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不平常的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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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很容易消逝。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起来，竞恍如隔世，似乎一切离我们都已经十分遥远了。
一九四九年初夏。在上海，路边的柳枝刚从嫩青转向新绿，杨梅和批杷，却已经上市。随着解放上海的炮声停歇，市区嘈杂的叫卖声，又渐渐地响了起来。显然这个窒息了两天的大都市，它的心脏并不曾因为经过一场战乱而停止跳动。虽说暑期即将来临，气候却还是出人意料的凉爽，而天又晴空万里，像是在给大家兴奋的情绪添枝增叶，使人们的心境更加明朗。
那时我们都还非常年轻，好像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使用不完的劲，谁也不曾想到有一天大家也会衰老。不说别人，就连
当时已经写过几十部作品，早给千百万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岁。如果人生以百年计，无疑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龄。
这天晚上，他虽并不像往常那样通宵写稿，却为平时所少有的兴奋情绪，干扰了睡眠，特别是在《大公报》做编辑工作的刘北氾来了电话，告诉他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之后，他更无法人睡；他意识到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这是他与他的朋友们多年来所期待的，也是多年来所努力争取的日子，现在已在眼前了。他当然不会以为这就是他青年时代所向往的“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才智都得到发展”的那个理想社会到来了，但是他确实知道这几年来他与他的那些朋友们所亲近的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拥护的党，包括他自己曾经与他们谈过话的周恩来、毛泽东等人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将来到全国各地，和全国人民生活在一起。不久前，他还与郭沫若、茅盾等人联名发表过宣言，要求民主，伸张正义，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过斗争，而现在国民党垮台了，他感到高兴，也感到欣慰。
他还怀念他的那些过去曾经在一起工作，一起谈笑，后来到解放区去了，至今一直没有音讯的作家朋友，他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比如黄源、夏衍、萧军、何其芳、刘白羽、曹葆华，还有一些他曾为他们编印过作品集子的青年朋友如屈曲夫、田涛等人，他们现在都过得好吗？今后也许又有机会见面了。他一向重视友谊，他曾经为自己有许多知心朋友而感到欣慰。眼前他虽有几个朋友远在海外，但他仍怀念他们；有些朋友曾想在解放前离开上海，他劝他们留了下来，他相信新的时代会使自己过得愉快，也会使他的这些朋友过得幸福。
五月的朝阳已经照到他的窗口。当他起了床，听见萧珊已经从菜场买了菜回来，正在楼下和邻居谈马路上所见所闻。原来炮火曾使上海两天停市，今天菜场才恢复正常供应。她一边谈话，一边烧早饭给四岁的小林吃。是的，巴金在这幢三层楼房子建立起小家庭，转眼己有三年几个月了。小林已经从怀抱的婴儿成长为能走能说的小女孩子；萧珊也已从一个青年学生型的上海姑娘，锻炼成为能烧饭做菜的主妇。而巴金则在这幢房子的三楼房间中，继在抗战时期完成过《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后，又在抗战胜利后写成了另一部不朽之作《寒夜》。这幢房子就是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的三层楼西式弄堂房子。（霞飞路在抗战胜利后曾被改称为林森中路，解放后改作淮海中路。霞飞坊也改称“淮海坊”。）每当黄昏时分，巴金经常在霞飞路上散步，有时还伴着萧珊到老大昌咖啡馆喝咖啡。
今天一早起来他就十分兴奋，既然解放军己进入市区，必须去看看这闻
名已久的大军，顺便到文化生活出版社走走，惦记着那儿值班的同事们。这多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主持这个出版社的工作上。吃了午饭，他正准备出门，恰好住在附近的黄裳到霞飞坊来看他，他便邀他和自己一起去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一弄八号文化生活出版社。到了那边，听人说解放军正排着长队，从西郊开进市区，他和黄裳便从巨籁达路来到福煦路（今金陵西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交界的地方，挤在浦东大楼四姊妹舞厅门前看热闹的人群里，看穿着黄色军服的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从西向东进军，估计去江西路福州路一带接管国民党市政府。来自农村的解放军一张张朴实的脸，感动了巴金。
从这一天开始，上海沉浸在更大的欢愉之中。上海人从来不曾看到过的腰鼓队开始在街头出现了，这些队伍来自工厂，来自学校，先是自发的，零星的，跳跃在南京路上，在静安寺路上，在爱多亚路上，在霞飞路上，……后来就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游行。红旗，口号，腰鼓，显示着上海人民群众空前未有过的欢腾。
三天以后的一个黄昏，忽然有个戴着眼镜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中年瘦个子来到霞飞坊五十九号，他径自跑到楼上巴金家中，用双手紧握住巴金的手不放。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巴金在一九三四年认识的在鲁迅身边工作过的黄源。当年他曾在鲁迅指导下编《译文》月刊，又在鲁迅鼓励下支持过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帮助他征稿，充实译文丛书内容。他和黎烈文、靳以等人也是朋友。巴金并没有忘记当年黄源和他的友谊，当时大家曾相互支持各人主编的刊物，抗战一开始又团结起来，把四个刊物合并，成为《呐喊》（后改《烽火》）。后来黄源回家乡看望父亲，去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十多年不通音讯，各人经历了一段不相同的生活，但心还在一起，友谊是长存的。现在，两人又突然见面了。黄源现在是军管会的文艺处负责人（后来成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两人相互注视了一下对方，啊，大家都没有大变，只在脸上显得比过去稍稍苍老了一点，原来都已从青年时代进入中年了！
黄源向巴金问起了黎烈文情况，巴金告诉他黎烈文是在抗战胜利时去台湾教书的。黄源又和巴金谈起他们共同的朋友陆蠡。他说，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突围出来，曾历尽艰险，在丹阳弄到一张证件，乘火车到上海，直奔巨籁达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来找过巴金，哪知巴金已写完《秋》重返内地，当时接待他的正是陆蠡。黄源在上海找到地下党组织后，陆蠡曾帮助他处理善后事宜，却不曾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面。接着，黄源把自己这几年在解放区的经历也约略地谈了一下，又告诉巴金一些有关在解放区工作的作家朋友近况，然后说军管会工作已经开始，上海的接管工作就要全面展开。巴金听了，非常兴奋，他意识到人民就要自己掌权了！
又过了几天，巴金正在家中继续翻译德国作家鲁多夫。洛克尔的短篇集《六人》，忽然接到周恩来从北平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北平去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显然将是一次不平常的团聚。当时全国政协尚在筹备之中、大陆尚未完全解放而文代会却将首先召开。会议的日期在七月初。离现在只有二十二三天了。各地作家正在积极准备启程，有的且已到达北平。巴金的许多朋友在上海临解放前己都先后去香港，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胡风、郑振铎、许广平、柯灵等人，他们将直接从香港去北平；和巴金一起从上海出发的，将有靳以、王辛笛、李健吾、唐弢、
赵家壁、陈子展、赵景深等几位。巴金抓住尚未北上的几天时间，赶紧把《六人》的译作定了稿。
这时《解放日报》已在五月二十八日随着上海全市解放的喜讯，在上海人民面前出现。同时在一九四七年被迫停刊的《文汇报》，则在六月二十一日复刊，他们发表社论《今后的文汇报》说：“上海解放了，全国解放近在眼前了，我们的《文汇报》今天在上海复刊，让我们欢呼，向中国共产党欢呼，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欢呼！没有他们的领导，没有他们坚决的奋斗，哪有今天！……”在前一日，复旦大学也由军管会接管，全体师生通宵联欢，在盛大的晚会上歌声阵阵。作家靳以、许杰、魏金枝、赵家壁、陈子展、罗有六人还在《文汇报》副刊上发表《北上感想》的短文，庆贺革命胜利，表示由衷的兴高采烈。欢送文代会代表北上的一个盛会在当时的逸园饭店（即今文化广场）举行，主人有中国共产党人、军管会的领导成员陈毅、潘汉年、夏衍、韦悫、于伶和周而复。陈毅市长在讲话中宣称“文艺界是革命先驱”，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垮反动派。接着，代表们纷纷发言，这里有冯雪峰、熊佛西、陈望道、蓝马、周信芳、方令孺、穆木天、许杰，也有巴金。巴金的发言虽然很短，也很匆促，但这是他生平在这样盛大的集会上的第一次发言，也确实是他从心底里发出来的抑制不住的心声。
巴金在上海临解放时，曾有人劝他移居海外，他则认为：“人民拥护共产党，我应该和人民在一起。”他不但并未移居海外，而且还劝他的朋友和他一起留了下来。他充分相信人民会把国家建设好。他的朋友靳以还在六月二十五日出发北上前，发表了一篇短文《从黑暗到黎明》在报上：
“我看见匪军和特务们包围了学校和工厂，我看见和我相熟的人被捉进了警备车，我看见人们在大路上被枪杀，我看见沾满了一地的脑浆和鲜血，我看见在路上惶惶然走着的逃难的市民，我看见只有一只猫溜过的空寂的街道，我看见像狗一样地顺着墙壁急急逃走的匪军，我看见敌人的坦克，我看见蒋匪王朝的崩溃。我看见天亮了，我看见黑红脸膛的可爱的士兵进城了，我看见我们的队伍来了，我看见无数的挂着笑容的市民出现在街头，手拉着手团结起来。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奋过，快乐过；我不只一张脸在笑，我的全身都在笑。”
靳以的文章，不仅写出了解放上海时靳以异乎寻常的兴奋情怀，似乎也表达了巴金这样作家的心情。他们被编在以冯雪峰为团长的南方第二代表团里，团员包括江苏、山东等地的作家、艺术家共有一百七十多人，巴金是这个团的十一个团委之一。虽然有许多人已先去了北平，但在一路上结伴同行的还有七十多人，他们乘着火车先到达南京，受到南京市长刘怕承的欢迎。代表团到北平时，已是二十六日晚上了，到车站来欢迎的有茅盾、周扬、丁玲、欧阳予情、艾青、田汉、冯乃超、洪深和柯仲平。
巴金到了北平，文代会招待组把他安排在和靳以、辛笛、李健吾、唐弢、赵家壁几个人同住一个楼面上，大家同进同出，同样兴高采烈。这里除了唐弢、赵家壁，其他几个人都是三十年代巴金在北平编《文学季刊》和《水星》时的老朋友，因此大家在这里都碰到不少熟人，也一起去游了北海、颐和园，还要求辛笛在琉璃厂附近的一家酒菜馆请大家吃饭，因为辛笛那时还在银行工作，收入比别人多，而他也一向总肯慷慨解囊。好在文代会要在七月二日才开幕，预备会也要在六月三十日才开，所以这几天他们就有时间找朋友团聚。但许多熟人都见到了，就是缺少了一个大家所熟悉的沈从文。文代大会
共有来自全国十个代表团，代表总共七百三十三个人（实际出席六百多人），为什么只有沈从文不见呢？
巴金想起十四年前即一九三四年冬天，在北平结束了《文学季刊》工作后，曾到达子营沈从文家住了几天。那时沈从文已把《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交给他的后辈萧乾，自己仍担任着每周出一整版的《星期文艺》编辑工作，巴金为它写了一篇文章后就回上海。临行，沈从文夫妇送他上火车，从文握着他的手，微笑着问：“你还来吗？”巴金只说了一个“我”字，便再也讲不出话来，他对他们一家多年来亲如手足的热情接待，是多么感谢。当然他对文代会代表名单上没有沈从文的名字感到遗憾，并不仅仅出于个人的感情，更主要的是，他觉得沈从文这样一个写出了《边城》、《八骏图》和《湘行散记）等作品的作家，不论在中短篇小说方面，还是散文方面，他都是三四十年代中国作家的卓越代表，把他排挤在文代大会门外，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公平的，而且从个人品德上来看，凡是熟悉沈从文的人，也都说从文为人极好，能经常帮助朋友。当年他为营救被羁押在国民党牢狱中的丁玲，曾花费了很大的心力，为之奔走，虽然没有多大用处。在这期间他还写过《己丁玲》一书，曾希望能写出他所十分熟悉的这个革命作家的真实形象，但是当书出版的时候，才发现文章己被反动的审查官删得体无完肤。而这一过程，文艺界许多人并不知道，似乎有的人也不想知道。
当巴金发现文代会代表名单中没有沈从文后，就约靳以、李健吾、辛笛他们一起去看他。见到他时，他仍像往常那样微笑着，和他的夫人张兆和一起招待大家。他问起一些熟人的近况，还不限于上海的一些老朋友，当时他似乎仍十分关心文艺界，但文艺界却没有把他作为代表，与大家坐在一起迎接新时代的曙光。巴金心中有点茫然，意识到他的老朋友这时内心十分寂寞，却也无能为力；他这时的处境与沈从文不相同，他和靳以、辛笛他们一样，正兴高采烈，心头充满着对未来祖国的希望；对自己工作事业的发展，满怀信心。
这个时期，巴金还与靳以、辛笛一起会见了从解放区来的曹葆华，他原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认识的朋友，当时在一家报社编文艺副刊，同时也写诗，从事西方文艺评论的译介工作。抗战开始后他去了延安，巴金也收到过他在当时写的诗，曾为他编过集子。现在，他们又会面了，曹葆华十分热情、谦虚，还邀请巴金到他的住处去，用黄色的小米干饭款待他。当然，巴金在开会期间，还碰到何其芳、刘白羽等人，他们也都是他在抗战前的朋友。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终于在这一年七月二日上午九点钟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确是一次不平常的团聚。会议共开了十八天。在这期间，巴金还与靳以一起参加了大会主席团的常委会。在这些大会、小会中，他听了不少报告和发言，长了不少见识，遇见了许多老朋友，结识了不少新朋友。特别是与一些从香港出发来北方的老友重逢，他更感到亲切。因为这些朋友原与他一起住在上海，他们在北平解放时已从尚未解放的上海出走香港，等待着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胜利。这些老朋友中，叶圣陶是巴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发稿人，巴金曾把他当作者师，多年来叶圣陶也一直十分关怀巴金，不仅在写作上，还在处世待人上，他不希望巴金有点疏失，当他到了香港后听传说巴金已去了台湾，非常焦急，曾写信向在报社工作的黄裳询问是否有这样的事情。黄裳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他，他当然非常高兴。现在，他们见了面，两人紧紧握着手，互相注视了一下各人的脸，眼睛禁不住
露出激动的泪花。大会是按号人座的，小会的座位比较随便，两人就经常坐在一起，有时专心听朋友们的讲话，有时则相对作会心微笑。他们两人相差整整十岁，但是他们很少年龄隔阂，不论在抗战前，还是抗战时期，或抗战胜利后几年，他们都同住在一个城市里，却不常见面，但仍互相关注着各人的工作，各人的处境，两颗善良的心在黑暗的旧社会中都期待着有一天能看到人民的解放。现在这样的日子诞生了，而且两人都有机会参与这样日子的接生工作。这是一次多么使人兴奋难忘的机缘！叶圣陶在刚诞生的《文艺报》“庆祝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专版上发表了一篇头条短文，他说：
文艺界从来没有像这一回文代会似的大集会。包括的部门这么多，代表所从来的区域这么广，都开了新纪录。会期又在全国解放快要实现，新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着手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跟联合政府快要成立的时候。
意义太重大了，真该“划时代”三个字来形容。参加了这个划时代的大会的朋友们，谁都会心中自忖，并且互相勉励：咱们在修养上，创造上，乃至服务上，都得来个“划时代”才行。……
大家来个“划时代”，事实上确乎办得到，只要把握住文艺的方针不放松。……重点恐怕还在怎样加深修养、提高创造，以便收到最大的效果。这需要彼此切磋观摩，关起门来独个儿摸索是不成的……
在连日召开的全国文代大会上，有许多内容扎实、新鲜的报告，除了郭沫若的总报告外，周扬的报告谈解放区文艺，茅盾的报告谈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斗争。此外丁玲、艾青、李伯钊、柯仲平、刘芝明、赖少其、袁牧之、吕骥、江丰、张庚十个人也作了专题发言。
大会会场中间挂着毛泽东与鲁迅的画像，周围是红色绸带。大会每个代表胸前都佩带着圆形纪念章。会场两壁高悬
各方面送的锦旗，其中不少写着“为工农兵服务”字样，鲁迅艺术学院赠献的锦旗上的祝辞则是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从下午两点钟讲到晚上八时。全场始终肃静，代表们全神贯注倾听着。正当周恩来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全场掌声雷动，原来毛泽东来到。他在群众欢呼中上了台，讲了几句很短、但几十年后仍还留在人们耳边的话：
“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人民欢迎你们！”
在全场爆发起来的欢呼和掌声中，巴金也和大家一样，感情被卷在无边广阔的热潮里。他发觉自己全身在燃烧。“人民需要你们，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人民欢迎你们！”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话，更叫人难忘呢？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话，更能使作家、艺术家激奋不已的呢？
当然，谁也没有想到，仅仅短短的几年以后，这些为人民需要，受人民欢迎，同时又被人民尊称为“人民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在场六百多个人，至少有三分之二陆陆续续地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划归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直到毛泽东逝世，史无前例的“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后，才为这些“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的文学家、艺术家进行
了平反。
就在这次大会后十天，即七月十七日晚上，巴金在大会的
招待所里，应《人民日报》约请，写下了一篇书面发言，题目叫做《我是来学习的—一参加文代会的一点感想》，刊登在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国文代大会代表对大会的感想”专栏里。后来他回到上海，又在八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上改成一篇短文发表，全文如下：
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去发言的，我是去学习的。而且我参加像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大会上，我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
第一，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跟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
第二，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还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而且还要教育更多的年轻的灵魂。
第三，我感到友爱的温暖。我每次走进会场，总有一种回老家的感觉。
在六百多个面孔中至少有一半是我没见过的，可是他们对我并不陌生，我看到的完全是诚恳的亲切的脸。我仿佛活在自己的兄弟们中间一样。谈话、讨论、听报告，交流经验，我不感到一点拘束。自由，但白，没有丝毫的隔阂，好像六百多个人都有同样的一颗心似的。
应该说，这些都是巴金的由衷之言。他所反映的情景逼真；他所歌颂的眼前现实，是基于对过去的唾弃与批判。在旧时代，作家、艺术家为生活各奔东西，有的忍饥挨饿，有的到处流浪，不少人写作无目的，像一盘散沙，各不相关，甚至老死不相来往。他们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支持；犹如在黑夜中行走，没有人提灯为大家作向导。现在，一切改变了，这次不平常的团聚，曾给巴金和许多作家、艺术家带来了多少美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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