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国是否一国家-正文-中国文化要义-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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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国是否一国家
    一中国之不像国家
    第一章列举中国文化特征,曾以中国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列为其中之一(第十一特征)。中国何以会这样特殊,这就为一般国家都是阶级统治;而中国却趋向职业分途,缺乏阶级对立,现在就这问题一为申论。
    中国之不像国家,第一可从其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见之。此即从来中国政治上所表见之消极无为。历代相传,“不扰民”是其最大信条;“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富有实际从政经验,且卓著政绩如明代之吕新吾先生(坤),在其所著《治道篇》上说:
    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除弊。(见《呻吟语》)
    这是心得,不是空话。虽出于一人之笔,却代表一般意见;不过消极精神,在他笔下表出的格外透彻而已。所以有一副楹联常见于县衙门,说“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知县号为“亲民之官”,犹且以勿相往来诏告民众,就可想见一切了。
    事实上,老百姓与官府之间的交涉,亦只有纳粮,涉讼两端。河北省民间谚语,说“交了粮、自在王”,意思是:完过钱粮,官府就再管不到我(亦更无其他管制)。至于讼事,你不诉于官,官是不来问你的。不论民刑事件,通常多半是民间自了(详后)。近代以前的西洋社会,多数人没有自由;而昔日之中国人却可说是自由太多——孙中山先生有此语。古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或出文人想象,未必实有此谣。然而太平有道之世,国与民更仿佛两想忘,则是中国真情。
    这种无为而治,如其不是更早,说它始于西汉总是信而有征的。当时相传曹参为相而饮酒不治事,汲黯为太守而号曰“卧治”,如此一类有名故事可见。但我们不可就信他们只是受黄老思想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于此时慢慢展开,其需要无为而治的形势(详第十章),就被明眼人发见了。
    前引长谷川如是闲的话“近代英国人以国家为必要之恶,而不知中国人却早已把它当作不必要之恶”,正是指此而说的。
    复次,中国之不像国家,又可于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之。国家功能,一面是对内,一面是对外。中国对内松弛,对外亦不紧张。照常例说,国际对抗性之强弱似与其国力大小不无相关。然在中国,国力未尝不大,而其国际对抗性却总是淡的,国际对抗性尽缺乏,而仍可无害于其国力之增大。此缺乏国际对抗性,有许多事实可见。——
    第一就是疏于国防。例如沿海港口,为国际重要秘密,引水权绝无委诸外人者。内河航行,允准外人充当向导,尤为世界所未闻。清光绪十年(1884)中法之役,法军航深入闽江,即系由中国海关颁给执照之美国人引水。事载慕尔氏之国际公法,各国学者引为奇谈。据说在中国海关注册为轮船引水者,外国人约占半数。然这不过是其一端;类此不讲国防之事例,大约要数出十件八件亦不难。
    第二就是户籍地籍一切国势调查,中国自己通统说不清。这原是国际对抗的本钱家当,时时要算计检讨,时时要策划扩充的。自家竟然一切不加清理,足见其无心于此。不知者或以为中国人头脑知识尚不及此,那便错了。史称“萧何入关,收秦图籍”,那正是此物。其实早在先秦战国,便已有之。不过在二千年后,倒不加讲究罢了。
    第三就是重文轻武,民不习兵,几于为“无兵之国”。所以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据雷海宗教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所指出之“中国自东汉以降为无兵的文化”,列以为中国文化特征之一(第十二特征)。盖立国不能无兵;兵在一国之中,例皆有其明确而正当之地位。封建之世,兵与民分,兵为社会上级专业;中国春秋以前,合于此例。近代国家则兵民合一,全国征兵;战国七雄率趋于此,而秦首为其代表,用是以统一中国。但其后两千年间,不能一秉此例,而时见变态。所谓变态者:即好人不当兵;当兵的只有流氓匪棍或且以罪犯充数,演成兵匪不分,军民相仇之恶劣局面。此其一。由此而驯至全国之大,无兵可用。有事之时,只得借重异族外兵,虽以汉唐之盛,屡见不鲜,习为常事。此其二。所谓无兵者,不是没有兵,是指在此社会中无其确当安排之谓。以中国之地大人多,文化且高于四邻,而历史上竟每受异族凭陵,或且被统治,讵非咄咄怪事。无论其积弱之因何在,总不出乎它的文化。看它的文化非不高,而偏于此一大问题,少有确当安排,则谓之“无兵的文化”,谓其积弱正坐此,抑有何不可?颇有学者不同意雷说(1)(对于雷氏中国无兵之说,论者多不同意,《思想与时代》月刊有张其昀教授《二千年来我国之兵役与兵制》一文,即其一。),从历史引出许多证据,以明其不然。其实至多不过证明常态变态相间互见,固不能把变态否认掉。中国历史原多往复之象,尽管未曾一变到底,而变态之发见不亦尽够严重了吗?即此已尽足显示其文化之特殊,有大可注意论究者在。在这里则至少见出国际对抗性之特弱,与其大有可观之国力(地大、人多、文化高),绝不相称。
    最后,则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于此,梁任公先生言之甚早。——
    ——夫国家也者,对待之各辞也。标名某国,是必对于他国然后可得见;犹对他人,始见有我也。……非有国而不爱,不名为国,故无所用其爱。……外族入主而受之者,等是以天下人治天下事而已。既无他国相对峙,则固当如是。(下略)(见《饮冰室文集》《中国之前途与国民责任》一文)
    (上略)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固结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点而论,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中国人不能组织国家也可。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彰彰甚也。此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深入人心;以二千年来历史校之,得失盖参半。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不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后总结算,所得犹足偿所失而有余。盖其结果,常增加“中国人”之组成分子,而其所谓“天下”之内容,乃日益扩大也。欧洲讫今大小数十国,而我则久成一体,盖此之由。(见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一章)
    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有“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常有人引用顾亭林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以证成其义(甚且有人径直写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完全是不看原文,原文是: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中略)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此出顾乐《日知录》论正如风俗一段。原文前后皆论历代风俗之隆污,完全是站在理性文化立场说话。他所说我们无须负责的“国”,明明指着朝廷皇室,不是国家;他所说我们要负责的“天下”,又岂相当于国家?在顾氏全文中,恰恰没有今世之国家观念存在!恰相反,他所积极表示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即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他未曾给人以国家观念,他倒发扬了超国家主义。
    “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中国思想正宗,而顾先生所代表者正是这个。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于国家种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见;而独于文化定其取舍。九十年前,曾、胡所以号召国人抗御洪、杨,共讨洪、杨者,就是站在此文化立场说话。(1)(太平天国之役,在洪、杨方面所发檄文以讨胡为名,标榜种族主义;而曾、胡方面所发檄文,则据文化立场指斥对方。其原文,在近代史料可查。结果前者卒被后者消灭。盖洪、杨宗教之幼稚,其所为多不合于固有文化意识,实为不能成事之根本。其消灭,绝非清朝能灭之也。)而太平天国之所以命定地失败,亦正为它违反固有风教之故。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2)(关于著者先父之事,具详《桂林梁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出版。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告儿女书等多缄,均影印在内。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国性盖指固有风教。)此种卫道精神,近于宗教家之所为,却非出于迷信而宁由于其宝爱理性之心。像共产党为了争求一种理想文化,不惜打破国界,其精神倒不无共同之处。
    梁任公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述各家思想不同,而言政治莫不抱世界主义,以天下为对象;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类以行,绝不以一部分自画。而儒家态度则尤其分明。兹引叙于下:
    春秋之微言大义,分三世以明进化轨迹:
    第一,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
    第二,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
    第三,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
    (见《公羊传》注,哀公十四年)
    盖谓国家观念仅为据乱时所宜有。“据乱”云者,谓根据其时之乱世为出发点而施之以治也。治之目的在平天下;故渐进则由乱而升至于平;更进则为太平。太平之世,无复国家之见存,无复种族之见存。
    至孟子时,列国对抗之形势更显著,而排斥国家主义也变更力。(中略)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也。(《先秦政治思想史》第263—265页)
    后世读书人之开口天下闭口天下,当然由此启发。然不止读书人,农工商等一般人的意识又何尝不如此。像西洋人那样明且强的国家意识,像西洋人那样明且强的阶级意识(这是与国家意识相应不离的),像他们那样明且强的种族意识(这是先乎国家意识而仍以类相从者),在我们都没有。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
    中国人头脑何为而如是?若一概以为是先哲思想领导之结果,那便不对。此自反映着一大事实: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国家是有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就于此产生。于是我有中国西洋第二对照图。
    从个人到他可能有之最大社会关系,由下至上共约之为四级,如图。四级各具特征:
    一、个人——出发点;
    二、家庭——本于人生自然有的夫妇父子等关系;
    三、团体——没有界别的组织;
    四、天下——关系普及不分畛域。
    在西洋人的意识中生活中,最占位置者为个人与团体两级;而在中国人则为家庭与天下两级。此其大较也。
    有人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1)(见林语堂著《中国文化之精神》。)这话大体是不错的。
    中国西洋
    天下天下
    团体团体
    家庭家庭
    个人个人
    中国西洋对照图之二
    图例:
    (一)“天下”泛指社会或世界人类或国际等;
    (二)“团体”指国家或宗教团体或种族团体或阶级团休等;
    (三)“家庭”兼家族亲戚等而言;
    (四)字体大小即其意识强弱位置轻重之表示。
    二国家构成于阶级统治
    在欧洲小国林立,国际竞争激烈,彼此间多为世仇。人民要靠国家保护自己,对国家自然很亲切;国家要藉人民以与邻国竞争,亦自必干涉一切而不能放任。但在同等面积之中国,却自秦汉大一统之后,无复战国相角形势,虽有邻邦外族,文化又远出我下,显见得外面缺乏国际竞争,从而内部亦解弛不来,而放任,而消极。正如近百年来,我们处于世界新环境中,政治上又不得不积极起来一样。此种地理的和历史的因素,谁亦不否认。然而其社会构造本身不适于对外抗衡竞争,不适于对内统治,却是基本的。此即上面我所云“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那一大事实。
    难道“社会”与“国家”,必是分别对立的吗?从西洋历史事所形成之观念,确是如此的。奥本海末尔在其名著《国家论》序言中,说道:
    与国家观念相对立的社会观念,最初于洛克(Locke)见之;从此以来。此种对立愈益确定。
    他并说明:始而是第三阶级起来自己认做是“社会”,而据以反对封建之“国家”。继而是第四阶级起来,又自己认作“社会”,而把第三阶级当做“国家”以反对之。他们观念中共同之处,便是同认“国家”起源于侵犯自然法而存续下来的特权集体;“社会”方为顺乎自然法的人道结合型。他们盖同认“国家”为魔鬼之城(CivitasDiaboli),而“社会”则为上帝之城(CivitasDei)。他们所不同者:前者宣称资本主义社会便是自然法过程之结果;后者却谓这过程尚未到达其目的,必待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乃是。大约在西欧,都是这样观念。只有德国学者多半崇拜国家,恰颠倒之,以国家为天堂,以社会为地狱。但其后亦转变过来,而接受西欧观念了;如马克思等其著者。奥本海末尔声明自己亦是如此。
    奥氏全书繁征博引,正亦不外指出此一问题在历史上如何兴起,及其将如何消掉。他大意说,人类求生存,为获得其所必需之资料,有两个不同的手段。一是人们自己劳动,或以自己劳动与别人劳动为等价交换,此即谓之经济手段。又一是强把别人劳动无代价收夺过来,此即谓之政治手段。社会,便是从经济手段发达而来,而国家,则起源于政治手段。自古讫今,人类历史之发展要不外经济手段对于政治手段之争衡,逐步驱除它,以至最后胜利而后已。最后,政治手段全消灭,有社会而无国家。国家就变成他所说之“自由市民团体”,其组织纯基于自然关系,无复武力统治在内。——读者试取前章讲社会阶级之所以形成而终于要解放者,与此互参,则其间理致自易明白。
    国家寄托在武力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说武力专为行剥削而来,而国家即起源于此,存在于此,则不免太偏。纵然国家可能起源于此;但国家之所以留存下来,而且还有其一段发展,显然不在此。国家之所以存在,是为它一面能防御外来侵扰,一面能镇抑内里哄乱,而给社会以安全和秩序。无安定,无秩序,大家不能生活。安定和秩序,能得之于理性,自然最好。但于对外讲不通不时,或对内讲不通之时,其势只有诉之于武力。掌握武力而负担此对内对外之责任者,即国家。必要到人类文化较之今日远有高度发展,单恃理性即足以解决一切,而后武力自然可废,国家自然亦必变形。然这却必待经济极高进步之后,只可期诸未来,非所语于过去。
    国家必然是一种武力统治,其理如上已明。但何以又必是阶级统治呢?这因为武力不过是一工具,还必得有一主体操持它;此主体恒为一阶级。照理说,武力应属于国家,国家即为其主体。但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要实际作到,必须全国人无论何时,始终只有一个意志而无二。试问事实上可能不可能呢?照眼见之事实,一国之内恒有阶级、种族、宗教、职业、地域种种不同,而不免各有立场。其间意志统一而出于非勉强之时,殊不多遘。特别是阶级不能没有;而阶级间之矛盾,有时虽外患当前亦不能掩盖,在对内问题上更不待言。武力既经常地为对内统治的后盾,则操持此武力者为谁,岂不明白?故尔此主体例以国家尸其名,而实际则为一阶级——统治兼剥削的那一阶级。在封建之世,几乎那全阶级就是一武力集团,其为阶级统治最彰露。后来文化进步如近代国家者,则武力渐隐,阶级在法律上似不存在。然其经济上剥削被剥削之事实,即托存于法律秩序;而法律秩序之维持,则有国家的军警法庭为后盾。此不过其施行统治较为间接而已,固依然是阶级流治也。
    其次我们还要知道,设若不是阶级便难当主体之任。主体与工具,必须相称。若不相称,宁可主体大而工具小,万不能主体小而工具大;那就不是力量,反而是累赘阻碍了。前章说,国家是一大强制力。强制必有两面,两面人数虽不必相当,但总不能以一人对大众。所以像中国历史上,全国庞大武力而以一人一姓为其主体,而太不相称,为事实所不许。只有在中原逐鹿,两军相对情势下,要拥戴服从一个首领,乃能作战取胜;那一时,此首领很像就是武力的主体。一旦对方消灭了,则此方诸将领即无永甘服从于一人之必要。此为历代创业之主最难应付的大问题,宋太祖曾明白说出。且亦只有他“杯酒释兵权”,得以轻松度过。其余,对于他所共图天下的那些功臣,总不免猜忌残杀,事证多不胜举,其故正在此。所以中国历史定例,争天下时固非武力不可;得天下后,就要把武力收起来,不能用武力统治。古语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所谓“偃武修文”,意义岂不甚明。雷海宗教授曾指证,偌大国家不仅边疆御寇借用外兵,甚至要借外兵保卫畿辅治安。似此无兵情形,正有所自来,而非无原无故。
    国家构成于阶级统治,中国则未成阶级,无以为武力之主体而难行统治;这是中国不像国家之真因,历代帝王所以要轻赋薄敛,与民休息,布德泽,兴教化,乃至有所谓“以孝治天下”者,皆隐然若将放弃其统治,只求上下消极相安。在他盖无非从善自韬养之中,以绵永其运祚。你说它不敢用力亦可,你说它无力可用,亦无不可。数千年政治上牢不可破之消极无为主义,舍此便不得其解。
    三中国封建之解体
    以上当然皆就秦汉后的中国而说话。其缺乏阶级,不像国家,自是负面;而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即社会以为国家,二者浑融莫分,乃为正面。凡此社会形态之特殊,伏根必很远;但其显露出来,则在封建解体之后。关于正面,下章再细讲。现在继续谈其负面之两点:
    一、其缺乏阶级不像国家之何所从来。(因)
    二、其缺乏阶级不像国家之何所归趋。(果)
    于是我们便要谈中国封建之解体问题。
    第二章已经申明,人类文化史不是独系演进的,而中国刚好与西洋殊途。上章讲阶级问题,述及历史可分五大段之理,则于唯物史观所说相当予以认可。现在来谈中国封建之解体,即是承认中国亦经过封建时代如西洋社会史者,而确指其与西洋之殊途正在于此。
    于此有两大事实先要提请注意:
    一、西洋在封建社会后资本社会前,那一过渡期间,政治上曾表见王权集中。但旋即转入限制王权(宪政),故其为期甚短。恰相反地,此在西洋极短暂者,在中国却极绵长。中国封建削除,同一表见王权集中;乃不料此一集中,竟无了局。它一直拖长二千余年,假如不是近百年受近代西洋影响,中国历史突起变化,还望不见它的边涯。
    二、还有与此政治上长期不进不变之局面恰相配的,是其经济上之长期停滞。尽管其工商发达,早征见于先秦,而两千多年后,依然不过那样。假如不是近代西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传过来,它可能长此终古!
    这是谁亦不能否认的,却亦是最不可解的。信如论者所说,秦汉以来之两千年是一段谜的时代。谈中国社会史,而于此没有惬心当理之分释,即一切等于白说。忽视它,抹杀它,更属可笑。然而在一些为迷信和成见所误之人,却苦于无法不加以抹杀,看下文便知。
    讨论之初,应问明白:何谓封建?封建和解脱于封建,以何为分判?简单说,封建是以土地所有者加于其耕作者之一种超经济地强制性剥削,为其要点。他如经济上之不出乎自然经济,社会上之表见身分隶属关系,政治上之星罗棋布的大小单位,意识上之不免宗教迷信等等,大抵皆与此要点天然相联带者。解脱于封建,就是解除这些,而以解除其要点(强制剥削)为主。再问:怎样可以得到解除呢?通常应不外像奥本海末尔所说,经济手段对于政治手段之一次确定地制胜。两种手段,目的是相同的。若经济手段较见顺便,而政治手段不大行得通之时,则政治手段渐被放弃,而自然趋向于经济手段。这种顺便者日以顺便,行不通者日以行不通,即是经济手段一次确定地胜利,而封建式剥削遂以解除了。像英国大体便是如此。在法国则要经过暴力革命,其政治手段之行不通,大于其经济手段之顺便。盖各处社会情势不同,历史随之亦异。
    中国究竟已否从封建中解放出来呢?如众所共见,多年来中外人士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少学者(如李季等),认为中国封建已崩解于先秦战国,而秦以后的社会即须另说。(1)(见李季著《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神州国光社出版。)这大致算得平允。但有的学者却认为从东周起,一直到鸦片战争之漫长时期,全都是封建社会。其所以如是主张,好像不管联带而见的那些事情如何,而单把握了农村中之强制剥削一个要点,说它是中国一直存在着的。这亦不为无理,却是疑问亦正多。
    第一,如我们在邹平、定县各处之所见,其土地是封建解放后的土地,其人是封建解放后的人,明白无疑。固有少数佃农雇农,不能自有其土地,而受到剥削;那只等于近代工人之受剥削而止。所谓超经济地强制性剥削,实未有之。此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所述当地租佃情形,可为确证(见原书第629—635页)。我不敢否认中国一直有强制剥削存在于农村的话;却在全国之中究竟占多少,不无疑问。此种相反例证之存在,足使前项主张,失掉一半根据。
    第二,封建之世耕作者随附于土地而不得去之情形,后来中国并未见有。似不能径以地少人稠,另外又乏出路(工商业),即作束缚于土地看。因而所谓强制性剥削之存在,这里又须打一折扣。——以上第一第二点,皆对那一个主要点而提出疑问。
    第三,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意识上其他联带而见的那些事情,按之中国或见或不见,难资判定;而大体论之,宁证明其封建已得解放(论者所以单把握一要点而立论,似即为此)。特如流行谚语“耕读传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之所表现者,试问世上焉得有此封建社会?
    最后要指出其最严重的缺点,是把秦汉与东周明明不可混同之二物而强混同之。对于上面所提两大事实,直仿佛不看见,不肯深求其故,而漫然以封建概一切。是何足以服人?然而这在他们实亦是无法的。因为他们不承认中西可能殊途,固执着社会进化只许在一条线上走;又迷信历史总是在步步前进中,不知其或进或不进,原无一定。而此两大事实,却刚好必从下面两层来解释:
    一、中国社会史自秦汉后,已入于盘旋往复之中(不是进步慢);
    二、中国封建之解体,别有其路线,不同于西方。
    前一层自然又是由后一层来的。秦汉以来之谜,恰藏在中国封建解体之特殊中,由此入手,即不难阐明一切。
    我们何以看出这个窍来?因为我们既有见于中国之缺乏阶级,再看到那两大事实,便恰好互资印证而有悟。如上章所讲,设若没有阶级则社会进步不可能;而阶级则必资于经济进步、文化进步、政治进步之循环推进,而一步一步得到解放。此盖为历史常理。现在阶级缺乏的中国,其经济长期停滞,其政治一成不变,岂非刚好一致相符而共证明其为历史之一种变局!中国之有过封建阶级,既不成问题;则此变局开端显然就在封建之解体上。此时我们试取西洋封建之所以解体者,来与中国相勘对,应不难寻得其变化之路线。
    西洋封建之所以解体者,要在经济进步。唯工商业发达,人竞逐于商业利润产业利润,而后乃不复费气力在农村中,为人对人之强制剥削。这就是由经济手段之顺便,引诱得封建阶级放弃其政治手段,这最为彻底。唯工商业发达,第三阶级兴起,领导群众争取个人自由,而后人对人之强制剥削乃不复行得通。这就是强迫封建阶级非放弃其政治手段不可。这样最为决定。此时政治手段虽尚有待于进一步之清除,但它绝不会翻回头了。无疑地,这是经济进步推进了文化和政治,使整个社会改换了一个局面。这亦可说是通常的一条路。
    再来看中国,中国社会构造当战国之际演着划时代的变化,至秦并天下而开一新纪元。正所谓“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无复多关阻、异政令,种种隔阂不通的情形。像封建之世,自上至上分若干等级,而星罗棋布于地面上之许多大小单位,已经削除,而全国统一于一王。王权集中,实行专制。同时,分封锡土之土地制度,亦变为土地自由买卖,任民所耕不限多少。这一变化,是什么变化呢?假如米诺贾托夫的话不错:“封建制度,就在于其政治关系之地域色彩,和土地关系之政治色彩”,那应该就是从封建下得其解放了。然而至解放是否亦得之于经济进步呢?这就难讲。经济进步是有的,商品生产、货币经济、都市兴起、交通发达,史册皆有可征。但求如西洋对于政治手段那所谓引诱所谓强迫者,则难得其迹象。相反地,且见出其经济手段制胜之不彻底不决定;政治手段不时回头。质言之,此虽亦不能不有其一定经济条件。然不是由经济之进而被推进者,毋宁是由文化和政治转而影响了经济。
    何谓“政治手段不时回头”?在上章曾说过:
    由政治势力而直接地或间接地使土地见出集中垄断之势,那对于从封建解放出来的社会说,即是形势逆转。此种逆转,势不可久;历史上不断表演,不断收场。
    显然地像西汉末,问题便非常严重。论人则被奴役者那样多,论土地则那样被集中垄断。而直接间接都出自政治势力。于是才引出了王莽“王田制”的大改革。历史上似此或大或小之例,讫未断绝。而同时“限田”、“均田”等一类运动,亦同样不绝于历史。中国历史就是这样逆转顺转两力相搏之历史。究其故,无非在社会之进步,阶级之解放,不由经济所推进——如其由经济所推进,政治手段便不会回头了——而宁由文化和政治开端。
    所谓中国封建解体,是由文化和政治开端者,其具体表现即在贵族阶级之融解,而士人出现。我们知道,封建阶级(实则并包封建而上至古代之贵族阶级),第一是建立在武力上,第二是宗教有以维系之。从来贵族与武装与宗教三者相联;西洋如此,到处亦皆如此。因此,除后世以逐利殖产而起之阶级,或稍形散漫外,凡贵族阶级在其社会中例必为集团为存在。何以故?集团与斗争相联;凡以武力为事者,岂有不成集团的?而宗教对于人之凝聚力,自来为集团之本,尤所不待言。今武力与宗教二者相兼,其理决定。然而奇怪的是中国竟有些例外。梁任公《中国文化史》,尝论中国贵族政治最与欧洲异者,有三点:第一,无合议机关,如罗马元老院(或中古各国之阶级会议)者。第二,贵族平民身分不同,然非有划然不可逾越之沟界。第三,贵族平民在参加政治上,其分别亦只是相对的,而非平民即不得闻政。第一点易晓,故不多说。后两点,他都指出春秋时代一些事实以证成其说(文繁不引)。其实这三点,恰透露当时贵族不成一集体。第一,若有合议制行于贵族间,是即其为一集体而存在之征;今不然,可想见其不是。第二点则见其内外界别不严。第三点更见其未甚垄断而排外。凡此又皆集团不足之象也。大抵阶级成见不深者,其种族成见亦不深,其国家成见亦不深,三者恒相关联。此由梁任公先生为后两点所指证之许多事例中,即可见出。又章太炎先生所著《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亦同藉春秋时代许多事例,辨明中国早没有像一般宗法社会那样种族排外情形。但你试以西洋古罗马之事来对照,就知其何等不同。罗马征服了远近多少邦族,建立其伟大之罗马帝国,而罗马人——此为一族亦为一阶级——却只限于其原来参加宗教典礼之家族而并不增加。罗马所扩充者,一为其统治对象,一为其国有土地;至于那些被征服的人则不予承认。换言之,他们始终被视为外人或敌人。他们要求得作罗马人,而罗马怒斥为万分不合理。至于流血革命以求之,发生所谓“社会战役”,而仍未得解决。间有一些曲折办法,例如先自卖为罗马人奴隶,再经合法之解放,以辗转侪于罗马公民之列,皆甚费事。此一阶级问题,盖历数百年而后泯除。我们不要以罗马人为怪,其实可怪的倒是中国人!
    何以中国封建阶级其自身这样松散,其对人这样缓和?此无他,理性早启而宗教不足;宗教不足,则集团不足也。封建所依靠者,厥为武力和宗教;而理性恰与此二者不相容,理性启,则封建自身软化融解,而无待外力之相加(参看第十一章)。其松散,正由人们心思作用萌露活动,宗教统摄凝聚之力不敌各人自觉心分散之势。而当时的周公礼乐,复使从情温厚而不粗暴,少以强力相向,阶级隔阂不深,则又其对人缓和之由来。颇有人说,中国是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或者说它,从氏族共产而转入封建之世(杜畏之说)。或者说它,经过一段亚细亚的生产时代而到封建(李季说)。我于此未用心考究,不敢判断。但觉得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之说似近真。奴隶社会的阶级比之封建的阶级,要远为严酷,像罗马的情形,怕是难免。唯中国得免于奴隶社会,而后中国人精神上得免于此一严重伤痕,而后封建期的阶级问题乃亦比较轻松,而竟自趋于融解。由此而风度泱泱数千年一直是阶级意识不强,种族意识不强,国家意识不强,以至于今。无论是少受宗教的锢蔽,或少受奴隶社会的创伤,这一切都是历史的负面,而其正面则为理性早见。理性早见,是我民族历史特征,直从古代贯彻于后世。
    贵族阶级之融解,盖早伏于其阶级之不甚凝固,缺乏封畛。在此宗教不足的社会里,贵族而脱失于武力,其所余者还有何物?那就只有他累积的知识和初启的理性而已。这就是士人。中国封建毁于士人。他力促阶级之融解,而他亦就是阶级融解下之产物,为中国所特有。中国封建之解体,要不外乎阶级之解消,而仿佛将以理性相安代替武力统治。它不同乎西洋之以新阶级代旧阶级,为武力更易其主体。此即其先由文化和政治开端之说也。
    士人原是后来有的名词,我今却追上去用以兼括古时亦可属于此一类之人。他的特点,在曾受教育而有学养。如故张荫麟教授所说:
    为什么“士”字,原初专指执干戈佩弓矢的武力,后来却变为专指读书议论的文人?懂得这个变迁的原因,便懂得春秋前的社会和秦汉后的社会的一大差别。在前一时代所谓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后一时代所谓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士”字,始终指特别受教育的人;但因教育的内容改变,它的涵义亦就改变了。(见张著《东汉前中国史纲》,第56页)
    前曾讲过,教育为高等享受,远在古代,更只有君后贵族少数人乃得享之。况学识出于经验之累积贯通,亦唯在职居官者有此机会。所以仕与学就相联而不可分。学术之卒以流传到民间,当不外贵族零落下来之故。他们或由失国,或由改变,或由个人获罪,或由代远族蕃而自然降夷。而亦要那时社会给人向上进身机会,才有人来热心讲学求学。一般都说,孔子私人讲学,有教无类,乃学术平民化之开端,并为后世开布衣卿相之局。士之一流人,如非孔子开创,亦必为其所发扬光大。这话虽大致不错,然须知远在孔子之前,暨其同时,有学养之人散在民间而不仕者,或疏贱在野之贤才起而当政者,既不少见。有孔子乃有后世之士人,亦唯有这些先河,乃有孔子。孔子非突然出现,他实承先而启后,使历史浸浸发展到社会之丕变。士人非他,即有可以在位之资而不必在其位者是也。其有可以在位之资与贵族同,其不必定在位与贵族异。假使一天,贵族少至绝迹,而在民间此有可以在位之资者推广增多,政治上地位悉为他们所接替,人无生而贵贱者,这就是中国封建解体之路。而春秋战国实开其机运。一方面春秋列国多兴亡变动,他们的来源增广,其人多。一方面战国霸主竞用贤才,相尚以养士,他们的出路大辟。孔子恰生在春秋与战国之间,以讲学闻政为诸子百家倡,就起了决定性作用。
    要知此一脉路,是有如下之理由的,当封建之世自然是武士教育(其实是文武合一),但其后何以遽然一变文而不武,甚且陷于文弱之弊呢?此即以理性之启,而早伏重文轻武之机于古了。士的头脑渐启,兴趣渐移,一旦脱失于其群,即舍去旧生涯。虽舍武而就文,却又没有宗教那一套。且不论宗教气氛稀薄,怀疑论(除墨家外皆怀疑派,见第六章)渐兴,根本就没有教会组织,宗教职务,及其税收财产,可依以为生如西洋者。这些人其势要各自分散。除少数人外,要凭借知识头脑为生;除庸碌无能者外,要走向政治活动去。约计之为三项:
    一、甘于淡泊,依农工生产自食其力者。——此项自必为数甚少,然古籍却多有可征。(1)(参看张荫麟著《东汉前中国史纲》第六章。又《左传》、《国语》、《国策》等书,多可考见。)
    二、庸庸碌碌靠相礼授徒以糊口者。——此项为数谅不在少。
    三、有才气的则讲学、闻政、游说、行侠,或且兼营货殖。——在此风气下者,亦许居多数。
    此第三项即封建之破坏者。他们有可以在位之资,而无其权位;所以就反对世卿,排斥任子之制,乃至君位亦要禅让才合理想。一旦上台,使与贵族为敌,废封建,置郡县,以官吏代贵族。贵族浸不能世有其土其民。封建束缚下之土地人民,乃先后得到解放。虽孔子曾无意破坏封建井田,只图变通而理想化之。然而此时几个主要角色,如李悝、吴起、商鞅等,却竟是他的再传三传弟子。而一向公族无权,游士擅政,如三晋秦楚者,其宗法根基既薄,封建势力不固,亦就着手最先,或完成较早。至秦并天下,遂竟全功。其事非此所及缕述。然从一切载籍中,很可看出那些在列国之间往来奔走不休,和聚在一起“不治而议论”的各种场合,正是一代社会大变革之酝酿发酵所在。而一个个得其君者,或为相,或为守,均得出其平素所怀以施于实际。在他们或不过图富图强,宁知历史任务即不觉完成于其间。作为当时之大关键者,则盛及一时的讲学,和大规模的养士是也。(1)(《饮冰室合集》内文集第四册梁任公亦有论中国封建解体不同于外国之一段话,录此参考:
    (上略)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何也?曰,欧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中略)近世欧洲诸新造国,其帝王未有不凭借市府之力而兴者。然则欧洲封建之灭,非君主灭之,而人民灭之也。(中略)日本明治维新,主动者皆藩士。诸藩士各挟其藩之力,合纵以革幕府,而奖王室。及幕府既倒,知不可以藩藩角立,乃胥谋而废之。然则日本封建之灭,非君主灭之,而藩士灭之也。(中略)中国不然。兴封建者,君主也;废封建者,亦君主也。以封建自卫者,君主也;与封建为仇者,亦君主也。封建强,则所分者君主之权;封建削,则所增者君主之势。(中略)论者知民权之所以不兴,由于为专制所压抑,亦知专制所以得行,由于民权之不立邪?不然,何以中国封建之运之衰,远在欧洲之先,而专制之远长,反远在欧洲之后也。
    又梁氏于贵族政治实有以启发民权之理,亦见到一些:
    (上略)要而论之,吾国自秦汉以来,贵族政治早已绝迹。欧美日本于近世最近世而始几及之一政级,而吾国乃于二千年前得之。(中略)宜其平等自由,早陵欧美而上,乃其结果全反是者,何也?贵族政治者,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试征西史,(中略)贵族政治固有常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凡政治之发达,莫不由多数者与少数者之争而胜之。贵族之于平民,固少数也;其于君主,则多数也。故贵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当之权利,于是国宪之根本即以粗立。后此平民亦能以之为型,以之为木+盾,以彼裁抑君主之术,还裁抑之,而求得相当之权利,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一也。君主一人耳,自尊曰圣曰神;人民每不敢妄生异想,驯至视其专制为天赋之权利。若贵族而专制也,则以少数之芸芸者与多数之芸芸者相形见绌,自能触其恶感,起一“吾何畏彼”之思想,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二也。畴昔君主与贵族相结以虐平民者,忽然亦可与平民相结以弱贵族。而君主专制之极,则贵族平民又可相结,以同裁抑君主。三者相牵制相监督,而莫或得恣。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三也。有是三者,则泰西之有贵族而民权反伸,中国之无贵族而民权反缩,盖亦有由矣。(下略)
    总起来说,封建之解放,在中国有与西洋恰相异者:
    西洋封建解放,起于其外面之都市新兴势力之抗争侵逼;中国则起于其内部之分化融解。西洋是以阶级对阶级,以集体对集体,故卒为新阶级之代兴。中国新兴之士人,是分散的个人,其所对付之贵族阶级亦殊松散。及至阶级分解后,以职业分途代阶级对立,整个社会乃更形散漫。
    西洋以工商发达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殆随经济而变,颇似由物到心,由下而上。中国以讲学养士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推动了经济(士人无恒产,不代表经济势力,而其所作为则推动了经济进步,李悝商鞅其显例),颇似由心到物,由上而下。
    以上是说明中国封建解体之由来,同时亦就是指出:中国从这里起,便缺乏阶级,不像国家。
    次一步,要问:它从这里向下去,是否能达于阶级消灭而不要国家呢?这当然不可能。它第一不能保没有外患,第二不能保没有内哄。凡人所以要国家者,它一样不能免掉。它尽管趋向于不像国家,而事实却逼到它成为一个国家。逼到它要有一强大武力,以对内对外。有武力非难,而谁来控制比武力,却是一大难题。因它已不能返回到两阶级之对立,就缺乏其适当之主体。缺乏适当主体之武力,一面不免于萎弱,一面不免于恣横。前者,即雷海宗教授指摘之“无兵的文化”所由来。后者,则为奥本海末尔所说之政治手段,强制支配土地,强制剥削农民,若将逆转到封建。但其势萎弱亦不能萎弱下去,逆转亦不能逆转下去。二千余年来,前进不能,后退不可,就介于似国家非国家、有政治无政治之间,而演为一种变态畸形——这就是缺乏阶级不像国家之所归落的地步。
    四中国政治之特殊
    西洋在以新代旧之间,其阶级确已得解放了一步。其社会构造、国家形式已经改变(可称革命),从人类历史进程上说,确已得进了一步。中国虽则未尝不向着解放走,仿佛若将以职业代阶级,以理性相安代武力统治者。但始终牵延于这种仿佛之中,近而封建之解放不彻底,远而阶级之彻底消除不可期。此二千余年间政治之特殊,须得在此一说:第一,把政治作为伦理间之事,讲情谊而不争权利,用礼教以代法律;是曰政治之伦理化。这里把阶级国家融摄在伦理社会中之结果。第二,对内对外皆求消极相安,而最忌多事,几于为政治之取消;是曰政治之无为化。此盖为阶级缺乏,武力萎弱之所必至。第三,权力一元化,而特置一自警反省之机构于其政治机构中;政治构造国家形式却从此永绝进步之机。前两点,在前既有叙说,不更赘;第三点尚有待阐明于后。——
    此所云“权力一元化”,是指中国从来没有,亦永不发生“箝制与均衡”的三权分立的事。这是什么原故?我们且寻看西洋是怎样发生的,便不难勘对出来。这在西洋以英国肇始,原非出自一种理想规划,而是事实慢慢演成的。三权之中,当然以立法行政之分离对立为首要。此二者,当初皆包于王权之中,何曾另外有什么立法机关?明确地分离,肇始于近代,而渊源于中古。中古之巴力门,其构成原是以贵族僧侣为主,再加市民代表等。后此两权分立,实由原初国内不同阶层之两面对抗而来。从不同之阶层势力言之,则此时计有(一)国王,(二)贵族僧侣,(三)都市第三阶级;而其间以第三种势力之关系最大。削除封建,是他们与王权合作之功;转回头来,限制王权,又是他们与贵族联合之力。始而国王代表行政权,而贵族市民组成之议会则握有立法权。其后国王无复实权,退出了此对抗形势。相对抗者,便为第二第三两大势力。他们此时固非分掌行政立法两机关,却是各结政党,凭借此两机关,时时运用,以相竞争。再往后,到最近几十年,上院无复实权,贵族们又退出了此对抗形势。则有后起的劳工阶级及其政党,起来参加,仍为两大势力之抗衡。是历史昭示:没有分离对峙之社会形势,则分权制度不会凭空发生,没有以此形势为背景之政党互竞,则分权制度不能得其运用。但中国的社会形势如何呢?照上面所说,中国封建以贵族阶级内部分化而解体;士人假借王权,扩充王权,其自身固不能构成一种势力;抑且使整个社会从此走向职业分途,日就散漫。在全国中,寻不见任何一种对抗势力,则权力统于一尊,夫何待言。
    权力一元化者,诚然可以为所欲为。但其一举一动,影响太大,他自己或者旁人,都不能那样毫无顾虑,随他去为所欲为。然则将如之何呢?那只有提高自己警觉而随时反省了。因此,中国皇帝大权虽不可分割,亦不受限制;而自古似乎便注意到如何加强其警觉反省之一事。梁任公先生文中,有关于此之一段话说:
    (上略)及其立而为君,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膳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设为种种限制机关,使之不得自恣。盖遵吾先圣之教,则天下之最不能自由者,莫君主若也。犹惧其未足,复利用古代迷信之心理,谓一切灾异番应在人主之一身,而告之以恐惧修省。及其殂落,则称天而谥,动以名誉,名曰幽厉,百世莫改。(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册《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中华书局版)
    以我推想,这其间亦许多少有点事实确曾存在于古;然要必经过儒家一番渲染无疑。儒家崇尚理性,自然要加以鼓吹倡导,以求确立此一制度。但单是有历史根据和有人倡导,还不够;须待封建解体,而后事实上确有其必要与可能,此一制度,乃得确立。试分别言之。——
    封建解体,全国权力集中统一;此时其权弥重弥专,其需要自己警觉反省者乃弥切。这是一点。再则,此时皇帝一个人高高在上,陷于力孤势危之境(参看前章),为求他的安全,亦是为大局求安全,此一需要弥见真切。这是更要紧之一点。可以说,其成为必要即在此。同时,因为封建之世,大大小小之君主甚多,此时通统化为官吏。所以过去偏于警觉国君一人者,现在就发展到监察多数官吏(不过说话仍对皇帝一人说话)。这又是一新的必要,基于这些,此一制度乃以确立。历代制度之因革损益,此不细数。大抵上则对皇帝谏阻封驳,补阙拾遗;下则监察内外,纠弹百僚,以至风闻言事。此外遇有灾异大难,更下诏求言,下诏罪己,策免三公,等等。凡此种种,怕是任何中古政治所未见,不能不说是中国的特色。然而你明白其由来,亦就不诧异了。
    孙中山先生倡五权宪法,其监察考试两权,自谓从中国政治制度得来。论者亦都承认二者为中国所特有。然更须知此两制度原是相因而至,且有其相成之妙。特殊之中国政治,正要他们合起来才构成。按后世考试制度本于隋唐,上溯则为两汉选举。更上,则战国之“荐引”、“上书”、“养士”,又实为其先导。(1)(参见409页注(1)。)更追上去,还有其根苗于古。总之,是从民间吸收新分子参加政治,统治被统治之间得以流通的那种事情,不必拘言考试,而其制度之建立,则须断自封建解体以后。在前,不过阶级壁垒不严,及其制度既立,便是阶级壁垒之撤除。这又是任何中古政治所未见。然而正就是此一制度浸浸建立的时候,亦就是前一制度种种必要(君权重且专、皇帝一人孤危、官吏增多)浸浸显露的时候。读者试加回想,不是吗?再则,前一制度自然是在引起当权者自己警觉反省,但最能促其警觉反省的,乃是与他不同的意见,是他圈外的意见,更要紧是被统治一面的意见。前一制度之真正意义,与其看做纠正个人过失,不如看做谋上下意思之流通。然而说话之人的流通,又是意思流通之本。假如人不流通,所谓“有言责者”仅限于一小圈,则意思之流通便几乎不可能。所以言路实因仕途之辟而得其基础。后一制度不但为前一制度开出其必要,抑且供给以其可能。所谓相因而至,相成之妙,指此。设若两种制度各得发挥,而又借着廷议廷推,互得配合运用,各达于其可能之理想地步;则一切在位者既皆以合法程序来自民间,一切政府措施又悉能反映乎民意。那高高在上端拱南面之皇帝,要不过象征全国政治之统一而已,虽权力一元化又何害?所谓特殊之中国政治,要他们合起来构成,指此。
    以上是说封建解体后,中国政治之大趋向,及其所向之鹄的。除了有时倒退之外,从未变更此趋向。正为理想始终未达到,而又非无其可能,所以人们总抱着希望在努力。——努力实现其制度所应有者,或修缮其制度,乃至重新调整之,却未尝舍此而他谋。那么,是否后胜于前,可以见出其一步进一步呢?此亦未能。除细节上有些讲求外,根本不见进步。尽管不见进步,而二千年间经过多次之改朝换代,竟亦没有新思想或不同的运动发生。那么,是否中国人太笨呢?亦不是。此其故,约言之有三层:第一,任何政治制度莫不基于其社会内部形势外面环境而言,其中,内部形势尤为主要基础。中国自封建解体后,社会形势散漫,一直未改。而没有新形势,则人们新的设想新的运动不会发生。在散漫形势下,权力之一元化是不会变的。权力一元化不变,其救治之道只有这多,没有新鲜的。第二,中国制度似乎始终是礼而不是法。其重点放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成了一个人的道德问题,它不是借着两个以上的力量,互相制裁,互相推动,以求得一平均效果,而恒视乎其人之好不好。好呢,便可有大效果;不好,便有恶果。因此,就引人们的眼光都注到人身上,而不论是向某个人或向一般的人要求其道德,都始终是有希望而又没有把握的事。那么,就常常在打圈子了。二千余年我们却多是在此等处努力。第三,中国历史已入于循环中,为重复之表演,可看下章。
    五西洋政治进步之理
    然而在西洋封建解体后,其政治却显然一步进一步,有迹象可寻。这是什么原故呢?此即为其社会有阶级,即以阶级作阶梯,而得升进。此理在上一章为说明阶级问题,已曾论及。何谓政治进步?政权从少数人手中逐步开放给众人,政治渐进于民主,便是。其最后鹄的,在国家变成一自治团体,不再有统治被统治之阶级存在。为达于此无阶级之一境,中国却要赖阶级作过渡。阶级在此之作用有种种:——
    第一,民主期于尊重人权,而肇始于限制王权。王权人权各有分际而不相凌越,此为最善。但欲以个人抗王,而求得其均衡,谁能有这个力量?征之历史,这都是靠阶级的力量来达成的。最初得力贵族阶级——英国大宪章即其好例。其后则得力资产阶级;末后,则劳工阶级力量不可少。阶级新陈代谢,各有其时代任务不同。且亦不能保哪一阶级尊重人权,哪一阶级不尊重人权,正要借着阶级力量与阶级力量之相角而得之均衡,以保持此两权之不失于一偏。假如政治上之“箝制与均衡”可以保障人权自由,那么,阶级力量正是产生此“箝制与均衡”,而且运用之者。自今以前,若非阶级力量,最初这门便无法打开;若非阶级力量,亦将无法筑成这条通路。今后,则个人力量在阶级之支撑掩护下已得培养者,将更充实发达起来,最后,人人在教育程度上,在知识能力上,都平等了;每一个人真是不折不扣的一个人,社会秩序自然一准乎理性。那时,乃无须乎靠阶级力量,而社会亦没有阶级了。
    第二,政治民主之本义,在于政权公开,凡团体内事,大家商量,共同做主。此在古代之所以能一见于希腊城邦者,一则为其小国寡民,一则以其为奴隶主之社会。唯其小国寡民,一切不出乎众人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及,然后会议取决之制乃运用得来,而不徒为一虚名。唯其为奴隶主,生产之事有人代劳,自己乃有空闲,有资财精力,以从事乎政治。即此可证明其不是靠队级,便不得出现了。近代民主政治萌芽于中古。英国大宪章时代之贵族会议(councilofmagnates),便是政权先公开于贵族僧侣这一圈内。在此圈外,不民主,在此圈内,就算相当民主了。其后1254年1265年,乃陆续增加各郡市平民代表在内。初则合开会议,其后分为贵族、民众两院。今天英国之巴力门就是以这样开头,始而其权小,继而其权一步一步加大起来,以至于无所不能为。始而其权在贵院,继而渐移于民院,以至末后民院几乎握全权。始而其议员之选举权,限制于某范围内,继而一次一次又一次扩大其范围,以至末后实行普选。今天英国,英王无权,贵族无权,乃至资本家亦在台下,而由第四阶级结合的工党当国秉政,正是政权无保留地公开于国内之结果。此虽为数百年前所梦想不到,然恰为事实进展,自然要走到之一步。凡此进展之事迹,不可一一细数,却是其中理致,应予指出。为什么昔之行于几千人小国(希腊城邦)者,今天亦可行之于几千万人大国(英国本部)呢?这就为人们的耳目心思虽不异于古,却是其工具巧而且多了。天天一张报纸在手,不难把全国全世界的事情,即刻映于心目之间。为什么昔之从事政治者都是奴隶主,而今天一般工人亦能从事政治呢?其实今天工人亦是奴隶主,只不过不再以人为奴,而是以电与铁为奴耳。质言之,亦是得力在工具。人还是人,古今不同,只在工具。道理仍旧一样,总要这一圈内人人的耳目心思时间精力,都能照顾得了,才行。不然,名为政权公开亦是空的,实际作不到。而凡实际作不到之时,大概亦即不发生那种需要。需要真的发生,大概亦即其可能作到之时。既有需要,又有可能,断非少数人所能阻挡。苟无可能,又无需要,谁亦无法使它实现。可能与需要,一决于工具。说工具,兼括制造运用那工具之知识技能,而那种知识技能,亦就代表那时代之文化。工具之发明,文化之进步,非一蹴而就,这是很明白的。然则在历史上,政权之公开所以必出于渐进,其理岂不明白了吗?是知后此政权公开于全国之大之圈,正基始于当初向贵族公开之小圈;每后一步之进展,要皆以其前一步为阶梯。到今天,英国虽说选权普及,而资产阶级依然强大;正为多数人无产,多数人教育程度尚不够高。似尚待劳工阶级当政一时期,完成其经济改造,消灭阶级,而后其政治民主方为完全实现。然这是根据英国历史从来不甚需要流血革命而说的。很多国家不一定如此。例如法国,于中古亦有过民主萌芽,但其“等级会议”中断了一百七十五年之久,没有召开,卒以逼出1789年大革命来。而且一次再次革命不止。民主诚非皆由平稳进步中得之,但要晓得暴力革命更要靠阶级力量。革命虽似突变,实则其所得而解决之问题,仍不过那一时之问题;其所实现之民主,仍限于那一时可能有之民主。革命要靠阶级,革命后亦还需要阶级统治,以待社会进步,一新阶级起来,再度革命。所以平稳渐进或革命突变,在全部历史进程上看,无大两样,同一需要阶级作过渡。
    第三,除前两点,在实现民主上,阶级有其直接作用外,还有其一种间接作用。此即近二百年所有工具发明,文化进步,实大得力于资产阶级之统治。它的好外,在一面杜绝了封建式大小战争,而给社会以长期安定;又一面破除了封建式种种束缚限制,而给一切人以大解放。就在种种发明迭兴,文化飞速进步之中,政治民主乃得一步推进一步。此种间接作用,同样亦见于无产阶级之统治,如在苏联者。苏联正是承认经济进步,文化水准普遍增高,为政治民主之根本,而有计划地建设以完成之。它不以资产阶级作过渡,而以无产阶级作过渡,只是将阶梯原理掉转来用而已。虽其作有计划地建设进步,与西欧得进步于自由竞争者异,然而其资借于阶级统治,以得到安定进步,而实现民主,固无不同。在缺乏阶级,难言统治之中国,便不然了,试看下章便知。
    总之,西洋以其为阶级社会,是一个国家,就资借于其阶级,而政治得以进步,特地叙出如上,意在对照中国,缺乏阶级,不像国家,遂永绝进步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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