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大哥与《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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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闽南第一次过暑假回来，第二年即1931年春天，巴金生平的第一次文学创作高潮就开始来到了。
那时清明节刚刚过去，自然界正处在草木新绿、鸟语花香的季节。随着腊尽春来，气候转暖，人们似乎也活跃起来了。在江湾路鸿兴坊75号世界语学会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许多世界语学者和爱好者都三三两两来到这里，用各种方式交流学习世界语的经验，准备参加即将在不久召开的会员大会的工作。在这里从事筹备工作的巴金，是大家联系的对象，有不少人熟悉他，知道他曾在法国留过学，还在《小说月报》发表过中篇小说《灭亡》和短篇小说《房东太太》。有个与报界经常有联系的文化人火雪明，常在当时流行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那天他见到巴金，就用浦东乡音问巴金：“你有新作吗？”巴金不知他的用意，竟一时答不上话来。因为当时向他直接约写小说稿的，还不曾有过。去年他虽写了十二个短篇小说，都是别人通过索非来要去的。火雪明见他愣着，没有回答，就接着说：“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时报》的编辑吴灵缘吗？他在那边负责编发长篇连载小说稿件，每天要发一千字，现在他正需要稿件，你能给他写一部吗？”听了火雪明的话，巴金猛然想起去年大哥来上海，在一次谈话中，他曾在无意中向大哥透露他准备写一本以四川老家为题材的作品，大哥回到成都后，还来了一封信，说：“知道你打算写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的小说《春梦》，我欢喜得不得了。”而他确实为写这个题材的作品，从马赛回国途中开始酝酿，到现在也快成熟了。虽然现在他正在开始写《灭亡》的续篇《新生》，但他还是觉得写《春梦》更迫切，更重要。这样，他就对火雪明说：“好吧，我试一试。”
那时他还住在宝山路宝光里14号楼下客堂间。这一天他回到家里，并没有马上开始动笔，却在书架上拿起一本托尔斯泰的《复活》，想起当初流着眼泪读这本书时的情景，以及自己在书前那张空页上写下的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刷。”
“生活本身真是一个悲剧吗？”这时他反问自己，他觉得事实并不是这样。因而不免浸入沉思：“生活应该是一场搏斗。我们生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他说得不错。”
于是巴金坐到方桌边，拿起了笔，迅速地把自己想的记了下来，并顺着思路继续发挥，写道：
“……我的周围无边黑暗，但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它的途中，它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受苦。这一切造成了一股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那唯一的海流去。
“我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生活在这世界上，是为的来征服生活。我也参加在这个Jeu里面。我也有我的爱，有我的恨，有我的欢乐，也有我的受苦。但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对于主活之信仰。我的生活并未终结，我也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然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一点含糊的概念。因为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哑子，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
“在这里我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
寻它。
“有人说过，路本没有，因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条路……我知道生活之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他把这一段几百字的短文，作为他的长篇小说的“引言”，并决定把原来的题目《春梦》改为《激流》，因为“春梦”这两个字是不能表达他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的，而“激流”才真正象征了万马奔腾的生活现实。
第二个晚上，他就把《激流》的第一、二两章写好了。第一章《两兄弟》，他写觉民、觉慧两人晚上从学校排戏回来路上谈话的经过。他一边写，一边回忆起当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读夜书时，经常与三哥尧林深夜走在“正通顺街”的那条寂静的石板路上，有着方形玻璃罩的清油灯，照着他们的影子走向自己家中的大门前来，两个永远沉默着的石狮子蹲在门口，等候他俩去敲那扇贴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黑漆大门。这情景对他是多么熟悉。而在公馆的大门内所发生的事情，今天回想起来，更使他热血沸腾：有多少哭泣的灵魂在这里得不到安息，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这里被吞噬掉了！这里有自己所爱的人在受苦，也有自己所厌恶所憎恨的事情在不断发生。他的小说一开头就把自己带进家中去，他要把自己的笔去作为攻击那个不合理制度的武器。第二章《琴》，他写了到家里来作客的表姐，她正为外语学校明年暑假将招收女生的消息而感到惊喜。这个少女的形象，在巴金的生活中有他一个堂姐当年的影子……
他把写好的小说“引子”和前两章文字交给了火雪明，请他转给在《时报》工作的吴灵缘，看看是不是符合编辑部的要求。回音很快就来了：编者希望他赶快写，4月中旬就要上版面。实际上，巴金把前两章交出去后，就没有停止过写这个长篇，他一连几个晚上把精力集中在继续写这个“家”的故事，他写得很顺利，因为他对它大熟悉了，而且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他对这个“家”的忆念和控诉。在这个故事里，人物都在他心上活着，他和他们一起生活，为他们的悲而悲，为他们的喜而喜。他写了受压抑中的丫头鸣凤，写了她心中的忧虑；他写了琴，写她怎样为争取能进外语专门学校而作的反抗。在第六章里，他以《做大哥的人》为题，写了高家的长兄觉新，那是他自己的大哥的形象：
“……他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赞美。……在中学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又名列第一。他对于化学很感兴趣，打算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北京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去留学。……然而恶运来了。在中学肄业的四年中间，他失掉了母亲，……不过这还不曾在他心上留下十分显著的伤痕。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前程和他的美妙的幻梦。同时他还有一个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人，那是他的一个表妹。但是有一天他的幻梦终于被打破了。那天晚上，父亲把他叫到房里去对他说：”你现在中学毕业了。我已经给你看定了一门亲事。你爷爷希望有一个重孙，我也希望早日抱孙。……下个月十三日是个好日子，就在那一天下定。今年年内就结婚。‘这些话来得太突然了。他不作声，只是点着头。他不敢看父亲的眼睛，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却关上门倒在床上用铺盖蒙着头哭，为了他的破灭了的幻梦而哭。……原来他的相貌清秀和聪慧好学，曾经使某几个有女儿待嫁的绅士动了心。给他做媒的人常常往来高公馆。……父亲不能决定究竟哪一个更适应做他儿子的配偶，
只得求助于拈阄的办法，姓氏写在小红纸上，把它们揉成团，拿在手里，在祖宗神主牌面前拈起一个来，李家亲事就这样决定了。……他的升学的希望成了泡影，而他所娶的又不是他中意的那个‘她’。对于他，实在是一个大的打击。……他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他忍受了。可是心里却为着自己痛哭，为着他所爱的少女痛哭……“
巴金把他的大哥尧枚的遭遇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搬到作品里去，还把他的性格一丝不差地刻划了出来。他在这一章里，后来还写了“五四”运动发生时，觉新怎样地和他的两个兄弟每晚上勤读书报，讨论各种问题。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仍依顺着旧的环境的安排生活下去。当他的孩子渐渐长大，他就把对自己的希望寄托到孩子身上。巴金在这一章里还描写觉新是这样一个人：“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性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他的两个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常常引起他们的责难。但是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
巴金这样满怀热情地严肃批评觉新，是为了希望他的大哥读到它时能有所警觉。他想这样挽救他，可以免致掉到万丈深渊里去。大哥在上海的时候，他要他从旧的生活轨道里脱离出来，不要再在虚伪的绅士堆里混日子了，但是他没有能够说服他。现在想用小说作武器，将他的大哥从封建力量的俘虏队里争夺过来。他为此订了一份《时报》，打算按日剪报，把它们贴在一本硬面的练习簿上，每隔一个时期，给大哥寄去。
4月17日深夜，巴金把第六章写完，第二天早上，《时报》已经把连载小说《激流》的“引言”和第一章《两兄弟》的前面一部分刊登出来了。他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连载小说，这是第一次，他心里有点兴奋。这家报纸在当天还发了个启事，大字标题称作者为“新文坛巨子”，因而人们特别注意这个专栏的新作是写的什么内容。而他却觉得心中不安，他想：我还只写了一、二个中篇小说，和几篇短篇小说，怎么能给我这样一个称呼呢？可见得报纸宣传有时是夸张的。当时《时报》刊出的《激流》，文字分四栏直排。题目上边有个很大的头花，头花下边有“长篇小说”四个小字，然后才是“激流”两个横排的大字。题目下面署着“巴金作”，旁边还排了两行“版权所有，不得转载”的六号字。巴金觉得这两行字也有些多余，他应约为报纸写稿，只是为了想改变人们的命运，同时实现对大哥的诺言，想帮助他跳出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火坑。大哥赞同他写“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的长篇小说，目的在于责备人；而巴金的目的则在反对吃人的封建制度，推翻长期统治人们心头的封建魔王。他想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写进去，甚至把自己都写进去，不是写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而是写自己可能做的事情。写自己，不是为了装点自己，而是要描写一个幼稚而大胆或者有点狂妄的青年的形象。他后来又细细想想，他写觉新的形象不单是为了劝告大哥、挽救大哥，而说实在，也在鞭挞自己，因为大哥的性格固然属于大哥，但从自己身上有时也还是可以找到大哥的影子。他要把觉新的形象，当作一切与旧思想妥协的人的一面镜子。
他把第一批原稿送去时很有信心，也终于见到了一次《时报》编辑吴灵缘。吴灵缘是上海郊区青浦人，当时大概三十刚出头的年纪，比巴金大三、四岁。他穿着随便，不修边幅，在当时是个写流行小说的才子，还出过一本
新诗集《穿红衣的女人》。他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与邓散木、沈禹钟、火雪明三人一起当过学徒，和他们是所谓“同出窠兄弟”。因为他聪颖，工作中很能出新点子，在接替毕倚虹当《时报》文艺编辑后，在版面上有过不少新的贡献。当时《时报》的副刊《小时报》虽已取消，但新闻版上的连载小说却很受人欢迎。这时候，民国初年的一般言情小说已不大为读者所喜爱，吴灵缘就想出要接纳“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作品进入这个专栏。所以《激流》第一天开始连载，他就在版面上刊登启事，强调作者是“新文坛巨子。”巴金对这样的称号当然有些反感，但他确想把在这里写连载小说之事写信告诉大哥，打算先将第一天刊出的报纸寄去，并附信告诉他已在日夜赶写原先题目叫作《春梦》的那个长篇，而且已开始在《时报》上连载；并向他解释为什么要把《春梦》的题目改称《激流》。他想大哥也许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使巴金震惊的是他的信还来不及寄出，第二天下午却接到来自故乡成都老家拍来的一个电报：大哥尧枚服毒自杀了！
万万没有想到听说巴金要写“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的小说而表示“欢喜得了不得”的大哥，最后竟然对这部小说连一个字都没有看到！茫茫世间，人事是多么难测！巴金把电报捏在手里，禁不住手指微微发抖，这时他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啊，为自己爱得最多最深的大哥，你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生命线割断？前年你知道我回国，特地千里迢迢，从成都老家赶来看我，你对我是多么关切。父母去世后，你为了我在大家庭中受了多少闲气，但你并不怪我，还是在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形中，资助我和三哥离开成都来上海，最后又送我出国。你是这世上最体贴我也最能谅解我的人，我却对你的处境如此隔膜，万想不到连我劝你放弃旧的生活方式，重新建立生活秩序的话都没有讲完，你就离我而去！“没有你在，纵有千万的人，对于我也是寂寞”。在1927年3月，我在巴黎时给你写的信中，我就这样说过。而现在，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你呢？……巴金在自己的房间里痴愣了一、二个钟头，竟一时意会不到在他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帮助他烧饭的那个中年娘姨把晚饭端了上来，可他一口都咽不下，话也一句不想讲，他独个儿走了出去，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孤独！
他走在北四川路上，这条曾被他称为“神秘的街”，依然灯火辉煌，电车、汽车、黄包车在马路上奔驰，各种颜色的人影在他的眼前晃过：有西洋兵挺直着腰站在横浜桥两边，连眼睛都不闪动；有一些狐假虎威的华捕正在搜查从电车车厢里走下来的乘客，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过往的行人也都慌慌张张，一切都呈现着恐怖与不安。
这些景象对巴金已经非常熟悉。在上海的马路上，特别在这条街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此刻他仍茫茫然地走着，好像走遍了人心的沙漠。但他耳边却噪音四起，无限喧闹。眼前忽然出现大哥的面影，他好似仍像前年来上海时那样走在他的身边，向他诉说老家这几年来的变迁，一桩桩人事的纠纷，一些不幸的人们的悲惨遭遇，和一些封建遗孽利用权势在虚伪的礼教下所作的恶行；他又好像在成都正通顺街老屋的一个小房间里，含着眼泪和自己谈话，讲他怎样难于抵挡各处射来的暗箭……
巴金十分悲愤，他好像还是在老家，在离家前夕忿激地站起来对大哥说道：“我们决不屈服！让他们也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但是他又觉得此刻明明是在北四川路上，在那条“神秘之街”行走，他怎么会和大哥在一起？他真是在做梦吗？……他这才感觉大哥真的死了，电报还在他的身边。他知道
大哥的死，是封建势力压迫下又多了一个牺牲者！他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些动笔写这个长篇，也许早些动笔，可以让大哥看到，让他在迷梦中苏醒，把他从死亡的深渊下挽救过来。但是现在已经迟了，来不及了！他终于又走回到家中，推开房门，禁不住痛哭了一场。
然后他揩干眼泪，坐到方桌边来。“死了的人不能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一定要打击它，用全力打击它！”他想着，并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一句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他摊开稿纸，拿起笔，开始写《激流》的第七章《旧事重提》，他决定把觉新作为这部小说的最主要角色来写。现在大哥死了，他写这部小说更没有什么顾虑了，他觉得揭开环绕在大哥周围的那一层层薄膜，就会暴露出封建大家庭的种种丑恶来。他对这个家的一切太熟悉了！从高老太爷到高觉慧，每一个人的思想、性格、脾气，以及他们各人的经历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他都十分了解。他觉得写这部小说毫不困难。这以后，他每个星期都到《时报》社去送一批稿件，足够一周或十天之用。他在写作时经常动感情，经常是一边信笔疾书，一边禁不住淌眼泪，有时十分忿怒，有时又非常悲哀，他与作品中的人共同生活，一起受苦受难。他有时还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朗诵刚写好的字句；有时又倒在吴克刚离沪时送给他的那只小沙发上叹息呻吟，感到痛苦。他作品里的人物，许多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高觉新是其中一例。（有关觉新的事，几乎一大部分都曾在尧枚身上发生过。）有些人则以几个人的形象揉成一个典型，如梅表姐就是这样。他写得很快，因此他还有时间同时写另外两部小说，这就是《新生》与《爱情三部曲》中的《雾》。
至于巴金的大哥，究竟是在怎样的情景中自杀的？直到巴金接到成都发来电报后两个月，他才看到从老家转来的大哥临死时所写的遗书。
遗书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于是通盘一算，帐上每月只有九十元的入项，平均每月不敷五十元，每年不敷六百元。不到几年还是完了。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去做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吧。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只恨我为什么不早死两三个月，或早病两三个月，也就没有这场事了。总结一句，我受人累，我累家庭和家人。但是没有人能相信我，因为我拿不出证据来。证据到哪里去了呢？有一夜我独自一算，来看看究竟损失若干。因为大病才好，神经受此重大刺激，忽然把我以前的痰症引发，顺手将贴现的票子扯成碎纸，弃于字纸篓内，上床睡觉。到了第二天一想不对，连忙一找，哪晓得被倒了。完了，完了……”
这时巴金才了解大哥临死时的悲剧是如此令人痛心！他为了做封建家庭的孝子贤孙，放弃自己与一个表狙的爱情，放弃自己到京沪进大学读书的锦绣前程，肩负起家庭“管家”的重担，受尽各房亲戚的倾轧和闲气，却仍在
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中暗暗挣扎，他东补西贴，耗尽心力，只求能在绅士堆里维持一个“面子”。他始终没有决心改变旧的生活方式，只求与各处妥协，维持原状。而别人却总是利用他的懦弱，处处占他的便宜，使他越来越进入困境。在巴金离成都老家前，在祖父和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因为受各种刺激，曾经精神错乱过，但时间很短，不久就痊愈了。这次在一场投机市场的风波中，恰好逢到他旧病复发，等到精神恢复，已经一筹莫展。他在学校里对化学有兴趣，进入社会后又曾从事与西药有关的行业，对药物有研究，那个不幸的晚上，他正是运用他仅有的这点知识，吞服毒药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抛弃。他死时神色安定，旁边还安睡着他的一个小女儿，人家是在第二天看到他的遗书后才发现他的嘴边有些粉末，原来他已抛弃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离开世界了。
巴金后来写觉新，始终没有把他的大哥自杀这一点写进去，他还是对着这个人物寄托着希望，他不忍让这个善良的人有这样阴暗的结局。巴金对他大哥深切的同情心，读者是能够理解，并欢迎的。
在大哥自杀后的第二个月，即1931年5月中旬，巴金的一个在苏州中学教书的朋友杨人楩，知道了巴金因大哥去世，心境不佳，特地来信约请巴金和他在沪的另一个朋友毛一波到苏州欢聚。杨人楩是研究法国革命史的学者，又是京剧艺术的爱好者，他经常以票友身份参加当地的京剧演出，这次巴金、毛一波应邀来访，杨人楩就以京剧演出招待他们。他们看了戏后，又到东吴大学去看一个在那边读文科的文学青年朱雯，当时朱雯正在课余编一本叫《白华》的文艺旬刊，并写过一篇评介毛一波创作的《少女之梦》的文章，毛一波这次来苏州顺便前来看他，并把巴金介绍给朱雯相识。隔一天，杨人楩更邀约三人共游虎丘，并在吴苑品茗。朱雯还带他的未婚妻同来，这就是后来成为女作家的罗洪。这次与巴金一起游览虎丘，毛一波事后还写过一篇题目叫《春天坐了马车》的散文，刊登在上海一家报纸的副刊上。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军队侵占了我国东北四省，全国局势非常紧张，上海闸北一带靠近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地，他们随时可以对它进行袭击。许多居民搬到租界，有的干脆迁回家乡，整个宝光里几百户人家差不多搬走一半。索非因为妻子要生第二个孩子，也全家迁移到与开明书店相近的提篮桥去了；房东则早就搬走，所以宝光里14号一幢两层楼房只剩下巴金一个人居住。他把书和书架都放在亭子间里，自己搬到二楼。楼上房间比楼下客堂间大，而他除了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只凳子外，只有那只破沙发。这样，他写稿时，来回踱步的面积就更开阔了。楼下客堂就让给一个为他烧饭的中年娘姨兼做裁缝铺。
《激流》在《时报》连载了五个多月后，忽然停刊了。原来编辑吴灵缘这时已把自己的兴趣移向开店经商。他为了征集资金，让自己的夫人在杭州西湖边开设一家洋货店，曾一度到自己家乡青浦去拍卖房子，把报纸版面之事暂时丢开不管。而且由于东北义勇军抗战的讯息增多，报纸刊登长篇小说的专栏让出篇幅，提供给战地新闻。但是巴金还是继续把这部小说写下去，他觉得应该对读者负责，因为自从这部小说在报上连载后，他和报社都收到过不少读者来信，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都表示过关心和同情，他不能让广大读者失望。而战局形势却仍十分紧张，巴金住在这个区域内，不得不随时准备逃难。同时他唯恐小说写得太长了，报社会有意见。果然，不久报社编辑部来了信，埋怨小说写得长了一些，虽没有明确提出准备“腰斩”，似乎已
经是一种暗示。他只好匆匆收场，好在瑞珏离世一节已写好，大家庭崩溃的局面已形成，“家”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但他觉得“激流”却并不曾完，需要继续向前发展。这时他已经意识到需要写三部曲，目前的《激流》只能改称《家》，应是“激流”的三部曲之一。后来《激流》出书时就改书名为《家》，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封面仍由《灭亡》的封面设计者钱君匋设计，他是索非的同事，有时从宝山里开明书店出来，也到宝光里来看巴金。
隔了几天，《时报》编辑部接到了巴金的回信。他告诉他们：《激流》已经写完，在他身边还有几万字的未刊稿。现在他把它寄去，为了对读者负责，他希望报纸尽可能把小说登完。至于稿费，他不要了。这样，《时报》终于把《激流》登完。他们后来果然没有再寄稿费给巴金。
虽然《时报》编辑对待《激流》的最后态度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但读者群众中对这部小说的反应却非常热烈。《激流》在开始发表时，就有人阅读过巴金的《灭亡》而对它感到兴趣；他们还因为这是一部写家庭的小说而觉得十分亲切。在《激流》发表之前，在中国除了《红楼梦》之外，还不曾有过这样全面写一个家庭变化的大作品，许多人对小说中一些直接或间接受迫害的人表示同情，并且产生了对封建礼教的反感。后来《激流》改名为《家》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书的初版本很快销售一空，许多学校受过“五四”洗礼的进步教师都把这本书介绍给学生，作为课外书阅读，以此来教育青年认识封建制度的罪恶。广大读者还把觉新作为“作揖主义”“投降主义”和遇事讲妥协的人的代表，来比喻自己周围懦怯怕事的人。他们又把高老太爷作为封建统治者的象征，而把觉慧作为勇于斗争，敢于反抗的叛逆者形象来形容当时的进步青年。这三个艺术典型，与鲁迅小说中阿Q、孔乙己等人物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经久流传并作为比喻运用的性格典型。不少青年还直接写信给巴金，向他诉说自己的遭遇，争取巴金的同情，要求他指引前进的方向。长时期来，巴金几乎没有中断过接受这类读者的信件。可以说，他是“五四”以来，中国作家中收到读者来信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人。他把心交给读者，许多读者也把心交给他了！
这一年初冬，他乘《时报》暂停刊登《激流》的空隙时间里，写完比《激流》还早开始写的中篇小说《新生》，然后又应熟人李少陵的邀约，乘了火车，到他担任科长之职的浙江长兴煤矿去参观。巴金在矿山住了一个星期，并由一个矿工陪同走到矿井下面去看了一次。在这里，一个多月前发生过一次爆炸事件，十五个矿工牺牲。他当时并不曾想到要把这个题材写成小说，只是为了要了解一下矿工的生活。直到两年以后，才因《大中国周报》编者之约，把在这里看到的矿工生活写成小说《萌芽》让他们在刊物上连载。这作品由现代书局出版后，却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发行，后来他重写结尾，改题为《煤》，想在开明书店发行，哪知又接到停印通知。直到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这本书才因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委员会”不复存在而得到公开发售的机会，不过那时的书名已改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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