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节告别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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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编辑部的办公室在总府街商业场楼上。这个十几个平方米的房间里，几个人每夜在微弱的灯光下，辛勤地工作，直到十一点左右熄灯，才各自回家。在白天，他们有的在学校读书，有的在商店、工场做事，只有晚上才在这里碰面。
时间过得快，《半月》办了五个月，要出第十一期了，经费却发生困难。
“印刷所的老板说，第十期印刷费不付清，第十一期稿件就不接了。”
经常联系印刷所的朋友，为难地向大家说。
“那怎么办呢？”章编辑不禁忧虑地问大家。
“一起想想办法吧。”好像是袁诗荛的声音。
“不要紧，我明天给他们送去。”说话的是吴先忧。他的语气斩钉截铁，很有把握的样子。
“上个月的困难，不也是你解决的吗？”大家耽心他负担不了，因为吴先忧为了办好这个刊物，他花的力量最大，出的钱也最多。最近他连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也放弃了，改到一家裁缝店里去当学徒，他几乎把劳动所得，全部作为办刊物的经费。
吴先忧是个热心人，他对当时中国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刘师复非常钦佩，对刘师复所订的心社十二条戒约，更为信仰。除了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作官吏等信奉不渝外，对“不食肉”和“不坐轿及人力车”，他也身体力行，一点不含糊。他放弃求学去做裁缝，也是为了实行当时很流行的“劳动神圣”“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准则，以及“人的道德为劳动与互
助：唯劳动乃能生活；唯互助乃能进化“等一些主张。他热心助人，谁有困难，就帮助谁。至于大家的事，那就更不必说了。这次又是他站出来要为刊物解决交付第十期的印刷费，其实刊物每期印一千份，倒是都销完的，因为群众很欢迎它的内容。尧棠经常来到华阳书报流通处，看到读者争买《半月》的情况，特别是登有与现实斗争有关的文章刊物，总是被抢购一空。就说最近一期吧，他们为了主持正义，刊出了一篇文章，反对军人破坏学生为了办平民学校筹款演剧。刊物印好后，竟接到省会警察厅通知，要叫他们把这篇文章删掉。他们商量了一下，接受袁诗荛出的主意，刻了个”本文奉省会警察厅命令删去“的印章，用朱红印泥盖在这篇文章的中央，送到书店去卖。这样既不妨碍读者阅读这篇文章，又似乎接受了上面的命令，可以应付公事。事情果然如此：刊物一到，很快被读者抢光。哪知刊物销路不差，但收回来的钱还是不多。这是因为他们的刊物售价较低，每本价钱实际只收回一些成本费，而且每期总有不少本刊物，作为赠书处理。同时他们还在商业场楼上设立了一个书报阅览处，免费供应贫苦读者前来借阅。一到晚上，这里可热闹了，书报阅览处人群拥挤，使他们得有机会直接接触读者群众，因而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第二天晚上，吴先忧果真把印刷费付了。他在裁缝店当学徒，收入很少，怎能经常这样迅速解决刊物的经济问题呢？吴先忧父母早已亡故，依赖姐姐当家，姐姐待他很好，但不肯让他随便花钱，所以吴先忧临时要用钱，得自己想办法。他唯一的窍门，就是把自己的衣物送上当铺换钱救急，等领到工资，再把衣物赎回来。这次他把姐姐替他新制的一件丝棉袍子送到当铺去了。他从家里出门时，怕挟着棉袍从姐姐面前走过不了关，因此是穿在身上出门
的。走到当铺，已经一身大汗，在柜台前把棉袍脱下来，当了一笔钱，也就感到轻松了。
面对着吴先忧这样一个言行一致，对大家的事肯作自我牺牲的人，尧棠非常感动。在那个晚上，当尧棠了解到这件事的经过以后，他情不自禁地跑过去，紧紧地握住先忧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在他晶莹的双眼中露出感激的泪光。吴先忧的言行一致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尧棠以后的生活中，确实起过很大的作用。尧棠曾把先忧作为他青年时代的“第三个先生”。他曾说，“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教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也还不能够做到他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是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
在这些可尊敬的朋友的影响下，十七岁的尧棠每月参加他们召开的会议两三次，还印了一些小册子送到邮局去寄发。五一节到了，他还在深夜到街头去张贴传单，这些传单大都是宣传“劳动神圣”之类内容，还有一些则是针对当地军阀的罪恶统治。那时四川军阀仍在成都进行着你争我夺的拉锯战。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两个人到了四川，又互相火拼。熊克武唆使川军将领但懋辛、刘成勋等发出通电，宣布在民国南北政府未统一以前，四川实行自治；而刘存厚正是四川自治的障碍，因而与刘存厚开战，终于将其赶往川北南充一带。不久，川军混成旅一批军官又推举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因而熊克武、但懋辛与刘湘又发生对立，展开激战；结果熊克武又联合刘成勋击败刘湘，逼迫刘湘下野，退出成都、重庆……这些军阀混战的后果，是生产破坏，市场混乱，人心浮动，民不聊生。在混战中的这些军阀，仍没有忘记对言论的控制，当《半月》出版到第廿四期，刚满一年的时候，被他们注意起来。
事情是从成都市区西边的那个少城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开始的。
这个少城公园当时是成都市民经常集会的场所。“五四”运动前后，这里曾举行过反对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要求拒签“巴黎和约”的集会；也有过谴责北洋军阀、要求抵制日货、收回青岛的运动。在平时，则有一些群众团体举办的座谈会；也有些基层在这里举办读书会、研究会。更多的是一些教师带着学生在这里聚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写文章的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教师吴虞，曾被人称作“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是这里的常客。现在正是成都城内青年群众谈论妇女解放问题最起劲的时候，有不少青年学生经常在这个公园里，站在游客坐凳上，向群众宣讲女权解放，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同时，还传出消息，说成都城里已有三个妇女剪去辫子，不少人还拿着《半月》杂志，指着里面登的文章，一字一句读给别人听，说辫子是封建意识的象征……
有一天，人们忽然发现公园墙上出现一张布告，那是省会警察厅刚刚张贴的。一群人正围在那里高声地念着：
查为政之道在于民风端正，本省治安向赖全省人民体察上情，各安本分，奈近日邪说纷纭，以提倡男女平等为名，行违背我国固有道德为实，致使民风败坏，出现妇女剪辫，男女不分之怪现象。经省军政官员多方研究，为挽救世风，以求各方安居乐业，一致决定严禁此类现象再有发生，违者一律查究，不予宽贷。切切此令。
看了这张布告，有唉声叹气的，有鼓掌拥护的，也有批评省会警察厅不是的。这样一连半个月，这张布告前面经常议论纷纷。有一日，几个青年学
生，各拿着一本新出版的《半月》，对着围观这张布告的人宣讲起来：
“你们看，《半月》杂志登出了文章，明明白白地批评了省会警察厅这个禁令，他们说这张布告，不合时宜，阻碍历史前进，它反映了今天的当权者思想的封建性！”
学生的宣讲，一传十，十传百，一时人们知道了有这么一篇反对剪辫子禁令的文章，登在《半月》上。在总府街发卖的刊物，很快就给抢买一空。再过了半个月，《半月》又登了三篇响应上一期那篇专文的小言论，其中一篇的作者还是那两个带头剪辫子的妇女中的一个。这样就轰动了全市，省会警察厅的老爷们警觉过来，派人来警告编辑部，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随便发表意见，尧棠他们不接受警告，与来人进行了辩论，结果来的两个人竟不答话，把几十本未及发售的刊物带走。《半月》社的几个编辑年少气盛，不甘心屈服于他们的压迫，三天两头写信去查询，得不到回复，他们就索性跑上门去质询，结果只换得一纸禁令回来。几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准备散伙。但在散伙以前，他们又偷偷地编了一期“停刊号”，这次是袁诗荛动笔，把事情经过通过他那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笔调详细叙述了出来，变成了一篇对封建统治的血泪控诉书。尧棠和其他几个人读后，禁不住热血沸腾，都说写得很好，很有感情。这样，出了整整一年的《半月》就停办了。袁诗荛不久在高等师范毕业，也就在他们之间消失了。最初人们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几年之后，尧棠在上海从一个朋友嘴里才听说袁诗荛后来不再满足于空谈革命，放弃了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1928年被成都军阀逮捕，最后竟被枪决在反动军阀的刑场上。
《半月》停刊。尧棠他们又曾与另一批人合办了一本叫《警群》的月刊，但由于双方对革命的理想不同，尧棠和他的几个朋友就发表联合声明，一起退出了。半年之后，这已是1922年了，他们又办起了《平民之声》周刊，这次是尧棠担任主编，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担任主编，社址就设在正通顺街的李公馆里，发行部则在另外一个朋友家中。刊物每期出版的时候，尧棠和施居甫几乎天天到印刷局去发稿，看校样，有时两个人一起去，有时去的人更多。尧棠看到自己编好的稿件，被一个字一个字排出来，版面拼成后，上架子印刷，印张一页一页地从平架机上掉了下来，经常兴奋得忘记吃饭。当然，工作过程是兴奋愉快的过程，也是十分痛苦的过程。成都的军阀统治，对言论控制愈来愈严，他们规定稿件必须送审，而且还在印刷局派了人，监督刊物编辑把稿件送到省会警察厅去审查，如果不送，他们就不给印。这样因送审而不断产生纠纷，使尧棠他们的工作经常受到挫折。第一期为了争取及时出版，稿件不得不边送审边排印，结果刊物刚印好，而警察厅派来送信的人已经来到李公馆门口。尧棠把信拆开来一看，原来是警察厅认为刊物“言论过激，对于国家安宁恐有妨害”，所以不许发行。但是他们为了不使自己的劳动成果白费，还是把刊物送到书报流通处去，让它半公开地发售。以后，几乎每期警厅检查官都要给刊物带来麻烦，使尧棠他们非常愤怒，但也更进一步认识了这些统治者的反动和他们为人的卑鄙无耻。《平民之声》出了十期，最后还是在不堪忍受的打击下宣告停刊了。
由于“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文学社团陆续成立，主张“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学研究会也早开始活动，郑振铎负责编辑的会刊《文学旬刊》（《时事新报》副刊），一边发表现实主义作品，一边与复古的“学衡派”和以文学为消遣的“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十八岁的尧棠虽
然远在四川成都，但已读了鲁迅、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等人发表在上海、北京两地报刊上的作品，他自己也开始了文学写作，新诗《被虐待者底哭声》（署名李芾甘）发表在《文学旬刊》第四十四期上，这就是他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同时，他还在《文学旬刊》的“通信”栏上写信给编者，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编者复信表示支持。
虽然尧棠已迈步走向社会，而相互倾轧和仇视的大家庭仍笼罩在一片沉闷、忧愁的气氛之中。自从尧棠的父亲死后，商业场上的工作已由二叔接管，但不少人都不愿与他合作，以致与他家有关的商行纷纷倒闭；再加上场内两次大火，损失惨重。当初祖父、父亲在世时，兴旺发达的景象，早已成为明日黄花。这就不能不影响李公馆在这一方面的收入。加上连年军阀混战，捐税名目繁多，四川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村中由于战死、饿死、冻死和逃亡的灾民多，人口急剧下降，出现大片无人耕作的荒地，农业产量锐减。农民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生活，无法向地主按期交租，声势显赫的李公馆经济来源也因此大受影响，“内囊空虚”起来。这就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公馆里几乎每天都有争吵、打骂、诅咒之声。“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片不祥的气氛，在这个即将崩渍的大家庭中游荡着。
幸而大哥发病的时间不多，仍能去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他的第一个孩子庆斯患脑膜炎死了，这使他很伤心，也使尧棠感到悲凄。尧棠欢喜这个孩子，曾经常逗着他玩，不料军阀混战时期所流行的传染病，把这个不到四足岁的小生命也夺了去。这几年中，尧棠死了母亲、父亲、二姐、十妹和侄儿庆斯，几乎平均每年有一个人去世。这是一个多么使人忧伤的世界。第二年，即1923年，4月，三姐尧彩要出嫁了。三姐由于祖父和父母死亡，连年服丧，耽搁了她的婚姻。其实那年她也不过二十三岁，但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把她作为“老姑娘”来看待，所以只得嫁给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做继室。她出嫁那天，尧棠跟着大哥、三哥一起去参加婚礼。他看见他的三姐那张苍白的没有表情的脸，临上轿时痛哭失声，苦苦挣扎的情景；后来又在拜堂仪式时看到新郎那世故庸俗的神态，禁不住预感到三姐命运的悲惨。他想到二姐的死，以及二叔家的四姐嫁后的遭遇，他为三姐担忧，心头上罩上了一片阴云。他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心情也更迫切了。
隔了一个月，他与三哥尧林争取到继母、大哥和二叔的同意，告别了故乡成都。这件事，经过他们兄弟俩多次互剖心腹，交换意见，才下这个决定。自从祖父死后，尧棠就想冲破封建牢笼，离开这个大家庭，但他从来不曾想到自己去上海或北京读书；相反，倒是尧林，他性格开朗、乐观，很有理想，在中学毕业时就想到北京考大学，现在外专学习又告一段落了，便决心出去。他鼓励尧棠和他一起走。尧棠希望出去，但又有点放心不下在封建牢笼受苦的大哥和其他几个亲人。幸喜大哥身体比以前好了一些，三姐出嫁了，继母身体也还健康，而且他们都同意兄弟俩出门求学的打算。首先是大哥，他觉得自己到上海考大学的志愿没有完成，现在要让两个弟弟到京沪进大学深造。尧棠虽然因为在外专是旁听生，没有中学文凭，但他功课好，以同等学历去北京或上海考大学，也还是可以的。
离家的那天早上，尧棠和尧林到二叔房里去辞行，二叔也显露出亲人离别之情，从衣箱里掏出二十块银元来，交给他们兄弟俩，再三叮嘱在外要小心谨慎，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三叔三婶那时已搬出公馆（后来又迁回），
暂住在正通顺街另一幢房子里。当他们去辞行时，要想看望平时要好、久不见面的六姐，出来接待的却是堂弟尧格，也就是现在还健在的李西舲老人。他为人老实，经常被父母打骂，性格有些忧郁，看见他们来告别，不觉有些恋恋不舍，因为他只比尧棠小一岁，童年时经常在一起游戏。至于曾与尧林他们共同参加读书会的六姐，因继母与三婶闹翻，这次却没有出来。他们没有能够与六姐话别，心里感到遗憾。虽然以后三哥尧林还曾常与六姐通讯，但一个很有勇气、力求上进的六姐，三叔、三婶竟把她关在家里，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呢？几年以后，尧棠听说六姐的生活过得并不愉快，处境寂寞，曾写出过这样的诗句：“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她后来竟终生未嫁。
尧棠和三哥尧林上码头的时候，送行的只有大哥尧枚一人。大哥看着他们登上木船，含着眼泪对他们说：“上海离成都有几千里路程，从此我和你们离开得远了，希望你们勤写信，不要忘记家。我会觉得你们仍在我身边的。生活如有困难，就写信来，家中经济虽然不比以前了，但我一定尽力帮助你们。”他讲完这话，沉吟了一下，又说：“希望你们学业完成，就回家来，帮我重振家业。”尧棠知道大哥的心愿，他是一直期望他们兄弟俩能刻苦努力，为家庭“争口气”，以求有个“出头”的日子。大哥还希望尧棠能考进大学读工程系，做个工程师，回家来参加建设。大哥以为有了工程师这样的职业，生活就比较稳定，不比他们上代人捐官买爵，到头来个个无一技之长。他把自己当初的理想，转移到他的兄弟身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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