刘备究竟有多厉害,还担心曹魏派兵夹击,那他就算彻底完了。可谁想,刘备打了一辈子仗,却此时犯了骄傲的错误,认为陆逊黄口小儿不堪一击,他也不想想能把关羽打败,能是不堪一击之人吗?俗话说骄兵必败,刘备自己却认为“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而曹丕此时也是犯了他老爹的错误,总想双方打得两败俱伤时再出兵,但表面上他却说:“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引自《刘晔传》之注《傅子》)他放过了一举击败孙权的大好机会,而要那个徒有虚名的臣服,归降。结果战事一结束,孙权就不再对他谦恭有加,他又才起兵想打孙权,但今非昔比孙权的势力大增,已不怕他了,他想要的孙权臣服也不存在了,等于孙权耍了他一把,他也只有干瞪眼的份。这不是孙权的运气太好了吗?
    当初孙权为讨好曹丕,又是尊魏为长对魏称臣,又接受曹丕的封号,甘当属国,主要是为了全力对付刘备的进攻。曹丕也不白给,他要孙权拿出点真格的来,让他送上人质,把他儿子送到魏国。孙权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能拖就拖,找各种理由哄骗,就是不答应送人质。开始说太子年幼,不能前去;后几年,曹丕派使者来正式订盟并要人质,孙权态度很好,就是不接受所要履行的条件。曹丕看好好说不行,要以武力做威慑来压他接受,于是派三路大军虎视眈眈来压孙权。孙权那时境内还有许多山越没平息,还需要对曹丕屈服,于是上书,挑着字眼说话陪着小心透着委屈,看他的言词真有点拍胸脯指天发誓的样子“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话虽那么谦卑,可对他的地盘一点也不放松,曹魏有三路大军,他也派出三路军队严守边防,一点也不含糊。你看他的言行是不是有些无赖?
    他看软磨硬泡,不见得行,要打又担心刘备集团夹击他,于是重向刘备打开谈判之门不再敌对,而曹丕那边还没彻底决裂。一到与刘备集团谈妥和好,才与曹丕断绝各种关系,真像唯利是图的小贩。以孙权集团这种反复无常,忽和忽战,毫无信义可言,保江东一隅还行,而要他肩负起统一全国大业的任务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无赖型的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孙权的另一方面 孙权能在纵横捭阖的军阀混战中立足,还坚持下来成为三国鼎立之一,只有无赖是不行的,在江东的发展上,国家的管理上,他有许多独创性的东西,在使用人才方面,也有成功经验。孙策是东吴开创基业的有功之人,但治国,他自认不如孙权,“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要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创业难守业更难,孙权成为江东之主,才二十岁,他面临的江东困难重重,当时江东地盘他只有五郡,“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有影响的豪族世家,天下英才,还在观望,“以安危去就为意”就是说你搞好了留下来,搞不好就离开;还有山越一直骚扰,一些郡守官吏看不上小孩子当家就公开反叛。
    孙权很懂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他先与中央政府联系,曹操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给了孙权一个讨虏将军的称号,又使他在江东的占领合法化,让他“领会稽太守,屯吴”,这样孙权算是名正言顺了,他打附近的州郡,算是为中央政府效力。他碰上孙策任命的庐江太守李术不听他的招呼,还口出狂言,“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他向曹操报告此事,另指出李术杀了你曹操用的严象,他要为国家除害。他把一个太守就这么收拾了,中央政府也默认了,给江东的官员一个警告:不服就要灭掉。
    那时社会左右地方局面的是世家豪族,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可以支持或反对欲在那里掌权的政治人物,他们与中央有着各种联系,和他们关系处理的好坏,会直接影响能否在江东站得住脚。孙权对江东大族采取剿抚两种办法,使他们服从自己。江东大姓与孙权合作非常成功的是四姓,他们在孙权那里是怎么被安抚的?从下面一句话可看出“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引自《世说新语·赏誉》)几大姓所担任的职务,张昭是孙策的托孤大臣,他和周瑜看好孙权能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为了拉住张昭,孙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朱姓一直掌武,多居军队高位;陆家世代掌权,出了个陆逊,连连带兵打了几次胜仗,更受孙权的重视。孙权还用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的政治联姻的办法,来搞好与世家大族的关系。陆逊“世江东大族”,娶了孙策的女儿,应是孙权的侄女婿。跟孙策一起创业的朱治,一直在军队任职,他的儿子朱纪,也娶了孙策的女儿。他还把大姓的子弟与宗亲一起派遣,出任地方官职,“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这是有意识地把大姓与政权连在一起,使之休戚与共。当然,他也不会忘了用杀一儆百的办法,来制服大姓。吴郡大姓盛孝章,《会稽典录》说,“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孝章)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孙策只是忌,还没敢动手杀他,而孙权一上来,就果断地杀了他,《孙权传》记“孙权杀吴郡太守盛宪”,同时被杀的还有周泰明,《昭明文选》有一篇《檄吴郡将校部曲文》说“而周、盛门户,无辜被戮,遗类流离,淹没林莽,言之可为怆然。”《吴录》记载,有一叫沈友的人,“是时权大会官僚,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谓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脱,乃曰:「主上在许,有无君之心者,可谓非反乎?」遂杀之。”孙权以剿抚两手,使江东的世家大族完全置于自己的政权之下,处于只能服从的角色,对孙权将来的发展不无影响,在与曹操是不是对抗下去的辩论中,江东大族又一次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但那只不过是最后一次抗争。从那之后,孙权集团真正掌握了江东的命脉,无人再敢跟他对抗了。
    孙权的另一个措施,是他把军人力量与政权紧密结合起来的部曲制。当时东汉末各地军阀都实行这个办法。不同的是,孙权把部曲与军功联系起来,立功者增兵,功大者增兵多,这使许多军人有强烈的打仗欲望;他还把军功与领地联系起来,他不直接供给军费,而是根据带兵者的军队大小,划出一块地盘给你,军粮、薪金、各种费用都从中支取。周瑜当时为偏将军、南郡太守,有兵四千人,地盘有四县;而鲁肃为统帅时,任奋武校尉,偏将军直至横江将军,汉昌太守,有兵万余人,地盘四县。能食四县的赋税,是孙权集团最高的奖励。吕蒙的成长最能说明孙权的政策。吕蒙在讨丹杨后,升平北都尉,领广德长。在攻江夏黄祖时,他又立了头功,升任横野中郎将,“赐钱千万”,没增加地盘,可见地盘是很紧张的。赤壁之战中,吕蒙又表现不俗,升为偏将军,与周瑜同,领寻阳令,地盘大了一些。在皖城大战中,吕蒙身先士卒,督攻在前,大胜曹军,增其人马,升庐江太守,地盘大了一个级别。在与刘备争荆州数郡时,吕蒙主持大计,获得成功,孙权给了他两个县的地盘。到他接鲁肃的班时,他的人马也到了万余人,为虎威将军,也任汉昌太守,地盘增到四县,与周瑜、鲁肃相同。此种增兵数、地盘数,都是东吴历史上最高的,后来没有超过这个待遇的了。再举一个例子,会稽郡山阴人贺齐,只是一个比县小的地方长官,因军功而不断的升迁。最早“少为郡吏,守剡长。”后破候官,为都尉;建安、汉兴、南平叛乱,贺齐出兵大胜,升平东校尉;战上饶,又为武威中郎将;再战丹杨、黟、歙,战而胜之,又建议分为六县,获得孙权的欢心,成立新都郡,命贺齐为太守,嘉奖偏将军。豫章有叛乱,有一万多人,他出兵讨贼获胜,择其精悍者为兵,因功为奋武将军;鄱阳尤突受曹操拉拢,起兵为乱,有三县响应,贺齐与陆逊出击,大获全胜,得精兵八千人,升安东将军,封山阴侯,出镇江上,督扶州至皖地盘。贺齐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负担东南一带未开发的地区的平叛,他从一个令,比县还小的地方长官,成长为将军,封侯,负责自扶州(今江宁西南)至皖长达数百公里的长江沿岸地区的军事行政,完全是军功累积起来的荣耀。
    孙权搞得最成功的是讨山越,取得了非常大的收益,为他的统治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扩大了他的地盘和力量。山越是江东地区还为开化,没有进入国家管理的蛮荒之地的人民。《诸葛恪传》专门写了他们的状况,“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擒尽,。。。”“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借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闲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这些地区的人民常给孙权的军事活动造成干扰,有些像游击队,你走我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灵活机动。建安八年,孙权西打黄祖,已经把他水军打得大败,正在攻城之际,“山寇复动”,没办法只得回军,派吕范、程普、太史慈、韩当、周泰、吕蒙分赴各地打山越。所派之将领都是身经百战的重要将军,可见山越对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就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夕,孙权又派大军攻打黄祖,但可能山越又来骚扰,因有准备,孙权没让大军停下来,而另派贺齐“讨黟、歙,分歙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
    平山越的结果上下都眉开眼笑,领兵的立功增兵升官,孙权扩大了自己的实际管辖的领土。像上边的贺齐平了山越,因有民户的增加,原来的地盘太大了,小的机构无法管理了,于是用划小增加数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孙权最初只有江东五郡,现在不断的扩大,后来有十二个郡(只是扬州一州之地),不是地大划小了就行了,有地还要有人才行,不然一个空地名毫无意义。贺齐因此而成为太守,在当时许多大将都还没当上太守,这说明讨山越对孙权很重要,负责此事的官员升迁也很快。最明显的例子是诸葛恪,他官不过骑都尉(相当县一级),职不过陪太子读书而已。他很精明,看准了讨山越的好处无可比。当时丹阳山越没人能破,山险民劣,打的是游击战,正规军无用武之地,地方政府又无力对抗他们。他多次要求去丹杨解决这个问题,孙权很高兴,给了他一个抚越将军的称号,领丹杨太守,从一个小县级,一下子成了将军,说明孙权很看重这件事。不过这都是空的,孙权只给了他三百人,那意思,不过是你打下丹杨,平了山越,你就是丹杨的太守,成了真正的将军,如果办不成此事,一切化为乌有。诸葛恪不愧英杰,他平了山越,得了四万甲兵,他自己领万人,“余分给诸将”。他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将军,领万人的,等同于鲁肃吕蒙那样的大将军。他被任威北将军,都乡侯。
    孙权用人的特点 孙权首先会识人,在三国时期凡作领袖的都能识人用人,没有识人的眼力,是肯定当不了领袖人物的。人人知道干大事业需要人才,为什么有人就弄不来人呢?除了他本人不能用人外,他看不出什么是人才,人才是怎样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茫茫人海中,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瑕瑜并在,如何找出珠、瑜,没有很毒的眼力是不行的。眼力怎么来的?那是你的修养,学识,性格,智力,人格,社会责任感等综合因素的结果,请不要把眼力看成简单的一项一项因素的表现,书呆子说我看了那么些书,怎么也看不出人才?狡猾的人说我够聪明的了,为什么也看不出人才?就是因为那只是一项,不管用。领袖人物每天面对几十几百的人,如何很快地发现人才,谈话是最简单实用的办法,曹操、刘备等人都是一席话,沙里淘金发现人才。孙权也不例外,他接受了父兄留给他的一批人才外,他又发展了一大批人才,像鲁肃、诸葛谨、吕蒙等。因与鲁肃榻上一席谈,发现鲁肃是位帅才,极尽拉拢之术,而鲁肃也确实在抗曹的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用人上也很有特点,大的战争他往往起用年轻人。在赤壁大战前,用谁来领军抗击曹操?曹操人称用兵仿佛孙吴(孙武和吴起),又打败了吕布、袁术、刘备、袁绍,正踌躇满志要一举踏平江南,一封书信口气似乎是谈天“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而那句“今治水军八十万众”却似压顶的泰山,谁人扛得起?孙权偏选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将领周瑜来担纲,程普不服气,“昔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具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引自《孙瑜传》中吕蒙语)用了另一个年轻人鲁肃为参谋长,众文武大臣也意见纷纷,说他太狂,“肃年少粗疎,未可用”,但最终还是胜利了,证明他人是选对了。在与刘备于夷陵大战之前,他又用了一个书生式的年轻人来挂帅,刚一开始,诸将不服,原来那些孙策手下的老将,王公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陆逊拔剑说理“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疆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到破了刘备,那一仗下来,杀得刘军尸横遍野,“诸将乃服”。
    他还能协调将领的不团结问题。甘宁在刘表那边时,曾与孙权的军队交手,一箭射杀了孙权的将领凌操。不久甘宁投向孙权,而凌操的儿子凌统非要为父报仇不可。孙权《吴书》记“后权知统意,因令宁将兵,遂徙屯半州。”“权亦命统不得仇之。”孙策时的老将周泰,为将勇敢,忠诚,在濡须战争中,立有大功,孙权让他督濡须(驻军司令),“时朱治、徐盛等皆在所部,并不服也。”孙权知道这事以后,想办法要解决他们的关系。“因会诸将,大为酣乐,权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则记昔战斗处以对,毕,使复服,欢宴极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盖。于是盛等乃伏。”
    残暴的孙权 陈寿给孙权性格上一个说法,“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这是没加夸张的说法。他的残暴可能源于他的出身,其父孙坚就是杀出来的将军,他杀了荆州刺史王叡(他是长沙太守,杀刺史等于杀长官),起兵讨董卓途中,又杀了南阳太守张咨,等于杀了平级的政府官员。孙策也嗜杀,《吴錄》记“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曰:「(王)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枭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乃舍之,余咸族诛。”同书还记了孙策杀吴郡的高岱的始末,“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他还杀了太平道的于吉,因为于吉的传道活动影响了他的部众。孙权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他的父兄差。
    孙权一上任就以杀树威,先把庐江太守李术杀了。不仅杀这个敢于不听他的人,还把那一城人都杀了。《江表传》“遂屠其城,枭术首”,李术不服你与百姓何干?但孙权一气之下,不分良莠一律杀。这还不是唯一的一次,建安十三年,孙权带兵杀向江夏,把黄祖杀得溃不成军,“尽锐攻之,遂屠其城。”这种屠城,是一种威胁,使那个地方的人因不老实地投降而杀掉,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为后来者不能对没有把握的抵抗而轻易的坚持。
    孙权对地方势力的处理有两手,屠杀就是其中之一。杀,是可以从根本上把反对力量消灭掉,对巩固自己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会稽郡世家大族的不合作,没多做工作,而是杀服他们。在其他地方有了一定的力量时候,对这个地方用杀来治理也起很大的作用,但你就这一块地儿,杀了没有可依靠的力量了,肯定是不行的。孙权背后有吴郡的四大姓支持他,然后杀会稽郡的大姓,杀了盛孝章,周泰明,还用会稽郡的肯合作的大姓,比如贺齐,倚为左右手。至吴亡之前,会稽郡都没闹过事。
    一些领袖人物在创业之初,还礼贤下士,爱才用才,能听批评意见,但到事业成功了,站得住脚了,就开始变了,原来他最爱的人才,可能他害之越甚,原来可以听不同意见,现在也不听了。这个成功后的变化好像历史上带有规律性,从刘邦开始的得天下后就大杀功臣,每个朝代都上演这一幕。原来爱的人才,后来变成恨这个人才了,随着地位的上升,尊严重于真理,不管对不对,先讲是不是冒犯虎威逆鳞。孙权在继位初,尊张昭为师,但后来赤壁战后,他胜了曹操即不那么听张昭的了,因辽东公孙渊向吴称藩,张昭不同意,孙权与他讲接受有很多好处,张昭不变,气得孙权动刀子。张昭见自己的话不管用,就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后来证明公孙渊是个不可信的人,孙权到张昭家招呼他出来,张昭不出,孙权又一把火把门烧了。孙权还奚落张昭,羞辱他,孙权即位时,众人祝贺,张昭也想说话,孙权冷冷地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引《江表传》)最让人们想不到是,他那样看重的书生大将陆逊,当大胜曹军回武昌时,“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出入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谁知后来竟然成了眼中钉,“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要说起原因来,我看其他直接的原因都对,也不对,直接原因是引起事端的开关,但在孙权困难的时候,他不打开这个开关,而现在他就打开了,为什么?是另一个原因,因为他已经强大了,不那么非常需要人才为他去扛困难了,因此他要尊严,不允许有人拂他的意,尤其是有功的,他更恨他们的不从,他想你以为有功就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我偏要治你,看谁还敢乱说话。这才是最终原因。孙权还为此把与陆逊通消息的会稽太守吾粲下狱诛杀,把坚持陆逊意见的朱据赐死。
    孙权做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功过自然无法避开人们的评说,但把他说成英雄,那是曹操的场合语言,并非真心话,而且我们从他的言行很难看出有什么英雄的表现。如果从占一块地盘,能在军阀混战中站住脚,他确实靠背信弃义,言而无信,以残暴的镇压地方反对派,做到了这点,但能弄块地盘就是英雄吗?中国人常以胜败论英雄,成则王侯败者贼,成了就是好汉,败了就一切都不是!纵观中国历史,许多军阀能崛起,并不是他英雄,而是不合理的现状非常适合他那样的人发展,比如袁术他是靠家庭背景起来的,“四世三公”的处身使得一大批人慕名而来,他总是有块地盘,但没一块是他自已打来的,能说他是英雄吗?他的出现,证明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孙权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割据军阀,按李宗吾的说法,他是既黑(心肠黑)且厚(脸皮厚),他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应是人们反对的分裂制造者,决不是什么英雄!
图书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