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返沪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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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是在1928年12月中旬回到上海的。他在法国整整两年，上海租界的外国大班们已经从经历了一场足以使他们出一身冷汗的虚惊中得到暂时的平静。由于一个将军灵魂的叛卖，上海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飘拂下，劳资纠纷已经用不到大班们担心。从内地迁入租界的殷实富户一天多似一天，外滩银行的白银库存也就从革命前的四千万元，剧增到两亿元巨额。而一百七十家华商银行的兴起，更为外国大班们的资本如虎添翼，有了得力的助手，连《字林西报》上的论客也不得不承认：上海越来越富了。正当这些帝国主义资本家在外滩3号上海总会餐厅喝着咖啡笑逐颜开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曾为革命的失败而停止考虑自己祖国的命运。他们凭着各自的理想，还在开展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思维活动。一直向往着有个“没有人剥削着人，没有人压迫人”“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得到发展”的社会到来的巴金，他一回到上海，就像过去一样，追求着这样的理想有一天能够实现。但这时他身边的钱已所剩无几，不得不急于找一项工作。恰好在开明书店当编辑的周索非，是他的老友，三年前巴金曾与一批友人共同发起创办过无政府主义刊物《民众》半月刊，索非是其中的一位，现在他介绍巴金到上海世界语学会担任函授学校教员，并在沈仲九创办的自由书店兼任编辑。
上海世界语学会是巴金的一些朋友带着献身精神建立起来的一个学术性组织。它在宝山路鸿兴坊75号，巴金出国以前就曾在这里学习过世界语。回国后，他几乎每晚都在这里孜孜不倦地工作达两小时。他在这里用世界语翻译了剧本《过客之花》（意大利亚米契斯作）、《丹东之死》（苏联阿。托尔斯泰作）、《骷髅的跳舞》（日本秋田雨雀作）、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作）等作品。这间房子里的写字台前的藤椅，他是坐惯了的；书橱里的每一本藏书他也几乎摸遍了。在回国后的最初半个月，当他还没有找到适当住处时，鸿兴坊这间办公室还曾成为他的卧房。
1929年元旦，新婚的索非带着他的夫人，找到了宝山路宝光里14号一幢石库门二层楼房，作为他们的新居。住在亭子间的房东，同时还答应索非让他的朋友巴金租住这幢房子的楼下客堂间。这样，巴金才开始在上海有了他自己的“家”。这一年他的第一件大事，是第一部文学作品《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第二件大事则是他译完了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
巴金在法国时写成的《灭亡》，本来准备自费出版，从巴黎郊外的沙城寄给索非，请他联系出版社。谁知索非一接到书稿，就把它介绍给正在代理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的叶圣陶，叶审读了这部作品，就把它分四次登在这家月刊上。在最后一次登完时编者发表“例言”说：“巴金君的长篇创作《灭亡》已于本号刊毕了，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君是谁，这连我们也不知道。看这篇《灭亡》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其后半部写得尤为紧张。”连载开始时，恰逢巴金刚刚回国。《小说月报》在当时是权威刊物，巴金是它的忠实读者，每期出版，总亲自跑到书店去买。《灭亡》发表后，当年十月又由索非把这部书稿交开明书店出版发行。许多青年都为这部小说作者炽烈的感情和流畅的文字而倾倒，文学评论家谭正壁在他的《中国文学进化史》里说“巴金是新写实主义一派”，也有人在《新文艺月刊》上说“巴金的思想立场是安那其主义的”，另一个评论家则在《现代小说》上说“这是虚无
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的创作“，还有人在《真善美》杂志上说《灭亡》的主人翁杜大心”似乎是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阿志跋绥夫的虚无主义的人格化“，连《中学生》杂志的读者也有各种评论。
巴金在这一年为此发表了“自白”，他说：
“总而言之，我活了二十几年。我生活过，奋斗过，挣扎过，哭过，笑过。我在生活里面得到了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我并不是事先打定主意要写一种什么主义的作品。我要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且在我是非怎样写不可的。我写的时候，自己和书中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我不是因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我是为了自己（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是写给我的哥哥读的），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所以读者的赞许与责骂，我并不在乎。不过我希望批评家多少了解我一点。”
巴金确实不是“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的，他虽然在那时已发表过不少文章，也翻译过不少作品，但是直到《灭亡》出版，他还不曾拿过稿费，他把这本书的版税赠给索非，虽然他自己的生活还是十分拮据。就在这个时期，他在法国编写的另外两本书《断头台上》（其中一篇是凡宰特的自传《一个卖鱼者的生涯》）和《蒲鲁东底人生哲学》（克鲁泡特金作），也在自由书店出版了，这两本书仍是没有版税或稿费的书。
他从来不曾想到可以依赖稿费来维持生活。他从事写作只是为了要倾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甚至他从事翻译工作，也总是挑选对自己有兴趣的书，或使自己感动的书，来推荐给读者。
这一年他译完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后，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弟弟李尧椽，要求他把它“当作终身的伴侣”，要他把作者“当做模范，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人，去帮助人。”说自己在翻译这本书时，“流下感激的眼泪，觉得做人要像他这样才好。”后来他还在“前记”中称赞“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书，也是我的知识发展上给了绝大的影响的一部书。”
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1966年俄文本前言（特瓦尔朵夫斯卡娅作）一开头就有这样的介绍：
“本书作者的名字是人们都很熟悉的，因为它早已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莫斯科有一个地下铁道的车站、一个广场、一条大街和一条胡同是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本书是克鲁泡特金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在政治流亡期间写成的，……他经历了农奴制衰亡和革命高涨的时代，经历了‘伟大的改革’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运动。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描绘的主要就是这三十年……他把自己遇见过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谈论科学时，表现了罕见的才华……”
俄文本前言作者说，克鲁泡特金在一个维护农奴制的亲王家庭中长大，有强烈的求知欲，广泛的兴趣，和孜孜不倦的工作能力。他从不满意侍从军官学校的规章制度开始，不知不觉地转向更广泛的思考。他的观点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人民的了解，同人民的接近，而这种了解和接近本身就是在进步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他宁愿放弃宫廷中的锦绣前程而到阿穆尔（黑龙江）哥萨克团队中去服役，这表明他受到进步风尚多么巨大的影响。他率先大声疾呼，西伯利亚“不是终年积雪，只有流放犯人居住的一片冻土”，并介绍了西伯利亚的丰富资源。他在那个时期的日记和书信都显示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当时他坚信“人民一旦起来，哪怕是只用镰刀做武器，他们也能有所作为。”他在西
伯利亚，加深了对“脑满肠肥者的统治”的憎恨，终于放弃了军职，离开了西伯利亚，到彼得堡进了大学，又在俄国知名的地理学家和统计学家的领导下供职，在学术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虽然克鲁泡特金有许多幻想不切实际，但“这位高尚的、才华横溢的思想家描绘的美好图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一个肯定个人最大价值，把个人的幸福置于最高地位的社会，一个不仅摆脱了金钱的统治，而且也摆脱了官僚和官吏的社会‘，确实符合人们梦寐以求的心愿。“而且从专业上来讲，”克鲁泡特金既不是一个化学家，又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既不是一个作家，又不是一个演员，却终生保留着对历史、对化学、对文学、对艺术、对他在某一段时期内从事过的所有事情的爱好和兴趣。丰富的精神需求，在大多数人身上都随着年岁的增长而逐渐减弱，而克鲁泡特金却对所有新的书籍、科学上的新发现、艺术中的新事物，直到老年还保持着一种青年人的、如渴如饥的求知欲。“
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本书，难怪巴金为之倾倒。他把克鲁泡特金当作“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来要求自己的弟弟向他学习，虽然他并不强求弟弟去向克鲁泡特金学习思想、主张或什么主义。使巴金感动的是他的“人格”，和他的美丽的理想。
他在这个时期的生活过得并不热闹。和他在法国一起留学的朋友吴克刚和卫惠林虽然这时也已先后回国，但他们都到内地去了，吴克刚临行把自己旧居中的一张破旧的小沙发送给了巴金。一到晚上，巴金从世界语学会回来，经常坐在这张沙发上进行写作或阅读书籍。他仍是中外文学名著的热情读者。他唯一的消遣是在黄昏的时候，从宝山路通过东横浜路和多伦路到北四川路横浜桥一带散步。那时宝山路还不曾遭受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的兵灾，宝光里附近有许多房屋，也有几家商店，不像后来很长时期只有棚户与荒地，一到晚上，只有火车响着隆隆的声音在铁路上经过，铁路沿线的马路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影了。当时宝山路横浜路一带有不少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住在那里，因为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等几家印刷厂就座落在这条宝山路上，他们为了工作方便，很自然地集中在这个地方。鲁迅先生刚到上海时，也住在与这里相近的叫景云里的那条弄堂里。人们从宝山路到北四川路去，常要经过东横浜路的景云里弄堂口。北四川路的横浜桥，经常出现着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交替时期巴金寂寞的脚印。
宝山路属于闸北，而北四川路就属于日本商人比较集中的虹口了。当时在公共租界的主管机构工部局董事会里虽有两个日本大班，但一般的日侨还是住在虹口，这些人不少是苏州河南三井洋行或横滨正金银行里的职员，更多的则是在虹口就地经商开店铺出售日本棉织品、玩具、留声机唱片、自行车的小商人。这些人在北四川路一带（也有在提篮桥的）聚居，按着生活习惯，形成一个自己的社会，人们叫它“小东京”。他们经常在自己家中，脱去鞋子，蹲在一种叫“榻榻米”的席子上，喝茶谈唱，自得其乐。有时又三三两两走进日本人自己开的酒店，对着艺妓喝上几杯。有些则是军人家属，凭着各种关系，开个店铺，每月领军饷之外，还从货物买卖中争蝇头小利。这一带日本居民大约有三万人，在北四川路这条神秘之街上，形成一种特殊势力。他们有一个居留民团，和一个非常活跃的各条街道日人联合会，用来专门对付中国居民。在1929年前后还比较平静，等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局势就更加紧张了。
巴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使他更加感到孤独。《灭亡》获得热烈的反响，却不曾使巴金周围的朋友增加。他仍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不曾有继续进行文学创作的打算。他甚至有点灰心，特别在这一年中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房东太太》和第二个中篇《死去的太阳》写完后，他对自己有些失望，曾想从此搁笔，不再创作。
他感到忧郁，时时想念在成都的大哥和在天津的三哥。而他们知道他回国，却很高兴，经常有信给他。那年7月，他的大哥尧枚终于从成都到上海来了。这使巴金的生活顿时热闹起来。和大哥一起来的，还有三叔家的堂弟李西舲，他比巴金小两岁。巴金在童年时经常与他一起玩乐的。大哥到上海后，借住在霞飞路（即今淮海中路）霞飞公寓的一幢高楼里。巴金与大哥相别六整年，见面时虽十分愉快，却又不免泪眼相对，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他们谈到三姐的死，也谈到二叔去世。二叔一心要想继承祖业，维持封建门庭，却又终于无力挽回大家庭崩溃的危局，抑郁而死。巴金想起二叔在他与三哥尧林告别成都时，临行前他还拿出二十块钱，再三叮嘱他们要好好注意安全，当时情景还好像是在昨天一样清晰，禁不住两眼有点潮湿。
巴金知道大哥这还是第一次来上海，便把自己被头从闸北宝光里家中搬来，陪大哥一起住在霞飞公寓里。他还陪同大哥到霞飞路上买东西，也到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去看看，他们在谋得利洋行买到一张两人都爱听的在当时相当流行的唱片，叫《宝贝儿子》，是女歌唱家格蕾茜。菲尔兹灌唱的。晚上，他们睡在一张床上话家常，一边听格蕾茜的歌声。兄弟两人感情非常融洽，但一谈到以后的事情，两人看法就不同。大哥仍还是希望巴金与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尧林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而巴金对成都的家却不感兴趣，相反，他一想到家，就好像有一个黑影笼罩在自己的头上。他禁不住又想起过去一些牺牲在封建礼教下的青年，因而他劝导大哥与那个千丝万缕的大家庭割断关系，甚至要求大哥也不妨离开成都。但是大哥把这些话都当作孩子讲的话，无动于衷。大哥并不是对家没有憎恨，他早就受够了大家庭中尔虞我诈的苦，看透了有些人的心肠，但是他没有勇气从生活的旧轨道上跳出来。他不断地诉说自己这几年来的遭遇，还说：“到父亲死后才知道人心险诈，世道凶恶，才知孤儿寡妇的苦。”他自己因为身体不好，已辞掉了商业场电灯公司的工作，因此他个人缺少了一笔收入，但他又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家坐吃山空，内囊空虚，唯恐丧失已经不在人世的祖父和父亲的面子。他硬撑着在阔亲戚中间来往，卖了田去做投机生意。好像一个人站在钢丝上，随时有从高空中掉下来的危险。
听了大哥的诉述，巴金重新唤起了他对大家庭的回忆。知道了近几年来家庭的变迁，他又开始酝酿半年前从法国马赛回国途中所构思的小说《春梦》的题材，这时就情不自禁地对大哥说：“总有一天，我会把我们家的事情写成小说。”大哥起初似乎并不理解巴金这句活的意思，过了一会，他忽然兴奋起来，说：“你写我家的事，我很赞成，你考虑成熟了没有？我可以帮你回忆往事。”当他回到成都后，又想起这件事，正待写信进一步询问，巴金已来了信告诉他写《春梦》的计划，大哥满腔高兴，复信给巴金说：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
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有余暇把它写成吧，怕什么！
《块肉余生述》（作者）若怕，就写不出来了！“
当然，这封信是巴金在他大哥回成都后的第二年接到的。此刻大哥还在上海。他这次来，当然主要是来看他爱着的四弟，四弟也非常渴望能同他爱得最深的大哥见见面，大哥曾多次写信说他要来上海。现在他来了，与其说他来上海“白相”，还不如说他来上海“避难”。他既害怕成都老家，却又离不开老家。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还是得回去。回去的那天，巴金和当时在浦东中学念书的表弟高惠生、李丕龙一起坐上一只划子，把大哥送到一艘叫“其平”的大轮船上。大哥泪流满面，竟说不出一句话来。巴金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声“保重”，想叫大哥别难过，自己却也禁不住两眼噙住泪花，想不知哪年哪月再能见到这个自己最亲近的人。他正准备回到划船上去，大哥却重又把他喊进船舱里，在箱子里取出一件东西来，呜咽着说：“你拿去吧。”巴金一看，原来就是那天两人在谋得利洋行买的那张格蕾茜唱片。巴金原想让大哥带回成都去听的。但是大哥知道巴金爱听，坚持要把它留下，巴金想到他在几天中多次抗拒大哥的劝导，如要他回成都“兴家立业，共度艰难”等，他都没有答应，现在他再也不忍心在这件小事上使他不快了，他便把唱片接了过来，但噙着的泪珠却夺眶而出。
这时黄浦江正泛起一阵风浪，划子左右颠簸着，但见外滩一带已亮起灯光，原来已近黄昏时分了，连天空也已出现了几颗明星。巴金跟着表弟们上了码头，但他仍还东张西望，等待着什么人过来，还准备喊“大哥，你这边走”，却突然警觉到大哥已经离开上海了。他心里恍然若有所失，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凄凉感，随风吹到他的心头，他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上海，原来他是这样孤独啊！
巴金又回到了宝山路宝光里14号自己住处，因为大哥临行前已把霞飞路霞飞公寓临时租住的房间退掉。但是出乎意料，索非家来了一个性格豪爽、大方好客、爱书如命、喜打抱不平的客人，他很快成了巴金的朋友。这就是法国文学的翻译家马宗融。巴金早就从别人的嘴里听到过这位高个子的性格，他虽然好发脾气，心地却十分善良。果然，那个晚上，他在楼上索非家中巧遇马宗融，两人都是四川人，又都对法国文学非常熟悉，巴金读过他译的法国短篇小说，马宗融也读过巴金译的《面包略取》，和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灭亡》，几句话谈后，双方就感觉到意气相投，话就更多了。两人从法国文学谈到德国文学，最后又谈到《浮士德》。马宗融告诉巴金说四川路的上海大戏院正在放映法国影片《浮士德》，自己正想去看，问巴金去不去，巴金点头，马宗融就约他第二天晚上在戏院门口等候。哪知那晚看了影片后，马宗融又邀巴金到咖啡馆喝咖啡。他的心肠一竿子通到底，把自己心里想的什么都谈了，终于把自己的秘密也揭开来告诉巴金：他正在恋念着一个朋友的妹妹，那朋友在法国工作，而妹妹却在四川，是当地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新近来信打听她哥哥近况，信里有些话他摸不透，但看来他和她结合有希望，他准备回四川去看她。他的兴奋，更使他对巴金的谈话没完没了，咖啡馆快打烊了，而他还是拉着巴金的臂膀，说时间还早。巴金为有这样一个热情耿直、貌如其心的朋友而高兴，他衷心祝愿他能得到幸福。果然不久他回到四川去了。
9月下旬的一个黄昏，他终于带了那个对象来到宝光里，这就是七年后写出《生人妻》那本集子的女作家罗淑。这本书后来由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发出版。罗淑容貌端庄，举止大方，与马宗融正是天生的一对。当时马宗融带了罗淑进来，不像先前那样撒野，大概心里有了爱情，
倒显得斯文起来，对着老朋友索非夫妇和巴金，反而有点腼腆。他说他们来辞行，已买好船票，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去法国，帮她找在那面工作的哥哥。他们这一去，五年以后巴金才又见到他们，而且与他们成了莫逆之交。但是在这五年中，他不曾接到马宗融一封信，马是写信懒人，而巴金又是四海为家，“一。二八”淞沪战争后，他的地址更是飘忽不定，马宗融即使要写信，也要先打听到他的住址才能把信寄发了。
1930年7月，巴金在接到大哥对他准备写“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的小说《春梦》表示“欢喜得了不得”的那封信后，受到很大鼓舞，对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又有所增强。去年他曾被《伦理学》后半部的翻译工作搞得头昏脑胀，而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写作的失败，更增加了他对自己的失望情绪，幸亏后来他又译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和斯捷普尼亚克的特写集《地下的俄罗斯》，这两本书热情的内容与流畅的文笔给了他一些影响，在无形中也提高了他从事创作的兴趣。就在三十年代第一个年头的七月夜里，他睡得正香甜，忽然在梦中被什么声音惊醒，在黑暗中好像看见一些悲惨的景象，耳边也有一些哭声传来。他再也无法入睡了，就在灯下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洛伯尔先生》。这篇小说的背景是在两年前所住的离巴黎约一百多里路的沙城，这所中学就是他寄住过的那家中学，作品里的音乐家便是那个中学的音乐教师。花店里的那个少女，就是他在生活中看到过的那个见了他们总是微笑着向他们招呼“早安”或“晚安”的卖花姑娘。巴金写完这篇小说，走出房间，到石库门边的天井里呼吸新鲜空气，那时天色已经黎明，早霞正横在空中。他觉得这个刚写成的短篇，比去年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房东太太》要好一些，因为《房东太太》的题材只是听着人家讲的事情写成的；而《洛伯尔先生》在他自己生活中却有影子。他总是欢喜有着自己生活影子的作品，他对它们有感情。对中篇小说来说，也是如此。他爱《灭亡》而不爱《死去的太阳》，他认为《死去的太阳》是他硬写出来的，那里面缺乏他自己生活的依据。因此，他对《小说月报》编者退回他的这个中篇，只有感激，而没有半点埋怨情绪。后来开明书店出版的《死去的太阳》，是经过他作较大修改后才完成的，虽然他仍还对它不很满意。
这一年下半年，他的创作生活渐渐活跃起来。在年底前，他一口气写了十二个短篇。但他与外界接触还是很少。他总是把写成的小说交给住在楼上的索非，让他去联系刊物的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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