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旅店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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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早，尧棠终于结束了长达三十五天的海上放行，昂热号海轮在马赛码头靠岸了。
二月份的马赛天气，非常阴冷。一个四十多岁年纪的法国人，穿着大衣，缩着脖子，坐在沙发上，开始给大家验证护照。西洋人的护照检验完毕，轮到同船去的九个中国留学生。尧棠与卫惠林站在一起，正准备推让，那法国人已把他手上拿着的护照一把抓了过去，并即发问，“你从那里上船的？”尧棠回答：“上海。”他又问：“到什么地方去？”尧棠又答：“到巴黎。”对方又问：“到巴黎做什么？”尧棠答道，“读书。”那法国人与坐在旁边的一个警官交换了一个眼色，便在护照上盖了个印，算是手续办好了。接着卫惠林也经过了同样的询问，就拿着护照回到房舱，让从旅馆来接客的服务员，把他们的行李拿去交海关检查，然后又让他们把全部行李暂时寄放到旅馆里去。
马赛街道很整洁，也很宽敞，高楼大厦随处可见。尧棠与卫惠林坐了电车到邮局，给在巴黎的朋友吴克刚拍了个电报，告诉他什么时候他们可以到巴黎。不久，他们就与其他一些留学生，在马赛一家大饭店吃了一顿中饭后，一起搭上去巴黎的火车。他们坐在三等车厢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9点钟，才到达巴黎的里昂车站。里昂车站非常热闹，也装饰得很漂亮。他们一下车，就有一个中等身材、比尧棠大几岁的青年奔过来，与卫惠林握手，这就是他们的共同朋友吴克刚。他又名君毅，早来巴黎，与卫惠林是老相识，和尧棠却还是第一次见面，虽然他们通信也已有两年多了。
吴克刚给他们预订好的旅馆在巴黎的Blanville街五号，这是一幢当时在巴黎很普通的给各国贫苦留学生住宿的大楼。尧棠住在三楼的一间灰色的房子里。窗外的光线被对面的高楼遮住了，如果把窗门关上，房间便一片黑暗；如果窗开着，冰冽的寒凤却又受不住。才搬进去的第二天，尧棠一起床就感到有些头昏，而且浑身乏力，看来身上有热度，只好又回到床上躺下去。这时卫惠林、吴克刚却推门进来了，知道他身体不舒服，就给拿来酒精灯和牛奶，煮了牛奶让他喝。他一边喝，一边望着窗外，忽然看见天空有白色的东西在飞舞，而且玻璃窗上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卫惠林说：“下雪了。”这使尧棠更觉得四周寒冷。这时吴克刚正在旁边看报，说那个写《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丹麦文学批评家乔治。布朗德斯去世；另一条新闻则是中国国内北伐军正逼近上海，看来革命形势又有了发展……
过了几天，尧棠的健康恢复，吴克刚就建议尧装和卫惠林从Blanville街搬到Tournefort街去，那是巴黎拉丁区的另一家旧式旅馆，靠近吴克刚住的地方。尧棠和惠林同住在这个旅馆的一间屋子里。那时巴黎这种让单身穷人住的旅馆不少，每个房间都装有煤气灶，可以不依靠饭铺，自己烧饭吃。只是房间煤气味严重，也不太安全。从中国去的留学生，大部过着这样的生活。尧棠也是这样，经常准备些固体酱油，买点洋山芋、洋葱或其他蔬菜，配着几片面包，就把一日三餐打发掉。每月大概花二十多元中国币，就可以在巴黎过日子，到乡下就更加便宜了。
新的住处条件比原来的好不了多少，屋子很小，阳光常被对面的一所古老大楼遮住，视线也受到阻碍，无法望远。从窗口看下去，只能看到下面一条冷僻的小街，街角有一家很小的咖啡馆，零零落落的有几个人在这里进出。
虽然大哥曾表示希望他成为工程师，但尧棠仍觉得自己对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有兴趣，所以他想在巴黎进大学攻读经济系。因中途插班有困难，就先在法国文化协会主办的AllianceFranccaise夜校补习法文，白天也偶然上大学听课。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旅馆房间里看书。卫惠林则经常在图书馆中自学，白天很少在家。因此尧棠白天很寂寞，但由此也看了很多书，这些书的内容很杂，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史学著作，更多的则是卢梭、丽果、左拉和罗曼。罗兰这些法国伟大作家的作品。为了排遣寂寞，他自己也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原打算给自己看的文字，后来就发展为他的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前四章。每天房间里偶然也有很大的声音，那就是有载重的装货汽车在这里驶过，街道就震动起来，房子也震动起来，周围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但车辆过去，顷刻又归于沉寂，周围的环境又回到原来那样。只有附近的圣母院钟声，仍按时向这凝滞的空气，带来几声单调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叹。
一到星期日，房间里便热闹了，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尧棠除了卫和吴之外，还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作为勤工俭学的《工余》杂志主编李卓吾、冯紫岗。另外一些人，有的在学校读书，有的在工厂做工，这时便三三两两，赶到这里来闲谈。尽管他们信仰不同，性格各异，还操着各地口音，有时甚至还有在法国流亡的外国人，但都给尧棠带来讯息，带来新鲜感，使他感到兴奋。他们经常热烈地交谈，有时还讨论时局，各人谈各人的看法，其间也互相了解各人的生活，并由此了解到社会上许多事情，增长不少知识。吴克刚有个朋友亚丽安娜，是波兰的革命党人，有着金色的头发和美丽的眼睛，现在也在法国避难。她与吴克刚比较接近。从她和吴的谈话中，尧棠知道这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她有个母亲在华沙附近的一个村落里，还有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姐姐，因为参加革命运动被判罪监禁十五年，后来发了狂死在监狱里面。两年前，亚丽安娜自己也受过当时波兰政府的通缉。在一个深夜，在村狗狂吠的时候，五六个宪兵来逮捕她，幸亏她已接到一个朋友的通知逃走了。尧棠觉得这个故事很美丽，也很使他激动，他衷心祝愿吴和亚的故事能有进一步发展。
一到晚上，更多的时候则是尧棠与吴、卫三个人的热烈谈话。他们当时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都有热情的向往，而且都身在异国，生活上互相照顾，充满着友爱。但是他们既有相同的观点，也常有各种分歧的意见，却又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因此在他们之间经常进行热烈的辩论。星期日，别的朋友都来了，到晚上又回去了，却留下一些话头供他们三人争论不停。那天不知谁从报上看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占领南京的消息，谈起应该怎样看待当前形势问题，三个人就相互亮出自己的观点。起初，他们一致认为现在国内的形势已进入革命时期，但对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不从实际出发，也不从事实际工作，只空谈原则理论，感到很不满意。
屋子里在烧着开水，从煤气灶里出来的煤气味很浓，他们三个人并不计较，仍在幽黯的电灯光下说着话。尧棠和衣躺在自己床上，吴克刚坐在一只破倚子里多卫惠林则走来走去讲着：
“无政府主义常常因为厌弃现有制度，而不愿去与闻现在的政治，甚至认为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运动，是一种道德的运动，这其实完全是错误的！相反，我们对现在的军阀政府的活动，及其对人民的影响，要充分加以注意！因为我们的革命，不是改换场面的革命，我们是在对抗有组织的敌人，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组织！
听了卫惠林的话，尧棠也发表自己的意见。
“有些人说我们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不顾实际问题，我想这也无法否认。在一部分人身上，至少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上，有些理论不从实际出发。他们把原理奉为夭经地义，由此来演绎一切。”
接着尧棠又说道：“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战争的，于是对所有战争都加以否定。他们说我们是为人类谋和平与幸福的，于是连阶级斗争都反对。甚至一般群众运动也都不去参加，因此不与民众接近，不了解民众疾苦。”
关于这一点，吴克刚也禁不住说道：“是呀，无政府主义不应是一个空洞的学说，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它应该是一个贫民的运动。无政府党应该时时刻刻与平民接近，到平民里面去，使平民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知道自己的力量，敢用自己的努力奋斗，去求得解放，不靠天，不靠皇帝，也不靠政府与伟人……”
屋子里冒出一股雾气，煤气灶上的水开了，卫惠林看了它一下，也管不得把水冲到热水瓶中去，就接着吴克刚的话头，发挥说：
“一般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很坏，中国平民的生活都很苦。但是它究竟坏到如何的程度，苦到如何程度，原因是什么，却从来没有人去确实考察。我们目前虽不准备从事一次改变政权的运动，但是我们应该详细了解它。比如中国现在的形势，有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那完全是国民党的运动，与我们不相干；另外有些同志则认为现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参加国民革命工作。我想这两种想法，都不是正当的见解，因为现在……”
卫惠林的话不曾讲完，吴克刚觉察到他的见解和自己不一样，因为惠林不主张参加国民革命，而他是主张要参加的。这样，他就抢着说。
“中国现在确实是在革命时期，但它似乎与无政府主义本身没有直接关系。这次革命，虽不是一个纯粹的无政府革命，别的革命，也是革命呀！中国现在既是革命时期，那么，无政府党如果是革命者，就应该去参加革命，决不该借口现在的国民革命有许多缺点，有许多罪恶，就站在外面旁观。现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就在于太注重理论，却不管事实，太不知行动了”。
卫惠林反驳道：“中国现在的问题决不是国民党的政治方法，或武装行动可以解决的。我们决不能介入到他们的行动里去。相反，我们应该去把革命的色彩，更浓化起来，更猛烈化起来。我们不但要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还要去制止国内资本主义的发达，开辟一条人类完全解放的活路。自然，我们的目的不会在短时间中完全达到，但我们还是要朝向我们的道路前进。我们不能像定命论者所说的那样，无政府主义一定要经过……”
卫惠林激动地说完自己的看法，觉得很轻松，才注意到开水煮沸，就跑过去把煤气灶的开关关上。
但是他的话并没有说服吴克刚，他想再反驳几句，这时尧棠却从床上坐起来，虽然相对说来尧棠比卫和吴冷静了一点，但他的快话快说，仍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激动：
“现在中国的革命，已不单是国民党的事情，而是整个民众的运动了。
这一点，我在离开中国，刚上轮船时，就对卫谈过，因为我们不是看到过许多实际情况吗？成千成万的工人罢工了，许多青年人跑到战场上去作战，许多革命者进监狱受死刑，要说他们是妄想升官发财的人，是新的军阀走狗，是单纯的三民主义信徒，要说他们想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应该说，国民军的北伐是一回事，中国的革命运动又是一回事。半
殖民地国家为求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但无政府主义者决不能反对。同样，在我们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以前，对于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不能反对。我对苏俄有意见，但我更恨列强；我恨国民党，但我更恨北洋军阀。因为苏俄总不比列强坏，国民党和北洋军阀也并不是一丘之貉。我们现在能把一个更好的东西给民众自然更好，否则，袖手旁观的空谈反对，在资产阶级的学者可以做到，但对一个革命家来说，这便是一种罪恶。“
尧棠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由于卫惠林与吴克刚正听得出神，还来不及插话，他又继续说道：
“我们要知道，参加这次运动的，并不纯粹是国民党人。比如一个罢工的工人，你能说他的意见会和蒋介石一样吗？他完全懂得三民主义么？他读过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么？参加战争的学生，你能说他的意见和他们的总司令蒋介石一样么？假若你注意到实际问题，你将知道事实决不如此简单。工人的要求常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他们了解到的是北洋军阀封禁工会，压服工潮，帮助资本家，视工人如眼中钉，所以他们对它异常痛恨，他们要打倒它。他们这种举动，我们不能反对，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切身的利益。总之，我们看问题要联系实际，不能空谈理论。对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罢工运动，我们也要赞助，不能因为它不彻底而加以攻击。所以，作为革命家，对当前中国革命的漩涡，我们应该投身进去，不仅不应反对，就是袖手旁观也不应该。”
尧棠的话还没有完，卫惠林已经有点反感，禁不住插嘴问道：
“这样说来，我们的理想社会什么时候能够来到？”
尧棠接着前面自己的话头，又似乎直接回答卫惠林的问题说道：
“对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朝夕所想念的，是怎样能使中国发生社会革命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社会革命的到来并不是由于我们个人的愿望所能决定，而是社会进化趋势所必至，只能由历史的需要来决定，个人的力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促进社会的进化，但不是社会进化的唯一要素。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惠林意见不同，我是个定命论者，但请注意：定命论（Determinism）与宿命论（Fatalism）不同，它并不否认人类意志的作用，不过它要受环境的支配，他的努力有一定限度。根据现在的条件，要立刻实行无政府主义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能想象奇迹一样突然降临，它只能逐渐而来。总之，我们如果投身到中国革命中去，虽不可能立刻使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实现，但至少可以使我们接近中国民众，使运动多少带点无政府主义色彩，这样比袖手旁观攻击就好多了。对于国民党，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批评他们的主张，但决不应该用谩骂的口气。对于敌人，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的人格。自然，对于张作霖，张宗昌、吴佩罕，孙传芳等野蛮军阀，又在例外。不过有人主张参加国民党，我并不赞成。”
尧棠的话刚说完，吴克刚立刻说：“尧棠的话我赞成，但对参加不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我还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在现在革命时期，无政府党应用全力反对旧党，对于国民党可以暂时认为友党，予以同情，不加攻击。如果我们积极参加这次革命运动时，在国民党外起不了作用，那就可以考虑参加国民党内去。”
“我仍保留我的看法。假使你们两位同意，我们不妨各人写一篇文章，公开辩论，让大家去作判断。”卫惠林不服气他说。
“可以！有什么不可以？”吴克刚信心百倍。
“写文章当然可以。”尧棠说，“但是我考虑到中国革命正在走向高潮，而我们现在都身在国外，哪里还有说话的权利！而且文章性质又是鼓吹别人去做事，自己却置身事外，在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
“不要紧！写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就是对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吗？”
卫、吴同声说。
“那也好。”尧棠终于同意了。
正在这时，突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卫惠林跑过去，把门拉开，只见两
个法国人，睡眼矇眬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向他们提抗议说：“你们中国先生睡得太晚了，讲话声音太响，把我们吵得睡不着觉！”
这才提醒房内的三个中国年轻人去看壁上的挂钟，这时附近的圣母院大
钟也响起了沉重的钟声。“啊，是午夜一点钟了！”
三个人只得向两位法国邻居道歉。
吴克刚也忙拿起呢帽，披上大衣，准备回到自己的住处去。虽然他住得
很近，但过了子夜，回去难免要惊醒大楼的看门人。无奈，只好再准备一次向人家鞠躬道歉了！
不过这一夜三个人的热烈辩论，不是毫无价值的。隔了一个时期以后，上海《民钟》杂志编辑部就收到了署名卫惠林、芾甘（即李尧棠）、君毅（吴克刚）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的题目都是《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观点却不相同，它们很快就被印成小册子单独出版，时间是在1927年“四一二”
事变之前。
感谢巴黎拉丁区这家旅店的那个不平凡的深夜，它给后世提供了机缘，使我们了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革命中，三个留法学生，对祖国革命的热情向往，和对当时形势的各种不同看法。同时也为了解中国文坛巨人巴金，当他年轻的时候在二十年代，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解，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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