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横滨的困惑与东京的受难
-
他到横滨去乘的轮船，叫“浅间丸”，睡的是二等舱位，所以餐厅宽敞，船员对乘客也很尊敬。当时从上海到日本，很方便，既用不到领护照，申请什么签证；船到时上岸，也不必办任何手续，更不用受海关检查。巴金到横滨登岸后，抬起头就看到武田夫妇已经领着两个女儿（一个17岁，一个10岁），打着一面写有“欢迎黎德瑞先生”七个字的小旗，在码头上迎接他。
这是1934年11月24日。横滨已经进入初冬季节，武田的家在本牧町的一座小山上，他是当地高等商业学校的一个副教授，教的是汉语，人很和善，也很忠厚，他把自己的书房借给巴金住，让巴金随意翻阅他的藏书。但是当时日本正在法西斯统治下，特务警察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巴金访日虽不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改名换姓，但他为了方便，不希望人家知道他是个作家，还是假称自己是中国一家书店里的职员叫黎德瑞。“德瑞”的名字在中国是很普通的，巴金在北平时就听靳以与另一个朋友陆孝曾讲过铁路上有个工人伍德瑞，他们经常托他办事，巴金就把这个名字借来，换了个“黎”姓，因“黎”与“李”同音，人家叫他时，他容易感应，便于迅速对答。他连他哥哥的名字也预先想好了，万一日本警察询问时，他可以回答，假拟的哥哥名字是“黎德麟”。果然，没有几天，日本警察听说武田教授家来了个中国客人，便乘人不备，突然闯进门来查户口，高喊“黎德瑞”，问他“你几岁？结婚了没有？”巴金迅速作了回答，接着又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他的哥哥叫什么名字，巴金按照原定想好的作了应答。这样，一连几天大清早都来问东问西，他总算没有被找出什么破绽，暂时过去了。
现在，他可以安下心来学日语、写文章了。但是写文章也只好保持秘密状态，怕别人发觉他是个作家。这样他写稿时总得在旁边放几本书，一有人进来，他便把书将稿纸遮住，让人感觉他是在专心看书。他在武田家写的第一篇小说是《神》，它的主人公长谷川君就是他的房东武田副教授。因为他和武田住在一幢房子里，一起吃饭，一起谈笑，武田有客人来，他也用不到躲避，他还和武田一家同去附近朋友家作客。武田为人老实，待人诚恳，他用中国话跟巴金聊天，说些心里的话。巴金就把他一家观察周到了。他发现武田是个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他的玻璃大橱里有许多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也有不少无神论者的论著，更多的是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卢骚、雨果、左拉等人的作品，但是他自己却是个信神拜佛的人，而且信神拜佛还刚刚开始，十分虔诚。这使巴金十分困惑，他不能理解武田看了那么多的具有高度智慧的书，却这样迷信鬼神。每个晚上，巴金住在这个环境幽静的小山上，从窗外望出去，看着清朗的月光下，海水像一条条银链，在洋面上飘荡；听到客厅里武田的诵念佛经声音，他实在很有反感，感到自己处境寂寞。
有一次，武田对巴金说：“我整天念经，你会觉得好笑吧？但是说实在的，我信奉日莲宗的佛教，念《法华经》还刚刚开始，我为了戒除凡心，下决心皈依佛教，还按照规矩，绝食过三次，每次三天，使我以后饭量都增加了！”他又说：“以前我还是个无神论者呢！”说完，他哈哈大笑。巴金起初唯唯答应着，总觉这个人庄重和蔼的脸上隐藏着一种愧色，或者说是一种悲哀，就忍不住问道：“你看了那么多书，它们一点不阻挠你信教吗？”武田犹豫了一下，忽然坚决地回答说：“神告诉我不必再读书了，信了神，就
有神通力，以后不读书，也可以著书呢！“他的妻子是个温顺的旧式的日本女人，十分敬服武田，她非常勤劳，每天做饭烧菜带小孩子，清早起来也跟着武田大声诵经。两个女孩有时也跟着她们的父母一起双手合十跪拜祈祷。武田还告诉巴金说：”在我们这里，宗教常常是家传的。“巴金不禁为这两个孩子的未来担心。那天，他向武田借报纸看，因为他发现这个家庭什么东西都齐全，就是好像不曾订报。果然，武田的脸上显露出窘迫的样子，不好意思地答道：”我家原订《朝日新闻》，现在已停订了。“他看见巴金有点感到奇怪，便又解释道：”我在学校也不看报。有什么好看呢？还是不知道时事好！知道了有什么意思呢？报上总是报道战争，屠杀，灾祸，痛苦……总是那么一些事情，还是不看比看好，免得心头不安，心中烦恼。“
巴金终于逐渐明白武田诵经念佛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在这里日子愈久，愈发觉武田言行矛盾，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痛苦。这显然是个曾经追求过自由而最后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自己的追求，从一个无神论者变为一个有神论者。他想用宗教来驱除自己的“凡心”，用念经、苦行、供神、绝食来抵制自己心头的自由思想之火。然而结果会是怎样呢？巴金替武田担心，他认为他有可能“跌进深渊”里去。
巴金写完《神》以后，隔了一个时期，他又与武田一起在海边散步，他从他的嘴里了解到武田的另一个秘密，这就是武田在他结婚以前曾认识过一个姑娘，他们相处得很好，已经达到热恋的阶段，但是武田的父亲却来了一封长信，否定他同那个姑娘订的婚约，不久，姑娘的父亲也对他们的婚约严加反对。这样，姑娘就要求武田与她一起“心中”（日本青年恋爱不成，常常一起殉情结束生命，叫“心中”），而他却没有同意。他写回信给她，认为“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人没有一点力量，所以违抗命运的举动是愚蠢的。我们只是一叶小舟，应该任凭波浪把我们载到什么地方去。顺从了命运活着，以后总会有好的结果……”这样，他们就分离了。后来，武田结了婚；姑娘嫁给了一个商人，不久就患肺结核，一直病在床上。而武田每天工作回家，却总是虔诚地跪在神橱前面念经，为她祈祷，有时一气就念两个钟头。
那天武田上楼到书房来看巴金，说他昨晚已与那姑娘会面过了。巴金问他怎么一回事，他说：“昨晚我念经的时候，她在‘床间’出现了。她说她还把我记着，说她已恢复健康，我们以后还能在一起生活，后福不浅呢！”他显得少有的高兴。巴金问他她还在人间，怎么会有灵魂在他的“床间”出现？他说：“活着的人灵魂也可以到处来往的，这要靠信佛信神的人心诚意真，方能有所感应。许多人都从念‘日莲宗’的《法华经》得到不少好处。你多住些日子吧，日后要像我那样日夜诵经，你也就可以少些烦恼。”巴金十分讨厌这种迷信道理，对他的好心却有点感激，不觉又怀疑地问道：“你真的相信有鬼吗？”他说：“当然，没有鬼还成什么世界？要是没有鬼，我们从什么地方去找寻公道？世间一切因果报应，一切苦乐善恶，都能在鬼的世界找到根源，找到结果的！否则，谁给我们主持正义？谁能制恶扬善？”巴金听了他的话，进一步明白了武田的为人，原来他是看出了社会不公道的现象，希望这世界有些改变，但他却将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的统治者，自己只求在念经跪拜中找到荫庇，得到安慰。鬼的世界正是在他这种精神状态中出现的。但是不久出乎武田的意料之外，他不但没有再能看见她，与她生活在一起，那姑娘竟患病去世了。过了新年，一天午后，武田念了三四个钟头的经，天将黑了，巴金看见他手上提了一份供物，准备到海边去，便问：
“昨天晚上你又在‘床间’看到谁的灵魂吗？”武田说：“看见了，就是她的灵魂。”两人默默地来到海边，武田把供物抛到海里去，悲伤地说：“她的样子很憔悴，流着眼泪要我救她。看来她在阴间也过得不好，我今天给她念了经，想超度她，使她过得幸福一些。”巴金想起过去武田给那姑娘写的信，就说：“你信中不是说顺着命运就能有好结果吗？她怎么死了，死了又仍不幸福？”武田听了他的话，像被谁突然擒住了一样，颤抖了一下，竟讲不出一句话来……
巴金又根据武田的故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鬼》。他从武田身上完全看清了日本社会被法西斯统治所扭歪了的知识分子的灵魂。虽然他在这篇小说的最后，暗示了主人翁的最后觉醒。但这只是表示了他对武田的一种期望。现在他还是感到寂寞，又感到痛苦。他听着武田大声诵经的声音，更觉烦躁不安。纵然武田一家对他十分友善，并一再挽留了他，要他再住一年半载，但他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精神折磨，决心到东京去。即使东京有人告诉过他，迁到东京，不出两个月，他就会被日本警察捉去，他也要离开这里。因为他实在无法与鬼神共处。善良好心的武田却始终不知道巴金内心的痛苦，他还是经常晚上走到书房里来，甚至有时巴金已经睡下，他还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推开门进来，要在屋子里为巴金诵经，替他赶鬼。巴金差点笑出来，但为了礼貌，他只好从地铺上坐起来，这时武田便在他头上叽哩咕噜地比划着念经，这叫人怎么受得了！在武田家一共住了三个月，其间他还写了个童话《长生塔》，这是他在离开上海前答应《中学生》杂志编辑部约稿而写的。他在这里面描写一个暴君为了谋求自己的长生不老而强迫“贱民”为他建造宝塔，当塔刚刚建成，他登上最高一级，塔就倒了，把他的尸体压在石块下面。巴金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咒骂当时国民党的最高统治者，文章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沙上建筑的楼台是立不稳的。”他预言了蒋家王朝的失败。
来到了东京，巴金住在神田区的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里。他住的房间家具不多，陈设简单，却有个两层的大壁橱，这很符合他的理想，因为他不论在成都，在巴黎，在沙城，或者在上海，他都欢喜跑书店，买书籍；而在横滨本牧町的小山上，除了听武田念经使他感到苦恼外，没有书店可跑也使他感到寂寞，现在东京神田区中华青年会附近却有很多西文旧书店，而且一个人往一间屋子，还有个大壁橱，这就太符合自己的理想了，因而他几乎每天上街三次，总去各家书店看看有没有自己要看的英文版或法文版书籍。他把买来的书，全都放在大壁橱里，不时的翻阅，倒把学习日语的事放在次要地位了。当然，他还是向楼下办公室报了名，按日去听陈文澜讲授的日语课。他读的是一本日本作家岛本健作写的有关监狱生活的小说。教师讲课讲得还不错，只是巴金把复习的时间多花在阅读买来的西文旧书上，所以一时竟没有把日语学好。同时，他还在楼下大厅，经常看到杜宣、吴天他们在排练曹禺处女作《雷雨》。他结识的日本人也不多，倒是看够了在这里经常出入的那些日本便衣刑事警察，他们的“派头”叫人看了心里不痛快。
原来那时正碰上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即将来到日本东京访问，日本帝国主义害怕中国爱国者对日“满”勾结进行打击，就严加防范，把每一个在东京的中国人都当作敌人，特别是对刚来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更为注意，他们相信“宁可错抓一百，也不放过一个”，企图把这些留学生个个都看管起来。就在溥仪来到的前两天，有个四川籍女同学来找巴金，悄悄告诉他，他的两个福建籍朋友被日本警察在半夜里带走了，还在他们租住的一幢房子里进行
了搜抄，要他注意提防。巴金把她送走后，就动手整理自己的书稿和信件，把那个在1930年福建晋江认识的朋友袁国钦写给他的信件撕毁了，又把新买来的西文旧书也整顿了一下，然后躺在床上想了想，日本警察问起他的经历来，他该怎样答复。又想到前几天还坐省钱电车到逗子，转赴叶山去看过朋友梁宗岱、沉樱夫妇；自己最近还在东京接待过从北平来日本京都的诗人卞之琳，……想这总不至于成为“刑事”们对自己进行迫害的口实吧？他想了一下，觉得什么都不成问题的，就放心吃了中饭，照常上街去逛西文旧书店，回来在楼下食堂吃晚饭，还想再去书市看书，在饭厅中却碰到那个胖胖的姓“二宫”的便衣警察，他看了巴金一眼，一晃又不见了，一会又在楼梯旁和另一个刑警鬼鬼祟祟地上下，这使巴金警惕起来，怀疑他们会不会有什么行动。但他还是到书市逛了一会，才又回到住处。晚上10点钟光景，一躺到床上，把灯熄灭，就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地呼噜呼噜睡熟了。
哪知睡到半夜，忽然被一阵声音惊醒，电灯亮了，几个黑影子在他惺松的睡眼前显现出来，啊，五个刑警，其中一个便是那个肥胖的二宫。巴金只好从床铺上坐起来，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连说“对不起”，要他先把衣服披在身上，说虽然是在4月间夜里还是很冷，要多穿衣服。巴金站起来，把衣服穿好，心里倒平静起来，知道他们为的是什么事来了。果然，二宫要他把壁橱打开，让他把书一本本翻看；另一个亲自动手把书桌抽屉移了开来，取出巴金朋友们的来信，一封封地拆阅了一遍；第三个检查皮箱，把衣物几乎掏得箱底朝天。最后他们又唯恐有什么漏检，准备把悬挂在书桌上的电灯搬到壁橱旁边来，哪知刚伸手碰到电线，灯就熄灭了。
房间忽然一片漆黑，五个大汉顿时焦急不安，在房门内外，时进时出，鬼鬼祟祟商量了一阵，就派了个人去找洋烛。在黑暗中，房间忽然安静下来，大家默不作声，好像整个世界都死了。而这时巴金心中的忿怒之火却燃烧起来，他忍耐不住地问：“你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回答是：“有很多事情。”巴金听了，禁不住鼻子哼了一声，意外地却听到其中有个刑警忽然问他：“你冷吗？”巴金昂然回答，“不冷。”对方这才说：“你坐吧，事情还多着呢！”巴金在床上坐了下来，这时听见廊上的壁钟敲了两下，原来是午夜两点钟。人间见不得的黑暗勾当，总是选择在这样一个暗地里进行的。
那个外出的刑警把洋烛找来后，他们又作了一次最后的搜查，他们一边读他朋友给他的信，一边问长问短，关照他把钱钞放在身边，表也揣在怀里，还叫他带上一条毛巾，说要带他到警察署去。巴金只得耐住满腔怒火，跟着他们来到马路上，这时天空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是个名符其实的黑夜；也是个冷气侵骨的寒夜。跟着他们走了一阵，不久就到了一个他经常走过而又不大注意的高楼门前，原来那就是警察署，这是他今夜才发觉的。现在他走进房子里，上了楼，看到电灯通明，审讯就开始了。他们问了他一下经历，他还是按照刚来东京时准备好的话回答他们。问了一阵后，那为首的课长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个名字，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人。巴金一看就知道那是昨天被他们捉去的那个朋友的名字，想他们一定已到那朋友家中去过了。便回答了他们，说那是在北平做过教授的学者，而他们却把他说成“流氓”。过了一会，那课长问他：“你想不到会把你‘请’来吧？”巴金说：“不但想不到，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呢！”对方却轻轻地笑了一下，说：“不是你的事情，是你的朋友的事情”。巴金想既是这样，自己就可以回去了。哪知道他们仍把他留下来，而且对他说：“今夜的事很抱歉，我们执行的是上面的
命令，不能不做。现在你先去睏一觉吧，明天再问一次，你就没事了。“巴金就这样被无缘无故地送到一个很脏的牢房里，只听见一阵沉重的铁门响，就被关在一个已经有七个囚犯躺在那里的小房间里。他弯了腿躺下去，很想睡一下，却觉得浑身发热，怒火从心底燃烧，令人作呕的臭气又从四面袭来，他怎么也睡不着。这时听见旁边有个人叫他：”你进来睡吧。“原来有个犯人正翻身让他进去，还从自己身上腾出一条薄薄的毯子，推给他，要他盖上去。他答应着，把毯子接了过来。就在这时，听见外面时钟正敲4点钟。过后，又听见外间警察的叱喝声，咳嗽声，还有不知什么人的相互争吵声。再过了一会，不知是否到了5点钟，总之，整个牢房喧闹起来，管监的警察大声呼喊着，叫大家起身了，还从铁格子外伸进手来，把每个监房铺在地上的席子、毯子都收了回去，于是房间里只剩下一个个黑影，因为人站起来了，天还不曾亮，灯光从走廊里照进来，而窗子又那么高，踮起脚也看不见外景，监房似明似暗，闪烁着一片片黑魆魆的人影子，每人的面貌都看不清。这时巴金也只好揉揉眼睛站起来，但真站起来却又唯恐遭到叱喝，有囚犯告诉他：在监房里只能盘腿坐着，不能站立的。这更使巴金感觉到自由是那么可贵。
囚房里的人都互不知道姓名，一般只用号码点名。忽然牢门开了，看守进来点名，点到“七十八号”，没有人应声，看守就对巴金说，“这是你的号码”，巴金想人都要出去了，还给号码做什么，看样子还不能放出去吧？心头一团火又上来。幸而坐在旁边一个“七十六号”犯人开始和他交谈。他问巴金：“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巴金说他好好睡在家里，就被他们“请”进来了，什么都不知道。七十六号又问他从事的行业，巴金说：“我是学生”。对面有个穿西装的七十五号听了，就插嘴说：“看来你是思想犯。”巴金也只好摇头，答不上话。这时七十六号笑起来，幽默地说：“根据你们孔夫子的春秋笔法来讲，你被捉进来，就该明白你为什么被捉。”巴金听他出言不寻常，就问他：“你是个大学生吧？”他却说他是个职员。巴金又问他：“那你是思想犯了？”他却摇摇头，说他只为了偷三本书，因为要读书，却买不起书，正说着，听见隔壁一个监房里，警察正在叱责一个患病的囚犯，问他为什么不好好坐着，而要躺下去？那囚犯苦苦哀求也得不到同情，最后警察打开隔壁监房的门，响起了打人的声音，于是哭声、骂声、劝声、吵闹声，混成一片。
巴金只觉自己全身发烧。犯人中有的面色惨白，有的在求神保佑。只有七十六号那个青年囚犯仍安静地坐着，一动也不动，脸色阴沉，他回过头倔强地对巴金说：“我可不怕。求神有什么用？它能为人们伸冤吗？”七十七号不服气，但很温和地劝止七十六号：“年轻人，你不懂，你别浮躁，一切都由神看着的，他公平无私，不会辜负我们！”七十六号听了，更动起感情来，说：“什么神公平无私，你看见过他吗？别人享受，你受罚，他见到了吗？为你伸了冤吗？”七十七号叹了口气，说：“你啊，你敢说神不好，你是什么啊？”七十六号听了，几乎要跳起来：“我是什么？我是人，是人，你懂不懂？人，人，人！你知道吗？”大概他的声音太大，被过路的看守听到了，他俯着身子在铁格子门外厉声喊起来：“七十六号，你这混蛋，你嚷嚷什么？你要造反吗？”一刹那间监房静了下来，好像一切都死去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消逝了，世界成了个黑暗的深渊似的一片。巴金一夜没睡，这时感到非常困倦，真想闭起眼睡下来，但只能靠着墙壁，迷迷糊糊地梦幻似地睡着了。
但只有片刻工夫，铁门开关的巨大声响又把他惊醒，接着又是警察向各个监房叫号的声音。巴金只等着他们叫“七十八号”，认为叫到就可以出去，哪知他们叫的都是被拷问的犯人，监房里差不多一半的人被叫出去，只是没有轮到他。他心头焦急，想一个人失去自由，一天都是这样难受，那么一年、十年、几十年，将会是怎样过的？他们受的折磨，真不堪设想。他烦躁得简直无法吃下东西，送来的午饭都给同房间的人分吃了。牢门突然又被打开来，七十七号受审回来，脸像死人一样发白，一句话都不说，叫了声“倒霉”，就倒在地上了！接着又有一些人被传唤去受审，又有一些新的人进来。“南京先生”，有人叫道。看来又是三个“思想犯”的中国学生。巴金把身子倒向角落里，嘘了口怨气，七十六号问他：“怎样了？是不是有点抑郁，透不过气来？”巴金摇了摇头，并不作声。七十六号说道：“你读过纪德的《田园交响乐》吧？他说得多好：”没有眼睛的人是多么幸福！‘我真恨我的眼睛为什么亮着？我真不愿看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书店里堆着书没人买？为什么我要看书，他们却把我关到这里来？我是人，我要看书，他们为什么这样对付我？这个世界是多么丑恶，多么不合理！“他的忿激，使巴金一时答不出话来。别的犯人却想劝止，要他小声些，别让警察听到了，否则他更要受到迫害。牢房里又沉默了，过了许久，那七十六号又悄悄地和巴金讲起话来：”你能和我做朋友吗？你是学生，又没做什么事；我只偷了三本书，我们都不会关得很久的，我们出去能做朋友吗？“巴金点点头，诚恳地对他笑了笑。恰在这时，牢门开了，看守把巴金叫了出去，七十六号急忙自言自语地把自己家中的地址念了一下，显然他希望巴金以后能按址去找他。
巴金终于这样离开了日本警察署的拘留所，时间已经下午4时了，他在这里被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像做了一场梦一样，他为什么被关进去，又为什么被放出来？自己一点也不明白。仅有的一个理由，这就是法西斯的专制制度，它可以随便叫一个人失去自由。
他回到中华青年会，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遭受了那么严重的一次侮辱，那么大的一场灾难。只有一个中年的日本职员，他好象在昨晚就听到一些声响，发觉了这个中国留学生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夜晚，这时禁不住悄悄地对他说：“昨晚上我就听到你房间里有人说话，只是不敢声张。这些人不讲理，是强盗，是土匪，不是人！”巴金只好对他苦笑，他知道日本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统治者也是不满的，只是都不敢作声，不敢反抗。后来他又听说昨天晚上在叶山的梁宗岱家里和在京都的卞之琳住处也遭到同样搜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是没有人权保障的，这次是他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统治下所过的奴隶生活。他再也不想在东京住下去了，就写信给横滨的武田，告诉他在东京的那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夜晚，他是怎样无缘无故地遭遇了一次牢狱之灾。忠厚诚恳的武田回信说：“你要是不去东京，就不致发生这件事。欢迎你回到横滨仍住到我家里来。”这个老实人，他把这种事看得十分简单。巴金回信表示感谢，但他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再回到横滨去。
巴金没有回横滨与武田重聚，却在第二年即1936年他回上海一年以后的秋天，又看到了一次武田。那是武田从横滨来上海到他虹口妹妹家作客，后来又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来看“黎德瑞”先生。巴金像接待一个老朋友似地，请他到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茶室吃晚饭，两个人回想起在横滨的日子，都禁不住对当年互相信赖的友谊表示怀念。武田的精神似比过去开朗了许多，巴金问他是不是还像一年前那样虔诚地在佛像前诵经，他笑了一笑说：
“那是过去的事了。”巴金为他没有“跳进深渊”去而感到高兴。当然这是后话。
此刻还是1935年4月，巴金按照那个晚上被逮捕的经历，写了一篇《东京狱中一日记》寄给上海《文学》杂志编辑部，准备发表在当年7月出版的该刊特大号上。不料在当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由于发表了一篇题目叫《闲话皇帝》的文章，内容谈到日本皇帝，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刊物因此被国民政府以“侮辱友邦”罪封闭，主编杜重远还被判了一年两个月徒刑。影响所及，本已编进《文学》杂志的《东京狱中一日记》，也就被国民党党部的检查老爷在稿样上红笔一勾临时抽掉。这对在日本受尽人家欺凌的巴金来说，是很不甘心的。这些丑恶现实引起他强烈憎恨。为什么日本的报刊天天大骂中国，把中国人骂得狗血喷头，而我们国内报刊却不敢哼一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民在国外可以被法西斯统治者随意囚禁，而回到自己国家来还不能向自己的同胞申诉呢？他把文章稍稍作了一些修改，并简化题目为《一日记》寄给了北平的《水星》月刊，因为这个刊物还是他在北平时与靳以卞之琳一起负责过编辑工作，他对它有感情。哪知文章排成清样后仍没有得到刊登的机会，因为书店经济困难，刊物停办了。
在巴金带着心中的创伤和强烈的反帝爱国意识回到祖国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8月。当时他接到朋友吴朗西、伍禅的来信，告诉他已经筹备成立了一个出版社，并已开始用他的名义编印一套《文化生活丛刊》，催他回去主持编辑工作，他买了一张“加拿大皇后”号轮的三等舱票，到横滨上船，离日返国。由于时间来不及，他没有能去本牧町小山坡上的武田家告别，但对武田的友好感情，他心里还是有依依惜别之意的。
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在手机上阅读或分享到微信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