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孤岛”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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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孤岛”上海，新闻出版事业出人意料地繁荣：由鲁迅夫人许广平亲自筹划的不朽巨制《鲁迅全集》编成付梓，美国进步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广泛流传，以洋商名义发行的《译报》、《译报周刊》、《文汇报》、《导报》、《大美报》等抗日报刊纷纷出现，象征着中共地下组织与上海群众紧密联系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上海一日》公开出版，……
上海租界虽在敌伪势力包围之下，人民群众身处逆境，仍敌忾同仇，矢志不屈，勇于斗争。尽管敌人用暗杀、掷手榴弹、写恐吓信、甚至以注射毒汁的水果“馈赠”，来对付抗日爱国的大学校长、法院院长、报刊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各条战线的知识分子，抗日的声音并未在出版物中消失，相反，报纸、期刊、舞台、讲坛上表现中国人民在敌伪势力面前毫不动摇的抗战意志的作品，言论，更加如火如荼。
这时，巴金与萧珊暂时回到上海。他们在这一年初春离开桂林，当时桂林经过四次大轰炸，市区有一半变成废墟，许多工作陷于停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事处也受到影响，一时无法开展业务。他们经金华、温州到沪后，就首先为萧珊到昆明考大学作了一些准备。巴金又回到霞飞路霞飞坊59号与索非同住的一幢房子里，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负起一部分编辑工作。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已迁到巨籁达路（即今巨鹿路），与霞飞坊离得不远，可惜的是陆蠡主编的《少年读物》已经停刊，陆蠡已回乡去，巴金曾按时写过《旅途通讯》给这个刊物发表。现在他把已完成了的本书各篇交给雨田主持的《少年读物丛刊》出版。但巴金与朱洗仍写信给陆蠡，希望他回上海来继续负责文化生活社一部分工作。巴金还为艾芜编了一本叫《逃荒》的短篇小说集，因为在桂林时艾芜曾和他谈起这件事，所以他把这本书编好后，还替它写了一编“后记”，他说：“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僧。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还替另外两位作家毕奂午、屈曲夫各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他在给屈曲夫的《三月天》写的编后记中说：“前年作者去北方时，我们一起在朋友家里吃了一顿晚饭，以后我便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也得不到他的消息……朋友却担心着屈曲夫的安全。我没有朋友的那种想法。有的人忙于工作，有的人没有固定的歇脚的地方。一切都在动，我们常常追赶不上。我们想念朋友，得不到音讯，朋友们也难知道我们的行止，彼此打听消息……但是有一天无意间两个朋友在一个新地方遇到了……这是多么快乐的时刻！”巴金对现实总是这样乐观，对朋友总是这样期望，认为他们总会永远愉快又健康地活着。但是，他哪里知道当他重见屈曲夫时，已在全国解放以后。那时屈曲夫已担任《解放军文艺》的编辑职务，而且大家都已进入中老年了！
巴金从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事中，了解到当时还有不少熟人在上海，比他年长的有郑振铎、许广平、周建人、郭绍虞、方光焘、夏丐尊、王统照、周予同、魏金枝、王任叔、赵景深，和他年龄相仿或比他年轻几岁的有梅益、于伶、李健吾、唐弢、柯灵、师陀、肖岱、林淡秋、陈西禾、钱钟书、傅雷等，他和这些作家大都是认识的，他们都在抗日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有不少人是他的朋友，但在这个时期，他和他们交往还是不多，他把极大
部分时间花在埋头写作上，主要是写成了《激流》三部曲的第三部《秋》，也就是在他一生创作中写得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但那是在这年10月才开始写的。在此之前，他也写过一些短文，如曾发表在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上的《八月十六夜在广州》和《桂林的微雨》，都是反映在敌机疯狂轰炸下人民的艰难困苦生活，和坚强不屈的斗争意志的。他还针对当时现实写过一些杂感，这些杂感数量不多，却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已不再停留在单纯的对抗战事业的歌颂上。时代呼唤他作更深入的战斗。在《宇宙风》上他发表了一篇杂文《公式主义者》，说“公式主义者……的特长是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叫人相信的话。他们常常用自己的行动来推翻自己的主张。所以，最先从武汉撤退的便是高叫保卫大武汉叫得最响的人，正如上海沦陷后仓皇地逃走的人就是那些慷慨激昂高唱上海必守论的民众领袖。他们写出来的是一般人承认的公式，他们所悬念的却是自己切身的利益……从这里我们便明白：笼统地说一句‘抗战第一’，其实等于白说，因为意义太含糊了。我们应该叫出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这两者是应该同时进行的……倘使叫一些人流血，而让另一些人得利，像目前这样地一些人为抗战牺牲生命，在抗战中受苦，而别一些人却借抗战发了财，则最后胜利属不属于‘我’，都有问题了。”这篇文章观点鲜明，坚持抗日爱国，并反对国民党统治下一部分人借抗战发国难财。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喊出了劳苦大众的共同要求。但是汪精卫卖国贼在香港办的报纸《南华日报》却以为有机可乘，竟把这篇《公式主义者》转载。巴金知道后立即在香港《大公报》和上海《文汇报》柯灵主编的《世纪风》上发表启事，声明“我的论据决非卖国求荣的汉奸所能利用，我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决不是‘和平’。在这时候谈和平，无异乎任人宰割。”在对某一些文艺问题的看法上，巴金也作了不妥协的斗争，即使是熟人，在真理面前，他也并不让步。他有个比他年轻几岁的朋友，受人约请，与许多人一起抢译美国作家赛珍珠的《爱国者》，为了做广告，把小说内容吹了一遍之后，甚至说巴金也支持他译这本小说。巴金知道了，立刻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1939年7月的《鲁迅风》上，他愤激地说，“《爱国者》是一本虚伪的书……这书里没有一个真实的中国人……这书里到处都是对我们这次抗战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解……比如关于八路军虐待俘虏的描写就完全与事实不符。”因此，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爱国者》的翻译者便不能不愤怒地叫出：我控诉！”那个朋友，后来当然还是朋友，因为他把巴金认作诤友，终于接受了巴金的劝导，把这本书放弃，再也不让它重版了。
在巴金从桂林回沪后不久，阔别已久的三哥尧林从天津来了，他是巴金写信把他请来的。因为尧林身体不好，而且在他个人的生活际遇上也不很顺利，同时长期在敌伪统治下的北方教书，心境也不舒畅。巴金早在去年经过香港时便曾写信给他，要他到南方来，他当时回说再在天津当一年教员然后来，现在他听说巴金在上海，就改变了主意，决定接受巴金建议，来沪找工作。那天巴金正在楼上写稿，听到大门外有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叫他的名字，他惊喜地从楼上窗口望出去，啊，是尧林，是三哥，他的脸又黑又瘦，几乎不认识了！那一定是旅途艰难，把他害苦了！巴金立刻跑下楼去，三哥却已从楼下跑上来了！两人见了，都双眼噙着晶莹的泪珠，几乎要拥抱起来，最后则是互相拉着手臂，却一时什么话都讲不出来，只相互问着好。这一年三哥已经36岁，还没有结婚，而且好像连对象也不曾有。巴金记得这几年来，
他只去过三次天津看三哥。三哥在南开中学工作了十年，一直住在学校简陋的宿舍里，周围都是一些十几岁的中学生，他把他们当作朋友，他们却难以了解老师心头的寂寞。他寒暑假也不到南方来，总以看电影作为唯一的消遣。巴金曾想帮肋他解决对象问题，使三哥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但他几次想打动他的心，探问他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而他对巴金的关心超过关心他自己，使巴金有时不得不直截了当地逼着他回答对自己前途的打算，这时他就露出寂寞的笑容，无可奈何地说：“这有什么办法呢？”巴金很想重新燃起三哥已经消逝了的年轻时代的热情和勇气，但他一时想不出办法。现在，他回上海来了，巴金终于紧捏着他的手，对他说：“现在你什么事都不要操心，住在这里，我要让你过安定生活，你太疲劳了！”他知道三哥爱好音乐，在成都时三哥就欢喜唱歌，而且特别爱好声乐，多年前两人从成都来到上海，经常一起听唱片，纵然穷得有时连饭费都交不出，也省下钱来买了架唱机，两人轮着摇动唱机柄，头碰着头，聚精会神地听宝贝白玲唱英语《卖花歌》。这次三哥回到上海，他很快成了工部局交响乐队每星期日在工部局礼堂和兰心剧院（即今上海艺术剧场）举行演奏会的常客，而西洋古典音乐唱片更为他所喜爱，差不多每天都要播放几张，来遣散他心头的寂寞。当然，他还用“李林”的笔名埋头翻译冈察洛夫的小说《悬崖》，同时还准备翻译冈察洛大的另一部名著《奥勃洛莫夫》。他的英语基础很好，少年时代就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读书，上大学又是专攻英语，毕业后一直担任中学的英文教师，他的一生可以说没有和英语分过家。翻译的虽是俄国作家的作品，但他工作认真，除了很好钻研英译本，把它读懂读透，还参阅俄文原著，以及其他有关作者、作品的各种评论文章，使自己对从事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
两年前，巴金还曾给三哥介绍过一个在天津读书的中学生杨苡与他通信。那个在中学读书的杨苡，是巴金作品广大读者中的一员，她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时，还是个十七岁的姑娘。像杨苡这样的姑娘，在巴金的读者中是不少的，有个女孩由于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里，她无法与同学们一起参加当时的救亡运动，当她看到她的一些青年朋友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参加示威游行，而自己则被家长禁闭在家里，没有自由，她心里感到苦闷，甚至想单独离开家庭出走，因此写信给巴金，希望巴金能给她帮助。巴金回答她说，她应该像一只小鸟，永远怀着冲进自由的天空里去的雄心，只等着羽毛丰满的时候的到来。而目前她实在太幼小了，应该暂时忍耐一下。但那忍耐，意思是“对于未来胜利的准备”，并不是长久的屈服。他还说，“不要把一切的希望都付托给一时热情的冲动，决定一个计划还得靠一付冷静的头脑。”对方起初不大肯接受这样的意见，她坦率地写信给巴金说，想不到他也会说这种平凡的话。这使巴金感到痛苦，他只好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劝阻。他说，倘使某一个女孩在家庭以外没有可以信任的朋友，有一天因为一时的气愤，或者一时感情的冲动，觉得不能够再在家庭和学校内住下去了，要跑到那个广大的世界里去，靠着自己两只洁白的手和一个正直的灵魂，建立一种合理的新生活。她的眼光是正确的，她的志向是伟大的。我们绝不能在这个孩子的热情上浇一瓢冷水。于是她实行了她的计划，带了一点够维持一两个月生活的钱。她走进了这个陌生的社会，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工作，带的钱不久就甩完了，却没有做出一件有益的事情，甚至不曾遇到一个指路的人，还可能遇见一些骗子，她应该怎么办？以后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落在更悲惨的境地里，就是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去。有的人经几次碰壁后，便厌倦了，
认为自己的理想错误，索性走到守旧的路上去。他们并未曾改造社会，反而被社会改造了。因此，巴金认为做一件事，应该有步骤，有方法。女孩终于被说服了，暂时没有离开家庭。到了1938年春节，巴金还写信要杨苡与李尧林认识，因为尧林在天津南开中学做教师，杨苡也在天津，巴金相信尧林能帮助她继续用功读书。后来他们两人果然通了不少信，也见过几次。到1939年1月，杨苡已到昆明联大读书了，巴金在桂林又鼓励萧珊与杨苡通信，这两个姑娘结果成了很好的朋友。
就在这一年夏天，萧珊也终于到昆明去考大学。当时从上海乘海轮绕道海防到昆明去考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是很多的。那天萧珊由她父亲陪同来到十六铺码头，她父亲不放心她独个儿出门，特地事先设法替她找到两个同行的伙伴，萧珊因此认识了两个本届高中毕业生，一个叫王蘅文，一个姓姚，都是与萧珊年龄相仿的姑娘。但开船那天，萧珊却迟到了，王姚两人正在船上找她，一见船已缓缓离开码头，不免心里焦急，正在这时却见一艘汽艇后面驶来，原来正是萧珊的父亲雇了一辆小汽艇把她送来。但见萧珊急得满面通红，上了轮船，向她父亲流泪挥手告别。两人帮她放好行李，问萧珊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准备去考哪个专业，萧珊说自己学名陈蕴珍，是爱国女中上一届毕业生，准备去昆明读外文系。她们两人是省立上海中学同班同学，王蘅文准备去考医科大学，姓姚的同学则是回乡探亲，去找她哥哥。萧珊听说王蘅文也到昆明考大学，感到格外亲切，王蘅文见萧珊眼睛明亮，身材匀称，而且心胸坦直，性格热情，非常可爱，以后就每天一早起床，一同跑到甲板上看海上日出。萧珊面对红日冉冉上升的美景，总是高兴地喊着：“太阳出来了！”然后三人又一起去餐厅吃早饭，饭后又相互谈心，这时王蘅文才知道萧珊是巴金的未婚妻。王蘅文问她为什么没有看到巴金来送行，她说巴金正在香港，几天后轮船停靠香港时，估计巴金会来接她上岸去游览香港的。王蘅文在初中时就读过巴金的小说，也读过他的翻译作品，他的《家》给她印象更深，知道这次轮船靠岸有可能见到巴金，心里一阵高兴，便对萧珊说：“那时候别忘了给我介绍啊！”萧珊说：“那当然，让他请我们一起喝咖啡好了！”果然，三天以后，轮船到达香港，巴金与萧珊有机会会面了。
原来巴金是专程去香港取回寄放在萧乾处的行李的。这行李原来寄放在萨空了处，萨空了去了新疆后，就把行李转托给萧乾，当时萧乾已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萧珊与巴金约好在这一天来接她。哪知巴金到码头，轮船已提早到达，萧珊已去《大公报》找巴金。巴金见到她后，她介绍巴金与王蘅文相识，并一同在附近一家咖啡馆喝了杯咖啡。王蘅文本来以为巴金写了那么多作品，一定到了中年，这次一见才知道他还是非常年轻，看来不过三十岁左右，穿得朴素，不过一件白衬衫，一条白裤子，但长得很端正，脸孔略显得苍白消瘦，性格似乎相当沉静。萧珊却十分活泼，喝咖啡时主要是她高兴地谈旅途中有趣的见闻。船在香港因卸货停了三天，她们每天白天上岸，分头会亲访友，晚上又都回船睡觉。三天后轮船又启航了，到了海防，那已经是越南地带，当时虽然未被日本军队占领，还在法国人手里，但这里只有讲法文或广东话才能与人打交道，幸亏萧珊能讲几句简单的广东话，总算租到了一家华侨开的旅馆房租比较便宜，她们三个女同学住在一起，生活还是很方便。这时王蘅文很感谢萧珊，对她说：“我很惭愧，你父亲临行时再三托我照顾你，我也拍胸保证把你照顾好。哪知还是靠你的才干，解决了我们三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住宿问题。”萧珊听了很高兴，她们一路上嘻嘻哈哈，就
把旅途的日子快乐地打发过去了。从海防到昆明，她们和从上海同去考大学的一些年轻人一起向火车站包了一节没有窗口，只有一个通风洞和一扇进出大门的当时人们叫它为“闷子车”的四等车厢。大家各自带好行李，并沿途带足干粮、开水和水果。随着火车爬山坡，钻山洞，讲着笑话。火车途中很少停靠，只在天黑时才停站。那时大家就各找旅馆投宿，第二天一早再回到车厢上来。在这样的旅途中，萧珊比王蘅文还适应，从无一句怨言，或表示要男同学帮忙，大家说她一点小姐气味都没有。
几天后她们终于到昆明，姓姚的同学家在昆明，又是来就业的，所以就由家人接回去了。萧珊由沈从文派人接去，住在西南联大宿舍，因为那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所以住在那边，比较方便。王蘅文则住在城里女青年会里，那边有几个她在扬州中学读书时的老同学，她们与她一样是来昆明考大学的。当时大学全国统考已快开始，考后还要等候发榜，所以她们都要在昆明作至少住二三个月的打算。在这期间，王蘅文还与萧珊她们一起到滇池和西山龙门一带游览，并照过相。萧珊很能爬山，那时她在昆明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又结识了不少新的同学和文学界朋友，他们都很欢喜她。有一天萧珊还进城来找王蘅文，要她一同去西南联大看当晚演出的话剧《原野》，说这出戏曹禺将亲自登台演出，导演是西南联大文学教授孙毓棠，金子则是凤子扮饰的。王蘅文虽准备进大学学医，但对文学也很有兴趣，听说有那么好的机会看《原野》，二话不说就随着萧珊出城来到西南联大看戏。这确是个令人永远难忘的夜晚，剧本好，导演好，名家演出，更使广大文学青年神往。当晚，戏演结束，王蘅文还到萧珊的宿舍里，与萧珊兴奋地讲戏，讲到半夜，才赶回女青年会宿舍。这一年10月，大学统考发榜，萧珊考进了中山大学读外文，但几个月后她又转到西南联大；王蘅文则录取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读的是医科，很符合她的志愿。这个姑娘后来始终在自然科学战线上奋斗，到了八十年代成为我国最有声望的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的病理及职业肿瘤病专家。她与萧珊在昆明分手后，在几十年茫茫的人海沉浮中，仍曾有一二次会面的机缘，容以后再述。
那时巴金己从香港拿了寄存的行李，回到了上海霞飞坊，他开始写《秋》。当时他住在三楼，索非夫妇住在二楼，三哥尧林住在三楼亭子间里。巴金写《秋》，与写《家》和《春》时不同，这次他是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一口气把它写成的。那是一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最初他也没有料到竟会写得那么长，而且边写边排，开明书店的几个老编辑包括夏丐尊、徐调孚、周予同等当时都在上海，他们并不催促他，却给他以一个特别“优惠”的条件，就是可以在未写完全书前，就可以看到已写好的一部分校样。他每个晚上9点钟开始动笔，一般总是写到深夜两三点钟，有时还写到第二天凌晨4点，还不肯把笔放下。那时内地正在讨论写作上的“抗战无关论”，巴金的《秋》无独有偶，正与钱钟书的《围城》同时地在这漫漫长夜里双双诞生，而两位作家的抗战意志却并未因从事这两个“与抗战无关”题材的写作而受到销磨，相反，巴金的爱国热情比谁都高，在“孤岛”上海生活得越来越厌烦，耳闻目见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愤怒，因而不能安心工作，他一方面写《秋》，一方面又把自己充满着抗战激情的散文作品送到报刊上刊登，与许广平等人一起响应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发起的“稿费义卖献金”，把自己作品的稿费捐献给抗日事业，为保卫祖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秋》写到了四十万字以上，他终于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完成了高家的绪局，那是个秋
天的结局，如觉新所说的：“我的生命也像是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高家的故事结束了，时代并未结束；高家到了秋天，祖国迎来的却是春天。在一九四○年五月初，巴金把《秋》写成。同月下旬，书也就在上海福州路开明书店门市部出售了。这是《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它的内容和《家》《春》一样很快呼唤起全国读者与黑暗的旧制度、旧势力作斗争的热情，更激起了正生活在“孤岛”上海的青年们奔赴抗日前线的决心。在这些青年的心坎上所投下的石子，很快泛起了漩涡。就在《秋》出版后的第一个星期，即这一年的6月1日，就有个在高中读书的青年用感激的心情，写了“读后感”，在当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
巴金带了《秋》的精装本，在7月初乘“怡生”轮离开上海转道海防去昆明。临行时，为他送别的是陆蠡与李尧林。这两个善良的人，他们生活在“孤岛”，他们的心却一直联结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当巴金向他们挥手告别时，他们的眼睛都噙着晶莹的泪花，他们都为巴金的远去而感到伤心，但是他们知道巴金是一定要回到内地去的，那边祖国在召唤他，人民在期望着他，还有更多他所亲近的战友和亲人在热情等待着他。
他们两人各从自己的泪眼中望着站在船台上的巴金，只见巴金亲切和善的脸上泛起一层微笑，他们知道他是多么真挚地在爱着他们，祝福他们。而他们呢？他们的命运怎样？在敌人魔爪下生活着的未来日子，会变得怎样？巴金没有想到这正是他与陆蠢的最后一次见面了；也没有想到当他再一次回到上海，他的三哥尧林也只是在病床上与他作最后几天的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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