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和鲁迅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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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风尘仆仆地从广州返回上海，恰好上海正在传说着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说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了爱国人士杨杏佛，反动派的黑名单上的下一个暗杀对象将是鲁迅，而鲁迅却不顾危险，还是去万国殡仪馆亲自为杨杏佛送殓。
巴金对鲁迅是十分敬重的，十二年前他去北平考大学，因病临时未进考场，住在北河沿一个公寓里，陪伴他度过这半个月寂寞苦闷的生活的，就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他早就读过鲁迅的小说，但他不是一开始就读懂了它，而是逐渐深入了解它的。他觉得鲁迅对社会知道得多，知道得深。鲁迅的作品不但教会他懂得写作，而且也教会他懂得人生。它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几年中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后来又读了鲁迅的另外两本著作《徬徨》和《野草》，他更热爱它们，还背诵了它的某些篇章。现在，他听了有关鲁迅的传说，他为他耽心，更对当前社会的黑暗现实感到忿怒。
过了一个月，即1933年8月初，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月刊刚刚创刊，第一期的内容有鲁迅茅盾的言论，也有巴金的作品。刊物的主编傅东华在靠近南京路的会宾楼找了个小房间，请几个作者聚宴，想听听大家对刊物的意见。被请的人不多，巴金到时，看见个子不高、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主人傅东华和助手黄源已坐在那边，等候着大家。旁边还有茅盾，他对《文学》的支持是很大的，不但自己写稿，还帮助傅东华向各方面的作者组稿。巴金和他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早就在成都时知道茅盾的名字，他特别欢喜读他翻译和介绍的被压迫民族的短篇小说。五年前他在法国，还读过茅盾在《小说月报》发表的三部曲《蚀》，回国后才知道原来茅盾就是这个刊物的前任编辑。巴金把他当作前辈一样，尊称他为“沈先生”。他们两个正说着话，看到接着来到的还有叶圣陶，他现在已是巴金所熟悉的人了，因为他在《小说月报》上经手编发过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巴全回国后曾由索非介绍，见到过他，但不经常来往，虽然巴金把他当作者师。后来到的还有郑振铎，是《文学》的另一挂名主编，他也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此外还有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他们都是《文学》创刊的积极支持人。大家正相互招呼着，忽然房间门帘一掀，一个老人进来了，巴金抬头一看，就知道那是鲁迅先生，瘦小个子，浓黑的胡髭，浓黑的横眉，可是比在照像上看到的更加和善慈祥。
傅东华给大家作了介绍，这次很自然的，被介绍的重点是巴金，因为许多人是相互认识的，而巴金却与不少人是初见，他也是席中最年轻的作家。
鲁迅一到，席上便热闹起来。他说话亲切，自然，幽默而有风趣。大家知道鲁迅来上海已经六年，一直住在虹口东横浜路景云里23号，刚在不久前迁居到施高塔路（即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来到这里要乘二十分钟时间的电车，他精神很好，讲了许多话，一点也不疲倦，谁也不曾感觉到他患有肺结核病。当时东北义勇军还在我国东北与日本侵略军浴血作战，国难临头，敌忾同仇，人民是坚决支持抗日力量的。而国民政府连全国各界人民慰劳马占山将军的两千多万元捐款，也要贪污虚报，公布的数字只有一百七十多万元，所以引起各方普遍不满。
1月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5月中，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代表全国人民到德国驻沪领事馆抗议希特勒残害无辜，压迫学者，到6月18日杨杏佛就被暗杀了。当时的局势这样严峻，而中国的文艺界，林语堂办的《论语》半月刊，却在这时竭力提倡“幽默”
和“性灵”，他自己又写了一篇《做文与做人》，说左翼作家光喊“打倒，起来，杀、杀、杀”的口号，“到处骂人”，“所以首要弄到失业，然后怨天尤人，诅咒社会。”还发表《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提出“希望一般跟人家喊主义喊口号的酒囊饭袋书蠹能够听蒋先生的话，打破主义的迷信”。他讲的，当然是反话，但很不严肃，听了只使人发笑，因此他写信向鲁迅约稿，鲁迅复信说：“重重压迫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断然拒绝。
这天，鲁迅先对《文学》杂志提出一些希望，并为傅东华出了一些具体点子；然后与大家一起谈到京沪那些帮闲文人的各种丑态，和国民党的既愚蠢又恶劣的宣传方法，最后终于谈到林语堂和他编的《论语》。鲁迅和大家对《论语》所提倡的“幽默”和“性灵”都感到不满，认为他们油嘴滑舌，既脱离当前现实，又很不严肃，只能引读者走向歧途，削弱民众的战斗力量，归根结蒂，是为统治者作了帮闲和帮凶。鲁迅又告诉大家，他曾写信给林语堂，劝他翻译点英国古典文学作品，因为鲁迅知道林的英语基础很好，如能把他的才能用在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上，那比目前提倡幽默小品要有意义得多；林语堂却拒绝鲁迅对他的建议，他很不高兴地回信说，等到自己老了，再考虑去做这样的事情。而鲁迅还是替林语堂的才能表示可惜，觉得他的这位老朋友把时间精力花在办《论语》这样的刊物上，太无聊了，他希望林语堂有一天能转变。
巴金听着大家畅谈，有时自己也偶然说上几句，但他讲得很少，主要是听着鲁迅亲切自然、诚恳动人的谈话，觉得这样一个有笔如椽的大作家，和他相处竟是那样平易近人，而且心地是那样热情，那样善良，那样慈祥。他为之感动。他从鲁迅身上，既吸收了他的思想的精华，也感受了他素质的纯美。他觉得鲁迅有满肚子的好心好意，好像随时准备着分给和他接近的人。鲁迅的眼睛明亮如炬，它的光芒，照透了人们的心，使善良的人感到温暖，使邪恶的人为之颤惧。巴金见到鲁迅虽还是第一次，但这“第一次”就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鲁迅也早从《小说月报》上读到过巴金的《灭亡》和他的短篇小说，也知道他的《家》刚在开明书店出版。他在谈话中，不时用和善的期望眼光扫射到巴金热情的脸上。
这一天相聚，茅盾在座上也讲了不少话，他与鲁迅往来是十分密切的。
这一年1月，他的《子夜》出版，第二个月他就带着夫人和孩子到鲁迅家，把《子夜》当作礼物送给鲁迅。鲁迅读了后很高兴，多次在给朋友的信中称赞这部作品是一部巨制，认为那是左翼作家的骄傲。他给当时正在苏联的朋友曹靖华写信，说“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不久前，鲁迅还与茅盾、郁达夫等一起联名发唁电给被法西斯当局杀害的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家属，并为死者的家属募捐。那时巴金也已读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杰作，他对这些作品都很赞赏。他对今夜鲁迅、茅盾、叶圣陶几个人在这个没有人打扰的旅舍房间里的会晤，听着他们对文学界现状的谈话，觉得那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就在这个月里，巴金与鲁迅、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一百零五人，联合发表《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四省，拥护9月初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反战会议。
就在这一年9月，即巴金从南方旅行回上海不久，就收到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的请帖，他发去贺电，祝他们“幸福无量”，却来不及赶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听说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举行婚礼，虽没有主婚人、证婚人，但客人倒是不少，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熟人。那天沈从文穿了一件蓝毛葛的夹袍，张兆和穿的是件浅豆沙色的普通绸旗袍，两人一团喜气，也使在场的客人分享了他们的快乐。客人中有靳以，更有比他们大几岁的郑振铎。靳以也是巴金的熟人，他在两年前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曾因与巴金同在《小说月报》上的同期版面上发表短篇小说而结识，现在他正与郑振铎在北平一起筹备创办一本很有规模的大型期刊，这就是后来在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影响的《文学季刊》。沈从文接到贺电，忙写了信给巴金，要他到他的新家作客。巴金先到天津去看了三哥，与三哥一起生活了几天，就搭车赴北平。
沈从文的作品文字质朴而优美，当时已出版了十几本集子，很有文名。
他的为人和他的文字一样很朴实，还很好客，惜人才，爱朋友。朋友不论新旧，总是热情接待。当时他的新居在西城达子营。院落虽小，却有一株枣树和一棵槐树。正屋三间，厢房却是沈从文的书房兼客厅。靳以也是这里的常客，那时他已在大学当助教，郑振铎则是他的教师。郑振铎身材颀长，为人耿直，肚子里容不得半点疙瘩，有话总要说出来。靳以则纯正无邪，比他更天真的是肖乾，他比巴金小五岁，那时他虽还没有开始帮沈从文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但他们已非常熟悉，巴金把他当作小弟弟，肖乾则把巴金当作大哥哥。他们两人有时还一起去北海漪澜堂前划船。肖乾身体比巴金健壮，他认为写文章编副刊，巴金是个大哥，划船该让他占先了，但当两人脱去外衣，各划一只小船比赛时，巴金撩起衣袖，拿起木桨，奋力向前，结果肖乾只能与他拉成个平局：两人同时到达一个终点，谁也不曾制服谁。
巴金站在漪澜堂前，回想当年为了考北大因病没有考成，也曾来过这里，在这里静坐了一个晚上，现在七、八年过去了，他在这里有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性格开朗，对朋友有真挚的感情，他在这里获得友情的温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孤独和寂寞了。
住在沈从文家中，巴金感到很舒适，他每天三次就餐，同桌还有别的客人，却总让他坐在上位，使他有点拘束，此外他也觉得在这里非常自由，写文章看书，一点不受干扰。这个时期，沈从文一边在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一边还为天津《国闻周报》写连载长篇《记丁玲》。巴金则在这里写成了短篇小说《雷》。这篇小说是在他写《爱情三部曲》过程中的产物。
《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雾》，开始写的时间是在1931年初夏，比写《激流》还要早几天。后来写《激流》开始，《雾》的写作也并未停下。他写这两部作品是交叉进行的。写完的时间，《雾》与《激流》（即《家》）基本上也都在同时，即当年年底。《雾》的主人翁周如水，是根据巴金的一个朋友张晓天的性格写成的。那时张晓天刚从日本口来，常到巴金的闸北宝光里住处闲谈，有时候还留宿在他家中。张欢喜谈他自己的恋爱经验，有时酒醉回来，更兴致勃勃地谈女人，讲他本来不抽烟的，后来在追求一个姑娘的过程中，有些苦恼，就抽起烟来了。巴金想睡，要把灯熄掉，仍不能减少他谈女人的兴趣。巴金不欢喜他的性格，就想写一本小说来劝劝他，免得他那单恋的梦做得太长。张知道巴金写他和他所追求的对象的故事，起初很高兴，后来迫切地向巴金索阅原稿，越看脸上越变得可怕了，看着看着便把原
稿丢在桌上，说：“岂有此理！”其实巴金开始写时本是满怀友情的，哪知他一直写下去，憎恶的感情就很自然升上来，结果却真写出了个使人憎厌的性格，几乎得罪了那个阴友。这使巴金感到苦恼。当时巴金并不经常抽烟，此刻竟也像他那样抽起烟来。烟雾把他们两人的眼睛都遮蔽了。但巴金仍无法答应他把小说重写，因为他觉得他并不是存心挖苦他，小说是根据作者生活中所流露的感情写成的，并不要求全部真人真事。张沉吟了一下，说：“至少有几处非改不可”，巴金只好把他提出的几点删掉了。但张还是不够满意。而巴金却觉得《雾》虽不是十全十美的作品，但他确在这里创造一个性格典型，像这样性格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少的，他不能为了朋友，放弃这本小说。但为了使朋友放心，他终于又作了一些修改，把从张生活中搬来的具体事例全部还给他，另外构思了一些情节把它们补充进去，然后才寄给了在巴黎时就曾来往，现在在《东方杂志》做编辑的胡愈之。
当然，《雾》并不只写了一个以张晓天为蓝本的周如水，在这里他还写了陈真，这是巴金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另一种性格典型。有的人说那是巴金自己，也有人说那是在写陈范予，也有人猜想是不是以在四川患肺病的一个朋友作影子。其实在陈真身上，在他所经历的故事中，既有陈范予的事迹，也有巴金自己的生活，更有许多人的经历，陈真就是陈真，巴金在这部作品中，特别强调追求性格描写。陈真有长处，也有弱点，他不是巴金的理想人物，但他爱他。
巴金在完成《雾》的创作后，又以八九个月时间，写成了《爱情三部曲》的第二部《雨》。在写作过程中，经历了“一。二八”事变，有一部分是在战乱逃难中写的，还有一部分是在旅途的船舱里写的，后来的一部分则在福建泉州的黎明中学那个破庙宿舍中写成的。它先在缨崇群编的《文艺》月刊上连载，当时在南京工作的卫惠林看到这篇小说，以为《雨》里的吴仁民写的是他，实际上也确是他的写照，但他却错把陈真当作巴金，以为巴金在为自己身体不好而感到绝望，因而他为巴金担心，还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前几天读了你的小说的前三章，写得很好，只是阴郁气过重，我很为你不安。你为什么总是想着那可怕的黑影呢？我希望你向光明方面追求吧！”
巴金很感激老朋友卫惠林的关心，但他以为他还不够了解他，就写了封回信：
读完你的信，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和关心，但我并不同意你的话。我承认你是一个比较了解我的人，我们又曾经在一起度过一部分生涯，我们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过。你不记得在巴黎旅舍的五层楼上我们每晚执烈地辩论到深夜，受着同居者的干涉的事情吗？在那些时候，我们的眼前现露着黎明的将来的美景，我们的胸里燃烧着各种语言的朋友们的友情。我常说在人的身上我看出了理想的美丽，我在写给伦敦友人的信上就常常用了embedy（体现）这个动词。你还记得那些可祝福的日子吗？但是现在我们渐渐地分离了。生活改变了你的性格，你是渐渐地老了。
我没有什么改变，不过身上心上加多了一些创痛。我至今还是唯一的了解你的友人吧。然而我怕你是渐渐地不能够了解我了。你为什么还以为陈真就是我自己呢？你不能够看出来我和他中间有着很鲜明的大的差别吗？
我知道我和别的许多人不同，我生下来就带了阴郁性，这阴郁性差不多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我那追求光明的努力却没有一刻停止过。我的过去的短促的生涯就是一篇挣扎的记录。我的文学生命的开始也是在我的挣扎
最绝望的时期。《灭亡》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开始写它时，我们曾经交换过许多封长信，从太阳的动或不动，谈到人类社会演进的路向，从决定论谈到你的自小哲学，和我的奋斗哲学。你知道我那时的苦痛的心情，你知道我在写小说，而且你自己也受了我的影响动手写起你的自传式的小说来。你知道我从没有一个时候绝望过，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失掉我对于那黎明的将来的信仰。
你不过读了《雨》的前三章。我以后将怎样写下去，你还不曾知道。你说这小说的阴郁气过重，但这阴郁气也并不曾隐蔽了那贯穿我的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我早已不去想那黑影了。事实上，我已经把它征服了。你知道龚多塞在服毒以前曾写下他的遗言道：“科学要征服死。”另一个诗人也说：“爱要征服死。”这句话也曾被我的《死去的太阳》的女主人公重复说过。我的爱已经把那黑影征服了。我的对于人类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和一切挣扎。所以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的灯光下鼓舞着我写作的并不是那悲苦的心情，而是爱，对于人类的爱。这爱是不会死的。事实上只要人类不灭亡，则对于人类的爱也不会消灭，那么我的文学的生命也是不会断绝的吧。你不必为我担心。
巴金在答复了卫惠林的信以后，就根据他原来的设想，把《雨》写了下去。他原来计划就是要写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他现在果然把这个性格写活了，因为他非常熟悉这个性格，他不但熟悉他的外表，还了解他的内心。这个性格便是他的热情的友人卫惠林的性格，即《雨》中的吴仁民，虽然有一部分并不真是卫惠林的亲身经历，但巴金觉得按照他的性格，他完全可以是吴仁民。工惠林是巴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非常忠实地在《雨》里写了卫惠林的为人，因此他后来经常翻阅自己这本小说，他觉得这里有他过去好友的影子，虽然后来生活改变了卫惠林的性格，也许由于热情有了寄托，岁月使他变得沉静，成为一个稳重的大学教授，卫惠林不再是《雨》中的那个卫惠林，但《雨》里的吴仁民仍然留着巴金昔日好友的影子。因而他特别喜爱这部小说。而且除了卫惠林，《雨》里还有他不少朋友的影子，他们有的像大孩子一样的单纯和真诚，有的却象大哥哥那样曾经为巴金所敬爱……
现在，《雾》和《雨》都已先后出版，《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却还不曾动笔，他来到北平，准备把它写起来。他寄居在沈从文的家里，一切都很方便，他可以安心地进行写作。但他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在动笔写《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之前，却在沈家几天时间里，先匆促地写出了个短篇，那就是《雷》。原来他那时忽然想起了一个姓袁的朋友，这个朋友身材颀长，憎恶女性，平时被大家当作粗暴的人。有一次巴金离沪旅行，他前来送行，却碰到大雨，当晚他就留宿在船上，竟从他的嘴里听到有关他自己的一个恋爱悲剧，这就是先后有两个女人追求他，却被他拒绝了，因他心里有比爱情更重要的理想。另外，巴金还从个别场合听到过这个朋友的谈话，说要杀死一个友人的妻子，以儆戒其他的女人，因为他发觉那友人自从结婚后，就迷恋家庭，把朋友抛弃了。巴金很想把这个朋友性格写出来。他原来想把它写成中篇，但结果却写成一个短篇，题目叫《雷》。他把它寄给了刚创刊的《文学》杂志发表了。
就在这个时候，燕京大学心理学讲师夏云（沈从文表弟）约巴金到燕大去玩。夏云住的燕大教师宿舍，房间宽敞，环境很好，夏云说这里原是过去王府的花园，他邀请巴金住在他那边写文章。于是巴金告别沈从文，把自己
行李搬到燕大教师宿舍，这里白天没有人，巴金一个人住在里面，觉得很宽敞，也很安静。他在这个时期，差不多全身心都扑在《电》的那个故事情节里去了。谁如果站在他的身边，谁也会觉得惊奇：他的思路怎么会这样畅通，精神怎么会这样集中，笔头怎么会这样敏捷，他差不多没有停笔沉吟的时候，文字像一队队兵卒，在他的指挥下，听凭他的调遣。他笔下的人物随着他笔的移动，哭着，笑着，爱着，恨着，受苦，享乐，革命，反革命，挣扎，死亡，复苏……生活是这样千变万化，这样奔腾向前，他笔下的人物好像都活了起来，他似乎看得到他们，摸得到他们，和他们握手，和他们拥抱，一同欢笑，一同伤悲，他好像跟他们在共同生活着，而不是在描写他们，在塑造他们……
他的感情完全投入在这个时代的这些人物中间，他的文字像喷泉一样从他的自来水笔下面冒了出来。仅仅三个星期，他就飞快地写完了《电》。《电》是像闪电一样在巴金的笔下出现的，而且是巴金在他全部作品中最欢喜的一部。不幸的是这部作品刚写好，《文学》把它安排上版面后，国民政府的图书审查委员会却不让它发表。他们把它从目录中删掉了。
因为他们既害怕它的内容，又害怕这篇作品作者的名字：巴金。原来他们已把他列入鲁迅、茅盾等人一起作为禁止发表作品的作家名单里去了。后来，巴金只好又把《电》拿回来，得到郑振铎、章靳以的支持，他把《电》里凡是在《雨》与《雷》中出现过的名字全都改掉，又把《电》的题目改成《龙眼花开的时候》，把作者的名字改成“欧阳镜蓉”，这样迷住了统治者的眼睛，这部作品才得以安排在《文学季刊》上公开发表了。
巴金写完《电》后，又从燕大教师宿舍搬到沈从文家居住。但这时靳以已租了三座门大街14号房子，作为《文学季刊》的编辑部，也作为他自己的住家。他希望巴金能够搬到那边去住。因为他们请巴金当《文学季刊》与《水星》的编辑委员，帮他们编审稿件。巴金这才从沈家搬到三座门大街来。
巴金从1933年9月到北平，除了年初曾回沪一次外，一直住在北平，直到19M年了月才返回上海。他在北平通过编辑工作，结交了不少朋友，还在靳以陪同下第一次去冰心家拜访。同时还跟老舍、张天翼等联系。还发现了不少新人，选拔了不少新作。有一次他与靳以谈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好，他认为不但要团结著名的作家，发表他们的新作；还得努力发掘一些新的作者，刊登一些发人深思、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靳以思索了一下，说有一个剧本放在他的抽屉里已经近两年了，作者曹禺是他在南开中学的同学，现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的万家宝，因为是他的好朋友，至今未曾推荐。巴金就请他把稿子拿出来，让他看一看。巴金在编辑部的南屋里，一口气把它读完后，就决定刊用，把它付排，在1934年7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二期《文学季刊》刊出。这就是使我国戏剧掀开新页的一块里程碑《雷雨》。
万家宝（曹禺）和巴金，后来逐渐成为好朋友。曹禺同巴金和巴金的许多其他朋友一样，性格开朗，谈话恳切，而他的满身活力，却超过别人。当时他刚利用假期，和同学们一起，从日本游历了一个星期回来，谈起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东京神户的风物人情，他的言辞竟然和他写的剧本一样，既有声，又有色，巴金不禁为之神往，想自己也当找个时机去日本一游。巴金还在同一时期，结识了经常来这里谈话的作家李健吾、曹葆华、蹇先艾。肖乾每次从海甸进城，总要在三座门歇脚。那时他刚从大学出来，读过巴金许多作品，很钦佩他那用真挚感情写出来的感人肺腑之作，他自己的头脑则是
个大杂烩，有进步思想的影响，也有从课堂里搬来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与巴金谈话，总是敞开心胸，随意抒发自己各种观点，这种观点又可能随时变化。巴金却总是透过眼镜，注视着对方，安静地倾听着他的意见，然后坦率又干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否认有灵感与天才的存在，认为重要的倒是在于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理解。他还反复地对肖乾说：“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不久，巴金回到上海，却意外地发现阔别五年的好朋友马宗融和罗淑已从法国回来。他们还带来了已经能够摇摇摆摆地走路只会讲法国话的女儿。
他又能和马大哥经常见面，又能经常听他高谈阔论了！这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在北平听曹禺谈起的那次日本之行，当他和曾经在日本留过学的朋友吴朗西、伍禅讲到这件事，吴朗西他们竭力鼓励巴金到日本去学日语，吴还替他介绍他们在横滨的一个姓武田的日本朋友，说他正在一个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有可能接待巴金，让他住在那边。巴金就请吴朗西先写封信问一下武田，问他能不能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书店职员，因为他想到日本学日语。隔了几天，回信就来了：武田欢迎“黎德瑞”前去横滨，他家里容纳得下这位中国客人。
巴金将赴日本的消息在朋友中传开，当年10月初，文学杂志社的傅东华、黄源等就给巴金饯行。这次的宴会是在南京饭店，他们定了个房间，可以自由谈话。鲁迅先生也来了，巴金自从去年8月初次与鲁迅会面后，他们又在宴席上碰见过多次，现在相互熟悉多了。鲁迅知道巴金即将去日本，十分高兴，谈话的中心自然而然地集中在讲述日本风俗人情方面，因为他自己年轻时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又有不少日本朋友，一直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友谊，对日本情况很了解。他的话讲得很生动。还讲了一两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由于言语不通闹的笑话，意思是希望巴金能把日文学好，还希望他在日本仍能继续进行创作，“到了那边，文章也得多写”。巴金非常感谢鲁迅对他的鼓励，并问鲁迅什么时候再去日本？因为他听说曾有人劝鲁迅到日本休养。鲁迅笑了笑，说：“将来再说吧。”巴金想这次要是鲁迅能同去，那就太好了。饭后大家又留在房间闲谈，鲁迅谈起最近楼适夷等几个熟人被捕的情形，使人想起不久前鲁迅为日本友人所作的《无题。万家墨面》的“于无声处听惊雷”诗句。巴金似乎看到鲁迅从眼里射出来的愤怒之光。鲁迅、茅盾后来在他们接受伊罗生的委托，编选一本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他们不但选入了巴金的短篇小说近作《将军》，而且还给《将军》的作者写了介绍文字，他们说：“将军》作者巴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可是近来他的作品渐少安那其主义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现实主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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