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节生活道路上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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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棠的性格变得忧郁起来，他经常落在沉思之中。这样的性格，显然不是先天所有，因他父母都是开朗乐观的人。但父母的死，确实影响了尧棠，他感到失去了爱。尤其在祖父去世后，看到了家庭中的倾轧与争吵，在封建礼教背后的虚伪与欺诈，更使他觉得孤独。他逐渐意识到这个家对他来说，并不是爱的天堂，而是一只囚禁小鸟的牢笼。祖父死了，他既悲哀，又感到解放，因为再也没有人管住他了，虽有二叔接替祖父企图继续统治这个封建大家庭，但没有人真正甘心屈服于他的权威。就在尧棠考进外国语专门学校不久，他从华阳书报流通处一位姓陈的朋友那里得到一本克鲁泡特金在瑞士亡命时写的《告少年》的节译本。那书的后面印有“天下第一乐事，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字样，他专心致志地看起这本书来，很快被这本文字简沽、语言生动、感情激越的小册子吸引住了！他的心顿时明亮起来，觉得自己一直想说而又不知道应该怎样说的话，全让这个作者说尽了！他在几个晚上反复地读着，又流泪，又微笑，竟不相信天下竟有这样一本好书。
《告少年》虽然不是克鲁泡特金系统地阐述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著作，但它确实灌输了克鲁泡特金关于“到民间去”的一贯思想。克鲁泡特金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受当时风靡一时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曾放弃了他的亲王身份在宫廷中的锦绣前程，而到西伯利亚服役，经历了五年艰苦生活，体会到改造社会的途径只有革命，因此在同他哥哥通信时，曾发出“人民一旦起来，哪怕是只用镰刀做武器，他们也会能有作为”的壮语。在《告少年》这本书中，他对医生、科学家、律师、工程师、教员、艺术家的职责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些专家如果要把工作做得出色，对人民有所贡献，唯有“亲自到民间去”，积极参与改变私有制的社会革命。他说：“社会革命会把一切奴隶制度完全破坏，会把一切镣铐打断，会把一切旧传统完全打破，给人类全体开辟新天地，到后来就会使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博爱实现在全人类社会里。那时候，人人都有工做，人人都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人人都能尽量发展他们的能力；大家终于能够过着合理的、人道的、幸福的生活了！”
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在俄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解放运动中，在摧毁旧制度旧秩序过程上，是起过推进作用的；但他把农民革命看成是一场社会革命，并认为在消灭现存制度的同时，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认为这样的社会将是无政府状态，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完全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当然，在《告少年》的节译本中，并不曾阐述这些方面的理论。而它煽动性的语言，号召青年到民间去，联合“一切受苦受罪受人侮辱的人”“像大海大洋一般”去冲破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旧制度，要叫“一切暴君都会跪倒在我们的脚下”，却使十六岁的尧棠兴奋得几乎不想睡觉。他好像从母亲身上所受到的教育：“爱一切人，不管贫和富；要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从轿夫老周身边听到的话：“人要忠心，要真实”，从《说岳全传》。《水浒》等小说以及《古文观止》里类似《报刘一丈书》等文章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正义感，一下子都被唤醒了。他觉得《告少年》这本小册子与他过去从母亲他们那里所感受到的那些思想是这样相近，而《告少年》所描绘的未来，却是以前所不曾听到过，或读到过的。他把这本小书放在枕边，认为自己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
他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他下定决心要为这种伟大的事业献身，但不知应该怎样走上第一步，于是产生了想结识一下与这本书有关的作者或译者，但是书上署名只有“真民”两个字，不知和他怎样联系，而出版单位又没有通讯地址。有人告诉他，这本书是《新青年》杂志社翻印的，而《新青年》这时刚开始成为他日常阅读的读物，他联想到这个杂志曾热烈支持过“五四”运动，还读过这家杂志主办人陈独秀写的文章，禁不住拿起笔来，把自己读《新青年》这本刊物后的激动心情向他表白出来，要求他能指引方向，走上奋斗的道路。这是尧棠出生以来写的第一封信，用的是刚时兴的白话文，当然还脱离不了有些古文字句的影响，因为他在学馆一直用文言作文的。但在信中，从他那谦卑的孩子口气，完全可以看出他是这样幼稚，这样热情，又怎样天真无邪。信寄出后，他天天盼望着从北京来的回信，但是这位一年以后就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可能因为工作忙，或者由于给他写信的人多，竟没有给尧棠答复。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也许有人会想，如果陈独秀写了回信，给了尧棠鼓励，尧棠也可能以后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这样将更有利于尧棠的思想发展。这样的想法也许是正确的。一个人活着，机缘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更要紧的恐怕还是本人不间断的努力。对尧棠来说，事实证明：陈独秀有没有给他复信，并不妨碍他后来成为世界性的作家。当然，在当时，尧棠等待他生平写的第一封信的答复，心境确实是很焦急的。他不免惶惶然，或者说有点失望，但是他并不灰心。他立刻又抓住了另一个机会：在上海出版的《申报》上，他看到一则广告，说可以索取一本叫《夜未央》的新书，是波兰作家廖抗夫的作品，只要寄邮费去就可以。尧棠便按着广告上的地址寄去了邮票，书很快寄来了，原来是一个剧本。那时尧棠正在外国语专门学校与同学一起排练史蒂文生的《金银岛》，演戏的劲儿正在兴头上。《夜未央》来的正是时候，他很快把它读了一遍，才知道那是描写俄国虚无主义党人反对沙皇罪恶统治而进行的一次英勇斗争故事。剧中的女主角亲手点燃了信号，通知自己的爱人携带着炸弹冲上前去，把敌人总督炸死，爱人也随之牺牲。这样惊心动魄的斗争，紧紧吸引住尧棠。他立刻把剧本交给同学们看，并进行了排练，大家争抄着各人的台词，一字一句的背诵，尧棠置身其间，觉得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英雄，好像自己也在与沙皇进行着斗争。几年以后，他在法国巴黎得到了这出戏的法国原本，读了一遍，觉得原本比译本更加动人，并发现中译本有误译和删节的地方，就自己另译了一遍，寄到上海来，不幸的是这部译稿竟在邮途中丢失了。隔了两年，他又在上海把《夜未央》重译，改名为《前夜》出版。
当时，尧棠在读了《告少年》与《夜未央》后，他完全沉浸在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追求之中，觉得自己有了终生献身的事业。他从未像有些少年那样，很早就考虑到自己与异性的爱恋问题。他也参与家庭与学校中间的一些活动，不过都是环绕着他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时局的研究上。他与大哥、三哥、香表哥和一个堂姐，在家里也经常一起读书，交流思想。大哥
几乎每天都要从华阳书报流通处买一些新的书报带回家来，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讨论《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所提出来的问题，各人表述各人的想法，并介绍自己看过的文章。三叔家的六姐也订了一份《新青年》，并在家中带头剪辫子，这曾引起一些保守势力的歧视，但是她不管，经常与三哥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谈论各种问题。不幸的是，当他们正准备在家中组织一个
研究会，在新花园中开第一次会时，就被三婶知道了，她跑来把六姐拉了回去，并从此不许六姐接近三哥。接着，大哥身体不好，研究会也就烟消云散。
这些哥哥姐姐们在读书活动中，原都把尧棠当作小弟弟，不料他后来比他们更进一步，走入社会比谁都勇敢地活动起来。
写给陈独秀的信没有得到回复，尧棠又想写信给立陶宛的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因为她在北京大学实社出版的《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杂志中所发表的文章，用煽动性的笔调，描写了她对无政府的理想境界，使尧棠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只是由于当时他用英文写信还有困难，所以没有和她联系。直到三年以后到了南京读书时，才写好寄出，并收到了高德曼的回信。他虔诚地信仰了她，曾经称她是他的“精神上的母亲”。当然，高德曼的这几篇文章，也和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一样，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全部，它们所赖以扣动当时中国青年的心的，是因为这些都反对旧的落后的东西。这对原来就有一些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其中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庐、热情有余而经验缺乏的青少年，很自然地形成一种强大吸引力，这是不言可喻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来，由于“五四”以后这些学识的宣传，也使尧棠懂得：地主是剥削阶级。农民养活了地主，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苦、悲惨的生活。地主阶级是有罪的，他们的后代一定要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推翻这不合理的制度，拯救工农，也拯救自己，同时也为上辈赎罪。
这时严酷的现实又加速了他对“社会革命”献身的决心：1921年2月，旧历春节刚刚过去，严寒还不曾消退。就在这样一个时节，大哥精神失常了。他的不抵抗主义，在这个大家庭中不仅不能息事宁人，反遭受更多的攻击，他心力交瘁，强烈抑制着的内心苦闷，加上他那四岁儿子的夭亡带给他的刺激，竟使他疯了。大哥的病时发时愈。有几个晚上，他甚至到放轿子的大厅中，坐在自己的轿子里，把轿帘上的玻璃敲碎。见大哥精神失常，尧棠十分痛苦。他憎恨这个家庭，他觉得它好像又夺去了一个爱他的人。他要反抗，他要行动，他要把眼前的一切毁弃，把旧的秩序制度破坏，实现新的理想，他想起在一家刊物上看到过一份《适社的旨趣和大纲》，虽很有兴趣，但他是否参加，当时不曾作出决定，此刻便又从屋角里把那份刊物找到，把它仔细看了一下，原来那是在成都出版的一份叫《半月》的刊物，这个“大纲”登在第十四期上，文章是从什么地方转载来的。看来那个“适杜”是个秘密团体，“大纲”实际是一篇宣言。这正是他眼前梦寐以求的一个组织。尧棠的心跳动得厉害，把它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禁不住把信纸摊到桌上，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给那《半月》的编辑，希望他们介绍，让他参加“适社”。
隔了一天，正通顺街李公馆的大门前，来了个客人。他衣着朴素，举止文静，不像公馆里的常客。但看他的容貌，显然年龄已有二三十岁，决不会是李公馆少爷们的同学。当他被迎入二门，门房里的人才知道是来看尧棠的。经通报，尧棠立刻从内天井跑了出来，一看却是个陌生人。未及通话，这个人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封信，原来是《半月》杂志编辑部写给尧棠的。来的人就是这家刊物的一个姓章的编辑。尧棠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的高兴，他要把那个编辑迎到自己房里谈话，那编辑却和善地对他说：“还是你到我家里来谈吧，我们几个人一起谈。信里有我的地址，还有指定的日期和时间。”他说完话，就走了。尧棠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第三天，就按规定的时间，到了
章编辑的住处。那是间简陋的平房，但也还宽敞，好像是单身住着。尧棠到时，房间里除了章，还有三个年龄比尧棠大几岁的青年已先在那里。其中一个戴着近视眼镜，面貌憨厚，态度和蔼可亲，他的名字叫吴先忧，原来是尧棠在外国语专门学校高年级的同学。他的名字大概是根据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那句话来的。另外两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来。尧棠先听了他们四个人的介绍，又听了他们各人毫无掩饰地表露内心感情的谈话，觉得他们的坦率、真诚，那是在李公馆中的长辈中找不到的，就是在兄弟姐妹中也很难发现这样倾心谈吐的机会。他们没有虚伪的礼节，没有互相提防的戒心，完全是赤诚相见，心与心在交流。尧棠禁不住内心的激动，也把长期郁结在自己心中的痛苦、不平、积愤和忧虑吐露出来。他觉得这些人是那样可亲，那样真诚，那样可以信赖，好像他们都是与他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亲哥哥。他从他们的嘴里，了解到适社是在重庆；而在成都，他们准备另外成立一个组织，以后要请他加入并参与工作。至于适社，他们也为他写了信，介绍他与那边的负责人通信。后来，成都的组织果然也成立了，它的名称叫“均社”，是个与成都的军阀统治相对立的秘密组织。从这个时候开始，尧棠就被人认为“安那其主义者”。
尧棠在几十年以后，回顾他在那个时期的幼稚时，也曾说他在“五四”
运动以后，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惊惶失措……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袋并不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开始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和刊物上一些文章里得来的……”
当时尧棠带着幸福的微笑从姓章的编辑家中出来，他手里拿着他们送给他的几本适社出版的小册子，如获至宝，回到李公馆，他好像觉得自己的眼界开阔了，立刻给适社负责人写了信，表达了他那一颗纯真的心。从这一年四月，尧棠在《半月》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从《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个题目就可以发现：他是多么渴望人间的平等与自由啊！在这一期的《本社社员录》中，也有他的名字，这就是：“芾甘”。这是他在出生后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取自《诗经》里的《召南。甘棠》诗的第一句“蔽芾甘棠”。
从这时开始，尧棠确实有些像他的名字一样，稚嫩的小树，得到甘露的滋润，生命有了转机，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微光。这就是他在《半月》杂志社开始工作，虽是业余的，是在完成每天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功课之后的工作，但这工作对他说来是多么新鲜，多么有意义！而且，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中，他与这几个青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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