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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时候的南京杂谈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是三国时代东吴流行于今南京一带的民谣。它反映出以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人民,不愿用大量的人力和物资,逆流而上供应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的东吴朝廷;同时说明作为东吴政权支柱的江东大族,如吴郡的顾氏、陆氏、朱氏和张氏,阳羡(今宜兴市)的周氏,吴兴(今湖州市的沈氏等,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势力范围过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孙权虽然于公元221年决定建都于“鄂”,将鄂县改称为“武昌”,并且于公元229年在那里称帝,但虽然在江东大族的强烈要求下还都建业。同样,东吴后主孙皓于公元265年又一次执意迁意迁都武昌,结果也遭到举国上下更强烈的反对,不得不再次还都建业。这一情况说明,到了东吴埋藏,建业地区已经在为众所公认的南方中心。东吴以后,东晋和宋、齐、梁、陈等王朝都相继在这里建都,历史上称为“六朝”(公元229~589年)。
    孙权于公元229年的秋天,将首都从武昌搬回建业。他自己仍然住在今进香河西岸一带的原“讨逆将军”孙策的府第里,取名为“太初宫”。接着,在周围筑起宫墙,以加强防卫。直到公元247年,孙权才在群臣的建议下改建太初宫,把旧的将军府全部拆掉。孙权本人也搬出旧宫,临时住到今珠江路南估衣廊一带的“南宫”,这座南宫本来是由太子专用的。改建太初宫所用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利用拆除武昌宫殿的旧材,由长江顺流而下,运抵建业。这次改建工程持续了一年多,于公元248年的农历3月完工。改建后的太初宫周围有500丈,约合现在长度1200米,如果按正方形计算,那么每边就是300米,全宫面积应为9万平主米左右。我们估计太初宫的东界可能在今珠江路的莲花桥到大石桥一线,利用进香河作为护城河;南界可能到今估衣廊北口一带,利用今北门桥下的水道作为护城河,西面靠近今中山路,北面到今唱经楼一带。太初宫的南面开有5个宫门,其中正门叫做公车门,可能在今估衣廊的北口附近,东、西、北三面各开一门,分别叫做苍龙门、白虎门和玄武门。它的正殿称为“神龙殿”,地点大约在今鱼市街一带。
    在太初宫的东面和北面,是东吴的皇家花园和皇宫卫队的营地,名叫“苑城”。皇家花园主要位地苑城的东部,所占面积很大,据说可以容纲3000多名贵族子弟同时在里面骑马操练。苑城的北部有一座苑仓,又称仓城,是最重要的皇家仓库,里面储藏着大量粮食和其它物资。这些物资都经由公元240年时开凿的城内小运河——“运渎”的水路运进。大概是为了增加运渎水道的流量,后来又在仓城与后湖(今玄武湖)之间开辟了一条“潮沟”。由于当年玄武湖的湖面很大,而且有宽广的水道直通长江,江潮可以直抵湖内,所心得“湖沟”之名。在太初宫的西面,还有一座专供皇太子用的花园,叫做“西苑”。它的位置,很可能就在今日广州路北侧南京大学的南园一带,从前这一带的池沼和湖塘很多。东吴的实际创始人孙权在三国时期的统治者中享年最久。据说他的形貌奇伟,“广额大口,目有精光”,并且“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孙策对他的评价是:“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权的身材较矮,留着紫黑色的长胡子,胆略过人,善于骑马射箭。孙权不仅武略过人,而且又有一定的文采。据说他一有空闲就“博览史籍”,领会其中的精华,而不像当时的一般书生那样进行“寻章摘句”。他给曹操写的短信中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说“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字数虽少,却含义很深。曹操对他也特别看重,不敢轻易进攻江东。孙权还有一位善于书画的夫人赵氏,据说她能够绘制大幅的表现全国“江湖九州山岳之势”的地图供孙权参考,又有在白绸上用针绣成“五岳列国”的地形,所以是一位著名的早期女画家。孙权在晚年时,对人猜忌妒过甚,皇族和在臣被杀者很多,并且一再废立太子,以致后继无人,被西晋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东吴的后主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穷奢极侈、凶顽残暴的末代皇帝。他喜爱豪华的宫室,公元267年时在太初宫的东面建造了一座更为宏伟的“昭明宫”。为了建造成座新宫,孙皓命令中级以下官吏全部进山,督促民工采伐上等木料。还缩小了皇室卫队的营地,以扩大新宫面积。昭明宫包括大小殿堂几十处,正殿叫做“赤乌殿”。每座殿堂都是雕梁画栋,壁面上绘有以神仙和云气为内容的大幅壁画。在殿堂之站垒土作山,在山上盖起高耸的楼阁。这些楼阁均用珠玉作装饰,四周点缀着许多奇山异石。为了使殿堂之站终年都有碧波绿水,孙皓下令在昭明宫后面开凿一条“城北渠”,以引进后湖的激流。这座昭明宫的位置,在约在今成贤街四牌楼一带。它是东界是珍珠河,西界是进香河,南面是珠江路浮桥下的水道。
    太初宫、昭明宫和苑城组成了东吴的“宫城”。它位于建业都城的中间偏北部分,几乎占据都城1/4的面积。当时都城的城周为20里19步,每边长约5里左右,都是土墙“篱门”(用竹篱做成的门)。都城的正门“宣阳门”,约在今中山东路以南的淮海路一带。从宣阳门到秦淮河岸的“朱雀门”(又名“大航门”),正好是5里路。那里有一座浮桥,叫做“朱雀航”(又名“大航”),位置约在今中华门内镇淮桥稍东。从宣阳门到朱雀门的5里长街被称为“苑路”,也就是东吴的“御街”。苑路的中央部分是皇帝专用的驰道,路面平整,道旁植槐,路侧有宽深的御沟,清澈的流水终年不绝。驰道两旁是一般人员通行的大道,靠近驰道的一侧都筑有高墙,以免皇帝的行止被从窥知。在大道的两边分布有大小官署和驻军的营房,它们星罗棋布地拱卫着苑路。从苑路的南端开始,就进入了秦淮河两岸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并且沿着秦淮河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延伸,其中最著名的是“横塘”和“长干”两个区域。
    “横塘”大概是指今“内秦淮”的中华门到水西门段的秦淮河两岸,这里是建业最繁华的商业区。当时最大商业区——“大市”,就位于这个区域。“长干”指今雨花台下到长干桥一带,它既是商业区,又是高级官僚的住宅区。如东吴文官中的首领张昭就住在今长干桥附近,当时的地名叫“张侯桥”。据说,在张昭晚年的时候,孙权对他已经不大信任,他就负气托病不出。孙权得知后大为恼怒,下令将张昭的宅门用土封掉,并放火焚烧。张昭的儿子们害怕起来,急忙扶着张昭上朝去谢罪,事情才算了结。东吴大将陆逊的两个孙子——著名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兄弟,也住长干里的越城附近。陆机于吴亡后到洛阳,曾著《怀旧赋》来怀念他的旧居。陆氏兄弟在建业时有一个出名的学生叫周处,他是吴郡阳羡豪族周鲂的儿子。周处少年时为害乡里,无恶不作,阳羡人民把他与蛟河里的蛟龙和南山上的白额虎并称为“三害”。后来周处幡然悔悟,改恶从善,先为乡里除去蛟、虎两害,然后跑到建业来拜陆氏兄弟为师,刻苦读书。他的读书处就在今城南雨花门附近,被后人称为“周处读书台”。
    在建业的外围,还有一系列的城堡拱卫着都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石头城。东吴的石头城内设有“石头仓”和“石头库”,用以储存军用的器械、粮食和其他物资。在石头城西南的最高处设有烽火台,这是东吴境内的烽火总台。并由此沿上下游方向,在江岸险隘之地遍设烽火台。据说,只要石头城一举起烽火,半天之内就可以传遍长江沿线,直抵东吴西界的“西陵”(今湖北宜昌附近)。如果在傍晚时分从西陵举起烽火,那么在次日天亮以前也可以传到吴郡(今苏州地区)。石头城的江边码头名叫“石头津”,约在今草场门一带。
    由于东吴水军的主力都在长江,因此石头城很自然地成为水军的总部。它是长江沿线最大的码头之一,经常停泊有上千艘船只。当时,中等载重量的船可以运马80匹,大船可载军士达3000人,有的船仓高达五层。这些船大部分都是福建的建安郡(今福州和闽侯县一带)制造的。东吴时的航海规模已很可观,能够经常派出万人以上的大舰队航行于沿海岛屿和邻国之间。海船上的水手,大部分是从闽、广地区挑选来的。如公元230年时,孙权派将军卫温和诸葛直带领兵士万人航行到了夷州(今台湾省),这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密切往来的最早的正式记录。公元242年,孙权又派将军聂友和校尉陆凯带兵3万人航行到海南岛,密切了这个岛屿与祖国大陆的关系。东吴还经常派使者远航辽东半岛,有的使者曾到了今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又曾派康泰和朱应出使海南诸国,到了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和南洋群岛等地,先后经历了100多国。海南诸国的特产如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玳瑁、翡翠、犀角、象牙和珍奇异果等,从此不断地运到建业来。
    康泰、朱应回国后,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这两部书是描写这些国家的古代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的重要著作。
    东吴使者出访后,有些国家也遣使回访。如公元243年,扶南国王范旃(zhan读毡)曾派使者送来一个乐队。孙权专门在皇宫附近造了一座“扶南乐署”,请他们把扶南优美的歌舞教给东吴的宫女。这时,大秦国(即东罗马)商人秦论也经由印度支那半岛来到东吴,在建业住了七八年后才回国。此外,西域的佛教徒康僧会曾在建业长期从事传教活动,孙权于公元247年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建初寺”,地点就在最繁华的大市之后,所以也叫“大市寺”,这是江东地区有明确纪年的第一座佛寺。孙权曾为著名的道教徒葛玄在方山建立了一座“洞玄观”,这是江东最早的道教寺观。
    建业都城外围的城堡除石头城外,还有金城、白马城、冶城和丹阳郡城等。金城大约在今中央门外的迈皋桥一带,东吴后主孙皓在该处建立城堡,以迎接他父亲故太子孙和的灵榇,后来金城就成为北郊的一处军事要塞,东晋时曾设琅琊郡城于此。白马城是东吴时建业江边的另一处烽火台,可能在今燕子矶附近。冶城在东吴时仍作为官营的冶炼作坊,丹阳郡城也继续使用,这两座城分别是都城西南方和东南方的卫城。此外,为了加强南线的防御,东吴时沿秦淮河的两岸都竖有栅栏,称为“栅塘”或“秦淮栅”。
    屯田是三国时代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东吴的屯田规模很大,仅次于曹魏,主要用以解决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在建业都城的内外,军屯十分密集,孙权曾把为他拉车的八头牛改作耕牛,以示提倡。东吴经常派出大将率领数以万计的兵士渡江去淮南的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屯田,有船只600多艘,开垦稻田40多万亩。当时最大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苏武进县),也常从建业派出劳动力去扩大毗陵屯区的规模,屯田人数达数万口之多。另外,建业附近秦汉以来的一部分旧县,如江乘县、湖熟县和溧阳县等,这时都撤销县级行政机构,改由典农都尉管理,对农民实行军事编制,使之固着在土地上,全力生产粮食。这些民屯中的农民被称为“屯田客”,虽然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但对他们的人身限制却比汉朝时更加重了。发展农业离不开水利,东吴时江南的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与建业密切有关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秦淮河水系的疏浚和扩大,并开凿了赤山湖。公元245年,孙权派校尉陈勋带领屯兵3万修治秦淮河。为了沟通建业与太湖地区的内河交通,陈勋带领这3万人在宁镇丘陵地区开凿了一条名叫“破岗渎”的运河。这条运河的起点是秦淮河东源的句容,终点是今丹阳县境内的云阳西城,用以接通江南内河和太湖流域。为了调节水量,便利行船,从建业南郊的方山开始修筑水坝和船闸,沿线共有14座。每座坝闸附近都设立旅店和商栈,形成了一个集市。这条运河修成后,从建业到吴郡和会稽郡或更南面的地方,就无需再绕道京口(今镇江市),可以从建业直接乘船前往。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各种物产,也可通过水道运抵建业,其中一些重要物资还可以直接运进皇宫旁的仓城。因此,这条破岗渎对于东吴首都的物资供应和内外交通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条运河的开辟,方山一带就成为都城南郊最主要的水陆码头。
    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东吴境内的手工业也发达起来了。东吴政权经常从各地征调数以千计的熟练手工业工人到建业,充实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孙权的赵夫人能够亲手用彩色线织成有龙凤花纹的织锦,宫中还有上千名专门从事丝织的宫女。生丝都由浙江的诸暨(今诸暨县)和永安(今德清县永康镇)两地供应,这可以说是南京地区丝织业的最早开端,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练和铸造铜铁器的中心。当时曾经两次铸造“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等大型的铜钱,其币值分另相当于汉代“五铢钱”500个和1000个,这表明三国时的物价较汉代大为提高,通货膨胀的程度已很严重。在手工业方面,武昌和会稽是东吴的两个中心。武昌的铜铁器和刀剑,以及会稽的铜镜和青瓷器,都大量地运到建业来供应王公贵族们使用。
    江南地区的经济,经过东吴时期60年左右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最高水平。汉代江南的大城市只有吴、会稽和广州等少数几个,这时增加了建业和武昌两座大城。吴、会稽、广州、江陵和夏口(今武昌)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东吴大力招抚北方南来的人民,以及强制原来住在皖、赣、浙、闽山区的“山越”人民出山务农和当兵,再加上60年来没有经过大的战争破坏,人口增殖很快,耕地开辟较多。到吴亡时,南方的行政区域已经发展到43个郡(相当于今地区一级)、313个县,郡县的数目比东汉时增加了1倍多。户数有5.23万户,男女人口230万人,这还不包括隐藏在豪族武将家里不属于东吴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东吴政权毕竟是建立在残暴的封建统治基础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东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继的武将。豪族和武将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又名、“部曲”)和庄园,还有大量的童仆为他们耕地、制造手工业产品和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私人武装和童仆实际上就是兵奴、农奴、工奴或商奴。所以,这些豪族和武将既是东吴政权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坏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同时,东吴的刑罚十分残酷,后主孙皓甚至下令活剥人的面皮和凿瞎人的眼睛,这要比同时的魏、蜀两国凶暴得多。对于山越等少数民族,压迫得也很厉害。先后对山越用兵近40年,掠夺人口达10~20万人,副迫他们当兵奴或农奴。由于繁重的、连年不断的修建宫室和城池等徭役,东吴境内人民的反抗活动非常激烈。如公元266年,吴郡永安就发生了以施但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从乌程(今浙江吴兴县南)出发,沿途不断扩大队伍,打到建业郊区时已有1万多人。东吴政权恐惧万分,慌忙调遣大将进行堵击,才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下去。在东吴亡国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发生了以下级军官郭马为首的广州兵民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都预示着东吴政权的行将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灭蜀和建立起晋朝政权的司马氏进行总动员,沿长江全线进攻东吴。前线的大都督是西晋武官的首脑太尉贾充,大将有司马伷、王浑、周浚、王戎、胡奋、杜预、王俊和唐彬等8名。前6名大将分别进攻建业的外围六合、当涂,以及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夏口(今武昌)和江陵等地;王浚和唐彬则率领灭蜀后所得的水军,由四川顺流东下。这时,东吴政权已经上下离心,无人再为末代皇帝效力。而孙皓所设计的江中铁锁,也阻挡不了西晋军队的前进。公元280年的农历三月,王浚所率的舟师首先抵达石头城下,孙皓无可奈何,只得叫人反绑了自己的双手,抬着棺材到西晋军门前去投降。正如唐代的诗人刘禹锡在他的一首名诗——《西塞山怀古》中所描写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古代八尺为一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民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东吴亡国以后,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左思曾经在他的名著——《三都赋》中,对吴都建业作了详细的描述。他为了收集魏、蜀、吴三国都城状况的素材,不仅博览了群书,考核各种图志;而且采集了大量的民谣故事,积十年之久完成此赋。他在描写建业的“苑路”(御道)时说:“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据说这部《三都赋》刚刚写成,西晋首都洛阳的豪富之家立即争相传抄,以致市场上的纸价突然上涨数倍。这就是“洛阳纸贵”这一成语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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