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炸不掉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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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把《激流》写完，已接近1931年年底。过了阳历年，他接到朋友陈范予来信，说他已从福建黎明中学调到南京工作，而在河南百泉教书的吴克刚目前也正在南京作客，所以希望巴金能乘此时机到他那里一叙。巴金想到他在南京另外还有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在巴黎一起留学的老朋友卫惠林，他已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做事；另一个则是新结识的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是《文艺》月刊的编辑。他与他们也有一些日子不见面了，因此觉得趁此寒假期间，去与大家谈谈，确是个很好的机会。
那时上海正面临“一二。八”事变前夕。自从去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侵占我国东北四省以后，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愤怒的上海市民一致抵制日货，华商银行也拒绝承兑日本商人的提单，一时日货堆积在上海码头上，充塞在货栈里无法流通，连日本的航运都窒息了。有些在上海的日本商店不得不为此关门。1931年10月开始，上海就有三万码头工人的反日罢工，和十万学生的反日罢课。12月9日，上海学生五千多人包围国民党市政府，抗议国民党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同月17日，上海各中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会后还举行游行大示威。1932年1月13，上海成立了各民众团体抗日救国会。同月20日，日本特务机关联合焚毁我国民族资本家办的三友实业社，捣毁北四川路中国商店。24比他们又故意纵火焚烧日驻华公使重光葵的公馆，以此借口准备进攻上海。25日前后，日本派大批军舰，集结上海，在吴淞口外和黄浦江进行示威，日本领事还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道歉，惩凶，赔偿损失以及解散抗日团体。27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下令取消抗日救国会。上海市面一片混乱，特别是闸北一带，因为接近日军驻地，又是日本三万商人和商店的集结地一“小东京”虹口的隔邻，因此闸北居民为了避祸，纷纷迁居，境内十室九空，很多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巴金独个儿住在宝光里一幢两层楼房屋里，也随时准备逃难，幸而《激流》的写作已告一段落，他接到陈范予来信，便准备动身去南京看朋友们。好在那时他住在北四川路底的表弟高慧生在浦东中学念书，寒假期间经常来宝光里巴金这里，巴金去南京就让他在这里看家。
日军开始进攻闸北的那个夜晚，巴金已由南京回沪，正在火车里，火车开到丹阳未能前行，又把他带回南京了。
1月29日早晨4点钟，他在寒气的包围中进了下关的火车站，天还没有亮，电灯光显得暗淡，冬天的早晨天亮得迟，他在车站上足足等候了三个钟头，到7点钟才能出站，走到马路上，行人还是十分稀少，车子也还是不多，一切都显得很安闲，很正常。这时一夜未睡的他，觉得非常困倦，不得不找个旅馆把自己安顿下来，然后躺倒床上睡了。
巴金睡到下午，醒后起床就又赶到成贤街去看缪崇群。缪一看见巴金便惊喜地说：“原来你回来了！我们正替你担心。”巴金是25日晚来南京的，曾去看望过缪，因为惦记着上海的局势发展，于28日晚又急匆匆地赶回上海。巴金同缪的相遇纯系偶然。去年早些日子巴金到南京，本是去看一位姓左的朋友，那个姓左的朋友外出未归，却看到一个瘦弱的青年人，一问才知道他就是已通了半年信的缪崇群。当时缪正代替左编《文艺月刊》。巴金与他一谈就谈开了，两人披肝沥胆，非常契合。
巴金看见他很瘦，知道他身体不好，正患肺病，最近还吐了血，就想请
他多注意自己身体，他却拿起桌上的《新民报》号外，说：“你看，真的打起来了！敌人的侵略，我们身为中国人，哪能忍耐得住不反抗！”巴金连忙把“号外”接过来，一看，只见日军进攻上海闸北天通庵路车站的战讯外，副标题上还写着“闸北大火，居民死伤无数。”他的心像被一块沉重的石头压住，唯一的想法是得赶快回上海，要与上海人民一起去经历痛苦的生活。可是，崇群却说：“看情形，火车将要停开一个时期，你回不得上海了，得在南京作暂住的打算，而且住在旅馆不方便，住到我这里来吧。”巴金愣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你关心我，我感谢。但上海我住了几年了……”他没有正面回答崇群，心里却在想，上海有我的许多朋友，有我的住处，有我喜欢的那些书，而且在日本兵机枪扫射、炸弹轰炸上海人民的时候，我哪能住在南京？
他只是对崇群苦笑了一下，然后和他凄凉地告别。巴金在心底感谢他对自己的关心，同时也在心底祝愿这个善良的人幸福。他在自己患病吐血时，还这样真心地关怀别人。这样的友情是十分珍贵的。
巴金辞了缪崇群出来，时间已近黄昏，他想起“号外”上的消息，仍禁不住心头的激动。他想象着上海目前的遭遇，子弹横飞，炸声不断，许多善良的老百姓正在被敌人宰割，房屋被毁，尸体满地，那将成了怎样的一个世界？那边有他的许多朋友，他们不知怎样了？更无法料想闸北自己住处的命运，他虽没有宝贵的财产，但那里有他自己的手稿，有他日夜辛劳的结晶，还有不少他喜爱的从国外带回来的书籍。他的邻居们怎样了？为他管家的表弟还住不住那边？还有那个为他烧饭的娘姨，想他们总该逃避了这场灾难了吧？天渐渐变黑，他雇了一辆黄包车，急于找朋友打听消息，想尽快赶回上海，但是他忽然听到有个孩子高喊：“快看，快看，看东洋人在上海打败仗！”原来是报贩在叫卖当天的晚报，引起许多人围在那里争购。而他的车子却把他拉远了，但他为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感到兴奋。
他终于在一家书店门口下车。他看到十几个店员正凑拢着头在读晚报，便情不自禁地跑过去看，才知道驻淞沪的十九路军已出兵抵抗，他们出于爱国热情，主动反击入侵之敌，迎来了全国人民的欢呼。
店员们一边看报一边谈话，不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不论是伙计还是老板，都说十九路军好：“这次我们再不抵抗，怎么行？把他们打回去，才出我们一口气！”还有人跑过来告诉大家：“白天十九路军开拔经过这里，我们放鞭炮欢迎，他们和我们一起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巴金也觉得自己的心在燃烧，他知道虽然在南京，一旦敌人的魔掌伸到这里，南京的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与这些侵略者拚个死活的！他感到欣慰。
第二天，他又去看了陈范予和其他几个朋友，大家谈的都是上海的战事，大家抢着报纸看，都希望能看到胜利的消息。这些朋友不少是因为各种事情临时从上海来南京的，现在发生突变事件，大家都急于想回去，但是都因火车停顿而阻隔在这里。也有从内地来南京办事或旅行的，包括陈范予，他原想调南京工作，现在看来也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听到发生战事，都赶紧搭乘还不曾断线的班车回去了，吴克刚也是这样带了家眷回到河南百泉去的。
巴金被困住在南京，不能回上海，朋友们也有劝他索性去天津看三哥尧林的，巴金自己也为此动心，他本来就十分想念在南开中学教书的三哥，自从大哥去世后，他们兄弟俩曾通过几次信，都曾为大哥的死流泪，并感到焦
惶不安，后来又曾互相安慰，怕对方因悲伤而影响身体。现在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到处张牙舞爪，东北三省被占，华北也不平静，天津说不定比上海还乱，他担心三哥的安全。他正打算自己去天津的行程，想不到31日早晨卫惠林打来电话，要他去中央研究院，一见面卫就对他说：“听说政府要搬家了！”巴金想，政府不动员人民起来反抗，却忙着想搬家逃难，真有点使人莫测高深。问工惠林是怎么一回事，他也摸不着头脑，两人就去找别的熟人，想打听一些内情，哪知谁也不知道究竟。倒是当天报纸发表了一项“国民政府迁都宣言”，这才证实真有这样一件事。两人一出门，但见搬迁行李的大大小小车辆，在街上络绎不断，不但政府要搬家，居民也在迁居了。卫惠林发现这样的情状，有点不放心起来，就拉着巴金去中央大学看他的未婚妻，哪知她也已准备回家，说敌机可能来这里轰炸，许多人都已拎着行李离校了。有个人对他们说：“政府可能迁到河南洛阳去。”巴金禁不住忿激地说：“洛阳太近了，最好还是搬到新疆去！”
这时巴金只得告别卫惠林，又回到缪崇群住处。崇群那边已住了四、五个人，他知道巴金在南京几天耽搁下来已把盘缠用完，就主动拿出一叠钞票来，借给巴金作旅费。巴金决定想尽办法回上海去；卫惠林留他暂住几天，他也婉言谢辞了。他在南京每天打听有无轮船开往上海的消息，却有人来告诉他，停在下关的日本军舰，昨晚向城内开炮，有个炸弹落在鼓楼上，《时事新报》分馆也中了弹。“为什么我们还不还击呢？日本人这样欺侮我们，政府还要坚持不抵抗政策吗？”那人气忿的问话，也燃起巴金满腔怒火，他忍耐不住在这样环境中闲着，他觉得他应该立刻回到上海去与朋友们一起为抗日救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2月3日早晨，细雨濛濛，是个阴冷的天气。
他雇车到了荒凉的下关，在中国旅行社门口看到一张通告，说浦江有渡轮可通。他来到江边，有个人问他是不是想到上海去，巴金连忙回答说要去，他就说：“那你就坐上我的划船吧，我给你划到江心去，因为太古公司的武昌轮停在那边。”巴金喜出望外，就让他划到江心去。哪知那天风浪很大，划船颠得厉害，而巴金只在早上吃了一点点心，中午还来不及吃午餐，空腹碰到风浪，差点呕吐起来，在江上抬头望见江心中那艘轮船上写着“大英国”三字，心里更觉得难过。祖国啊，我们几时能看到你强盛起来呢？
好不容易从划船跳到了轮船上。但船员却告诉他，要等上海来了电报才能开。他十分疲倦地被领进统舱里，躺倒在一个非常肮脏的铺位上，船舱里又闷又吵闹，两桌麻将把他吵得无法睡觉，一夜过去，船还是停在南京下关的江面上，原来船根本不曾开动过，也不知何时能开。巴金起身到舱外一望，天又下雪了，外面一片白茫茫。彻骨的寒风把他重新吹进船舱内，这里仍是叉麻将，掷骰子，一片吵声，他只好仍回到铺位上，到下午才听说“开船了。”
5日早上，巴金仍不想起床，因为昨晚又过了一个被吵闹得无法入睡之夜。到中午，有人喊：“吴淞口到了！”他才走到甲板上，看到陆地，看到树木，和疏疏稀稀的房屋，他深深地透了口气，知道真的快到上海了！这次离开上海不过一个短时期，却竟象过了一个整年。
可是，他终于发现岸上被炮火烧毁的房屋废墟了！几架日机还在轮船的上空盘旋着，这些飞机还在远空向岸上投掷炸弹。炸弹三三两两丢在陆地上，掀起一阵阵黑烟，啊，那是我们的领土！船进了黄浦江，渐渐地靠近了陆地，看到的高楼大厦多起来了，终于看见了外滩，望见了外白渡桥，行人，车辆，和北面高空中的黑烟；又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密集的机关枪声音。船上有人
惊喊，有人饮泣，有人叹息。
巴金望着对岸迷漫的黑烟，咬紧牙关，默不作声，他觉得自己浑身的热血在燃烧，心中发誓要以自己的热血，洒向那些屠杀我们中国人民的日本侵略者脸上去！他知道一个巨大的剧变已经来临。“不要再为个人几本书的烧毁痛惜了，不要再为几间房子的被毁痛惜了！”他默念着，想到尼罗王当年焚烧罗马城，屠杀基督徒，但是最后终必得到历史的惩罚。现在，我们的血也决不会白流，它终必带来我们的解放和自由！
“战争并不可怕，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惩罚那些制造灾难的祸首！”
巴金挺起胸，昂起头，望着眼前的现实。船在浦东码头靠岸了，他和三个水手一起跳到一只划子上，然后划到十六铺太古码头登陆。一个朋友看到他，惊喜地问：“你在这个时候回上海做什么？”
“我在必要时，愿交出我自己的生命，”他回答。
巴金回不了自己在闸北的家。他觉得自己成了个无家可归的人了！宝山路当时已变成了一片火海。整个闸北都被日军霸占了。他的住处宝光里附近的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早已被敌人炸毁。他晚上没有固定住宿的地方，经常一个人走在冷静的马路上，他强烈憎恨侵略者，他希望血海怒吼起来，把侵略者淹没掉。他找到了表弟高惠生，惠生陪他去看了他们的舅父，舅父已从原在北四川路底的家宅中逃了出来，临时向一个白俄租住了一个大房间，在环龙路（现称南昌路）上。惠生告诉巴金一些有关1月28日晚上他在闸北宝光里所见到的情况，对宝光里房子眼前是否被焚毁也说不清楚。因为当晚局势紧张，他跑到北四川路底舅父家，在慌乱中跟他们一起逃了出来，就再也不曾去过。巴金听了，只好把这件事搁下，却在法租界嵩山路一家医院里遇到索非夫妇，他们也已带着儿子和新生女孩从提篮桥新居逃了出来。索非告诉他，宝光里房屋虽未焚毁，客堂间地板被烧掉，后门也被堵住，而四周都是一片瓦砾，路不好走，要去拿东西，只好等以后炮火停息时再说。第二天，巴金就去亚尔培路（今称陕西南路）步高里52号看两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伍禅和黄之方，他们也是从闸北逃难出来的，看到巴金来，大家都很高兴，说：“这里的人都为你焦急，起初不知道你去南京，都以为你还在闸北，被困在大火里了！”巴金把自己这一星期的经历告诉了他们。他们要巴金和他们住在一起，说“现在是战争时期了，啥都不要计较，我们两个人住一个客堂间，你来了，再搭个铺不就更热闹了么？”巴金真的就在步高里住了下来，虽然他并不是与他们同住在一个客堂间；但是他住的那个小房屋，还是在这幢房子里。
过了几天，索非打听到闸北居民可以进区内探望旧居，就与巴金一起到宝光里去搬运旧宅里的书籍。他们踏着瓦砾碎砖，跨过断垣残墙，来到侵略者所肆虐过的破路残街，鸿兴坊的世界语学会已经成了一片焦土。这个地方巴金曾每天晚上花两个小时坐在办公室的书桌面前从事翻译工作，周围的器具用物、坐椅书橱，都是他十分熟悉的，现在都已变成一片焦木，一切都在侵略者的魔掌中化为乌有了！他们一路上见到的都是歪倒的电杆木，倾坍的房屋，烧焦的木头，还有蜷缩着被烧焦了的尸体，甚至地上还有流淌的血。他们在废墟上慢慢走着，再也认不出哪里是饭馆，哪里是店铺，哪里又是朋友们居住过的地方。他们在路上受到两次搜查，还看见一个中国老百姓在日兵岗哨前受辱，那个老百姓被打耳光后一声不响跑了过去。这样的情景，使巴金终生难忘。他们终于到了宝光里，这条弄堂虽不曾毁掉，但却关着，他
们只得从隔壁被毁坏的墙洞里进去，房子的亭子间被一个炮弹打破，但只毁了家俱，其他用物都被人拿走了。巴金和索非一起把书籍搬运出来以后，就回到步高里住了下来。他立刻把这个时期所经受到的思想感情，倾注在自己的作品上，他把去南京时所带的一叠开明书店四百字一页的稿纸拿了出来，他当时准备写的那个中篇《海的梦》，只写了开头的一句话：“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
以后到了南京因为发生战争，心神不定，忙于回沪，始终没有动过笔。
现在他终于又恢复写这个中篇的打算，他用“高国军队”来代替对日本侵略军的称呼。他把自己在日军占领区所看到的情景全部写到小说里的“奴隶区域”里去。他把这个时期积郁在心头的怒火，都燃烧到小说里去。这是一部为奴隶呼唤人道主义的书，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向它们提出控诉的书。小说从头到尾都是他住在步高里时写成。他写得很快，到2月底就写好了。当时发表在施蛰存所编的《现代》月刊上，先由新中国书局出版，后又由开明书店发行。当时上海以爱国的新闻记者戈公振为主席的上海著作家抗日会宣告成立，会上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签名的除戈公振外，还有巴金、陈望道、丁玲等共129人。
他们在步高里住了一个月光景，到了3月中旬，房东就想把整幢房子的租赁权转让给巴金和他的两个朋友。但是他们三人凑不满高昂的租费，只好把房子退给房东。巴金便在环龙路志丰里11号舅父家所住房子中，另租了一个房间；那两个朋友也在这时离开上海了。就在那时，巴金第二次去闽南，回来时舅父已在环龙路另租了一幢叫花园别墅一号的房子，并把巴金的书籍衣物也都安顿到这里来。巴金在这里住到1933年春天，直到在邮局服务的舅父调到湖北宜昌工作，他才随着舅父的迁居搬出了这幢房子。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的续篇《新生》，正是住在这里时重新写成的。
《新生》原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住在宝山路宝光里时写成，由索非转送到《小说月报》去，这次是郑振铎经手，他们准备在第二年即1932年第一期上把它刊出，并在报上登了目录预告。但在把书印好正预备装订发行时，“一。二八”战事发生了，商务印书馆印刷厂被日军用燃烧弹烧毁，厂区四周几个日夜纸灰飞扬，黑烟冲天。敌人以为把印刷厂烧掉，就可以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毁灭。《新生》的原稿和排印好的刊物，的确也是在这场灾难中遭到焚毁，一般读者以为再也看不到《灭亡》的续篇了。巴金在2月初从南京回来，从索非口中知道了《小说月报》一月号因印刷厂被毁而未能出版的消息，又从印刷厂熟人处了解到《新生》原稿一起被烧的确讯，他听了并不作声，也不因此而感到难过，因为这个时期他看到的灾难实在太多了，比他的小说原稿更重要的东西都遭到敌人的破坏，许多老百姓都无缘无故地遭到杀害，一部书稿算得了什么呢？当他在南京看到敌人的第一颗炸弹落下时，就已知道为了人民的自由，应该作出怎样的牺牲了。他从南京赶回上海，正是为了要为人民牺牲，要与敌人进行斗争！
当然，牺牲并不等于毁灭！“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
他这样说，并以他那炽烈的热情与惊人的毅力，在当年的7月间，以短短的两个星期时间，写出了中篇小说《新生》的第二稿。
敌人的炸弹，炸毁了房屋，烧焦了土地；却没有炸掉中国作家爱人民、爱祖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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