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生者与逝者
-
巴金从上海到昆明去，是沿着一年前萧珊、王蘅文她们走的路线前进的，这就是先从上海乘船到海防，然后再由海防搭火车赴昆明。但是巴金走的这一年已是1940年7月，当时法国军队已经战败，巴黎正准备宣布向德、意、日三国所组成的“轴心国”投降，日本侵略军也就乘此机会，威胁法国殖民当局把越南割让给它。所以当时海防形势非常紧张，与一年前情况不大相同。现在，不论海途还是铁路沿线，乘客都比过去增多几倍，人们都想乘日军占领海防前赶回昆明去。幸亏巴金单身出门，所带行李很少，领护照办签证手续也还比较简单，得以顺利地上船，中途只是因为遇到风浪，才在福州湾停了一天半。到了海防，他在一家华侨旅馆里住了一个晚上，结识了一些同行的旅客，因此第二天乘火车，便依靠人多，得以互相照应，买到车票。有的人因为带的行李较多，便遭到法国检查员的不少留难，有的旅客甚至被强迫脱去脚上穿的长统皮靴，以减轻身上重量。火车到了河内，又换乘滇越路的车到老街，沿途昼行夜宿，行李随客人上下，年老体弱者都被弄得狼狈不堪，行李带得多的人更不必说了。在这中间，巴金帮了不少人的忙，有时替他们代为看管行李，有时还帮他们卸货歇肩。他在路上，还看到不少战时的“社会相”，有人为了要把几瓶三星牌白兰地酒带到昆明去，需要在关口贿赂越南官员，把钱塞到越南人手里，越南人脸上毫无表情，手上却把钞票捏得很紧。巴金在“孤岛”上海沉闷地住了一年多，又在旅途中看够异国人的横征暴敛，现在从河口铁桥进入中国境内，意识到自己又踏到祖国土地上，禁不住激动万分。但是一到云南省入境处验看护照时，一个姓杨的官员一看护照，只见上面写着：“李尧棠，四川省成都市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便问他在哪家书店工作，巴金回说在开明书店，杨先生就要求看身份证，而巴金却拿不出来，对方就要他打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复电证明。这样，一刹那间，出现僵局。结伴同行的一些旅客，以为巴金不能和大家一同入境了，很为他焦急，巴金也感到为难，忽然想到临行时上海开明书店曾请他转达昆明开明书店一封信，信中要求对方转帐，付给巴金四百元稿费。巴金这时就只好把信拿给那杨先生作证明，并把随身带来准备送给萧珊的精装本《秋》交给他看。杨先生大概有点文化，他看了信和书，非常高兴，不但再也不要他作进一步证明，而且还与另外两个海关人员一起到客栈来看他，邀请他过境到一家华侨酒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还附带把巴金的两个结伴同行的旅客也请去作陪。在进餐的时候，杨先生谈到他自己在学校读书时怎样读巴金的作品，又怎样和同学议论一些小说里的人物，在座的另外几个人也有读过《家》的，也有读过《灭亡》的，也有读过《爱情三部曲》的，大家一时把话扯得很远，这时，杨先生更高兴。饭后，他们说说笑笑回到河口，三个主人把三个客人直送到客栈门口，再三表示友好道别。第二天早晨，巴金就凭着杨先生给他护照上盖着的通行印章，离开了那个掩没在原始森林中的朴素的小城，上车去昆明。
到了昆明火车站，只见阔别一年的萧珊正和她的一个同学在月台上等他。他和她们谈了一些话，知道萧珊已从中山大学转到西南联大读书，生活学习都不差，与同学们相处得也很好，特别与杨苡很接近，相互关心，非常和睦，巴金听了很高兴。他在旅馆里休息了几天后，就到昆明开明书店去找经理卢芷芬，把上海开明书店的信交给他，领到了四百元稿费。卢芷芬原在
上海开明书店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他的夫人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他们本来就知道巴金，这次相见，很快就熟了。当他们知道巴金住在旅馆里时，觉得这样太不方便，就建议他搬到书店附近的一个栈房里来住，那间房子是他们租下来用作书库的，现在书只占了一半，还有半间可以住人。巴金本来就准备找个地方把《火》第一部写完，因为这个长篇在他心头搁置较久，早在写《秋》以前就开始动笔，本想在离沪前写好的，无奈碰到法国战败，上海法租界盛传日本侵略者就要派兵进驻，以致人心惶惶，朋友们也一日几次来向他报讯，他只好把《秋》结束，带了《火》的残稿离开上海。现在听卢芷芬夫妇这样说，便决定搬到这个玻璃屋子里来。它的周围环境很安静，房子座落在一个花园里，屋内比较宽敞，有书桌、家具可以现成享用。
住下来的头两个月，生活很安定。当时日军还不曾占领海防，敌机还无法常来昆明骚扰，住的园子也十分清静，除了一些清脆的鸟鸣，和偶然间看到几只松鼠在松枝上互相追逐，发出轻微响声外，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连狗也被主人带出门去，不放在家。朋友们来的也很少，只有萧珊，在暑假期间是常客。他写的《火》第一部，进展很快，原先已发表过六章，在上海曾加写了一章，这次就在这静寂的环境中把其余的十一章都写好了。好在他写的这部作品主人公冯文淑，原型是萧珊，特别是在这第一部里，有些生活都是萧珊经历过的，他可以按照她的性格和生活写出一些故事。他有时一边写，一边想：如果萧珊不与他接近也许她会随着战地服务团到前方去，更有可能到延安去……
在写作过程中，在生活上经常得到卢芷芬夫妇的照料，特别是卢芷芬自己，他不但为巴金找到《火》在《文丛》上已发表的部分，让巴金续写时有个依据，而且后来还帮巴金誊清原稿，使巴金能及时将《火》的第一部稿件寄到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日本侵略军进驻海防后，它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这个据点出发，派飞机到昆明轰炸。这以后，巴金的生活便不得安宁，即使放下笔，在那静寂的园子里，定着神听几声鸟鸣，也会突然被一阵凄厉的警报声所惊醒，那就不得不锁上门，跑出门到郊外去躲警报。后来狂炸开始，卢芷芬夫妇有时也来约巴金与萧珊同去郊外，好在住的地方离城门不远，往往躲过一二小时，就坐在草地上和他们共进午餐或晚餐，吃的东西大都是他们夫妇事先准备好带去的。
在昆明写好《火》第一部，巴金终于到了“大后方”重庆。那是在这一年10月。他是乘飞机到达那边的。住的地方是老友吴朗西经办的互生书店里，在沙坪坝。他们在上海八。一三战事发生后分别，已有三年了。巴金到重庆不久，由老舍等主持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开了一次欢迎来渝作家茶会，巴金在会上与七十多个作家团聚，其中有一部分是初次相见，更多的是久别重逢，这里有茅盾、冰心、郭沫若、田汉和艾青，也有挚友靳以、马宗融，他们两位都在复旦大学任教。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则是和他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在巴金面前显露的亲切的微笑，和他紧紧的握手，为巴金驱散了雾重庆的寒气。他在会后一星期，又从重庆到江安去看了一次老友曹禺。当时曹禺正在戏剧专科学校当教员，并写好了一个剧本《蜕变》，巴金为它写了后记，并在这里住了一周。临行，他留给曹禺两本书：《秋》和刚出版的《火》。然后又回到重庆。
新的一年开始了。1941年1月，他从重庆来到了离别十八年的成都，他
在这里住了五十天，会见了一些老友，也去看了自己的一些亲属，他们都已因大家庭的分崩离析，分散住在各处。成都正通顺街的老屋，早已几经易手，为别的姓氏所属。那天黄昏，他来到这条宽阔的街上，像老朋友重见那样，感到亲切，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使他把脚步停住，站在十八年前的故居门前徘徊不去。啊，那一对曾经被他当作过坐骑的石狮子已经不见，防火用的盛着水的双石缸也早被人搬走，但是大门开着，嵌在内墙照壁上的“长宜子孙”四个字还依然存在。他很想进去看一看，不知母亲住过的上房还在吗？后园、马房有没有被毁弃？还有那棵阅尽人间沧桑的桂树不知怎样了？十八年前那个春天的早晨，他离开时大哥和三姐曾为他和三哥送行。那时三姐刚出嫁一个月，但不到一年半就传来了她的死讯，大哥来信诉述她临死时受婆家冷落的景象，几年后连大哥都自杀了！在这座房子里，曾有过多少年轻的生命被吞噬掉。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是祖父留下来给他后代的。这个老人白手起家，创立他的基业，临死千叮万嘱，要儿孙为他保留他的房屋与字画等等，但是最后还是春梦一场。他哪里知道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儿孙一种生活技能，不让他们去看看广大的世界，不向他们指出一条生活道路，“家”和财富对他们只能是囚笼，只能销烛他们年轻的心灵，只能使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毁灭。这次回成都，他听说五叔死在狱中，觉得这是旧制度所造成的又一个悲剧，他酝酿着将以五叔趋向堕落的悲剧为题材，写一本小说。
巴金在昏黄的街灯下离开了他的十八年前的故居。他没有像他的姑母和嫂嫂那样到那个已属他姓所有的公馆里去看一下，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站在园中的花树下垂泪凭吊，去慨叹自己那个家族的盛衰。当他离开那个公馆的门口时，他看到从门缝中露出来的灯光，好像看到欧洲古代传说中所讲的哈立希岛上的灯光，那是爱尔克为她航海的兄弟照路的灯光，是期待她那个出远门的兄弟回来的灯光。可怜的爱尔克她至死都没有等到她兄弟回来，而自己却终于死了！巴金想到当年为他送行的三姐，他曾答应她回来时向她诉述外间世界的景象，现在他回来了，而她却早已不在人世。在这个他永远也忘不了的城市，这一次他回来住了五十多天，但也还是感到十分短促。当他向它告别，像过去一样，仍还有一些亲人来看他，屋然这里已经少了一些人，也增添了一些人。在临别的前几天，他还到成都郊外去看了一次罗淑的墓。他还记得四年前八。一三沪战初起时，他在上海西站为她送行，当时她为了关心丈夫马宗融在战乱中的安全，特地千里迢迢冒着炮火投奔到这里，后来却因患产褥热死在医院里。现在巴金站在她的墓碑前，看到这里的一堆黄土，一丛矮树编的短篱，不禁思索起埋葬在这里的那个年轻可爱的生命。她生前曾给朋友们多少温暖的友好的感情，她的短命竟使她的天赋的创作才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要是她能多活十年，一定会给后人留下几部描写四川盐场生活的精品。
巴金回重庆后，为罗淑生前留下来的几篇遗作和一些残稿，编了一本她的第三个集子《鱼儿坳》。接着他开始了《火》的第二部写作。当时和他一起住在沙坪坝互生书店里的田一文，在三年前曾参加过战地工作团，在当时的“第五战区”从事过宣传工作，巴金与他以及书店里的另外几个朋友，经常在一起散步，或者到茶馆喝茶。田一文比较年轻健谈，记忆力也不差，他常谈起当时工作团的一些情况，这使巴金想起《火》的主人公冯文淑，他要让冯文淑的故事发展下去，他认为最好的出路是让她到战地去，而自己却没
有这方面的生活，现在听了田一文讲的材料，同时又回想起三年前自己在汉口一家饭馆中吃饭，曾遇见一个姓胡的四川妇女，她曾经带着二十几个姑娘在战地服务团工作过，并在上海战场上活动了一些日子，她给他的印象至今也不曾褪净。他就凭着这些材料和印象，开始了《火》第二部的写作。那时他在书店附近租了一间环境比较清静但并不大的屋子，作为自己的写作室，每天关起门来，坐在一只白木椅上，靠着一只白木小桌，把这部小说写了出来。恰好这些日子正是重庆的雾季，敌机很难在天空一片迷雾中活动，所以从这一年的3月底，写到同年5月下旬，《火》第二部就顺利地写完了。这部小说显然与去年写的《秋》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这就是《秋》是根据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写成的，许多人物虽然虚构，许多细节虽凭想象，却都有自己生活的影子，有生活的根据，绝不是凭空而来。《火》的第二部材料则大都出自别人的嘴，间接听到的多，不是从自己生活中直接汲取提炼加工而来的。因此，巴金事后曾对人说，《火》的第二部是他的“失败之作”。当然，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所反映的感情，即抗日爱国的热情，还是十分真实的。
雾季过后，敌机的骚扰就多起来了。他在被炸灾区看到过我们人民在牺牲后不闭的眼睛，他知道那是战士的眼睛，期望着我们战胜的旗帜能在敌人阵地上升起来的眼睛。这样的眼睛也使他想起刚去世不久的一个老朋友，这就是他在十二年前闽南地区认识的陈范予，他死时还是对自己的理想充满着信心。他是教育家，又是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曾在福建泉州中学从事平民教育，也担任过上海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主任。他是肺病患者，但他热爱生命，曾经写过《生之欢乐》、《战士颂》等散文来热烈歌颂人生，歌颂人生的美、爱和力量。他坚信知识、信仰和意志，就是科学工作者作为战士的武器。他在他最后的两年，还完成了《科学与人生》、《达尔文》、《科学方法精华》三部译著。到他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刻，还在写着他的一篇题目叫《理想社会》的文章。他的死讯是巴金几个月前在成都听到的。当时巴金正在自己的故乡想念已逝的长辈和年轻的同时代人，却不料还给他传来那么一个使人悲痛的噩耗。他禁不住想起当年在泉州的一个武庙里，每天早晨看陈范予从露天水潭里带回来一瓶污水，放在显微镜下看无数微生物的出生、活动与死亡；并听他讲无穷大的世界，与无穷小的天地。他从陈范予那边曾学到过不少知识，并还在以后的十二年受过他的关切、鼓励、期望与扶助。甚至在“八。一三”战争发生后，他还在自己十分困苦的生活中，给巴金汇款，唯恐他因战争影响生活。这次巴金在成都听到他的死讯，回到重庆，竟还读到范予临死前寄出的一封亲笔写的告别信，他一开头就说：“无论属于公的或属于私的，我有千言万语需要对你说，但我无从说起。”当他叙述自己的病状时，说“自从去年冬至节以后，忽然变成终日喘哮不绝，且痰塞喉间，乎卢乎卢作响，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现由中西医诊断，谓阴历12月一个月为生死关键。
最近几个月来……连鲜牛奶、鸡汁都不能自由的吃。四肢和身躯已成枯柴……“巴金读了这封信，不能想象他怎么还能执笔，是什么力量在使他还能这样热情地散布生命，还能如此热烈地歌颂”生之欢乐“，并为他写出充满友爱的信？这不是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临牺牲还以不闭的眼睛，望着城头，期待着胜利的旗帜升起来，那样勇敢，那样坚毅不拔吗？巴金不能不为此而流泪。
不久，他又来到了昆明。这正是西南联大的暑假期，他又和他的未婚妻萧珊会面了。当时萧珊已和王树藏、刘北汜、肖获等人从拥挤吵闹的学校宿
舍搬出来，住在钱局街金鸡巷一个称作“先生坡”的地方作为宿舍。这里同学来往很多。已经与年轻的诗人赵瑞蕻结了婚的杨苡，也经常抱着他们刚出生的婴儿来看萧珊。那是一幢一排三间的楼房，中间是客厅，两旁是住房。楼下住着房东。这次巴金仍像从前那样，与萧珊朋友般的住在一幢房子里。他在这里趁着雨季，没有轰炸的干扰，写了将近二十篇千字左右的随笔和杂感。白天常到附近小饭馆吃饭，更多的时候是上小铺子吃碗“米线”，把午饭或晚餐打发掉。有时他还与萧珊一起去金碧路看电影。看电影一直是巴金的爱好，不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在法国，还是在上海；以至在桂林，重庆，昆明，他都以看电影作为他业余的主要娱乐。昆明雨季，路滑难走，但比起“躲警报”来，那就好得多了。所以雨季对看电影，也是个较好的时机。一个月以后，昆明雨季过去了，于是人们又在敌机的威胁下生活。大家又随时随地准备着“躲警报”。那天，敌机狂炸结果，连“先生坡”附近也落了弹，楼房受到震动，玻璃窗震破，碎瓦残砖到处飞溅。晚饭后，巴金到灾区去看，看到有一座楼房只剩了一个空架子，七歪八斜，快要倾坍了。人们正在敌人所造成的废墟上挖掘被炸死者的尸体，在一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有三具尸体被挖出来了，人们用草席把他们盖着，有一只搭满着泥土的小腿露在草席外，有七八个人面带悲哀的神色，站在周围，他们一言不发，有人还在落泪，有个中年妇女指着那条露出草席外的小腿，说：“那是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她说话的声音很低，却引起一阵唏嘘声，然后又是出奇的沉默。巴金满腔怒火，想着这些死者，在几个钟头以前还都和大家一样安静地过着生活，敌人一个炸弹就把这些年轻的生命毁灭掉，“陈家三小姐”他并不认识，也许见到过，也许从未见过，但都是同一个城市里的人，都是他的同胞，因此，他在一篇短文里写道：“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样的迫害，要承受这样的残杀？这样一个少女的命运，为什么他们还不赶快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环顾四周，觉得寂静得可怕。他发觉自己脸颊上有点潮湿，仰头一看，才发觉落雨了。但雨并不能浇灭他心中的怒火。他再朝废墟看了看，只见一个角落里，一棵被炸残的树枝上，正开着一簇深红色的花，迎着细雨盛放。炸弹并不曾把这棵树炸掉，绿色的生命仍在延续。我们的土地是倔强的，它永远孕育着生机。在敌人的肆虐后，那些逝者虽已看不到绿树红花了，但绿树红花却在告诉未死者：中国土地上的生命是不会完结的，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
又过了一个月，大概是九月十日左右，巴金和他的同事王文涛由昆明来到桂林，重新建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萧珊随行到桂林，但几天以后她就回昆明西南联大上课。在桂林，王鲁彦正在为主编他的《文艺杂志》忙碌，他是巴金在闽南认识的老友，比巴金年长，不仅是个“五四”时期的老作家，还是个工作认真的好编辑，可惜这时他为生活所迫，身体已变得愈来愈坏，而且患了晚期的肺给核病。巴金在鲁彦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当他每次把作品交给他时，看到他清瘦的脸色，总要为他的身体耽心。一天傍晚，鲁彦从桂林三家村把巴金送到洋桥，巴金要他一同进城，希望能找一家小馆子共进晚餐，多谈一会儿，而鲁彦却说他身体支持不住，要回去了。巴金站在桥头，看见他支着一根手杖，歪斜着肩胛，一拐一拐地走着，远望他的背影在黄昏中消失，忽然意识到这位老友的身体更加衰弱了，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想到自从战争开始，他已哭过罗淑，哭过陈范予，看来不久就有可能要轮到哭鲁彦了！敌人不但直接杀害了无数中国人，战争还使贫困的中
国知识分子加速了死亡。
巴金没有想到在鲁彦的健康还不曾进一步变坏之前，他的另一个老友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突然去世。这个老友，就是他在东江路福隆街的邻居林憾庐，那是在1943年2月，一直在桂林主持宇宙风社，编辑《宇宙风》月刊的林憾庐，几年来勤奋工作，刊物按时出版，事业有一定发展，但因工作劳累过度，患了肺炎，当地缺医少药，他依靠自己仅有的一点医疗知识，为自己开方给药，却没有见效，到病重却又碰到一个庸医，虽然出了重价，“特效药”却并无特效，终于不幸去世。他也是巴金在福建泉州黎明中学认识的，抗战后一起“逃难”，一起“躲警报”，一起带着一批朋友从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到桂林……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成为患难中的朋友。他的耿直，善良，对国家民族存亡的关切，对朋友的无私帮助，都使巴金感动过。林憾庐办的刊物，不但巴金自己曾为它写过稿，萧珊也曾以“程慧”的笔名为它写过旅行散记，并从这本刊物上拿到她一生中的第一笔稿费，又以这笔稿费买了一只立灯送给她正在患病中的母亲。正直的林憾庐十分珍惜巴金对他的友谊，同时也一向赞赏萧珊待人的真挚的感情。他对她以第一笔稿费购礼物献赠母亲的举动，几次在别人面前加以推重。他以有巴金萧珊这样两个朋友作为邻居，而私心引以为幸。巴金对老友林憾庐的去世，十分悲痛，他为林的丧葬奔走了两天，他觉得他的这个老友不只是在几个朋友中间致送温暖的人，他还是个热情的爱国者，抗战事业的热烈拥护者，也是我们文化事业的一个热情的理想家。他的死，曾使巴金一时无心动笔，他给杨苡写信时说：“我写不下去了，我一个老朋友昨晨病故，棺材还停在这儿。”但他又说：“想到一个人很快死去，不免有生命易逝之感。但是我还有够多的生命力。我还要勇敢地活下去。”
过了两个月，巴金开始写《火》的第三部，这次他把一个基督教徒田惠世作为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写进去。田惠世的人物原型就是林憾庐。
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在手机上阅读或分享到微信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