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在上海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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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这次回到上海，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庭——除了他自己，还有他的爱人萧珊，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小林，——那比过去在上海作单身汉时代，当然感情更有所寄托了。虽然，这时在战前常在一起的好朋友，已有不少人离开了上海，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经常相聚在一起，相互谈笑，一起工作，一起谈论时局了。黎烈文、索非已远去台湾，黄源早去苏区参加新四军，曹禺、老舍则赴美国讲学。章靳以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眼前还来不及随校返沪。只有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唐弢等几个战前熟人，在抗战时期一直蛰居在上海，现在终于久别重逢。郑振铎在沦陷期间，从不公开露面，却暗中为保护国家文物，免被敌人劫夺，做了许多工作；1945年12月，抗战胜利后的第四个月，在郑振铎主持下，成立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那天巴金还不曾返沪，但大家仍把他选为理事。那天的会是在江西路金城银行六楼举行的。会场是由在金城银行工作的诗人王辛笛介绍的。会议的主席是郑振铎，他说：“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的名称，因抗战已经得到胜利，已通知把‘抗敌’两字取消。在抗战中，文协的总会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很大，我们上海分会由于上海处在敌占区，所以到现在才成立，今天许多人从战场上和大后方回来，与备尝沦陷之苦的上海作家、艺术家重聚一堂，互相慰问，好像一家人破镜重圆，情景是非常使人感动的。我们上海作家中如许广平、夏丐尊、李健吾、柯灵等，都遭到过敌伪逮捕，审问拷打，吃了不少的苦。其中陆蠡被捕后至今还生死不明。这种苦楚，在后方的作家们也许并不知道；而后方作家几年来颠沛流离，也恐为上海作家所不能想象。‘文协’在抗战中最大的好处是它不分派别，团结对敌。这样的精神，今后还要贯彻下去，因为它在各地都有分会，包括延安在内。这是一个足以表示团结的组织。现在已有十几个会员从重庆回到了上海，不久可能还要增加，将来上海有可能要成为总会。我们要做的事，最要紧的是对内谋国内和平团结，反对内战；对外谋世界各国的和平团结，反对待强凌弱。”这次到会的有六十多人，其中被选为理事的，除了郑振铎和巴金，还有许广平、李健吾、柯灵、唐弢、夏丐尊、夏衍、于伶、顾仲彝、赵景深、张骏祥、叶以群、葛一虹和姚蓬子。其他到会的，还有徐调孚、王辛笛、佐临、郭绍虞、顾一樵、蒋天佐、凤子、孔另境、杨绛、索非、赵家璧、魏金枝、朱雯、师陀、唐纳、钱君匋、周建人、崔万秋等，他们中有的被选为监事，有的被选为候补理事。
上海文协成立不久，即1946年初，在上海经营钱庄的刘哲民，因为与柯灵在抗战时期患难相共的良好友谊，战后就接受柯灵的建议，办起了一个“周报社”，由柯灵邀请他的老友唐弢一起主编《周报》，受到群众很大的欢迎。后来就发展成为上海出版公司。这家出版公司在陆续出版了诸如唐弢编的《鲁迅全集补遗》、景宋的《遭难前后》、郑振铎的《蛰居散记》、钱钟书的《谈艺录》、柯灵、师陀合著的《夜店》等书之外，还另外创办了两本刊物。这就是施蛰存、周煦良联合主编的《活时代》和郑振铎、李健吾联合主编的《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主持《文艺复兴》编辑工作，虽然并不拿工资，但是他们为了想把上海三十年代文艺事业兴盛局面恢复，在组稿工作中是很努力的。他们在创刊号上不但自己动笔写稿，组织到茅盾、杨绛、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郭绍虞的论文，而且把巴金的长篇小说《第四病室》连载了。上海读者与大后方作家隔绝八年，渴望能读到战前在上海的一些作家的新作，
特别象巴金这样作家的作品。所以，《第四病室》一经刊出，《文艺复兴》创刊号像《周报》一样，顷刻被抢购一空。但是，巴金原答应《第四病室》让赵家璧新办的晨光图书公司出版发行，而且赵家璧已经在重庆打好纸型，准备运上海印刷了，巴金没有想到自己的原稿让一个朋友顺便带到上海后，会在《文艺复兴》上开始连载，因而赵家璧一到上海，了解到这件事，就向郑振铎、李健吾两位老朋友打招呼，请他们中止连载，因为全书即将在上海印行，继续连载就不好了。巴金回沪才知道事情经过，觉得很对不起《文艺复兴》读者，便答应李健吾，要将自己已在重庆开了头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寒夜》赶写出来。
他几乎把1946年下半年每个晚上的时间都用在《寒夜》的写作上。那个时候，人们在抗战胜利初期满腔欢腾的心情已经消失了，接着看到的是接收大员的耀武扬威，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投机奸商的丧心病狂，和哀哀小民的忍饥挨饿，卖儿鬻女。上海市场一片混乱，人民日益不满。
7月初的一个深夜，巴金从梦中被孩子的哭声吵醒，看到萧珊把孩子从小床上抱起来喂奶，过后孩子又睡着了，萧珊也又重新入睡。但巴金却再也睡不着，他起床站在窗前，望着窗外已经完全进入睡眠状态的弄堂，忽然被一种思绪所困扰。他记得六年前，上海还处在“孤岛”时期，当他把《秋》赶写完毕，决定离沪的时候，他也曾在一个月夜望着这条弄堂，那时他对现实是抱着多么坚强的信心，虽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已经把魔爪伸到我们祖国大陆的心脏间，他也有满腔悲愤，只是希望之光还在他的眼前照耀。而现在八年抗战得到最后胜利，自己又回到上海原来住的地方，而希望却又到何处去了？他感到困惑，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心情使他痛苦。就在这静寂的夜里，他忽然隐约地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哭声，那是老人的，也是青年的，更是妇女的哭声，好像到处都在向他提出抗议：“八年前，你要我们寄托希望，相信未来，要我们把一切都贡献给抗战事业。可是现在胜利了，希望在哪里？独立、民主、自由又在哪里？你骗了我们，骗了我们！”巴金听到耳边这样的责问，警觉到那是一些在抗战中牺牲受难的人们的哭泣，那些在战时被炸弹炸掉了手和脚，甚至头颅和身躯的人们的哭泣。他感到浑身打颤，却无法回答这些冤魂的提问。眼前，坏人享乐，好人受苦，物资为少数人掠夺，而多数人却一切都感到缺乏。官僚发大财，投机家获巨利，汉奸摇身一变成为巨商大贾，甚至重又登上官场，捞取人民血汗，这是使人多么悲愤的世界！他想到这里，感到十分痛苦。他反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还不站起来，揭露黑暗，争取民主，独立和自由；为什么我们只躲在黑暗里伤心哭泣？”这时，他忽然听到远处鸡鸣，原来天已快亮了。他开始摊开稿纸，把半年多前曾开过头的长篇小说《寒夜》，重又执笔写起来。当时正值盛夏炎暑，上海天气非常热，他长了一身痱子，苦不堪言，但是仍坚持不辍地写下去，一直写到这一年冬天。
《寒夜》里的人物，对他说来是十分熟悉的。不论是汪文宣，还是汪文宣的妻子曾树生，或者是汪文宣的母亲，他们在他的生活里早已存在很久了，他确实非常熟悉他们：汪文宣在大学念教育学时，在他的脑海里充满着他自己对现实的理想。从他善良的意愿出发，他准备救人济世，使人们普遍得到幸福。但是一进入社会，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这里是官僚和资本家当权的世界，是投机家的乐园，阴谋家的竞技场，一个忠厚的知识分子很难找到出路，只有在这里沉沦。他的生活越来越苦，地位越来越低，从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技能在这里并没有用处，这里却另有一套“知识技能”需要学会，
这就是怎样钻营，怎样排挤别人，怎样爬到别人头上，啃别人的骨头。而汪文宣在这方面一点本领都没有。为了求得一家有口饭吃，他逐渐变成一个胆小怕事、只求苟安、见人低头、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原来的“理想”烟消云散，最后落得患肺病、失业、咯血而死。他的妻子曾树生也是教育系毕业的大学生，同样也有自己的理想，也想“为教育事业献身”。但是一进入这样的社会，她只有靠自己的美貌在一家银行里被人家作玩物，充当“花瓶”。这不是她的志愿，她也不愿这样生活下去，但为了挑起养活一家人的半个担子，她又不得不这样做下去，她只怨她丈夫没有用，但又可怜他老实，恨他不给她“自由”。但当她离开了丈夫，以至丈夫因贫病死去，她的“自由”来了，却仍无法得到“自由”的快乐。这就是她面临的社会。她的婆母也是好人，但是她对能挑起半个家庭的担子的媳妇，却恨之入骨。她看不惯曾树生花枝招展地打扮去侍候她的上司，但又无法不用媳妇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人。她们两人的矛盾集中在汪文宣身上，使汪文宣在社会上所受到的痛苦之外，再加上家庭中所受到的痛苦，双重的压迫使他不能不向命运老人交出自己的生命。一家四口人（一个是十三岁的儿子），个个都是好人，但是社会给他们带来矛盾，带来悲剧。这就是抗战胜利来临前的社会，这就是寒夜，这就是“的确太冷了”的重庆寒夜。
这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是继战前茅盾《子夜》出现后，我国长篇小说艺术的另一个高峰，也是巴金本人不论从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圆熟阶段的卓越之作。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无疑是个巨大的丰碑。它是怎样完成的呢？在完成过程中，巴金曾想起一些什么呢？
他写这部作品的生活基础，就是他亲身所经历过的重庆寒夜，“富人享福，穷人受欺”，他对这个社会太熟悉了。甚至汪文宣一家四口人住的地方，也就是当时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在的那幢大楼，巴金住在楼下，江文宣住在三楼。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结局，都在巴金生活的周围。故事开头的写作，也正是在巴金所住那间有老鼠臭虫肆虐的楼梯下的小屋中。回到上海，在霞飞坊59号三楼继续写这部作品时，虽与重庆民国路这幢大楼离得远了，但几年来“寒夜”生活的深刻体验并不曾在他的脑海里淡忘，街上的那家冷酒馆，街角的那家咖啡店，以及附近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对他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而汪文宣，这个人物他更是非常熟悉。他觉得汪文宣有时像是那个在正中书局工作过的散文家缪崇群，有时又像在临死前还在追求“生的欢乐”的自然科学家陈范予，有时则像拄着拐杖走路的小说家王鲁彦，他们都是他非常亲近的老朋友，虽然他们生前的经历与汪文宣并不一样，但他们的生活，他们所走的坎坷道路，却是这样的相似。他们都是善良的知识分子，有善良的愿望，但在社会上却受欺凌，受压迫，为生活所逼，走投无路，最后都不免患肺病咯血死去。巴金甚至有时以为汪文宣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他想如果他不是因为有某些机缘，使他从事现在那样的工作，他也完全有可能后来变成汪文宣这样的人物。因为汪文宣这样的人在当时社会里太多了，他生活中所产生的矛盾，和他悲惨的结局，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命运。
巴金写这部小说，写得很快，也写得非常顺利，比写《火》的三部曲不知痛快多少倍，好像小说里的人物与他在一起生活，一起流泪，一起叹息。每个晚上，他总觉得自己又回到重庆的民国路上，他看见人们因物价飞涨而愁丧了脸，因生活苦闷而不断喝酒，因心境恶劣而借细故发脾气，吵骂，打
架，自杀……
《寒夜》是在1946年8月出版的《文艺复兴》第3卷第1期开始连载的，当时是边写边登。1946年12月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就把《寒夜》写成。因此，1947年1月出版的《文艺复兴》第3卷第6期也就把这部长篇连载结束了。
当时，许多作家、艺术家包括巴金、叶圣陶、靳以、肖乾等人在内，已经从重庆等地陆续回沪，其中还有曹禺和老舍。他们两人离国赴美前，上海文协曾在福煦路（即今延安中路）九星大戏院召开了一次上海文艺界欢送他们出国的大会，在大会上他们两人都作了一些富有感情的讲话，老舍的话更是嘻笑怒骂，生动幽默，对鼓动内战、压迫人民的反动派进行了无情的讽刺。
老舍在抗战时期一直是主持文协工作的驻会代表，他在重庆与巴金也是相处得很好的朋友，在巴金的长篇小说《电》出版时，他曾写过一篇评论文章，肯定这部小说的人物“像水晶一般的透明”，文字“非常利飕，清锐可喜”之外，其中还曾谈到他与巴金的友谊，他说：“巴金兄是个可爱的人。他坦直忠诚，脸上如是，心中也加是。我只会过四、五次，可是第一次见面就使我爱他。他的官话，要是我给打分数，大概过不去六十分。他匆匆忙忙的说，有时候我听不明白他的话，可是我明白他话中夹着的笑；他的笑是那么亲热，大概无论谁也能觉到他那没能用话来表现清楚的一些热力，他的笑打入你的心里。”在巴金的女儿小林出世时，老舍知道巴金还给她按着大家庭的“火”字排行取了个名字叫“国烦”。老舍为此给巴金直率地提了意见，他说：“国烦，国烦，好难听，国家的事儿已经够叫人烦躁了，你还给孩子取那么个名字！”巴金接受他的意见，所以后来巴金和萧珊对那女孩总把“小林”叫上口，不大用“国烦”那个名字了。
巴金对这些离沪的老朋友，都忘不了他们对他的美好的感情。不仅对老舍、曹禺，他也想念当时去了台湾的周索非、黎烈文，以及曾经在法国一起度过两年留学生活的老友吴克刚。大家知道，当时我们刚把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收回，那边需要大陆大批知识分子前去参加建设。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本着热爱祖国、热爱建设事业的无可非议的真诚的心，前去这块脱离祖国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土地参加各种工作的。
索非是巴金青年时代的朋友，他从法国回来后，一直与他住在一幢房子里，在上海几次迁居，都不曾把他们分离。在他战时离沪奔赴“大后方”的时候，索非夫妇一家一直为巴金照料着病中的三哥李尧林。当尧林在医院去世时，索非夫人还由此失声痛哭，巴金感谢他们夫妇对他们兄弟两人的长期照顾。他衷心期望他们的家庭得到幸福。但是不幸的是索非夫妇去台湾后不久就离异了，巴金曾为此感到难过。
去台湾的另一个朋友黎烈文，则是巴金在1933年夏天认识的。那时黎烈文在编《申报》的《自由谈》副刊，托人向巴金约稿，巴金以后也就成了它的作者，并由此与黎烈文相识。当1935年12月巴金从日本回国，从事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工作的时候，黎烈文也就成了《文学丛刊》和《译文丛书》的组稿对象。他们两人的感情和共同的语言，是建立在对鲁迅的一致尊敬上。而历史也将证明他们的业绩。正是由于巴金、黎烈文及其同伴们如靳以、黄源等人在鲁迅感到“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的时候，他们以自己的认真工作和对工作切实负责的态度，使鲁迅得到安慰，并从他们那里汲取了力量。当鲁迅发觉这些正直的有成绩的青年作家受到不应该有的冷落时，他就出来
支持他们，让他们也有对时事发言的机会。因此，巴金与黎烈文的感情，还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境遇上。他们曾经在鲁迅的支持下，合作起草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达他们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抗日意志；后来他们又与黄源、靳以、孟十还等分头编辑期刊，虽然并不是每个人对各个政治问题都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他们所编的刊物《译文》、《文季月刊》、《中流》与《作家》，在当时却都是在鲁迅的旗帜下前进的。黎烈文为了编《自由谈》，发表鲁迅、茅盾和其他进步作家言论，遭到反动派的排挤，编《自由谈》而缺乏自由，最后只好辞职。后来他编《中流》半月刊，又终于与《译文》、《文季月刊》、《作家》一起受到战事的影响，不得不停刊，改出联合刊物《呐喊》。抗战胜利后，黎烈文从福建到台湾，进一家报馆原想重操旧业，哪知没有多久，就又因为要“自由”而得罪了上级，不得不又“自动辞职”，进台湾大学教书。
听说台湾是个美丽的岛屿，同时考虑到文化生活出版社能不能在台湾建立一个分社，巴金曾在1947年初夏，应台湾几个朋友的邀请，去了一次台北。
他到了那边，住在老友吴克刚家里，当时吴正在当地担任图书馆长。尽管他们相别几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差距比在法国时也许更大，但作为一个善良的人来说，相互之间的友谊是不会忘记的，何况吴克刚也不过是一个图书馆长，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也不真是属于“官”字辈。巴金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但住的还不过是一间极普通的房间，吃的也不过一般菜肴，出游也得乘公共车辆。他也会见了另外一些老朋友，如黎烈文和索非，他们的生活境遇自然比吴克刚更差。黎烈文虽名为“教授”，生活却不宽裕，要维持一家每日三餐，他除了教书，还得业余从事译书工作，介绍法国作家的作品，因为他和巴金一样，也到法国读过书，懂得法文，他就在这时把自己译的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集译稿，交给巴金，让他编进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译文丛书》里去。黎的夫人雨田，也是一位能写能译的作家，巴金也经手编发过她的作品。在巴金到台北作了半个多月的客，回沪以后，不久黎烈文来上海，他也在上海住了将近三个星期，得与一些老朋友重聚，使他后来在回想起来，像有一串记忆的珍珠，挂在他的心灵上，足以使他数述遥远的可贵的友情。他回去以后，不但给巴金写信，感谢上海的朋友们给他以“这次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个星期”的旅行；他与巴金经常通信，直到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从未忘怀这个平时很少发脾气的友人，他是这样豁达坦率，这样心无芥蒂，容易相处。巴金不能容忍别人对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误解，当然他更反感别人不负责任地给他随意在头上泼污水。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想在台湾设立分社的计划并没有实现，当巴金从台湾回来后，曾又请他的兄弟李济生按着他的脚印去过一次台湾。那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当时正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分社工作的李济生来到了上海，他住在霞飞坊他哥哥家的二楼房间里。这个房间原是巴金的客厅和餐室，日常在这里接待朋友的来访。现在，李济生在这里晚上用行军床搭个铺，把它当作卧室。他在这里先住了一个月，受到他四哥和嫂嫂萧珊的热情款待。一向跳跳蹦蹦天真活泼的萧珊，现在俨然成为上海一个中等人家的家庭主妇，她早上买小菜，中午带领一个褓姆烧饭做菜之外，白天还得把主要的精力花在抱小孩上。女孩虽然比较文静，周岁多的婴儿毕竟娇嫩，所以萧珊在她的身上确实花了很大的心力。李济生看到四哥和嫂子在家里过得幸福，心里也感到痛快。他在抗战后期曾在桂林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湘桂大撤退时，
带了一大批纸型逃难，也该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个有功之臣，他不但在银行工作过，很有经营管理的本领；而且也有一定的编辑经验，曾与许多作家打过交道。这次他到上海，开明书店的叶圣陶、范洗人、章锡琛还在书店宴请郑振铎、巴金和他三人。席间谈起到台湾开展出版业务，大家都建议济生不妨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在那边设立个分社。李济生不久去到台北，他像他哥哥那样，晚上在吴克刚家中借宿，白天就到有关朋友处走访办事，发现在这里办出版社首先是难以找到适当的房子；其次，看来当时台北刚回归祖国，当地人民长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中文书籍对他们当时情况说来似乎还不是十分急需，特别是新文学书籍销路恐不会很大。这样，他回沪后把了解到的实情一谈，巴金他们也就把原先的打算取消了。
李济生去台北时还找过在台湾师范学院教书的张易，向他带去巴金的嘱咐，要他向台湾大学的文学院院长钱歌川打个招呼，请尽量照顾那个原系“部聘教授”马宗融的情绪。因为马宗融那时刚刚从上海去台大任教。他原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后来随学校迁回上海，因为同情学生运动，在校务会议上拍桌怒斥学校当局不该让军警进校逮捕同学，结果被学校当局无理解聘。马宗融为人豪爽，爱真理，重友谊，嫉恶如仇，凡是他看不惯的事，他就要发议论，而且没有保留，从不计较什么后果，因此不免处处得罪人。在平时，巴金曾经替他担心，因为知道他性情耿直，同其他教授相处并不十分融洽，虽然他在文艺界知心朋友不少，而在学校里他越来越显得孤单，所以曾劝他注意工作方法，一方面支持他为真理斗争，另一方面也劝他对人对事还该从实际出发，分别对待，耐心地做工作。马宗融到了台北，虽然生活还算安定，但他新来乍到，朋友不多，却很关心上海学校的斗争，对现实感到不满，经常借酒消愁，身体变得很不好，偏又碰到台大中文系主任、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在家中被人杀害，他听到这消息，更是悲忿，曾亲赴刑场去看当众处决凶手，回来后又拉着一个好友喝酒骂人。巴金知道后，又写信劝慰他，但远道的友情竟无法解除他精神上的苦闷，他的酒越喝越多了，终于病倒在床上……
那个时期，在《文汇报》担任驻渝记者的黄裳从重庆返回上海。他过去曾寄过一本书稿给巴金，并作了自我介绍。巴金很赏识他的才华，把他的书稿编入了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个《丛书》里，这就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集《锦帆集》。1942年冬天黄裳曾在重庆找过巴金，却没找到，因为巴金到桂林去了。1944年夏天他又去桂林文化生活社看望巴金，不巧又没见到，直到1945年秋天，抗战胜利后，才在重庆见到巴金。他这次回沪见到巴金时，才知道他的老师李尧林已经去世了。黄裳无意中却从巴金女儿小林的侧面，看到了李尧林先生瘦削的影子。
巴金欢喜买书，他有许多共同爱好买书的朋友，如李健吾、唐张、陈西禾、黄佐临等，其中还有黄裳。但黄裳爱买中国古籍的线装书，而已金买的却多是外文版；日书。买外文版旧书的爱好，是巴金在法国和日本时形成的。胜利后到了上海，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不仅在文化街福州路，而且在静安寺和霞飞路一带的许多书摊，留下每次世界政局变动后，外国人离沪时卖出来的大批书籍。巴金买的不仅有英文书和法文书，还有俄文书、日文书和德文书。他的博学，使他的买书范围非常之大，内容除了文学艺术部门之外，还有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社会方面的东西。他的买书爱好，还影响了他家庭的陈设布局，三楼卧室除了靠后角落里的一只铁床和朝东临窗的一只写字台外，中间全部成为玻璃书橱的领地，人只能在书橱与书橱之间的一个
弯弯曲曲的通道上行走。此外，亭子间也是他堆书的地方。二楼房间则是他的餐厅和会客室，来访的人们常常看见他从三楼把眼镜挂在额上，挟着一本书，嘴里念叨着什么，一步一步走下楼来。
当然，他偶然也买些中国古书。从幼年起，他就开始读旧诗和古文，以至人到中年，对某些古籍还能倒背如流。有时饭后和熟人谈笑，一时兴起，他还能背诵出通篇的《长恨歌》、《琵琶行》之类的长篇古诗，偶尔于谈兴正浓之时，还托黄裳什么人给他买些唐诗选本，黄裳就曾给他买过一本棉纸印的明万历刻本《批点唐诗正声》。
买书是件愉快的事情，但是那时还有一种苦却叫人忍受不了。那就是由于物价飞涨，物价今天与明天不一样，甚至上下午都有不同，这就使上海人民不得不考虑把自己每月工资的收入，一拿到钞票就得上街去兑换成银元，这样才能保值。即使像巴金这样的大作家，为了维持一家生活，在这个时候也无法例外。开明书店给他的稿费（版税）最初是每隔二个月绪算一次，后来改为半年结算一次。由于货币贬值，有一次巴金领到稿费，只够他喝两杯咖啡。因此，每次稿费到手，他和萧珊都不能坐视这些钞票贬值，这样，也就学会到霞飞路（当时已改称为林森路），去买卖“大头”（银元），巴金一上街也总要注意一下烟纸店门前挂的银元折合法币的牌价。在料理这些家庭琐务的过程中，黄裳有一次也曾为萧珊做助手，因为物价一天一个样子，到书店领取版税，取到支票，必须立刻到银行里去兑现，然后领到用线绳扎起来的一捆捆钞票，跳上三轮车，再到市场去换成银元，或直接去购买家庭日常用品，这就不能不是日常生活中一场紧张的战斗。
在这些为生活所纠扰的日子里，经常给巴金家日常事务帮助的，还有顾均正夫妇。顾均正是开明书店的老编辑，他曾在三十年代与索非同住在狄思威路的麦加里，因而也与巴金认识。后来他们又几乎在同一时期搬到霞飞坊，虽不在同一幢房子里，却住得很近。巴金每次回家，总要走过63号的顾家后门口。顾均正为人正直忠厚，和开明书店许多老编辑一样，只知埋头工作，而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又总是露着淡淡的笑容，很少为个人生活问题发牢骚。巴金有事找开明书店，常托他带口信去，他总是很负责的把事情办好。他们两人经常见面，但长谈机会却不多。均正夫人则经常出点子帮助萧珊把家务做好。那时有什么紧张物资在街上供应，巴金家也常靠均正夫人通知。这时原也住在霞飞坊的夏丐尊已经去世，他老人家临死时曾向老友叶圣陶发出过一声感叹：“胜利，究竟是啥人胜利——无从说起！”这句话已经通过报纸，成为上海人民的共同感叹。顾均正与巴金在弄堂里见面，谈起面临的越来越不像样的市场情景，也不免说一声“胜利，究竟是啥人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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