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闽南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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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的土地像童话般迷人。耀眼的红色土壤，绿色的庄稼，和成排的相思树，以及犹如一个个留着长须的老人般的榕树，使人远远地望过去，好像到了人间仙境。在八、九月间，龙眼树上的桂圆成熟了，更为这片红泥绿树的土地添加了一种澄黄的色彩，谁也不免要为这样动人的景致陶醉。
1930年，巴金正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来到了福建的晋江（泉州）。比他先回国的吴克刚，已在这里担任黎明高中的校长。这个当年曾很有抱负的法国留学生，在与波兰革命党人亚丽安娜告别巴黎后，一回国就带着自己的理想，投身到这家海外侨胞所集资兴办的黎明高级中学里来，想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里共同建立起一个理想的乐园。他多次写信邀请巴金到这里来看看，希望给他有个较深的印象。
巴金到了这里，果然被这里的一切吸引住了。这里的确是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纯朴的知识分子所创建的梦境。不仅环境清静优美，而且仿佛大家都生活得非常愉快。这里的教师大多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都不愿在污浊的社会里混世，想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用爱集体的理想来教育下一代。他们想关起门来，把学校办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或者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理想社会。许多人在这里勤奋地工作着，和同学们建立起真诚的友谊。他们信任自己的理想，以为每个人都能像他们一样真诚地待人，诚实地劳动，这个世界就会好起来了。
巴金到了这里，把自己的幻想与眼前的现实结合起来。他作为客人，受到老师们热情的欢迎。他在这里不仅得与自己的朋友吴克刚、卫惠林重聚，而且结识了陈范予、王鲁彦、丽尼、林憾庐和叶非英等一些生活作风非常纯朴而又有才干的人。他与他们意气相投，经常坐在校园的草地上，或者倚靠着凉亭的栏杆，与大家一起兴奋地议论着世界大事；有时又在晚上打着火把，到古老的院子去敲开油漆脱落的大门，在旧式的木屋里，围着煤油灯谈论各人的志向。他们大都对许多社会现象表示不满，都认为“五四”运动虽已过去，但反帝反封建并没有彻底。他们总觉得社会上的封建的阴影还压在自己头上，更不满于在我们的土地上，外国侵略者还在我们周围张牙舞爪。他们都愿意为培养新的一代成长而作出贡献，甚至为事业献身。
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巴金不再寂寞，也忘掉老是在苦恼着自己的各种阴影。友爱使他感到温暖。在他患病发高烧的时候，他得到朋友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觉得他应该留在这里与这些人一起工作，但又有另外一种力量支配他无法为文字工作放弃劳动。他先在这里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暑假，其后又两次来到这里。他忘不了在这里分享到的人与人之间无私的友谊，和这些人为教育事业所作出的献身精神。同时，他也牢记着发生在这些友人之间的各种动人故事。
使人遗憾的是巴金到晋江不久，就发高烧，吴克刚也患伤寒症进医院了。克刚病愈后，应另外一些人的邀请，转到河南百泉去教书。接替吴校长照料学校行政事务的是生物学家陈范予。这样，没有经过第三者的介绍，巴金就与范予相熟了。黎明高中是在晋江这个古城的武庙（关帝庙）里，他们就在这个武庙的凉台上，和庭前的两棵大榕树下，共同度过将近三十个黄昏。他们相互交换对社会问题的意见。巴金发觉对方是个切实的人，即使谈理想，他也从不把自己放到幻境里去。他的科学知识非常广博，经常与巴金同看秋
天的夜空，从亿万发光的星星中，探索宇宙的秘密，由此领悟到人生的哲理。在黎明来临的时候，他又从湖沼里捞取一杯杯污水，放在显微镜下，与巴金一起来从这一滴水中看大千世界。巴金从他那里知道生命无处不在，生命绵延不绝。人并不是唯我独尊的天之骄子。巴金从陈范予的生物实验中，获得科学知识，并受到唯物主义的思想影响。陈范予曾说：“有人把人生当作秕糠，我却以为它是谷粒。有人把人生视同幻梦，我却以为它是实在。有人把人生作为苦药，我却以为它是欢乐。”巴金与这个人维持了十二年的友谊，直到陈范予在抗战时期患肺病去世。
在黎明高中，王鲁彦是巴金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的人，过去在北京世界语学校，巴金曾与秦抱朴一起跟他见过一次面，他比巴金大三岁，是浙江镇海人，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里，十八岁就到上海当学徒。后来他到北平参加蔡元培、李大钊等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并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他受“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成为文学研究会成员，被鲁迅称为“乡土文学作家”。他写的作品《灯》与《狗》，都是巴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这次巴金与鲁彦先在鼓浪屿会面。那时巴金住在一家滨海旅馆里，鲁彦穿着一件白衬衫，带着一个本地小孩来看他。他们畅谈了一个多钟头，就成了一对很相契合的朋友。鼓浪屿，这个日光岩下的岛屿，海水拍岸，波浪翻天，房屋精致，庭院花开，马路两边松柏与榕树并立，永远显得树木茂盛，山水秀丽；留给巴金深刻印象的，更有南国朋友的无限情谊，鲁彦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来到晋江后，在黎明高中的教务室里，经常论文谈艺，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趋向一致。但是日子久了，巴金发现鲁彦性格倔强，不大善于适应环境，而生活的担子又重重压在他那瘦削的肩胛上。鲁彦离开晋江后，又到处碰壁，长期的困苦却磨灭不了他的锐气，患了病后，仍还昂着头，在不公平的人世中奋斗。他写了很多反映农村生活，表达世态炎凉，揭露旧社会悲惨现实的传世之作，但在与巴金相识十四年后于贫病交迫中死去。
曾经使巴金更为感动的是黎明高中的数学教员叶非英。他在巴金第一次与他见面时，还是个从广州来的穿着蓝色西装白色翻领衬衫的漂亮青年。两年后，当巴金第二次来晋江时，叶非英已在当地的另一所中学——文庙的平民中学主持校务，并变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于牺牲自己的“耶稣”了。他穿着一身肮脏的灰色学生服，头发蓬松，面容黑瘦，几乎使巴金认不清他是谁。为办学校辛勤两年，他已变得这样瘦，这样老了。晚上，巴金和他睡在一间房里，满屋都是蚊子叫声，他却睡得十分香甜。巴金无意中把他弄醒，他问巴金睡得怎样，巴金说“我闷得很”。他说了几句梦话，又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巴金听朋友们谈起叶非英，说他身上有病不肯治，工作忙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更没有时间考虑结婚成家，像个苦行僧一样过日子，却与学生很谈得拢。“耶稣”的称号就是这样产生的。巴金很钦佩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临行时听他说学校很希望能增添一些图书，巴金就给他捐赠了两箱书去。朋友们把巴金送到船上，巴金又把剩余的旅费交给他们，要他们转交给“耶稣”，让他抓紧时间看病。等巴金回到上海，“耶稣”却来信说已把钱用来帮助一个贫苦的学生。巴金对叶非英拖延治病，强调“工作更重要”的主张，并不完全同意，但对他的工作精神相当感动。巴金佩服他，但并不想学习他，因为巴金总觉得从事文化建设工作，眼光要放得更远一些，更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单靠舍命“拼博”是不够的。
在黎明中学结识的另一个朋友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散文家的丽尼。他的故事也是很动人的，他与巴金的友谊也是很长久的。巴金在三十年代初所写的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正是根据在闽南时期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写成的。当时巴金听晋江书店一个姓沈的朋友谈起，说有个少女，是巴金小说的读者，最近病在床上，不知是何原因，精神有点失常，他问巴金是否可以去看看她。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巴金就与两个教书朋友，踏着泥泞的田间小路，去那个姑娘家访问。到了那边，一看那屋子，显然是个大户人家，但那姑娘却躺在这个庄院的一间阴暗的房子里。对他们的来访，她说了两声“谢谢”，然后只是微笑。她不过二十岁左右，容貌端正，脸色有点憔悴，身上盖着一条薄被。看到他们，她从床上坐起来，对他们的问话，什么都没有回答。当他们告辞时，她的双眼却噙着晶莹的泪花。据说她父亲正逼着她停学，要她与一个不相爱的男人成婚。没有多久，她就发疯去世了。这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故事，对他说来是非常熟悉的。他想起自己的成都老家的那些亲姐妹和堂表姐妹们。
过了几天，巴金在学校办公室帮忙料理一些事务，因为暑期就将过去了，学校正忙着新学期的学生注册报到，忽然看见一个活泼秀丽的姑娘跑来，要求办理注册手续。人家说她姓吴，是个归国华侨。她口齿伶俐，行动迅捷，很快就把手续办好，没有多少时间就离开办公室，却给巴金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等到巴金回到上海，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那个姓吴的姑娘爱上了学校里一个姓郭的教师，那个教师便是巴金的朋友丽尼。他比巴金还小三、四岁，原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接受这个南国少女的爱情，也是很平常的事情，而且也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情投意合上，并没有什么行动。但是给吴姓姑娘的家长知道，竟引起非凡的不满，原来他们早给她挑选了个未婚夫，这个未婚夫正是这个学校的校董，当地有钱的老板。他们给她一种压力，并订出婚期，强令她与丽尼断交。同时并通过社会舆论，把丽尼逐出学校。丽尼只好跑到鼓浪屿朋友家中去避难。而姑娘却不屈服，她在婚期将近的时候，乘着天下大雨，人们不及防备之际，逃出家乡来鼓浪屿，要求跟着他到天涯海角，去做比翼双飞的同命鸟。但是丽尼想到自己是个身无分文的流浪人，是否能保证这个出身富家的少女永远不吃苦，自己心中没有把握，而且社会舆论和专为有权势的人服务的社会法纪对他来说，都是个可怕的压力。他唯恐自己承受不了，因而竟然没有接受这个姑娘的请求，委婉地辞谢了她给他的爱情。悲剧等待着这个姑娘去扮演主角：她跑回家中，像一朵刚开的鲜花，在一场风雨中憔悴地死去。
巴金听到这个故事，就凭着自己在晋江所得到的有关这两个姑娘的印象，加上自己家的一些堂表姐妹们不幸的遭遇，写成了一个以爱情为题材的中篇，他对人说：“那个女郎疯狂了。悖谬的社会制度，不自由的婚姻，传统观念的束缚，家庭的专制，不知道摧残了多少正在开花的青年灵魂！我的二十几年的岁月里，已经堆积了那么多的阴影了。在那秋天的笑，像哭一样的笑里，我看到了过去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尸体。我仿佛听见一个苦痛的声音说：”这应该结局了‘！“
那时《中学生》杂志恰好正在连载他所翻译的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他就把自己写的这个中篇爱情故事起了个相反的题目：《春天里的秋天》，并为它写了一篇短序，最后一句是：
“我要像躺卧在巴黎国葬院里的一代巨人左拉那样，向着垂死的社会发
出我的最后的呼声：“我要控诉‘！”尽管闽南的景色迷人，尽管有许多纯朴的青年在这里以自己的理想创建各人的梦境，尽管巴金也确实曾经为这里的一些殉道者们的艰苦创业精神所感动过，但冷酷的现实还是给巴金带来了他心的创伤，让他看到即使在黎明中学，也还是在发生青年受屠宰的悲剧。事实证明：门是关不牢的，社会的恶势力还是把手伸到学校里来。丽尼的被逐，姓吴的姑娘的忧郁而死，都是非常现实的。
巴金把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在晋江一带的生活，称作“南国的梦”，这是十分合适的。
他确实在这里得到过友情的温暖，但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建造的是空中楼阁。当时他心中还是充满着矛盾。直到后来，他才清楚地指出他当初是：“用梦想来装饰他们的工作，用幻想的眼光来看新奇的南方景色……今天我不会再做那样的好梦了。但是我对他们的敬佩的感情，几十年来并没有大的改变。”
梦是会消逝的，但友谊犹如高山流水，永远存在。新文学史总将记载巴金的青年时代在闽南与王鲁彦、丽尼、林憾庐、陈范予等人珍贵的友谊。这些友谊后来都发展成为文坛上编辑与作家之间的各种佳话，并由此产生了文学园地里的各种鲜花与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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