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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定策取荆时间略考

    作者:杨文理
    遍览上下五千年,自吕政一统,凡中原大乱,南北分治必是常态。三家角逐,泰半昙花一现,若赵、晋之与成汉;明、清之与大顺。盖因实力不均,虽得一时僵持,终究瓦解。惟有东西二魏与南朝之鼎立可谓势均力敌,垂为范本。然汉末的三家分治无疑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怪异现象。论实力,料天下之民,吴蜀不能居半;论军事,单单淮南之叛,魏国出动之兵力即足以使吴蜀瞠乎后矣。在如此战略条件下,僵局居然能维持半个世纪,无疑是一奇,而探究这一不平衡对峙局面的形成,则必须追溯到东吴君臣的一堂晤对。
    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自汉中败退,三家分立的局面大致底定。秋八月,襄樊陆沉,七军覆没,关羽兵锋所向,荆北土崩瓦解,中原从曹魏的后花园演变为最前线。曹操为局势所迫,不得不从关中赶来救火,虽解樊城之围,然关羽据住汉水,遂成僵局。曹操既被关羽拖住手脚,对虎视雍凉的刘氏蜀中主力自然鞭长莫及,若有三长两短,后世周、齐、陈的经典鼎立无疑将提前上演。①然蛰居江东的孙仲谋显然对此不感冒,遂有白衣渡江之事。于是关羽毁败、秭归蹉跌相继上演,待尘埃落定,睁眼一看,大势已定,吴蜀的命运亦已上了生死簿,余下的无非是一二才智之士强与命争,知不可为而为之而已。
    就某种意义而言,东吴君臣的一个决策已然注定了中国此后半个世纪的大势走向,但由于“良史”陈寿一时的名不副实,后人不得不对这一重大历史记录重新推敲。
    《三国志·吕蒙传》载:鲁肃卒,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馀尽以属蒙。又拜汉昌太守,食下隽、刘阳、汉昌、州陵。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及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
    按: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已平河北,羽自诸葛亮入川后独镇荆州,前后相去四年,何谓新定?②赤壁战后,孙仲谋欲趁火打劫,兵进合肥,曹操亲率大军来敌;逍遥津之战,更引来曹操的大举报复,如是者三,谓操未暇东顾,岂非荒谬?且江东北进,一败于匡琦,二败于合肥,损兵折将,丧师辱国。张文远、陈元龙之辈,往自必克?居巢二十六军之众,闻不足言?③逍遥津一役,吕子明本人即忝为狼奔豕突的江东众卿家之列,如此放话,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若孙仲谋若以此言为当,莫非好了伤疤忘了痛?若以此言为当,何以屡攻合肥而不止?莫非虚心接受,屡教不改?
    故知,《三国志》此段记载,时间上大有问题。
    建安二十四年,大致与关羽水淹七军同时,孙权再次进攻合肥,闹得很凶,甚至连夏侯惇、张辽的二十六军都不够用,以至于诸州驻戍。④倘若孙仲谋是做戏给关羽看,未免戏码做过了点。可见,此时的吕子明大致尚未向孙仲谋剖陈北进西征之利,舍徐取荆亦未成为江东内定国策。
    俄而关羽大破曹军,中原一片沸腾,曹魏的统治中心邺城亦闹出政治动乱。曹孟德穷于应付,甚至打起了迁都的主意。孙仲谋震慑于关羽的空前胜利,遂盘算做起两头买卖,一份效忠信投石问路。曹操正在焦头烂额,自然如沐甘霖,一拍即合。两家既签密约,张辽、夏侯惇等皆被调回,甚至连诸州戍军及一部青州兵亦被遣往中原战场,防备东吴的兵力几被抽调一空,甚至合肥成了一座空城。⑤如此景象,吕子明称之为“守不待言,往征必克”,恐非虚话。
    孙仲谋的政治操守路人皆知。与刘备结亲,末了绑票阿斗;与曹操结亲,末了殴打亲家。即便此番与曹操结盟,见襄阳空虚,亦顺手捞了。⑥关羽再怎么张狂,好歹也是十年风雨同舟的盟友,孙仲谋既能眼皮不眨得出卖,既然十年来最佳的北进良机就在眼前,试问他又会对“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的曹操讲什么廉耻么?既然孙某人能打着盟军的招牌,顺手捞了襄阳,现下比襄阳香美十倍的肥肉挂在鼻子上,此公会不食指大动么?
    故孙仲谋在此时与吕蒙商议取徐、取荆之短长,合情合理。
    以孙权攻合肥之时间表为经,以曹魏徐豫守备之虚实为纬,大致可以确定,吕蒙舍徐取荆之决策,定于建安二十四年秋十月,孙权称藩,张辽诸军西调之后,闰十月孙权西征之前。⑦多余的话:
    舍开孙权取荆州在战略上的得失不论,其蓝本却是一份蹩脚的战略谋划:袭取荆州,本已与西蜀结下深仇,吕子明却更要占据白帝。白帝者,蜀中之门户,无白帝即无蜀。东吴占据白帝这一行动,必然注定其与西蜀的和解进程走进死胡同,使祁山之兵转而东下。得罪净了刘备,吕蒙还不过瘾,更要夺取襄阳。襄阳者,曹魏“国之巨防”,中原屏障,其重要不亚于白帝之于蜀中。曹魏虽因遭关羽重创,一时无力保守襄樊,但不代表其能容忍东吴占据。果不其然,东吴在曹魏焚弃二城后一旦进驻,立即遭到强力反击,由此结下梁子,成为日后曹丕南征的导火线。⑧吕蒙收拾了旧盟友,又向新盟友要害狠踹一脚,置江东于众矢之的,若是打算穷兵黩武,逞宋桀之威,倒也算条汉子,然其盘算居然是为了“何忧于操”——为了防御!
    可见,吕蒙的课题仅仅订立在如何夺取荆州,如何保卫荆州而已,毫无长远的通盘考虑。吕蒙诚为方面将才,然作为军队统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无疑不称职。吴蜀国运,不决于鲁肃、诸葛亮这样的战略家,而是由一份堪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对策文件最终底定,诚为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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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请参见拙作《千秋遗恨隆中对》
    ②《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二年)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诸将或问:“公还而康斩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将其名王来贺。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师。
    《三国志·诸葛亮传》:(建安十七年)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
    ③《三国志·夏侯惇传》:二十一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
    ④《三国志·温恢传》: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是时诸州皆屯戍。恢谓兗州刺史裴潜曰:“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於是有樊城之事。
    ⑤《三国志·夏侯惇传》:二十四年,太祖军于摩陂,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
    《三国志·张辽传》:召辽及诸军悉还救仁。
    《三国志·温恢传》: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是时诸州皆屯戍。恢谓兗州刺史裴潜曰:“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诏书召潜及豫州刺史吕贡等,潜等缓之。恢密语潜曰:“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素知王意,后召前至,卿受其责矣!”潜受其言,置辎重,更为轻装速发,果被促令。辽等寻各见召,如恢所策。
    《魏略》: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别军在洛。会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
    《魏略》:(孙权)曰:“先王(曹操)以权推诚已验,军当引还,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权长驱不复后顾。”
    ⑥《魏略》:权不尽心,诚在恻怛,欲因大丧,寡弱王室,希讬董桃传先帝令,乘未得报许,擅取襄阳。
    ⑦《三国志·武帝纪》: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
    《三国志·张辽传》:关羽围曹仁於樊,会权称籓,召辽及诸军悉还救仁。
    ⑧《晋书·宣帝纪》: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帝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
    《三国志·曹仁传》: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於汉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将军。
    《魏略》:魏三公奏曰:“臣闻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国有家之所慎也。昔汉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国之王,臣节未尽,以萧、张之谋不备录之,至使六王前后反叛,已而伐之,戎车不辍。又文、景守成,忘战戢役,骄纵吴、楚,养虺成蛇,既为社稷大忧,盖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吴王孙权,幼竖小子,无尺寸之功,遭遇兵乱,因父兄之绪,少蒙翼卵昫伏之恩,长含鸱枭反逆之性,背弃天施,罪恶积大。复与关羽更相觇伺,逐利见便,挟为卑辞。先帝知权奸以求用,时以于禁败於水灾,等当讨羽,因以委权。先帝委裘下席,权不尽心,诚在恻怛,欲因大丧,寡弱王室,希讬董桃传先帝令,乘未得报许,擅取襄阳,及见驱逐,乃更折节。邪辟之态,巧言如流,虽重驿累使,发遣禁等,内包隗嚣顾望之奸,外欲缓诛,支仰蜀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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