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在慈母的抚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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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母亲并没有辜负“送子娘娘”对她的托付，她本来对这个世界就倾注了热烈的爱，对她自己亲生的几个孩子的爱更是无法形容；而对于尧棠，则就更加爱逾珍宝。李家的长房住在公馆里的右上房，祖父李镛住的是左上房。尧棠就在这里经常被长辈和下人们怀抱着，从一个人手里传递到另一个人手里，被爱抚着，因为他当时最小，最受宠爱。他的大哥尧枚比他大七岁，他的另一个哥哥尧林比他大一岁，但他称这个哥哥为三哥，因为那时他的二叔也生了个男孩，比他大两岁，李家是大家庭，按着大排行的规矩，这样，尧林就是老三了。当尧棠自己会走路，虽然总还有大人带领着，但他就再也受不住大人过分的约束，欢喜跟着哥哥、姐姐们去各个屋子串门，特别欢喜穿过大厅和花厅，来到公馆右边的花园里，看重重叠叠的假山，看红红绿绿的花草，看飞来飞去的空中小鸟，和使池塘水面上出现明亮珠子的太阳。可惜的是在他四岁那一年，他不小心跌进了水池里，这事被祖父知道了，立即命人把水池填平。从此，这个花园就再也没有池塘了。
1909年，清朝宣统皇帝接位，尧棠的父亲李道河好不容易获得官府通知，可以到广元当知县。广元在嘉陵江上游，四川省的北边，靠近陕西省，离成都有四百多里路程，是个偏僻的山区，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对做官的来说，并不是个肥缺。但李道河正在青壮年，血气方刚，觉得有个知县位置，总比闲在大家庭中强，这就鼓起劲头，带着自己家七口人，加上一直服侍妻子的袁嫂，和日常带领尧棠、尧林玩的杨嫂，以及小丫头香儿，老书僮贾福等一行，浩浩荡荡上路。当时从成都到广元，既无铁路，又无公路，只有靠乘船和坐轿。尧棠的母亲生过六个孩子，身体原不很好，这时偏巧又有身孕，沿途照料丈夫和孩子，辛劳是很难用三言两语形容的。五岁的尧棠，对这次旅途生活，却感觉到又新鲜又快活，他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高的山，那么宽阔的河面，那么多的树木。大概经过二十多天的路程，全家才到达了广元县城。
他们一家住进衙门里。那地方比成都老家还大。进去便是一块很大的空地，两面是监牢，零零落落关着一些犯人。接着便是尧棠父亲审判犯人的大堂，然后是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和桑林，以及养鸡放鸭的地方，算起来总共有六、七进。他们住在三堂，和在成都时一样，尧棠和母亲仍睡在一张床上。虽然不久他的第一个妹妹乳名广麐的李琼如出生了，这个妹妹就是至今健在的九姑，巴金同志家里和善可亲的“九姑”。但母亲还是和他睡在一起。每天一早醒来，他就看到母亲圆圆胖胖的脸，总是带着微笑，爱抚着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跟着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到二堂旁边的书房上学，教书的是一位三十多岁年纪的刘先生，人很和善，从不责备他。他先教尧林、尧棠识方块字，后让他们读《三字经》，然后再读《百家姓》和《千字文》。刘先生还能按照书本画出各种人物、山水、花草和房屋。他在孩子们心中是个本领很大的人。他给大哥、二姐、三姐都规定了放学的时间，唯有尧林、尧棠例外，可以早些回家。下午放了学，尧棠总和三哥尧林由丫头香儿带着到四堂后面的草地上去玩。有时他们在桑树上采桑果吃，更多的时候是给公鸡和母鸡起名字，替鸡群排队，做各种游戏。有时看鸡斗，他恨凶狠的霸者，同情受欺压的弱者。有一天，他发现他心爱的大花鸡没有了，香儿说：“该是太太叫厨房里的何师傅抓去杀了！”尧棠就奔到母亲那边，恳求她不要杀
那只鸡，母亲微笑说：“那就叫他们换一只吧。”尧棠说：“这些鸡全是我欢喜的，你就不要杀它们吧。”母亲说：“那不行，是你爹爹吩咐了的。你快到厨房去看一下吧，迟了，那大花鸡便完了。”他又急忙跑到厨房里，果然，何师傅已在揩沾满了鲜血的刀，那只大花鸡已睏倒在血地里，扑着翅膀咽气了。他大哭着，回到母亲的怀抱里，母亲虽然笑着，喊他“痴儿”，但她并没有责备他，只抚摩着他的头发，给他安慰。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饭桌上端来了一盘鸡肴，别人吃得津律有味，而他却无法下筷。他痴痴地想着：“为什么做了鸡，就得被人杀着吃呢？”
那时节，一到晚上，母亲还给孩子们各人一本用白纸订成的小本子，她每天在这些小本子上，用娟秀的笔迹，端正地抄上一首词，那是按着《白香词谱》的顺序抄录下来的。她柔声地读着这些词句，并为孩子们讲解，让孩子们从幼小的年龄起，就接触到文学和音乐，引导他们的心灵走向艺术的殿堂。尧棠顺应着母亲的吩咐，按日背熟一首词，他当然未必能完全理解这些词的意义，和作者的心情，但他从来不曾因为母亲这样的引导感到痛苦，他总是觉得在母亲身边读诗背词，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来到广元的第二年，尧棠的第二个妹妹出世了。这是母亲生的第八个孩子，她的乳名叫元麐。这时尧棠早由杨嫂带领着，到另一个房间和三哥尧林同睡在一起。那房间里还有一张床，是杨嫂搬来陪伴他们兄弟两人的。
杨嫂是个二十多岁的寡妇，在成都时就来李家做佣人。她很爱清洁，总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不许孩子们把它们随便弄乱弄胜。她经常半夜起来，为他们两兄弟盖被子；她还会讲故事，虽然内容荒诞离奇，有些不能叫人相信的地方，但还是经常吸引着兄弟俩，听了一个又听一个，成为他们每晚从母亲房间读词回来的余兴节目。过了冬天，春天来了，有个晚上，母亲忽然对尧林、尧棠兄弟俩说：“以后还是让你们的二姐陪伴你们睡吧，杨嫂病了。”说着，母亲和二姐就牵着他们兄弟两人的手来到他们的房间，把他们的床铺安顿好，然后二姐又把杨嫂的床铺换成自己的被褥，伴陪着他们躺了下来。二姐尧桢比大哥尧枚只小一岁，比尧棠大六岁，这时已经十二岁，对尧林尧棠说来，是个大姐姐了。她一直很体贴母亲的辛苦，经常帮助母亲料理家务，但她身体很单薄，性情也比较忧郁，经常有点咳嗽，这时母亲也吩咐她早些睡，兄弟俩却要求二姐代替杨嫂讲故事，二姐一口答应着，于是她把白天从《烈女传》中看到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尧棠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他觉得这些故事并不好听。
隔了好久，还看不到杨嫂来陪伴他们，兄弟两人对她非常想念。有一天下午，放了学，尧林对尧棠说：“我们去看杨嫂好吗？”尧棠立刻赞同，两人就俏悄地蹓到三堂右边女佣住的一个房间门口，轻手轻脚地把门推开，只见房间很乱，很暗也很脏，还闻到一股臭气。杨嫂躺在床上睡着，头发蓬松，脸色像一张白纸，桌上放着一碗药还不曾喝掉。尧林轻轻叫道：“杨嫂，杨嫂，我们来看你了！”杨嫂闻声，睁开眼来，见了他们，不觉拉住他们的手，不知是兴奋，还是乏力，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后来她慢慢地问道：“你们好吗？我病倒后，谁来照料你们？”尧林答道：“二姐陪我们睡，还有妈妈……”杨嫂又说：“这就好。我一直惦记你们，怕少了我，你们会吃苦。”她颤着声说完，伸出手去摸尧林的头，却把眼睛望着尧棠。尧棠哭了，他的热泪滴在杨嫂冰冷的手上，却讲不出一句话来。这时尧林把桌上的那碗药端了起来，说道：“药冷了，我给你拿到厨房去热一下。”杨嫂连忙说：“冷了不要紧，
千万不要拿去，给人家增加麻烦。“她把药碗从尧林手上抢了过去，咕噜咕噜地一下就把冰冷的药汤喝了下去。然后把空碗还给尧林，让他放回桌上，自己就一头倒在枕上，好像做了一件非常吃力的事，疲劳得闭起双眼，发出微弱的呻吟。然后又轻声说道：”你们走罢，让别人见到，会说闲话的。“兄弟俩就走了出来。他们一出房门便见到香儿正在到处找他们。香儿说：”谁让你们来看杨嫂的？她有病，太太知道了要骂你们的……“她果然把这事告诉了尧棠的母亲，但母亲并没有责备他们，只是认真地叮嘱兄弟俩：”今后可再不能去看她了，怕杨嫂的病会传染给你们。“从此，他俩再也不曾看到杨嫂，只听说杨嫂的病愈来愈重了，说她精神有点错乱，嘴里经常念念有词，也不知在说些什么，有时还发出一阵怪声叫喊。有一天，大家正在母亲房间里说着话，香儿忽然进来告诉说：”杨嫂在吃自己身上的虱子呢！她完全疯了！“听到这话，尧棠倒在母亲怀里哭了起来，母亲也叹息道：”杨嫂怎么会生这样的病呢？真可怜，她年纪很轻，就成了寡妇，她的心这样好，她对待你们，和我对待你们差不多，她是从心底里欢喜你们的。她怎么会生这样的病呢？她才二十八岁啊！听人说，杨嫂原有个三岁的孩子，杨嫂每月贴人家一点钱，寄养在乡下，后来不幸掉在河里死了，她连孩子尸首也不曾见到。“过了几天，母亲又说：”看来杨嫂的病不会好了，她连饭都不肯吃，怎么活得长呢？“她征得尧棠父亲的同意，把话吩咐下去：要准备一口棺材，木料要上等的。果然，没有几天，杨嫂就死了，消息传来，全家正在吃饭，父亲不觉放下筷子，母亲流下了眼泪，大哥、三哥、二姐、三姐也都心情黯然，尧棠更推开饭碗，伏在桌上大哭起来。
这是李尧棠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怖和悲哀。当然那时他还不曾体会到杨嫂的死，是有社会原因的；等到十年以后，他才逐渐理解到那是有一种几千年来就存在着的可怕的封建权势，无形中把这个青年妇女逼疯逼死了。
幼年时代的尧棠在广元县所看到的封建社会，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景象，不仅使他感到恐惧，还使他的母亲感到不安。这就是他的父亲坐在二堂上，拍着惊堂木，审判犯人。说实在，尧棠的父亲李道河平时并不像戏曲舞台上那种鼻子上涂了白粉的奸官，当然他也不是旧小说中专替人家伸冤鸣不平的理想人物包公。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对待子女和蔼可亲，但为什么一穿上官服，坐到公案前，脸就沉了下来，俨然变成一个“青天大老爷”，别人都得向他磕头下跪呢！有时父亲命令差役把犯人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最后犯人还得向他三跪九叩，高呼“谢恩”。尧棠站在公案边，常常看得目瞪口呆，在他的脑子里浮现着许多问号，却长期解答不出。但是他父亲还是按着这个规矩，每隔二、三天升一次堂，升堂时总是先问这问那，问到后来，没有办法了，就拍一下惊堂木，厉声高喊：“给我拉下去打！”于是差役们拿起板子，按照他的吩咐，打到犯人身上。有时还用一种“跪台盒”的刑罚，把犯人的手、脚、腿都捆在杠杆上，然后使劲抽紧，让犯人感到锥心似的痛，比打板子更可怕。有个晚上，犯人的惨叫让睡在三堂里的尧棠的母亲听见了，她对尧棠的父亲哀求说：“算了吧，人都是父母养的，哪经得起这样折磨？”父亲笑着说：“我何尝欢喜用刑，不过不用刑，他们不肯招，这些犯人很狡猾。”母亲说：“你这样做，不会发生屈打成招的事情吗？”父亲似乎很自信，但又疑虑了一下说：“不会的吧，今后不用死刑就是了。”在他任期内，确实不曾使用过死刑，后来连“跪台盒”的刑罚也不用了，但是还是经常打人板子。有一天，忽然打到管监狱的刘升和厨房何师傅身上。那是在过年的
时候，尧棠在门房里看到许多人在轮流做庄推牌九，参加的都是一些下人。尧棠看了一会，跑到母亲房里，母亲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到门房里看热闹。”母亲说：“有什么热闹可看的？”尧棠回答说：“他们可玩得痛快呢！一堆人摸着牌，又说又笑，还把银元推来推去。”正说着，父亲走进房来，就问香儿：“是哪些人？”香儿不敢多嘴，就说：“我去问一下。”当晚，父亲就派人去捉赌，绪果不但把骨牌丢到厕所里，还把为头的刘升和何师傅几个人捉了起来。父亲这次非常恼火，说：“哪里料到赌场就在衙门内！那还了得！”就向差役下令，要他们把跪在地上求饶的刘升和老何各打五十板子。那些差役却迟迟不肯动手，因为都是自己人。父亲更加生气，拍着坐案，又厉声喊打，差役们这才不得不动手，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才总算勉强了结此案。
尧棠不了解他父亲在家里十分和善，从不骂人；为什么一升堂就对犯人动辄打板子。特别是这次，刘升与厨房何师傅都是尧棠平时接近的人，他们和他都很好，而由于他向母亲讲话时把赌博的事泄漏了，才使这两人挨了打，他心里不安，就跑去用好话安慰他们。他们却不计较，仍像往常一样，什么话都对他讲，这使他更加不理解。他逐渐感到一个人坐在公案上拍台子打人训人，和一个人跪在地上叩头求饶谢恩，是不能理解也很不光彩的事情。他把自己对父亲的两种不同面貌的怀疑，向母亲讲了。母亲说：“坐堂是件大事，你人小不懂，今后不要再去看你父亲审案了。”虽然母亲这样说，尧棠还是经常去大堂看热闹，并继续到下人所在的地方去玩耍。好在母亲虽然只是叫袁嫂、香儿把他带领好，但是对尧棠和下人们在一起，甚至参加一部分轻微劳作，她是从来不管的。
尧棠觉得这些下人直来直去的谈话很有趣，也很亲切，倒是和父亲来往的那些长辈们，他们打躬作揖的礼节有些使人讨厌。那天，祖父生日，虽然祖父在成都，不在广元，但父亲还是摆起香烛，请安敬神。他们朝一只空的座位下拜，父母拜了不算，大哥、三哥、二姐、三姐也都下跪叩头；轮到尧棠了，尧棠躲在厨房里不肯出来。母亲派香儿来叫他，他出来也不肯下跪，说祖父人都不见，还行什么礼？母亲一向非常欢喜他，这次可被他激怒了。旁人也说这孩子越来越倔强了。母亲在众人面前放不下面子，就扬起鞭子吓他，他还是不肯服从。母亲只好把鞭子抽到他的身上，他穿着棉衣，其实并不很痛；真正感到痛的，倒是他的母亲。最后，他哭了，母亲也哭了。……
当然，母亲在平时是很温和的。即使他们兄弟有些过错，她也总是进行十分耐心的劝告，很少声色俱厉地责备他们。有一次，她听说尧林为了一件小事，把香儿骂了，还打了几下。母亲便找来尧林，对他说：“你怎么能搭主人架子？主人是人，丫头、佣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谁也不能随便打人。”母亲见他低头不响，感到羞惭，就把语气转得温和继续说道：“现在你们兄弟俩都快七八岁了，不比小时候什么都不懂。刚才我讲的道理，你要记住，你说说，你懂吗？”尧林想了一下，点头回答说：“我懂了，也记住了。”尧棠站在一旁，见三哥认错，他也很高兴。于是，兄弟俩就又让香儿牵着手到别处玩了。……
这样过了两年，尧棠的父亲李道河任期满了，在宣统三年，也就是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最后一年，他不再担任广元的知县官职，回到了成都。
那时尧棠已经七岁，经过在广元的二三年童年生活，重回老家，老家在他的心目中，现在又是一番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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