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胜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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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幸福只属于个人所有，别人无法分享，那只能引起你一点内心的喜悦；有些幸福，则异乎寻常，那是开放性的，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喜悦之情可以沟通，可以交流，那是属于全民族的欢乐，整个世界的欢乐，一个人一生中难得遇到的一次、二次的欢乐。说实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宣布对中、英、美三国的投降，立刻使我们全国人民疯狂了。这是整整八年亿万人民付出血与泪得来的代价。不论在沦陷区，或者大后方，欢乐犹如一颗炸禅在高空中爆炸，使阴雾弥漫的大地，顷刻变得明亮，人们沉郁的脸庞忽然发出光采，停滞不动的河流，突然跳跃起来。在山城重庆，街上有互不相识的人携起手未唱歌跳舞；公共汽车上，人人都争着把自己心头的喜悦向别人诉说；而千万户的“下江人”家里，则正在为不久能够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回乡看劫后家园而欢庆一堂；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为自己一生中第一次碰到这样深入人心、遍及全民的喜事，而感到心满意足，兴奋得终夜不眠……
在民国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本来就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现在更热闹了，不少作家都来这里互道衷情，探听消息；有的从北碚来，赶不上班船，就在这里借宿，相互了解各人的今后打算。不少人准备回上海，但是飞机票一时买不到，水路船程更遥遥无期。恰在这时，传说毛泽东要从延安来重庆与蒋介石共商国事了。
这些日子来，巴金也比平时更注意看报。他知道自从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国法西斯军队受到左右双方夹攻，它们的死期就不远了；果然，到这一年5月初，他就听到了希特勒服毒自杀和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接着是在重庆蒸笼般的大热天里，传来了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和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投在广岛爆炸的新闻，这也就等于宣布了日本法西斯统治者末日的来临。而苏联军队开进了我国东北敌占区，和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投到长崎爆炸，更使日本天皇不得不在广播中向波茨坦宣言作出投降的回响。在这些天大的喜讯不断冲击下，文化生活出版社访客盈门互道庆祝。巴金忙于接待朋友。大家从谈话中无不显露出十分欢愉的心情，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发出平时很少有的光采。也就在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后的第十二天，8月27日的重庆《新华日报》登出了一条“毛泽东同志即将来渝”的“本报讯”，这使许多人感到惊喜，认为中国人民所普遍长久期待的“和平”日子就要来到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果然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从延安乘飞机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同来的还有周恩来与王若飞。毛泽东穿着蓝灰布中山服，戴着巴拿马帽，微笑青和欢迎者一一握手。他是健康而又愉快的。在欢迎的队伍里，有邵力子、雷震、张澜、沈钧儒、左舜生、谭平山和郭沫若夫妇。他的汽车在驶向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路上，受到市民的热烈关注。他们满怀高兴，用仰望的笑容注视他，并不断向他挥手，情不自禁地喊着：“毛泽东，毛泽东！”他们从心底欢迎他亲自到重庆来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巴金和其他作家一样，与人民群众怀着同样的心情，把希望寄托在这次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上。当然，他读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他觉得毛泽东这样的一个理想境地，也许真会通过这次和谈逐渐实现。他在战前早已
尝够国民党专制统治下人民生活痛苦的滋味；八年的战争经历，他更充分感受到“大后方”人民生活的苦难。他迫切希望能改变现状，他相信战后改变现状是完全可能的。他也了解国共两党之间的尖锐斗争，自从1941年春天在重庆抗敌协会召开的一次欢迎周恩来的会上，他与周恩来相识以后，他的心目中共产党的印象逐渐加深了。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当时的认识显然还是十分肤浅的，但是确实比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以后与周恩来有了多次的接触，周恩来谈话总说自己是毛泽东的学生，并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敬爱之情，这给巴金以很大的影响。他从周恩来亲切的谈话，热情的循循善诱的态度，感到共产党人的良好作风，及他们与人民之间的亲密的关系。那是国民党大官身上找不到的。他还曾多次听周恩来的演说和谈话。但给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44年，这年夏天，国民党的军队在湖南打了败仗，衡阳的守军投降了敌人，于是，开始了湘桂的大撤退，湘、桂、黔三省的老百姓备尝艰辛，纷纷逃难到四川来。而国民党却把真实的战情封锁了，谎报“前线节节胜利”，这使重庆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有不少人还因而灰心丧气，但又没有办法，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就在这时，周恩来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会，向巴金、茅盾、老舍等作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把八路军抗敌的情况向大家传达了，指出人民军队怎样以少胜多，战胜貌似强大的敌军，让大家在困难的时刻，看到光明。通过一个晚上的恳切交谈，周恩来把乐观主义精神带给了作家、艺术家们。巴金觉得自己正是从周恩来身上开始接触了毛泽东思想。现在听说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来了，他像许多人一样，以欣喜的心情，期待着时局的进一步明朗。
9月1日晚上，下了一场细雨，炎热的山城气候顿时转凉，人们为心头郁积的闷气消除而感到愉快。这时中苏文化协会正在召开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的盛大鸡尾酒会，会上还庆祝了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主持人是会长孙科，和副会长邵力子。到会的除了一些党政要人之外，还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夫妇，武官罗由和宋庆龄、郭沫若、茅盾、夏衍、阳翰笙、侯外庐、王芸生等文化、新闻界人士。当时几千市民都兴奋地聚在街上看热闹，大家都想看看毛泽东，因为人多，汽车多，交通都阻塞了，在大门口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宪兵，一时都感到为难，中苏友协的二楼早已挤满了客人，孙科、邵力子早在这里做接待工作，宋庆龄、郭沫若也早来到这里，还有冯玉样、翁文灏、陈诚、陈立夫、张治中、沈钧儒、谭平山等人，也早在相互握手招呼，忽然楼下一片鼓掌声，都说毛泽东到了，一刹那间，守候在楼下的一批客人，已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蜂拥着送上楼来，于是又响起一片掌声。接着是他们与大家一一握手。不少人与毛泽东几十年不曾见面，现在重逢，握手言欢，真是太高兴了！冯玉样两手握着毛泽东的手，随后举起酒杯，说：“您来了，中苏友好条约缔结了，让我们为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吧！”毛泽东也露出感动的神色，高兴地一饮而尽。这次盛会虽然很热闹，但被邀请的作家并不多。毛泽东到重庆后，是用分批接待的办法，请各界人士到他下榻的地方——上清寺与他会晤的。几天之后，巴金、老舍、胡风、邵荃麟、傅彬然五人一起被邀去上清寺，当人们把刚满40岁的巴金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握着巴金的手笑着说：“啊，巴金先生，听别人说你年轻时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是这样吗？”巴金说：“是呀，听说你从前也是！”毛泽东笑了，他说：“是的，那时我们对什么都有兴趣。”巴金又问毛泽东，知不知道匡复生？毛泽东说：“匡复生是个
教育家。“这时有人插话就把话题扯远了。
他那亲切的，一见如故的谈话，把巴金这几年从周恩来所传神给他的毛泽东形象，更加具体化了，他感到兴奋和愉快，并觉得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传奇性的人，正是人民的领袖，因而增加了对他崇敬的心理。巴金从小痛恨封建等级制度，他像他的母亲一样，一向同情下人，怜惜穷人和弱者，而对恃强欺人的暴力统治总有反抗之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这使他更加看不惯官僚老爷作风，而他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里看到的，多是一些利用权势，发国难财作威作福的老爷们；老百姓却在受苦受难。而在共产党那边，他通过对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认识，觉得他们都是与普通人一样，和大家心连着心，非常可亲。而且许多事情，他们的观点与他的想法，非常接近。当然，当时巴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站在他面前，脸带笑容的人，二十年后会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给全国人民带来一场大灾难。
过了一个月，重庆人民为胜利来到而兴奋的热潮过去了。除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们买到飞机票，已提早离开山城，奔赴各地去搞“劫收”之外，其他好像还是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一天傍晚，天色渐暗，而街灯却亮不起来，这是因为“修理锅炉”，全市停电。地面则因早晨下过一场雨，变得十分潮湿难走，气候也忽然转寒，冷气袭人，这使在路上行走的巴金禁不住连打了两个寒噤。这时，他忽然发觉自己来到了胜利大厦附近的街上，那正是一个半月前人们曾在这里狂欢的地方，而现在却出奇地冷静。在昏暗中，他看见一些行人急着赶回家去，周围显得十分凄凉。不过四十多天时间，当时人们聚在广场上笑着，跳着，叫着，唱着，打鼓的打鼓，放鞭炮的放鞭炮，跟着挂灯结彩的吉普车跑路的小孩，显露着笑脸的大人和老人，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巴金忧伤地回忆着，却在这时，有个老太婆伸出一只枯瘦的手到他面前，向他发出哀求：“先生，我们从桂林逃难出来……”巴金向长衫袋里摸钱，却没有找到一张钞票，他感到非常羞窘，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加快步伐向前行走。接着，却听见有两个人在对话，一个说：“你哪天走？”另一个说：“走不了，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一个说：“想办法吧，当黄鱼行吗？”另一个又说：“不好当，我有两个亲戚一上船，就给抓出来了！”那个只好叹气：“唉，怎么办呢？我下个月再不走，就要饿饭了！想不到胜利是这么一回事！”
这两个人的对话，特别是最后的一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巴金头上，他感到寒冷。这使他想起有一次一个朋友的谈话，这个朋友说：“胜利只是一个开始，它并不是结束。它并不会给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相反，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问题。现在决不是应该欢笑的时候。”
对眼前形势这样清醒的认识，使巴金以后不再像刚在胜利来临时那样盲目乐观。他在暂时无法买到飞机票回沪的期间，重新开始写他的长篇小说《寒夜》。但是也正当他开始执笔写的时候，一个机会来了：中国旅行社的一个朋友为他设法买到了去上海的长江轮船船票。虽然这时萧珊已经怀孕，但估计她的临盆期还在一个半月后，为了急于想了解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陆蠡的下落，和三哥李尧林的病情，巴金终于还是先回了一次上海。
他到上海是当年的11月1日，离胜利消息传出来的时候还不过两个多月，但国民党的上海接受大员已经把上海闹得天翻地覆，给在沦陷时期吃了四年亡国奴苦头的上海人民，又带来了新的灾难。巴金一到霞飞坊59号家
里，看到了三哥李尧林，只见他脸色苍白，形容枯槁，病倒在床上。问他是否一直这样躺着，他却说他才躺倒两天，病势不重；不像上次患的肋膜炎，症象凶险，幸亏邻居索非一家帮助照料，总算度过了难关。当晚，兄弟两个人睡在三楼同一间屋子里，尧林兴奋得话都说不完，巴金也以能看到三哥是他这次回沪最大的快乐。但是他看到三哥瘦得可怜，还是劝他少讲话，建议他以后再花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话分几次讲完。三哥觉得自己身体还不错，巴金看到他精神振作，每天早上量好体温，总是高声说“好多了，好多了”，也就相信，估计只要好好休息，增加营养，三哥的健康可以恢复。
这时朋友们知道巴金回沪，来看他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首先是他去文化生活出版社找到了一些熟人，追问陆蠡失踪的经过。1941年巴金在成都时就听到陆蠡遭到敌人逮捕的传说，到了桂林又听说他入狱后下落不明，以后一直打听，总是得不到确实的消息，有时朋友们见面，在静夜里围着一张破旧桌子，又难免谈起这个忠诚老实的朋友，为这个痛苦的传闻而焦急不安，总以为抗战胜利后，他能从狱中放出来。但是直到现在，还不曾见到他的影踪。后来吴朗西从留在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人员吴培炘那边听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侵略者进入了上海租界，受日方控制的捕房派人到福润里出版社来逮捕陆圣泉（即陆蠡），但是他们没有找到他。陆蠡得知消息后，就去找朱洗商量。朱洗是法国留学生，他相信法国人可能同情我们。陆蠡也认为如果他不出面，可能累及旁人，已经受到抄查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可能损失更大，就自己跑到法捕房去讲理，不料他到了法国捕房即刻就被移交给公共租界中央捕房特高科，这样就等于进入虎穴了。当晚9点钟，社里同事吴金堤、朱洗、吴培炘带了点心去看陆蠡，陆蠡似乎神色安详，但敌人却不许他讲话。此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他。只听说他被转解到日本宪兵队，虽多方营救，再没有确实消息了。”当时巴金连这样的经过，都不曾听人谈起，他只听见有人传说，陆蠡被捕后，口供强硬，他承认他自己是爱国者，对敌人说，汪精卫是汉奸，“大东亚战争”必然失败。敌人就把他杀害了。
巴金回想到他和陆蠡、朱洗在过去一个时期曾经聚在一起，他们在书店客厅里往往谈到夜深，有时甚至谈到宵禁的时间来临。陆蠡虽然貌不轩昂，语不惊人，却总是埋头工作，不求人知。他的朋友不多，但如与他结识，他总是披肝沥胆地忠诚待人。他很有写作才能，写出东西却不肯轻易发表。巴金认为他自己活着这么多年，认识了不少的人，但像陆蠡那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生命的人，还是见得不多的。他对陆蠡下落不明，感到非常悲痛，他希望有一天陆蠡能出人不意地回来，但看来这个希望越来越少了。
他在这次回上海的一个多月时间中，为了找寻陆蠡，问了不少人。那天，和他住在一个弄堂（霞飞坊）里的夏丐尊来看他了，夏是个长者，开明书店编辑业务的主持人，战前《中学生》杂志和《新少年》半月刊的社长，也是意大利名著、当时畅销书《爱的教育》的翻译者，他与巴金虽然过去来往不多，但他主持的开明书店曾编辑出版了巴金的许多作品，巴金对他是非常感谢的。这次来看他，因为他们经过八年抗战，都有不同经历，夏丐尊在上海长期蛰居，洁身自好，但在抗战胜利前一年，也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同时被捕的还有许广平、柯灵、李健吾等作家。夏丐尊问了“大后方”一些熟人的情况，接着巴金也谈起陆蠡的下落不明。夏丐尊说，一进日本宪兵队都难免受到敌人的刑罚，侥幸不死的大都受到刑伤，他与其他几个作家都没有例
外。巴金见他身体不好，脸带病容，知道他在沦陷时吃了不少苦。谈到胜利后的眼前情况，夏丐尊和巴金一样，对国民党都不抱什么希望。他在巴金家坐了一个钟头就回去了，这是巴金见到这个老人最后一面，因为第二年4月间，巴金还在重庆，夏丐尊就去世了。据说他逝世时，曾对开明书店的同事和老友叶圣陶慨叹说：“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
巴金在这时期对筹备恢复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业务，作了一些部署。但也就在这时，三哥尧林的病势加重了，虽然巴金曾千方百计为他增添营养，订牛奶，搞鸡汁，甚至为他奔波到处想办法弄到“新会橙”，但是尧林体质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对这一点，巴金起初并不曾注意到，因为尧林自己一直说他的身体还不差，后来有个朋友提醒巴金，要他劝说尧林住进医院去，巴金对三哥劝说了几次，但是尧林还是不接受，后来拖延不了，就说：“过两天再说。”巴金不忍勉强三哥做他自己所不愿做的事，就又只好让他拖延了两天。最后尧林自己也觉得不行了，承认“这几天连起床大便，都没有气力了”，这才让巴金把他送到了一家环境比较幽静的医院里。这家医院的病房，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面前的花园；关起房门，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这样的环境虽然很符合李尧林爱静的性格，但他已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享受这样的生活了。尧林在病房里只静静地躺了七天，有一个晚上，巴金整夜陪伴着他，怕他寂寞，或者需要什么；当巴金守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说《火》的校样，到了半夜，却听见他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巴金问他要讲什么，他说“有很多话要讲，只讲给你听”。巴金劝慰他，要他好好休息，他叹口气说：“来不及了。”好像不认识人似的，翻了一翻眼皮，又闭上了眼睛。第二天早上就又清醒过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病痛似地既不呻吟，也不叫喊，像平时为人一样，一点没有什么要求似的，一边说着“蛮好”，一边就这么睡着，非常沉静。但是就在两天以后，一个早上，医院忽然来了电话，一个在那边轮值陪夜的朋友对他说“三哥完了”。巴金站在电话机旁竟一时愣住了，他万想不到三哥会那么快离世。等他赶到医院，只见病房的门没有关上，护士、工人在来来往往进出着，尧林在床上已让人们用白色被单盖上了。巴金把三哥头上的面纱揭开，只见他的脸又黄又瘦，想不到一夜之间竟老了那么多。
巴金流着泪把尧林的遗体移送到上海殡仪馆入殓。来向三哥告别的朋友不多，大都是这几年在上海认识的友人。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担任英文教员十年，一些了解他的同事和青年学生这时都不在上海。巴金想起廿二年前，他与三哥一起从成都出来，三哥一直关心他，即使在生活极度困难的读书求学期间，也总是把自己做家庭教师得来的仅有的几个零用钱，分给他使用。三哥毕业后，找到了职业，这时大哥服毒自杀了，他就主动地挑起维持老家生活的担子，按月寄钱到成都去。生活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看电影是他寂寞的生活中仅有的乐趣。他没有结过婚。战前巴金曾到天津关心三哥的成家问题，而他总是说：“这有什么办法。”他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的多。1939年他从沦陷了的天津逃到“孤岛”上海，巴金原想让他安安静静地就此休息几年，哪知他勤奋地从事翻译工作，译了冈察洛夫的长篇《悬崖》，一部中篇小说《阿列霞》，一本三幕剧《战争》，一本法国通俗小说《无名岛》，还留下两部未完的译稿，——冈察洛大的《奥勃洛莫夫》和威尔斯的长篇小说《莫洛博士岛》。巴金觉得三哥像一根火柴，给人带来光和热，而自己却卑微地毁去。三哥教书教了十年，许多学主都在背后敬爱地谈起他，感激他
对他们的循循善诱，精心培植，而他却一无所求，从不惊扰他人俏俏地离开这个世界。
巴金把尧林葬到虹桥公墓。尧林生前曾在上海智仁勇女子中学兼课，五个学生在他墓前种了五棵柏树。巴金在墓地周围徘徊了半天，他感到寂寞。他不能忘记善良的三哥给他的印象。他记得上次在离开“孤岛”上海去昆明时，三哥把他送到驶往海防的轮船上。船开了，他站在甲板上向三哥挥手，三哥在岸上微笑，而站在三哥旁边的还有另一个人，这就是陆蠡，他也向着巴金微笑。而现在，仅仅不过五年时间，他们两个人都离开他了，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多么匆促的手足之情，多么短暂的友谊！但是他们的为人，他们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要多的无私的情操，是多么使人难忘！
在把尧林遗体葬到公墓以后的第三天，巴金就离开上海，重又赶回重庆。在旅途中，他回想这一个月在上海的生活，感到悲哀、惆怅，又十分疲劳。而到了重庆，萧珊已经住进重庆宽仁医院，临盆在即。12月16日，他们的女孩出世，明亮的眼睛，惊奇地望着世界，一半像她父亲，一半像她母亲，这使巴金和萧珊都非常高兴，但是巴金还是忘不了他的三哥，他把这个女孩叫“小林”，为的是纪念尧林。同时他还给她个学名，叫“国烦”。
这时中国老百姓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确都处在国事纷乱的烦恼之中：国共两党的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刚刚公布，三天以后人们就发现蒋介石正向他的部下发布“剿匪”，要他们“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册》，督励所属，努力进剿”。接着，何应钦在广州召开“剿匪”会议，声称：“国共现虽进行谈判，但绝不能因此对共产党有丝毫宽恕，今后对广东方面之共匪必须彻底肃清，一个也不许放掉”。11月间，他又来到北平发布紧急命令，命令他的军队分兵三路，进攻张家口、承德、沈阳。隔了一个星期，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这就引起重庆廿七家杂志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不要内战！”并要求美军退出中国。重庆的工商、文艺各界也派出代表五百多人举行反内战大会，当场通过成立反内战联合会。12月1日，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宪警武装镇压，教师学生多人被枪杀。巴金和郭沫若、茅盾等十八人联名致电昆明各校师生，为反内战中被难烈士表示悼念……
就在这样一个时刻，周恩来又和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陆定一组成中共政协代表团，再一次由延安乘飞机来到重庆，参加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政协代表团提出三项办法提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的一切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办法解决；（三）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实地考察，随时报告事实真相。
1946年的新年来临了，国共谈判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获得了一致的意见。不久，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到1月底会议结束，通过了关于军事、宪草、和平建国、政府组织和国民大会等各项问题的决议。看来似乎局势比较稳定了，但是潜在的矛盾并没有消除，相反，斗争更尖锐，更复杂，更隐蔽了。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在停战令下达前，抢占战略要点。于是以承德为目标，分三路向热河进攻。正当重庆二十多个人民团体一万多人在较场口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时，国民党派特务五六百人捣毁会场，并打伤大会主席团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余人，许多人还遭到逮捕。
较场口事件引起全国人民愤慨，“要和平，反内战”的呼声在各地普遍响了起来。
有一天晚上，周恩来又应邀到重庆张家花园文协来向大家讲话。这次他介绍的是延安文艺工作者怎样为工农兵服务。他举出了一些重庆文艺工作者所熟悉的作家名字，讲他们怎样和劳动人民接近，到农村熟悉农民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心灵，自己怎样改变思想，写出了为群众所欢喜的作品。周恩来讲的事情，重庆的许多文艺工作者过去都不曾听说过，他们觉得非常新鲜，也很向往有这样一个环境，有一天也能使他们自己与劳动群众在一起，心连着心，然后写出自己过去从未接触过的题材的作品。他们嫌弃眼前苦闷的生活，迫切要求改变现状，所以会场内虽然被邀请听讲的人数不多，但大家思想很集中，场内很静，大家几乎全是屏息静气听着的。巴金没有例外。他从少年时代就追求有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现在，与劳动人民共同生活，这就意味着没有等级，没有贫富悬殊，没有人被奴役，没有人被欺凌，这很符合他的理想。他从心底里被周恩来所描写的解放区知识分子生活所吸引住了。同时，他也从周恩来的介绍中，了解到这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他特别从周恩来所谈到的欧阳山写《高乾大》的事迹中受到感动，他觉得他的老友欧阳山走的路子很新，他很怀念他，虽然他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但何其芳、刘白羽从延安来，他们也是巴金的老朋友，他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巴金觉得自己的眼界开阔了许多，他很想丢开他写惯了痛苦生活的笔，同旧的生活决裂。
周恩来的讲话绪束，夜已经很深了，虽然重庆的夜幽黯而惨淡，但这一夜巴金的心头却充满了温暖，他怀着尊敬的心情陪着周恩来走上张家花园通大街的一级一级的石板坡，当时周恩来披着一件旧的黑大氅，慢步走上山坡，巴金想到白天听人说中共代表团可能在最近由重庆到南京去，就问他何时成行，周恩来说他明天就走，还说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然而还是要谈下去，这样可以向人民揭露他们企图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巴金说：“斗争很艰巨，希望多多保重。”周恩来却满有信心地说：“只要坚持斗争，人民一定胜利。”说完，他跨上最后一个石级，与巴金打了个招呼，就同陪他的那个同志一起上车走了。
巴金看到周恩来上车离开，他在黑暗中突然感到非常孤寂。那是1946年5月2日的一个夜里。第二天傍晚，重庆的晚报就登出了一条快讯：“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秘书长齐燕铭、王炳南、《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等及随员四十五人由重庆飞抵南京。”
这个时期，在抗战中来重庆的“下江人”，已陆续分批返回长江下游的各大城市，重庆的人口锐减。化龙桥边再也不是前些时候载歌载舞、爆竹连天的景象了。
过了半个月，巴金也离开了重庆。这不仅因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正需要他去重整旗鼓；而且他的萧珊也已经在4月底带着他们的女孩小林先回到上海。霞飞坊59号的三楼和亭子间正空着，等待着它们的主人去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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