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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杜鲁底》①前记

    我没有见过布埃那文土拉·杜鲁底,不过我知道他,我常常听见人说起他。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那时他和阿斯加索、何威尔两人正囚禁在法国监狱里。阿根廷政府要求将他们引渡过去,以便执行早已判决了的死刑。据说法国当局已经有意应允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忍耐地顺从这个命运。他们三个人在监牢里实行同盟绝食。同时在外面他们的同志和全法国的自由思想家一致地扬起了正义的呼声:他们是无罪而被捕的,(“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者”,这不能作为罪名;但他们确实是在西班牙国王游历巴黎的时候,因了这个“罪名”而被捕的。)因此他们必须被释放。这呼声成了一种力量,到底生出效果:杜鲁底、阿斯加索、何威尔在同志们的热诚的欢迎中走出了法国的监狱。
    我读到这三个人联名的宣言。那时我和几个朋友在巴黎编辑一个刊物,由美国旧金山的友人印刷发行。我密切地注意着这事件的发展,把详细情形在那杂志上陆续刊出。我也翻译了他们的宣言。那里面有几句话我到现在还不能够忘记。他们说,他们靠了法国友人的援助获得自由,他们怀着深的感激回到自由的天地,他们不愿意吐露空泛的感激的言词,却保证有一天要用事实来回答朋友们的厚意。
    这事实如今果然摆在了我们面前,在所有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的各国朋友面前。杜鲁底和阿斯加索慷慨地交出生命,用他们的血酬答了朋友的信赖。
    何威尔至今还勇敢地在前线作战。巴塞洛那的陵墓的建筑,几十万民众参加的葬仪,全世界酷爱自由的人士的同声哀悼,……这些都不是没有原因的。
    杜鲁底,这个西班牙的机器工人,在生前他就获得我们大家的敬爱。我常常看见从西欧来的刊物上关于他的记载。我也听见一些朋友谈到他的近况。当我知道他率领志愿兵向沙拉各萨进军时,我兴奋地预祝他的成功。当我听见他去玛德里参加坚守危城的巷战时,我对西班牙革命前途的信赖更加强固。最后哈瓦斯社的一个简单的电报,使我感到像见着一颗巨星殒落时的空虚。
    但是西班牙局势的发展又使我的心变成十分强健的了。我编译这本小书不仅纪念一个未见面的友人,对他的忠实的工作和慷慨的牺牲表示一点感激和敬爱。同时我也愿意让我的同胞在这一个艰苦奋斗的抗战时期中略略知道
    另一个国度所经历的苦难和伟大的西班牙革命的前途怎样在这些苦难中逐渐长成。
    正文八篇都是从C.N.T.—F.A.I.①出版的一本小册中译出的。作为附录的加闵斯基的一篇短的报告,则是译自他的一本描写巴塞洛那的各方面情形的著作。加闵斯基并不是杜鲁底的同志,不过是从客观的立场写了那报告的。
    我怀着万分热诚重描了另一个争自由的国度里最伟大的战士的雄姿。我希望它能够透过一层层虚伪报导的暗雾清晰地现露在我的同胞的眼前,让他们知道在西班牙斗争中谁尽了最大的力量,什么人是西班牙民众爱戴的英雄。
    1938 年5 月20 日。
    ① 《战士杜鲁底》,高德曼等著,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① C.N.T.—F.A.I.:分别为“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和“伊比利亚安那其主义者联合会”的缩写。
    以上的话是去年在广州写的。这小书的纸型已经毁在广州沦陷时的大火中,此次重排,我另外加上一篇杜鲁底夫人爱米琳·莫林的演讲稿,这是从《西班牙与世界》这期刊转译的。
    1939 年3 月16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185—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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