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中话书摘抄三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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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那光芒中我看见了我的童年，就像一本书那样，它一页一页地，翻开，每一篇书页上都印着一个曾经被我爱过的面庞，但是它们都已经腐烂在坟墓里了。
如今它们在我的眼前活起来。每一个面庞给我一个微笑，嘴里唤了一声我做小孩时被人唤着的名字，于是许多活泼的人在我四周出现了，他们包围着我，给我一些温暖，一些安慰，我仿佛又变做了一个小孩，回到那广阔的大厦里，那美丽的花园里，听母亲底叮咛的嘱咐，伴着哥哥姊姊们游戏，那时候我爱着人，而我也被人爱着。
每天晚上在我们临睡之前母亲总要把我和另一个哥哥唤到她面前，叫我们摊开她亲手给我们抄写的《白香词谱》，选了一首词给我们讲解，教我们诵读。过后我们就阖了书听她讲故事，听她叙说种种的事情。每晚，每晚都是这样。她仔细地给我们解说，直到我们完全了解她的意思。她教我们将来长大成人以后应该怎样忠实地去生活，去爱人，去帮助人，因为在世间有着那么多的人是需要着爱，需要着帮助的。她把话说得如此美丽。
母亲并不是一个说教者，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永远是忘了自己地去爱人，帮助人的。因了她的好心我才能够在仆婢们的诚挚的爱护中间生长起来。仆婢们把她当作她们底亲人一般地敬爱。在寒冷的冬夜里这爱也曾温暖了那些被幸福遗弃的人的心。
然而很快地她就被一只手拖进另一个世界里去了。我的呼唤挽不住她。
从此每天晚上我和那个哥哥就不再诵读《白香词谱》了。我们常常含了眼泪地问自己：我们将来是否能够去爱人，去帮助人，像母亲希望的那样。
摘自《童年》（1932 年）。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315 页。
二
我读过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
拉马丁的《吉隆特党史》在解释法国大革命方面是失败的，这是一本充满偏见的著作。但是诗人的优美的文辞常常激动我的心。同时书中攻击诬蔑马拉等人的地方也很使我愤慨。
马拉成了许多王党或者右倾历史家攻击的目标，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革命领袖里面马拉比谁都更爱人民。他被称为人民的朋友。他的确是人民的最忠实的友人。吉隆特党骂他做吸血的疯子，历史家如马德楞等甚至用了许多不堪的话来形容他。但是如今许多文件摆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明白马拉在法国大革命中担任过什么样的角色。
哥代刺杀马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她实现了王党和吉隆特党的愿望。老实说她只是一个入了迷途的狂热者，上了别人的当，做了一件傻事（不，坏事！）。虽然她自己在法庭上说：“我杀一个人以救十万人；杀一个匪徒以① 此组文章，由选编者选自作者的散文、杂文、序跋等文中。救无辜的人；杀一头野兽以谋祖国的安宁。”其实她想保护的不过是她的本阶级（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已。
对于马拉的死，我很觉遗憾。而且这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常常被人误解、被人诬蔑、被人侮辱的事使我非常愤怒。
有一天我在巴黎蜡像陈列馆看了马拉被刺的悲剧回来，一百数十年前的景象激起了我脑海中的波涛。我悲痛地想到当时的巨大损失，我觉得和那些在赛纳河畔啼饥号寒的人民起了同感。这时候我翻开了拉马丁的书，马德楞的书，和道布生的论哥代等的书（《四个法国妇人》），我的愤怒又从心底升上来。我无法自遣，曾经想过用我这管无力的笔来描写这个历史上的大悲剧，马拉的死。但是我并没有写成这样的一篇文章。
摘自《＜沉默＞序（二）》（1934 年9 月）。
选自《序跋集》第88 页。
三
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她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只是后来我读到Roussanoff 的《拉甫洛夫传》，才偶然找到了相当的话：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放在床头，每晚上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里面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的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影像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我们的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唤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
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烈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走解放的路。我所说的两本小书是一个未会面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夜未央》和《告少年》。我相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是剧本，我们还把它排演过。
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出售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姊，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手里。在成都也响应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
读书。我们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大哥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一些新的书报回来。在那时候新的书报给人争先恐后地购买着（大哥做事的地方离那书铺极近）。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姊，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在新花园里开第一次会，就给六姊的母亲遇见了。三婶那时正和继母大哥两个闹了架，她便禁止六姊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也就无形地停顿下去了。
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认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草命①的传单。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想，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我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
摘自《信仰与活动》（1935 年）。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04 页。
四
林琴南氏翻译的《十字军英雄记》是七八年前读过的了。里面有两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就是：“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这是一位中世纪的英国公主对她所爱的将军说的话，但在中国所谓“奴在心者”
如今不是正在各处得意地活着吗？而且这类人不是还在骄傲地非笑那般“奴在身者”吗？做奴隶的人，常常是自己不觉得的。因为他们的良心都被贱价地卖给主子们了。不管主子们是中国人，是外国人，是古人，是今人。其为主子，则没有差别。“奴在身者”是出于不得已；而“奴在心者”便是自甘堕落了。对于自甘堕落的人，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摘自《直言》（1935 年2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96 页。
五
① 这里的“草命”是传单上印错了的。
我观察生活，我研究历史。我看遍了过去和现在的人民的大斗争。我看出来在那些斗争里文字的力量（换句话说，文字没有什么力量），而且我明白在那些时候“纯粹的”文人所尽的任务是何等地小。在宫廷里当弄臣，在贵族爵邸里做食客，在贵妇人的沙龙里做装饰品，给当权者歌功颂德——这些倒是“纯粹的”文人的拿手好戏。现在文科学生都知道说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如何伟大。然而，我却更喜欢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几位。这些人据新近一位中国批评家“严格地说”来，并不是“纯粹的作家”。但是我觉得他们比但丁、莎士比亚等等大文豪更可爱。
这似乎是题外的话，其实并不是。譬如说但丁罢，他可以把他的政敌都送进地狱，他可以请他所爱的女人引他进天堂。我却不能够。这一类的事情我没有勇气做。所以在“私的”（personal）方面我不能够从写作上得到满足。在“公的”（public）方面我又看见文章和现实的环境相比，等于拿一个鸡蛋去碰石头。一番动人的演说可以使激动的群众马上做出一件事情，一篇文章只可以在短时间内感动人，但是不久就会被人忘记。不纯粹的作家的作品，自然经过一个短时期便归于消灭。但是纯粹的作家的不朽的名著，过几百年或者一两千年也会变做藏书家的所谓珍本，而成为风雅绅商沽名钓誉的工具了。
摘自《断片的纪录》（1936 年）。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42 页。
六
我读过一些关于马拉的书，我好像认识一个熟朋友似地认识他。我跟着他经历了他那充满牺牲精神的生活。我看见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责罚绝食反抗的小孩，我看见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我看见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家。然后我看见那个孟德斯鸠与卢骚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论》。于是革命家马拉出现了。《人民的朋友》的主笔，热情的煽动者，受迫害的革命家，他不得不时常躲在地窖里，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把他带到他的生活中的高峰，成了被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我又看见这时候的马拉的面影了：一个病弱的人，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在哥德烈街阴暗房屋的最阴暗的一层里面，不休息地做他的工作。他的热情、他的工作摧毁了他的身体。他的病一天天地加重了。可是一直到最后，他没有一刻想到休息。他的确像德国历史家W.布洛斯所说，是“一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并且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
我用同情和崇敬的眼光跟随着一个伟大心灵的发展。
……
阳光在我的眼前淡下去，我已经进了那条窄巷。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来了，我走进我的充满着洋葱气味的房间。我的桌上正摊开一本《马拉传》。那本书上和别的许多书上都写得很明白，马拉的遗产只有一张二十五个“苏”的纸币，活着的时候他接连有九个月只喝清水吃白面包，而且有三年多他每天不曾休息过一刻钟。
摘自《马拉、哥代和亚当·音克斯》（1939 年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559 页。
七
我的畏惧不断地增加。衙门里的女佣、听差们对这增加是有功劳的。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关于雷公的故事。有一个年老的女佣甚至告诉我：雷声一响，必震死一个人。所以每次听见轰轰雷声，我便担心着：不晓得又有谁受到处罚了。雷打死人的事在广元县就有过，我当时不能够知道它的原因，却相信别人眼见的事实。
年纪稍长，我又知道了雷震子的故事。雷公原来有着这样一个相貌：一张尖尖的鸟嘴，两只肉翅，蓝脸赤发，拿着铜锤满天飞。这知识是从小说《封神榜》里得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相貌，我倒想见见他。我的畏惧减少了些，因为我在《封神榜》中看出来雷震子毕竟带有人性，还是可以亲近的，虽然他有着那样奇怪的形状。
再后，我的眼睛睁大了。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也看穿了神和鬼的谜。
我不再害怕空虚的事物，也不再畏惧自然界的现象。跟着年岁的增长，我的脚跟也站得比较稳了。即使立在天井里，望着一个响雷迎头劈下，我也不会改变脸色，或者惶恐地奔入室内。从此我开始骄傲：我已经到了连巨雷也打不倒的年龄了。
摘自《雷》（1941 年7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357 页。
八
我刚刚关上的书，书皮上也有着这样一个名字：让·保罗·马拉。那是列克—马勒采文著的历史小说。
我又在读关于马拉的书。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人。每当我无法排遣寂寞，或者闷得快透不过气的时候，我常常求助于一些人的传记，马拉也是我心灵生活中的一个指导和支持。马拉，一个“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W.布洛斯语），“法国自由的忠实的看守者”（C.L.杰姆斯语），“下层阶级的朋友，被压迫阶级的忠实诚挚的战士”（E.B.巴克士语）。他比当时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更爱人民。可是在当时的国会中没有一个马拉的党徒。有人说马拉的党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虽然他为无数的人民所热爱。……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是跟马拉的名字分不开的。……夜帮助我思想、回忆。我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个人身上。我的疲倦渐渐地消失了。我跟着一个人在生活：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罚绝食反抗的小孩，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家，成名的医生和学者。
然后是卢骚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论》。于是我的眼前更亮了。我看见热狂的煽动者，受着迫害的革命家，他创刊了《人民的朋友》，攻击腐败和罪恶。他时常在地窖中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把他带到他生活中的高峰，成了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全法国贵族憎恨的“嗜血的魔王”。
我的眼光追随着他的生活：巴黎哥德烈街20 号，一所阴暗简陋的房屋，一个病弱的老人（才只50 岁，他的身体已经衰老了，那是被刻苦的生活、过度的工作和燃烧的热情摧毁了的。）房间里充满着霉气和臭味，到处凌乱地堆着东西。几张熟习的脸孔露一下又消失了。整个房间又落进一种窒息人的静寂里。然后响起了沉重的喘息声。病折磨着马拉，他接近垂死的状态了。
但是他仍然坐在浴盆中写作，一双老虎眼里还燃着烈火，这对眼睛永远睁着，守护着人民的利益。他的笔没有停过，他的刊物也在继续刊行。体力在逐渐减退，心却一直在燃烧。最后他不能出去参加国民大会的会议了。他不得不靠热水浴来减轻痛苦，提起精神。他坐在澡盆里为他的刊物写文章，向国民大会建议，为人民的权利呼吁。一直到最后他还在攻击反革命的罪人，拯救无辜。
摘自《静夜的悲剧》（1947 年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570 页。
九
我至今还相信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不错，虽然我生迟了一百几十年，不能够亲身经历那次的革命，我的关于它的全部知识都是从书本中得来的。
而且对于那些记载着活人的、勇敢的、聪明的、行动的书本，我感到了极大的兴趣。我特别提说聪明的行动，因为在当时也有至少愚蠢的行动。
摘自《静夜的悲剧》后记（1948 年7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581 页。
一○
又是过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因了病我没有进过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
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来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
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熟读着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做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曾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摘自《忆鲁迅先生》（1949 年10 月）
选自《巴金全集》
第十四卷第6页
一一
一八五五年印行的《草叶集》第一版只有12 首无题的诗，当时没有一个出版家愿意印这本书，作者只好自费出版，自己排版，自己印刷。印出来的书没法传到读者的手中，却遭到资产阶级报纸不断的谩骂。像“疯子”、“色情狂”、“杂草”、“垃圾”这一类不堪入耳的攻击，并不能阻止诗人继续写作。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在第二年印行的第二版《草叶集》中，就有了32 首长短诗篇，这部诗集差不多每五年重版一次，经过作者不断地增订、改写、重编，到一八九二年诗人去世的时候，它已经是包含将近四百首长短诗篇的光辉灿烂的大诗集了。
《草叶集》虽然一开始就受到侮辱和谩骂，但是它也曾得到人们热烈的赞美和拥护。例如惠特曼同时代的作家爱默生就非常喜欢它，说它有“鼓舞人、加强人信心的最好的优点”。有一个批评家还说：“惠特曼是人类编年史中最高贵的人物。”
一百年来，《草叶集》的影响不断地扩大，越来越多地得到人民的喜爱。
赞美的声音压倒了一切的谩骂和诅咒。到今天，它的光芒已经照遍全世界，它的声音已经达到了每一个角落，正像诗人在《自己的歌》中所预言的那样：哪儿有地，哪儿有水，哪儿就长着草。
惠特曼在他唯一的诗集《草叶集》中开门见山地写道：同志，这不是书，谁接触它，就接触到人。
《草叶集》的确是跟诗人惠特曼的生活分不开的。
……
惠特曼称自己为“过分赞美生活的人”。他把他的一首长诗称为《欢乐的歌》。其实不单是这首诗，差不多所有惠特曼的诗里面都浸透了生活会带来幸福的这个深刻的感觉。《草叶集》的每个读者打开这本美丽的书以后，读了几页就会感到一种非常坚定而且是惊人地真诚的乐观主义。惠特曼熟悉大自然，是大自然的卓越的歌手。他的诗篇中所表现的大自然都是像春天那样地引人喜爱，不管是鸟或花，都充满了欢乐的生气；他的人物浸透了欢乐的朝气勃勃的精神，他们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欣赏海洋、山岭、草原上的空气、明媚的阳光。他们都有健康的身体，丰富的生命力，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会垂头丧气，他们对于未来和自己的力量充满着信心。
摘自《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1955 年12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四卷第427 页。
一二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一套立身行道、扬名显亲的封建大道理。我也同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做过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说《普宁与巴布林》中所描写的那样）。我看够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对那些所谓“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识。我躺在轿夫床上烟灯旁边，也听他们讲过不少的动人故事。我不自觉地同情他们，爱他们。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皇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筋并不太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书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刘师复、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来的，再加上托尔斯泰的像《一粒麦子有鸡蛋那样大》、《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一类的短篇小说。我还读过一些十九世纪70、80 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记。我也喜欢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是多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就渐渐地丢开了它。我当时思想的浅薄与混乱不问可知。
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剥削阶级，工人和农人养活了我们，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我们的上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像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我们自以为看清楚了自己周围的真实情形，我们也在学习十九世纪70 年代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榜样。
我当时的朋友中就有人离开学校到裁缝店去当学徒。我也时常打算离开家庭。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
摘自《＜巴金选集＞上下卷后记》（1978 年9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3 页。
一三
我最近写信给曹禺，信内有这样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我不想现在就谈曹禺。我只说两三句话，我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许久，头两场写得多么好，多么深。孙美人这个人物使我想起许多事情。
还有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过一个戏《桥》，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搁下了，回来后也没有续写。第二幕闭幕前炼钢炉发生事故，工程师受伤，他写得紧张，生动，我读了一遍，至今还不能忘记，我希望他，我劝他把《桥》写完。
摘自《“毒草病”》（1979 年元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29 页。
一四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国文学史，那么多的光辉的名字！却没有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据“长官意志”写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罗斯文学史，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出现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试问哪一部是按照“长官”的意志写的？我家里的确有按照“长官意志”写成的小说，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所谓“三结合”，说清楚一点，就是一个人“出生活”，一个人“出技巧”，一个人“出思想”。听起来好像我在说梦话，但这却是事实。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听见上海唯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说过今后要大大地推广这个方法。最后他还训了我几句。他早就认识我，第一次当官有了一点架子，后来靠了边，和我同台挨批斗，偶尔见了面又客气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脸不认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权，的确大大地推广了“三结合”的创作方法。那个时期他们如法炮制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帮”的私货强加给作者。反正你要出书，就得听我的话。于是到处都是“走资派”“大写走资派”成风。作者原来没有写，也替他硬塞进去，而且写进去的“走资派”的级别越来越高。我说句笑话，倘使“四人帮”再多闹两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义》里去找“走资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写了大、小“走资派”以后来不及出版，“四人帮”就给赶下了政治舞台。“走资派”出不来了，怎么办？脑子灵敏的人会想办法，便揪出“四人帮”来代替，真是“戏法人人会变”。于是我们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种由“反走资派”变为“反四人帮”的作品。这样一来，吹捧“四人帮”的人又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长官”点了头，还有什么问题呢？即使读者不买帐，单单把书向全国大小图书馆书架上一放，数目也很可观了。
可能还有人想：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了不起的“创举”呢！
摘自《长官意志》（1979 年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38 页。
一五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取所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只有日积月累、不断接触，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我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后来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读了半部，像《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故事当时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后面的找不到了。我记得两三年中间几次梦见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说，我一定会大中其毒，作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
十多年前人们批斗我的时候的确这样说过，但那是“童言无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读这一部书，而且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书就读的毛病，而且习惯了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岁，不曾中毒死去，那么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说：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温室里度馀年了。
摘自《文学的作用》（1979 年2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40 页。
一六
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还出来活动，他们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诚的。
那个时候我仿佛就坐在达摩克里斯的宝剑下面，准备着随时落进灾祸的深渊，我多么珍惜这一份友情。我同他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来我们在武昌机场分别，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受审查的岁月中，在“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长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又渐渐产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
摘自《中岛健藏先生》（1979 年7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115 页。
一七
我在“牛棚”里当过地地道道的机器人，而且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做着机器人。后来我发现了这是一场大骗局，我的心死了（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走进“牛棚”的时候，就想起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经过我这里走进痛苦的城，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这说明过去有一个时期的确有人用“地狱”来惩罚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
我相信会有新的但丁写出新的《神曲》来。
摘自《探索》（1980 年2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173 页。
一八
《人到中年》是谌容同志的中篇小说，陆大夫是小说中的主人公眼科医生陆文婷。半年多来我听见不少的人谈论这部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起初还听说有一份省的文艺刊物要批判它。以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出来讲话，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小说中看见了自己的面影。的确到处都有陆大夫。她（他）
们就在我们的四周。她（他）们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或者做出成绩，或者憔悴死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三十年来我对自己周围的一切绝非视若无睹。但是读了《人到中年》后我一直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在各条战线上干工作、起作用，在艰苦条件下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多数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像陆文婷那样的“臭老九”。（“臭老九”这个称号固然已经不用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里它们还藏得好好的、深深的，准备到时候再拿出来使用。）
正是靠了这无数默默地坚持工作的中年人，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前进。……
读了小说的人没有不同情陆大夫的处境：但是我更敬佩她的“勇气和毅力”，敬佩她那平凡的不自私，她那没有尘埃的精神世界使我向往，使我感动。有人说作者不应该把陆大夫的遭遇写得那样凄惨，也不应该在“外流”的姜亚芬医生的身上倾注太多的同情；还有人责备作者“给生活蒙一层阴影”。有人质问：“难道我们新社会就这样对待知识分子？”“难道外流的人会有爱国心？”但是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却说：“小说讲了我们心里的话。”
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我们的生活里究竟有没有阴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决不了问题。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有这么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摘自《人到中年》（1980 年9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232 页。
一九
人们还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有时灵，有时又不灵。
年轻时候我想读一部小说，只寻到残本，到处借阅，也无办法。于是在梦里得到了全书，高兴得不得了，翻开一看，就醒了。这样的梦我有过几次。
摘自《说梦》（1980 年1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264 页。
二○
在世界闻名的几个都市里我参观了博物馆、纪念碑，接触了文化和历史资料，看到了人民的今天，也了解他们的过去。任何民族、任何人民都有自己光辉的历史。毁弃过去的资料，不认自己的祖宗，这是愚蠢而徒劳的。你不要，别人要；你扔掉，别人收藏。我们的友邦日本除了个别作家的资料馆外，还有一所相当完备的他们自己的“近代文学馆”。日本朋友也重视我们现代文学的资料。据一位美籍华人作家说这方面的资料美国收藏最多，居世界第一，欧洲有些学者还要到美国去看材料。荷兰莱顿有一所“西欧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成立已五十年，虽然收藏我国现代作品不多，但正在广泛地搜集。我说句笑话，倘使我们对这种情况仍然无动于衷，那么将来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把一代的文学整个勾销，不然就厚着脸皮到国外去找寻我们自己需要的资料。
现在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听说日本的“近代文学馆”是日本的作家们创办的，并没有向国家要一个钱。日本作家办得到的事，难道我们中国作家就办不到？我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决心很大，带个头总是可以的吧。创办和领导的工作由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我们只要求国家分配一所房子。我准备交出自己收藏的书刊和资料，还可以捐献自己的稿费，只希望在自己离开人世前看见文学馆创办起来，而且发挥作用。
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
对“文学馆”的前途我十分乐观。我的建议刚刚发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热烈响应。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振奋，在这里发表我的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优美的心灵。
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
摘自《现代文学资料馆》（1981 年4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294 页。
二一
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
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①，终于走出了“牛棚”。
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摘自《十年一梦》（1981 年6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328 页。
二二
去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的前夕，我在走廊上旧书堆中找到一本居·堪皮（G.Campi）的汇注本《神曲》的《地狱篇》，好像发现了一件宝贝。书太厚了，我用一个薄薄的小练习本抄写了第一曲带在身边。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在会场受批斗的时候，我默诵但丁的诗句，我以为自己是在地狱里受考验。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读读《地狱篇》，想想“造反派”，我觉得日子好过多了。
我一本一本地抄下去，还不曾抄完第九曲就离开了“干校”，因为萧珊在家中病危。……
摘自《说真话之四》（1982 年4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390 页。
二三
很多人喜欢西湖。但是对于美丽的风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我一九三○年十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岁前我就知道一些关于西湖的事情。在幼小的脑子里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事同西湖的风景连在一起。岳王坟就占着最高的地位。我读过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说岳全传》。我忘不了死者的亲友偷偷扫墓的情景。后来我又在
四川作家觉奴的长篇小说《松岗小史》中读到主人公在西湖岳王墓前纵身捉
知了的文字，仿佛身历其境。再过了十几年我第一次站在伟大死者的墓前，我觉得来到了十分熟悉的地方，连那些石像、铁像都是我看惯了的。以后我每次来西湖，都要到这座坟前徘徊一阵。有一天下午我在附近山上找着了牛① 见《神曲·地狱篇》第三曲：“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
皋的墓，仿佛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于是小说中“气死金兀术”的老将军、舞台上撕毁圣旨的老英雄、各种感人的形象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人物、历史、风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起来了，活在我的心里，而且一直活下去。
我偏爱西湖，原因就在这里。岳飞、牛皋、于谦、张煌言、秋瑾……我看到的不是坟，不是鬼。他们是不灭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化身。西湖是和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仅美丽，而且光辉。
摘自《西湖》（1982 年4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卷第400 页。
二四
十天前我瞻仰了岳王坟。看到长跪在铁栏杆内的秦太师，我又想起了风波亭的冤狱。从十几岁读《说岳全传》时起我就有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秦桧怎么有那样大的权力？我想了几十年，年轻的心是不怕鬼神的。我在思路上遇着了种种的障碍，但是顺着思路前进，我终于得到了解答。现在这样的解答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我这次在杭州看到介绍西湖风景的电视片，解说人介绍岳庙提到风波狱的罪人时，在秦桧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这就是正确的回答。
这一次我在廊上见到了刻着明代诗人兼画家文征明的《满江红》词的石碑，碑立在很显著的地方，是诗人亲笔书写的。我一眼就看到最后的一句：“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这个解答非常明确，四百五十二年前的诗人会有这样的胆识，的确了不起！但我看这也是很自然、很寻常的事情，顺着思路思考，越过了种种的障碍，当然会得到应有的结论。
我读书不多，文征明的词我还是在我曾祖李璠的《醉墨山房诗话》中第一次读到的，那也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书还在我的手边，不曾让人抄走、毁掉，我把最后一则诗话抄录在下面：予在成都时，有以岳少保所书“忠孝节义”四大字求售者，价需三百金，亦不能定其真伪，然笔法遒劲，亦非俗手所能。又尝见王所作“满江红”词，悲壮激烈，凛凛有生气，其词曰（原词略）。明文征明和之曰：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时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说（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惜（念），中原蹙？岂不念（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谈（夸）南渡错，当时只（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诛心之论，痛快淋漓，使高宗读之，亦当汗下。
我只知道李璠活了五十五岁，一八七八年葬在成都郊外，已经过了一百零四年了，诗话写成的时间当然还要早一些。诗话中并无惊人之处，但我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亲切。我曾祖不过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封建小官僚，可是在大家叩头高呼“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时候，他却理解、而且赞赏文征明的“诛心之论”，这很不简单！他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我的解释是：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越过种种的障碍，顺着自己的思路前进，很自然地得到了应有的结论。
摘自《思路》（1982 年5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405 页。
二五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念书，找到了世界语课本，便开始学习，每天一小时，从不间断。读完课本，我又寄钱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语书店”，函购国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仍然每天一小时（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求字典帮助（我有一本英国爱丁堡出版的世界语——英语小字典），一个字也不放过。一本书读完，我又读第二本。那家唯一的世界语书店里只有寥寥的几十种书，不过也能满足我的需要。它有什么书，我就买什么书。首先我读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选》，这是创始人柴门霍甫编译的。接着我又读了
《波兰作品选》、《安徒生童话集》和别的一些书如卜利瓦特的《柴门霍甫
传》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语了，在通信、写文章这方面用得多些。到一九二九年我才开始从世界语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但也不过薄薄的四五本。
摘自《一篇序文》（1982 年10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447 页。
二六
发表了的作品都归社会所有。或好或坏，不能由作家自己说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几个人说了算。是毒草是鲜花，要看它们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什么作用。批斗会解决不了问题。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并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拿它们跟“造反派”作“交易”。这就是我所说的“深刻的教育”。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奥地利作家弗·卡夫卡。小说《审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岁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发表的手稿，他在遗嘱中委托友人马·布洛德把它们全部烧毁。德国小说家马·布洛德违背了亡友的遗愿，把那两部未完的长篇小说整理出版了，它们在欧美知识界中产生了大的影响。人们阅读这两部小说，赞美或者批判这两部小说，却不见有人出来说：应当听从作者的话毁掉它们。
我并不喜欢卡夫卡的小说。可是我无法抹煞它们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来，即使他为自己的小说写上十篇认罪书或者检讨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们阅读《审判》和《城堡》。
同样，即使我写上百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读者们也不会承认《激流三部曲》是“杀人的软刀子”。
摘自《“深刻的教育”》（1984 年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543 页。
二七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
摘自《核时代的文学》（1984 年5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751 页。
二八
我三年前就曾指出，现在的教学方法好像和我做孩子时候的差不太多，我称它为“填鸭式”，一样是灌输，只是填塞进去的东西不同罢了。过去把教育看得很简单，认为教师人人可做，今天也一样，无非是照课本宣讲，“我替你思考，只要你听话，照我说的办”。崇高理想，豪言壮语，遍地皆是；人们相信，拿起课本反复解释，逐句背诵，就可以终生为四化献身，向共产主义理想迈进了。
我是受过“填鸭式”教育的，我脑子里给填满了所谓孔孟之道，可是我并没有相信过那些圣贤书，人们从来不教我开动脑筋思考，到了我自己“开窍”的时候，我首先就丢开那些背得烂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华。我总是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也只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那些填进去的东西总不会在我的脑子里起作用，因为我是人，不是鸭子。
摘自《再说端端》（1985 年5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615 页。
二九
我写小说，主要是小说看得多。童年时代我读了不少中国旧小说，青年时代还读了很多从欧美翻译的小说，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丛书《说部丛书》，后来又读英文版的外国小说。但我读小说，不过是为了消遣。当然，鲁迅的短篇集《呐喊》和《彷徨》以及他翻译的好些短篇，都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先生。我的外国老师是狄更斯、屠格涅夫、高尔基、罗曼罗兰、卢梭、雨果、左拉……
……
我看的书比较杂，缺乏鲁迅、茅盾那样有系统的修养。至于古书，也无非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之类，都是私塾时代的必读书。我确实在那时背熟了几本书，不但背熟，而且背得烂熟。这也许在写作上也有点帮助。后来主要还是看小说。此外，在信仰无政府主义时，也通过翻译《伦理学》，读了一些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书。我喜欢读革命家的传记及回忆录。
摘自《作家靠读者养活》（1989 年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四卷第484 页。
三○
我想起年轻时候读过一部《说部丛书》，这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小说，有文言，有白话，全用四号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种。这些书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关在家里也看到外面的世界，接触各种生活，理解各样人物。我觉得它们好像给我准备了条件，让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运动。书都是大哥从二叔那里借来的，为了这个我常常想起二叔。“文革”结束，我得到真正的解放后便在旧书店买到一部这样的《丛书》，还有未出齐的第四集。我的许多书都捐赠出去了，这丛书我留着，作为感激的纪念，不仅是对二叔，而且也对大哥、对别的许多人，我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各种养料。没有从他们那里得来的点点滴滴，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继续回忆，继续思念，好像用一把锄头慢慢地挖，仿佛用一支画笔慢慢地描，二叔在我眼前复活了，两眼闪光，兴奋地说：“说得好，必讼！”
他又在讲解《左传》，又在称赞《聊斋》的“春秋笔法”。他向我们介绍蒲松龄的好些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篇告倒冥王的《席方平》。席方平替父伸冤备受酷刑，他不怕痛苦坚持上告，一级一级地上控，却始终得不到公道。冥王问他还敢不敢再告状？他答说：“必讼！”酷刑之后再问，他还是：“必讼！”响当当的两个字真有斩钉截铁的力量。但是他吃尽了苦头，最后一次就回答冥王：“不讼了。”真的不再告状吗？不，他讲了假话，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事实上他坚持到底，终于把贪赃枉法的冥王和官吏拉了下来。
我记起来了，二叔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席方平他讲真话受到严刑拷打，讲假话倒放掉了。然而他还是要讲真话。他就是有骨气！”写文章要有骨气！
原来二叔也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
摘自《怀念二叔》（1992 年）。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九卷第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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