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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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15日早晨，在上海是个阴冷的天气，朔风彻骨，滴水成冰，经过一夜的天寒地冻，各条马路又出现了一具具冻毙的尸体。普善山庄的收尸车还在街头忙着收拾尸体，而外滩的那些洋行大班们，已口含雪茄，坐在舒适的包车上兴匆匆去上班。在黄浦江的公和样轮船码头，此刻也已熙熙攘攘，送客的送客，上船的上般，响起一片杂乱的喊声。
从法租界马浪路开来一辆出租汽车，在码头边停靠后，从车上跳下来四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其中两个是准备上船去的留学生，另外两人是来送行的朋友。两个留学生中，一位是高个子卫惠林，从他胖胖的圆脸上，可以看得出他那热情直爽的性格。另一位相对来说，比较瘦小，他就是不久就要用“巴金”笔名写小说的李尧棠。他戴着眼镜，穿着一套在虹口旧货店买的西装，披着外套。下车后，他向四面望了一下，看见附近有一个邮筒，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昨晚刚写好的信，信封上写着：“苏州东吴大学李尧林先生收。”他跑过去把信丢进邮筒里，顺便还向站在自己身边叫卖的报贩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他很想看一看当时销数很大的《神州日报》和《民国日报》，但这两个报社却已在三天前被军阀孙传芳下令封闭了，今天买到的只有《申报》。《申报》上刊登着美国政府命令檀香山和苏彝士的军舰开赴上海；英国驻威海卫的第二舰队，以及日本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纷纷调遣来沪的消息。看来半年前进军北伐的革命军眼前节节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形势趋于紧张。尧棠看了报，脸上浮起一层兴奋的表情，但又意识到自己就要离开上海了，来不及迎接这个革命高潮，不免感到遗憾。回到码头上，他正准备上船，和那两位送行的朋友道别，不料这时来送行的朋友毕修勺，在人群纷乱中被一个骗子骗走了一百元钱。毕修勺是《民众》杂志的编辑，左拉作品的翻译者，他曾于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回国才一年。大家认为他既然出过国，上下轮船码头有经验，所以请他做代表，来为尧棠、惠林送行。他们一到码头上，就有一个人自称是轮船公司的接待员来对他说，可以帮助他们把行李装运到行李房去，但先得付一百元的寄存费。他信以为真，抢着把钱交给他。顷刻间，这个人就在人群中消失，再也找不到了，而行李却还在他们身边——这是尧棠出国前的最后一刻，上海社会给他留下一个六十年后仍无法忘记的印象。
他们终于登上了船。那是法国邮船公司所属的一条叫“昂热号”（Angers）的小船，是驶往法国马赛的。他们上般后，接受了出国护照检验。李尧棠的护照上这样写着：
中华民国外交部特发给李尧棠（年龄二十一岁，职业学生，籍贯四川成都）以5583号赴法国护照，务盼沿途文武官员遇事妥为照料。
尧棠是1904年11月25日出生的，出国时还不到二十二足岁。这二十二年的经历，虽然不长，却已尝够了生活中甜酸苦辣的滋味。现在他站在甲板上，看着邮船慢慢地离开码头，江边高大的建筑物逐渐变小，岸上向他招手的送行者也渐渐远去，以至看都看不见了。他的两眼噙着泪花，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离开这块生我育我的土地了，这块土地居住着他的多少亲人和朋友！它曾经给过他幸福的幼年，给他知识，又使他感受到许多不幸和悲哀。望着这块渐远的土地，他不能不想起教他爱一切人的母亲，和他那开朗乐观、经常带他出门散步的父亲，以及二姐苍白的脸，三姐临上轿挣扎的形状和哀
哀的哭声。还有可怜的大哥，他在封建家庭崩溃中遭受着灾难，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而仍忍辱负重，承受着各种负担。在这块土地上有多少家庭在过着这样的日子？有多少年轻的生命牺牲在腐朽垂死的封建制度压迫下？又有多少无辜的劳苦大众，像成都正通顺街上几家公馆里的轿夫、老仆们那样劳苦一生，到头来只落得瘦骨伶仃，住草屋、食糟糠，甚至冻毙在街上，或者受冤屈，吊死在屋梁上？
在这块土地上，还有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它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这里有歌谢舞厅，绅士淑女，也有一无所有的劳工和背井离乡的流浪汉。这里是少数人的天堂，多数人的地狱。这里有严肃的工作，有人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里也有荒淫与无耻，有贩售肉体的交易所和出卖灵魂的市场。
邮船离开这块大地越来越远了，终至看不见望不到，尧棠禁不住热泪盈眶，想起旧俄时代流行在西伯利亚的一首歌子：“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同时他用自己的语言，从心底默默地念出一句话来：
“祖国哟，我恨你，但又不得不爱你！”
他走到二层楼自己的房舱里，把行李放好。这是三等舱，房间里有八只床铺，他与卫惠林被安排在面对面的两张铺上。他们的房舱对面，便是餐厅，餐厅里有几只长桌，可以坐许多人。以后他们二人就要每天早上在这里喝咖啡了，下午还要在这里喝茶。当然午餐和晚饭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三等舱空气不够流通，十分闷热。幸亏在四层楼有个散步休息的地方，尧棠来到这里，觉得抬头可以看见青天，低头可以看到大海，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这里对面是头、二等舱，望得见西洋绅士和贵妇们在这里来来往往，这些人大都气字轩昂、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不难看出隐藏在他们内心的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使人觉得难受。
昂热号已驶出吴淞口，停着许多外国轮船的黄浦江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尧棠对自己家乡和亲人的想念，却越来越严重了。他想起这次出国留学，没有大哥的资助和三哥的关心，是不能实现的。三哥和他从小一起长大，同在和蔼慈祥而又有文化的母亲指导下认字读词，同样接受母亲“爱一切人”的教导。父母去世后，三哥用真挚的爱温暖着尧棠的心，他是母亲“爱”的继承人。自从他们兄弟俩离开成都后，不论在上海，在南京，总生活在一起，同在一盏灯下做功课。他们始终保持着穿竹布长衫、戴滚圆的琳瑁边眼镜的内地学生形象。直到尧林进苏州东吴大学，尧棠回上海养病，两人才分开。但是他们仍不断通信，互相关心各人的生活。这次尧棠出国，尧林来信说：不能来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摄。要他多写信来，特别是寄家中的信，要写得越详细越好。尧棠在当晚写的回信，就是刚才在码头上寄发的，信中说：“我很想念你，我很想再见你一面，但是苏州和上海间的距离阻拦了我们。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我们是离得很远的。但我想以后我会一天天地往更远的地方走了……你不来送我也好，免得我在船上淌泪……”但在事实上，就在此刻，尧棠站在这条船的四层楼甲板上，望着大海，望着天空，想着想着，他的泪又从他的眼角淌下来了。
当天晚上，尧棠和惠林各在铺上躺下，一天的旅程使他们都感觉到有一点疲劳，但惠林还是翻阅着早上尧棠从码头上买来的报纸。他对尧棠说：“现在国内形势比较紧张，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慌成一团，帝国主义也纷纷派遣舰队来上海，看来北伐军已逼近上海了。”尧棠口答说：“对，应该说，中
国现在己进入了革命的时期。可是这已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运动，而是整个民众的革命运动了。“卫惠林听了这话，很感兴趣，还想再说几句，但熄灯时间快到了，又见尧棠已闭起眼睛，准备入睡，也就不再作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直到后来在巴黎拉丁区一同住下来，才有机会充分开展。
晚上，尧棠感到一点头昏，虽然没有因晕船而呕吐，但总觉得不太舒服。他仍沉浸在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中，闭起了双眼，分明看见许多人在面前活动，还和他对话。好像千万件往事，一下子都涌上他的心头。只要平时见过一面，曾用和善的眼光看过他一眼的，他都无法忘掉他们。他的两个哥哥，特别是大哥，更使他放心不下。尧棠回想他的大哥从小深受父母宠爱，读书也读得很好，中学毕业时还考第一名，他自己有许多美好的理想，但这些理想后来都一一归于破灭。父母和祖父死后，他作为长房“承重孙”，简直成了大家庭中众矢之的，至今还在受各种不应承受的折磨。而他自己到处打躬作揖的不抵抗主义，更增加他身上的矛盾。在他们兄弟俩离成都前一年，大哥又遭受了四岁儿子夭折的打击。啊，像他这样生活着的人，能活得长久么？自己这次出国，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回来时还能见到他么？……尧棠这样想着大哥的命运，禁不住想立刻写封信给大哥，对他说，“大哥，我永远这样地叫你，然而这声音能渡过大洋越过高山而达到你的耳边吗？……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寂寞的呀！……”可是此刻他太疲倦了，终于慢慢地入睡了。
第二天起身，尧棠在海上的生活就习惯了。第三天早晨8点钟，船靠了码头，有人说已经到了香港，停在这里要到下午4时才开航，尧棠便和惠林上岸去观光。只见岸上阳光满树，街道清洁，房屋整齐，一问才知道这是九龙，对岸才是香港。由于人地生疏，他们为了寄信，在九龙竟耽搁了许多时间，正想摆渡去香港，不料天下起雨来，只好回船。还没回到般上，天却又放晴了，他们便到一家理发店去理发，理好发已是中午，就近找一家茶馆，两人坐在里边喝茶谈心，顺便买了一些点心吃，这样把时间打发到下午2点钟，才又回到船上，香港却没有去成。
他们所住的这三等舱的房间里，虽有八只床铺，却只住了四个人。除了尧棠和惠林，一个是姓彭的四川同乡，是个学化工的留学生，与他俩性情相投，很快就谈到一起了；另一个是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到新加坡去投亲的程君，他为人很和善可亲，只是因为要经常去隔壁房里照顾家卷，就不能与他们时时在一起。那天船到西贡，靠岸卸货，甲板上人来人往，各种声音鼎沸。尧棠就与卫、彭两位上岸，去领略当地风光，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南方明亮的阳光，鲜花盛开，瓜果满地，街道也十分宽广，行人大都是法国人和越南人（当时叫安南人）。中国人不多，但他们恰巧遇到了一位。他是个广东人，一家商店里的店员。他们走进这家店里问路，他就把他们拉往了，不但热情地为他们指路，还告诉他们怎么兑换钱，请他们到店里坐，说他是广东人，来这里不久，上岸时受尽了侮辱和麻烦；他说法国人统治越南，从政治迫害到经济压迫，都是不放松的，人要纳税，房子要纳税，生孩子也要纳税，鸦片烟倒是可以公开卖的，甚至设立公烟局，鼓励吸鸦片。他说着，还陪他们去买火车票，到堤岸去玩。第二天一早，广东人又上船来，领他们上岸去游植物园，他的热情使尧棠和卫、彭都很感动，临别，彭送给他一本国内出版的书，书名《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
那天晚上，尧棠躺在自己从西贡买来的帆布椅上，在甲板上听停泊在海轮旁的小木船上的船客弹越南乐器，凄凄切切的声调，勾起了他对故乡的怀
念，特别是想到不久前死去的三姐。三姐爱过他，他也曾听过三姐幽怨的笛声，而现在她已永远离开他，他也永远不能再见到她了。
隔了几天，船行驶到新加坡，和尧棠他们同住一室的程君，带着他的家眷上岸了，空出来的铺位，由一个姓邓的广东人顶替了。邓君在新加坡工作，这次是到法国去购买机器，因为他原是机电系的学生，曾在法国留学六年，对法国是十分熟悉的。邓既通法文，又懂英语，更会讲普通话，广东话当然更不必说了。邓君又是个性情爽直，容易推心置腹交流感情的人，这就使来自四面八方的船上中国留学生，增加了互相交往的机缘。在香港上船的两个留学生李和黎，也常来尧棠他们这房间叙谈，加上原来在上海与他们一起上船的三个北方留学生，研究文学的范，学数学的巴和刚在北平青德中学毕业的杨，一共九个人，每天晚上总是在甲板上，躺着帆布椅，畅谈各种问题。不论是国际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或是妇女问题，大家谈得很痛快，毫无拘束。
三十多天的海上旅程还使尧棠看到各种奇景，那是大海与日月的结合，美与光的凝聚，艺术与真理的会晤。毫无疑问，尧棠在这里领受了大自然的赐与，他的胸襟有了更深的开拓。在船上，他也看到了人世百相，看到了一些受难的人们的遭遇。有两个波斯教士，本来是到西贡去的，但没有能够在西贡登岸，因为法国警察盘问了他们，不让他们上去。他们回到船上，还受到茶房责备，也只好忍受着不吭声。他们在船上实行苦行者的生活，别人在甲板上舒服地躺在帆布椅里，他们却站着，风浪大时，就抱着一块木头睡在地上，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天气炎热，人家都脱了外衣只穿衬衫，他们却穿着一套厚西装。到新加坡上岸了，尧棠望着他们的背影，既可怜他们的遭遇，又对他们的“忍受”感到厌恶。他以为只有反抗，人类才能得救。“忍受”的结果只能得到死亡。在船上，尧棠还看到五个黑人的孩子拼死搏斗，只是为了捡拾白人在船上丢下去的一个铜子。“这也是人的生活！”站在一旁的卫惠林十分感慨地对他说。尧棠为这一残酷的景象感到心痛，同时这些景象也都勾起他对自己祖国受难者的思念。自己的国家里也有许多人遭受着悲惨的命运。他忘不了童年时带领自己的女仆杨嫂，青年守寡，终于发疯致死；厨司老何和管监刘升，挨了老爷板子，还要向老爷叩头谢恩；书僮赵升，为李家做了几十年的奴才，临死只得到一条破席子，盖在尸体上。一个轿夫因被诬陷做贼，气忿而悬梁自尽。老仆周贵则因偷窃字画，被逐出李公馆，沦为乞丐，最后冻毙在寒冬岁暮的街头。
不幸的乡土，有多少不幸的事情在日日夜夜发生，苦难的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那漫长的悲苦的日子呢？
在长达一个月的海上旅程中，尧棠早晨看海边日出，晚上看海上明月，生活既多彩，却又十分寂寞，他几乎天天在回忆祖国和故乡的春天和秋天，思索着他自己二十一年生活的征程，他又几乎天天为两个哥哥写旅途通讯，诉述在船上发生的和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同时他并不忘记从英文本和世界语本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人们总是看到他不是在闷热的房舱里埋头写作，就是在餐厅里俯首疾书，有时甚至在休息室里，也低着头看书写字。
轮船驶经印度洋面，尧棠给他的两个哥哥写了一封信，诉述了他心中的矛盾与苦闷。信中说“今天除了思念你们而外，我什么都不想。……这一年来我是天天走向孤独了。……然而我又不能不想念你们，我就是这样矛盾的一个人。有时候愤怒地对自己说：
你快些使自己被别人忘却吧，不要别人将来为你的不幸的生活而悲伤，不要使有一个人为你哭泣！然而便是这样，我也不能够忘记别人，即使我可以彼人忘却。这一年来的生活，尤其这半个多月，只要我见过他一面，只要他曾用和善的眼光看过我一眼，我就不能够忘掉他。何况你们是我曾经相依为命的两个哥哥……“
另外，他在船停靠在锡兰时，看了科伦坡大佛后，还给一个年长的姓沈朋友写了一封信。
“……我在过去的某一个短时期里，也颇有意皈依佛教。因为生与死的苦闷压迫着我，我也曾想在佛经中找到一点东西来解除我的苦闷，但是结果我并没有得到什么……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示得多么好，但是究竟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我想拿佛教的理论来解除我的苦闷，到头来我的苦闷却一天比一天地增加。我所见到的人们的痛苦，也是不能够拿玄妙的理论来解除的。于是我不能够忍受下去了，便重回到现实的路上，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一切……“
人们知道尧棠离国赴法，根据他的愿望，是为了去学习经济学，考察社会运动，并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虔诚的无政府主义信奉者。但是从他心底里发出来的这些斩钉截铁似的“信条”来看，他的思想实质，却往往充满了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灵魂的呼喊。
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将在几年以后，人们才会从他发展成为一个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作家这一事实，来找寻到答案……
2月22日海轮通过苏彝士运河，使他们有机会饱览到两岸茂盛的树林和秀丽的风景。船到了塞得港，虽未靠岸，人却能依靠小船划到岸边去。卫和彭觉得不方便，尧棠却鼓起劲头上了岸，在海滨看了中世纪法国著名外交家勒赛卜斯的铜像。据说苏彝士运河的修建，是他发起并主持的，因此铜像的石座上刻着一行拉丁文，意思是“我开凿了这个地方”。而铜像勒赛卜斯左手拿着运河图，右手指着江海，眼睛望着地中海，他的形象，确是体现了那么一种很有抱负的神情。和尧棠一起上岸的是在科伦坡上船的一个英国人，他是医科学生，又是基督教徒，因而他要尧棠和他一起去参观了当地的一个教堂。回到船上，尧棠看见正在甲板上散步的卫、彭、邓、黎，禁不住高兴得自豪地说：“我总算到过非洲了！”
离开塞得港，船便进入了风大浪急的地中海，朋友们都感到非常不舒服，有的甚至呕吐不止。尧棠却照常能下床洗脸，进餐厅喝牛奶，这是出人意料的。两天以后，地中海风平浪静，而且天气晴朗，气候凉爽；经过意大利和瑞士，岸上美丽的景色，更吸引了船上人纷纷登上甲板向它燎望。“明天就可以到达马赛了！”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话，周围的人顿时活跃起来。在上海上船的旅客们屈指一算，都说：“海上三十四天的生活就要结束了。”尧棠感到这三十几天的日子，过得既长久，又好象很迅速，因为船上与大家结成的友谊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晚上尧棠在甲板上望着明月踱步，风吹着他的头发，他不免对这三十四天的生活有点留恋。但他又似乎急着希望明天快些到来，明天就可以到法国了。海上美好的夜景，这对他已无意欣赏了，夜是那样长，他也不想睡眠，他感觉到寂寞。他又想起自己的祖国，自己那不幸
的乡土，和他的两个哥哥。他想起白居易的诗：“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这时大哥在成都，三哥在苏州，他们也会望着这轮明月思念远在国外的四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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